廉政小故事二则

“四知”清官杨震

东汉年间，有一个有名的清官，名叫杨震。

一年，他居官荆州，发现王密才华出众，便向朝延举荐王密为昌邑县令。数年之后，他调任路过昌邑。王密亲赴郊外迎接恩师，安顿膳宿，照应得无微不至。

晚上，王密前往杨震官邸拜谒，他见室中无外人，迅即从怀中捧出黄金十斤，端放于杨震的案桌上，说道:“恩师难得光临，特备小礼相赠，以报栽培之恩!”

“不可，不可!”杨震见状，连连摆手拒绝。他想不到王密会来这一手，便语重心长地说:“以前正因为我了解你有真才实学，才推荐你担如此重任，可你这样做，是太不知我的为人了。”

王密自讨了没趣，但仍想力争，于是轻声轻气地说:“反正是黑天，又无外人知道。”

杨震更气了，他正色地说:“你送金子与我，外人怎么会不知?即使没人知道，也是天知，地知，我知，你知!以为无人知道，就宽容自己，这是很要不得的。”

王密一听，羞愧难言，只得挟起金子，谢罪而去。

为政清廉的诸葛亮

诸葛亮功劳盖世，权倾天下，然而毕生不受不污，廉洁自律。他的高风亮节，让人感动至深。

在《又与李严书》中，诸葛亮说:“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也就是讲，他家里没有存款，妻子连件像样的换洗衣服也没有。

而在《自表后主》一文中，诸葛亮写到:“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这其实是诸葛亮的一份家庭财产申报单。“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按照汉代和三国时期的官俸制度，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字。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妻舅叫阴识，家有四千七百余顷，比诸葛亮多出45倍。“子弟衣食，自有余饶”，是指诸葛亮的家人在黄氏带领下从事种植和蚕桑等农事活动，可保温饱无虞。至于自己的衣食起居，自然靠官俸维持。而“不别治生，以长尺寸”，显然是指俸禄之外，没有别的生计，不搞经营，也不依靠别的收入发财致富。

诸葛亮病危时，立下遗嘱:死后葬在汉中定军山，丧事力求节俭，依山为坟，墓穴只须能放一口棺木，棺木中不得放任何陪葬品，自己也只穿平时便服。这就是一代名相的最后要求。

“内无余帛，外无赢财”，诸葛亮以自己一生的行动实现了他清正廉洁的理想，他的廉洁自律，在蜀国官吏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史载，他任用的官员，大多勤于政事，廉洁自律。例如，名将姜维，住宅十分简陋，家里也无多余的钱财;而邓芝不仅生活俭朴，家无私产，连妻子也“不免饥寒”，死时，也是“家无余财”。

廉政故事（越长越好）

：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传统美德深深熔铸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之中。今天，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中华传统美德具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品质，是永不枯竭的道德教育资源。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青少年身上，寄托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 [i] 建设廉政，要有制度上的保证，同时也要有文化上保证，讲廉政必须讲廉政文化。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弥足珍贵的思想宝库，可以为中国廉政文化提供充分的思想资源支持。本文要讨论的是如何吸取中国传统精华推动中国廉政文化的建设，并认为中国优秀传统中有关“立志”、“畏”、“知耻”的论述，对当下廉政文化建设具有直接的关系。
一、志在“立志”
树立廉政之风，应该提倡“立志”，志即“意志”。我们不主张唯意志论，也不主张精神决定主义，然而人的行动总被意志决定。意志不会凭空产生，意志一旦树立，就会变成行动的方向与动力。意志有高远、平庸之分。有高远的意志，就有明确的生活目标，远离腐败与堕落的陷阱。意志，也是一种“关心”将什么放在心中，耿耿以怀，成为意志高洁低庸的分界。
毛泽东说：“我回忆起有一次在一位青年的家里，这位青年谈起要买肉的事，他在我面前把我的仆人叫来，同仆人讨论了半天买肉的事，才叫他去买了一小片肉。我心里非常不安，以后就不再和这位青年见面了。我和我的朋友们，只高兴谈论大事情——中国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社会、世界、宇宙。” [ii] 在毛泽东看来，关心“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社会、世界、宇宙”，这样的人，意志高远，可与共大事，仅关心个人的物质生活，将其放在生活追求的第一位置，这样的人连做朋友的资格都没有。
不能说，毛泽东没有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自小读孔夫子的书，崇拜过曾国藩。他相信过一种理论，即“意志本源论”，意志与精神之间是对立同一的关系，一方面物质决定精神，一方面精神一旦决定，又反过来推动事物的发展变化，影响着生活、工作与行动，成为力量之泉。离开意志，人成为软骨动物，失去方向与动力。
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这是孔子对他学生曾参说的一番话。一个读书人，应该将遵行发扬道义作为志向与目标，如果不是这样，总以穿不上时髦光鲜的衣服，吃不到山珍海味而觉得羞耻，这个人就不值得与他讨论问题，大概作朋友的资格也都没有。将孔子的话与毛泽东的回忆联系思考，是不是可以说：毛泽东在立志这个问题上确实受过孔子的影响呢？
《郭沫若传记》有以下一段记载：一九四六年“皖南事变”中被非法逮捕的叶挺出狱，前后关押达五年零两个月。当天晚上，沫若去红岩村看望叶挺，两人热烈拥抱，淌着热泪纵声欢笑。叶挺第一句话就说：“沫若，记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是叶挺最喜欢的两句话，当他初任新四军军长的时候，郭沫若与他同住在汉口太和街，曾应他的索求，把这两句话写成一幅中堂。“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句话正出自孔子的《论语》。
立志，需要“明志”。儒家之志乃“内圣外王”。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自己的主体宗教，然而儒家思想却有类似宗教的意义。内圣，就是加强自我修养、树立理想境界、磨砺坚强意志；外王，即是服务社会，管理国家、平治社会。 [iii]中国传统文化有“修齐治平” 的说法，即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国家公务员，不是圣人，总当洁身自好，服务国家。“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志向立得高远，受腐败诱惑的力度才有可能加强。即便没有“圣人”之志，起码的君子之道还要遵循。“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今天的情况是，不是等到“穷”了以后才独善其身，而是在“达”的时候既不“兼善天下”，也不“独善其身”。有道说：“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一生即便有诸多不是，晚年改错，总归可取；有人到了老年失去应有的操守，半世辛劳付之东流。 [iv]传统告诉我们，保护晚节，是基本的立志，节志晚全，是“底线”的要求。
怎样才能做到立志呢？中国古代格言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淡泊，就是清简素朴，少一点私欲。这样，谋私的心不再像火焰一样燃烧，浪花一样翻滚，酒醉一样躁热，而像镜子被擦拭干净，像池水被沉淀透明，这时候高远纯洁的志向也就自然浮现，主宰原本飘荡无主的心。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今天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干事业更需要耐得住清贫。方志敏的一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的最好注脚。历史告诉我们，无欲则刚，胡长清、成克杰作为典型的腐败分子为的是贪得无厌，骄奢淫侈。他们以权力为工具，追求享乐、谋取私利，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以至国家财产严重损失。与胡长清“情如手足”的“大款”周雪华在交代他们的犯罪“心路”时说：“我是一个钓者，把有副省长之尊的胡长清钓住了。但有时又想，我也是一条贪吃的鱼，这不正是因为他的权力，钓走了我的金钱吗？” [v][4]这段话值得我们反复吟味深思。
王阳明是将孔子思想作发扬光大的中国明代思想家，留给后人一本重要著作《传习录》。王阳明一生主张“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他说，人都有良知，这种良知与生俱来，愈是到了后来，被私欲蒙蔽，人心也就一天天坏下去。他主张在生活中，对后天所染的心灵垃圾作不断的清除，通过知行合一的工夫至于“致良知”的境界——良知的恢复与重光。“至良知”是崇高的心境，高远的志向，同时也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立志的思想里程。
王阳明说：立志就要“收放心”。一个人总要清心寡欲，持志不动，这是人心向上的最好状态。然而很多时候，人心是浮荡与浮躁的，受声色犬马的诱惑，东追西逐，不知所至。人心不再是美好的“良知”，而变成发狂的“牲口”，放逐于名疆利场。所以，王阳明说：鸡鸭放出去了还要收回来，更何况是自己的心！王阳明的思想对今天还是有用，因为我们的一部分官员的良知真的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就像放出去的鸡鸭牛羊，收回来难，也不想收回来。
《论语·学而》载：“吾曰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说一个人要养成“吾曰三省吾身”的习惯，日日反思行为，检点作风，及时发现不足与错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总之，在立志这个问题上要讨论的问题很多。什么是志？怎样立志？要回答这些问题，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一个可贵的资源宝库。这个宝库不用，那就是“资源浪费”了。
二、畏的哲学
行廉政，拒腐败，心中应该有个“畏”字。下面我们来说“畏”的哲学。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反复提到的一个问题。我们本来受到的教育是“天不怕，地不怕”、“无所畏惧”、“人有多胆地有多少产”。总的说来是无畏。然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真可以“无所畏惧”吗？也不是。
从宗教学的意义上说，世界上有三个宗教区，这就是基督教区、佛教区与伊斯兰教区。立一个宗教，就是立一个可以值得畏惧的东西，叫你去怕，用这个来维系社会与人心的秩序。因此，西方人怕上帝，怕死了以后入地狱。信佛教的人就怕如来佛，怕一个生死报应。伊斯兰教不像其他两个教有偶像崇拜，庙宇中不设偶像，就是告诉你安拉无处不在，有个看不到的眼睛，看不到的手在主宰你的命运，让你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怕字。共产党人不信神，革命时代讲“无法无天”，说的是大无畏的精神。这是当时历史条件所规定的。然而，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当我们的党已经成为一个执政党的时候，就要在心中立个怕字，有个“天”字，这个天不是神，不是佛，不是安拉，是“民”！
陈毅有一首诗，大家都知道。这首诗有以下的句子：“手莫伸，汝言惧捉手不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人民咫尺手自缩。”其实这里就说到了一个怕字，一个畏字。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但不敢伸手，怕的是“党与人民在监督”，怕的是“万目睽睽难逃脱”。
邓小平在《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一文中说过：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也不好，做事要有所畏，有所怕，不能无所顾忌。小平的话是很有深刻的含义的，其中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这就是共产党一方面要不怕，一方面要有一个怕字放在心头。说不怕是因为我们正处在改革的时代，许多事情我们是头一回遇到，这就需要无所畏惧的精神，大胆实践，勇往直前。说一个怕字，是自我修养而言，凡是遇到个人利益得失的时候，就要三思而行、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刻记住，一失足将酿成千古之恨。根本的区别还是为公还是为私。为一个公字，要敢字在前，为一个私字要慎字当头。有了这样的自觉，就可以建立起来廉洁的党风，就使我们的干部走在河边不湿鞋。孔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矩，在今天来说，就是党纪国法，就是规范我们行动的规矩。有了这个规矩，对其有敬畏之心，时刻想到“不越矩”，得到的将是更大的精神自由。 [vi]
畏是一个哲学，这哲学是中国传统提示我们的。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在此三畏之中，孔子强调的是畏天命。他在很多地方说到天命。他说：“五十知天命”（《论语》：《为政》）。他将命与“天”联系起来，而强调天的可畏可敬：“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在孔子看来是“天”是宇宙人间的绝对主宰，是人间伦理的终极根据。天将给予一切，也可以收取一切。天可以认可一切，也可否定一切。如果在人间之上还有一个客观意志的存在，那么这个绝对意志就是“天”，具体说来是“天意”，是“天命”，是不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上苍意志。
“畏天命”，等于宗教信仰，中国古代没有宗教的形态，而有宗教哲学。“一句非常简单的话，越说越使人不懂，就是哲学。”这虽是笑话，也蛮有道理，由此可见哲学之难懂。中国的乡下人往往是大哲学家，很懂得哲学，因为他相信命。至于命又是什么？他不知道，反正事好事坏，都认为是命，这就是哲学，他的思想有一个中心。天命也是这样，这“畏天命”三个字，包括了一切宗教信仰，信上帝、主宰、佛。这些都是“畏天命”。一个人有所怕才有所成，一个人到了无所怕，不会成功的。
上面这些话是台湾一个学者叫南怀瑾说的。有的说得不对，有的说得还有道理。其实我们不妨将天命理解为“规律”，自然的规律，社会的规律；理解为民意，人民的呼声、人民的意志、舆论与心愿；可以理解为全球化的世界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趋势，即所谓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里，人民最重要。天命是人民的意愿与“命令”。一个人在做腐败的事情的时候就要有所畏惧，因为他已经在违背规律，违背人心，违背潮流。个人是这样，政党也是这样，没有一怕字在心里放着，就会出大问题。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这个放，就是放任，就是无所顾忌。当一个人拿着人民给的权利，肆无忌惮地去做营私的买卖，必然召来人民的怨恨。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云：“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波浪覆虚舟。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一时来看，贪污腐败可以得到满足贪鄙的心理，然而等着他的是火光烧屋、波涛覆舟，引来灭顶之灾。
古代有君权神授的说法，实际上现在是“政权民授”。我们手里有了权，这权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民如水，执政者驾着一条船，心里哪一天，没有了人民的“天”，水随时都有“覆舟”的可能，这怕不怕呢？想通了这些，我们的干部就保得住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抗得住各种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 [vii]
孔子又说到“畏大人”，这个大人并不是一定指官做得大。对父母、长辈、有道德学问的人有所怕，因为他们的人生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去吸取与参考。第三“畏圣人之言”，这是叫我们去读书，因为许多总结历史经验的好书都是“圣人”，也就是历史上的有知识有道德的人写的，从书本上学习，并抱着敬畏之心，按照所说的去实践。
有了这个三畏，孔子告诉我们还要有“三戒”。孔子说过：“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这就是说：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应该有三件事情时刻警惕和戒备：年轻人身心尚未完全成熟，不能贪图女色；壮年体魄强壮，精力旺盛，不能一味地去争胜夺强；老年疲惫衰弱，不可以贪得无厌。问题就出在到了老年的时候往往特别的贪财。这就是说愈是到了晚年，快到退休年龄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这时候就要特别做到如履薄冰，将一个畏字，一个戒字放在心上。
许多贪官落马，走上不归之路，就是心中少一个畏字。至少是这个畏字没有对他产生最大的威慑力量。以下是关于成克杰走向死路的一个心理记录：“在成克杰的大力支持下，有一块地最终以低价改批给银兴公司。不久后的一天，当周坤将一提包钱递到成克杰手里时，打开拉链后成克杰着实吓了一跳。他本能地把钱推了回去”，“那一晚，满屋都是钞票的墨香，成克杰和李平头枕着钱，脚踏着钱，身子压着钱，通晚睡在钱床上真可谓过足了‘钱瘾’，而钱带来的不都是快乐，据李平后来交待：‘那晚一上床就有种恐惧感’”。然而无论是成克杰的“吓一跳”与他的情妇的“有种恐惧感”，都没有让他们在的道路上站住脚。对他们来说只是出现片刻的犹豫金钱的诱惑力还是把他们带到了死亡的深渊。 [viii]
从一个畏字引出一个戒字还引出“慎独”的概念。《礼记·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道义如同人们的性命是不可有一刻离开的。假如这“道义”是可以离开的，那也就不成其为道义了。所以君子找到自己信仰的真理，会将它如生命一样珍视，每时每刻把它作为生活的指南，行动的准则，时时生怕违背了它，怀着戒慎与恐惧心情。这里又要知道“不睹”与“不闻”是什么意思。这是说道义、真理作为一个意识思想有的时候看不到与听不到，处在“隐”与“微”的状态。然而就是这样，君子对道义与真理要格外留意，不可以有丝毫的麻痹。用今天的话来说，人常处在两种状态之下。一种状态是有人监督与提醒，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什么不应该做。这个时候保持头脑清醒容易做到。然而也有这样的时候，你是一人独处，离开了受监督与提醒的环境，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道义与真理不彰不显，处于“隐微”的状态，那就全靠你自己了，这就是慎独。 [ix][8]
三、知耻与道德建设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和他的一个亲属谈话时说过："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重温毛泽东的这句话，使我们明确廉政文化建设与知耻文化的建立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有学者出了一本论述日本文化的书，书名叫《菊花与刀》。书中她定义西方文化是罪的文化，而日本文化是“耻”的文化。西方人那里对罪有特别的敏感性，基督教文化教育他们，人天生有罪的，这就是原罪。此后的人生中又添加了新的罪。罪的积累将把人带入地狱。然而在日本文化中，对耻的畏惧却远远超过对罪的恐惧。耻辱作为一种精神紧张，严厉地约束着日本人一生的思考与行动。笔者在日本留学生活时也注意到，当一个日本人犯下罪行，他承重难当的不是罪恶引起的内责，而是罪行带来的耻辱。可以看到，一个政府官吏发生重大错失，耻辱会让他走上自杀道路。警视厅将一个贪污犯押上刑车，都要在他的头上蒙上黑套，并一定将他的领带卸去，原因也是为防止他自杀免辱。
死是令人可怕的，而羞耻可足以让人去死，可见耻给人带来的压力有多重，所产生的精神威慑力有多大。
这又使启发，规范一个社会秩序的有两个东西，其一是刑法，其二是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规范。耻是文化，不是刑律，但已经成为精神意义上的刑律。其与法律刑制一起担当着社会秩序的管理工作。其所起到的社会约束作用，有时甚至超过刑律与法制。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前者是物质法制，后者是精神法制。前者是表层法制，后者是深层法制。耻的文化与东方传统中的伦理理念，就是这样的精神法制与深层法制。
前面举的多是日本的例子，其实关于耻的文化，是从中国传播到日本的。关于耻的文化中国古代典籍中比比皆是。《论语》说：“行己有耻”。孔子这里说的是作为一个人都要有自尊、自爱之心，不要做出令自己感到羞耻的事情。丧失了耻辱心，一个人就到了药石难救的地步。他还说：“知耻近乎勇”，是说知道什么是耻辱，这样的精神自觉会给人带来勇气。胜己者，胜人。人最大的勇气是战胜自己的勇气，而这样的勇气孔子说是“知耻”的结果。人生道路上有许多陷阱，人们的性格上有许多弱点。中国佛教说：人身上都缠着三条毒蛇，这就是好女色——痴、想权位——嗔、爱金钱——贪。许多人被这三条毒蛇缠死的。怎样才能从三条毒蛇的缠绕中解救出来呢？没有其他方法，就是需要自己解救自己的勇气，而这勇气是从“知耻”的道理中来的。
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又说：“羞耻之心，义之端也”。欧阳修也讲过，“廉耻，是立（做）人之大节”。这也就是说，自我修养，应该从知耻开始，一旦有了羞耻之心，社会上的道德建设也就开了一个头。做人有小节大节之分，知道什么的羞耻是做人的“大节”，万不可轻视。康有为则讲过，“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这也是说纠正上的风俗，要从之耻做起，让社会上每一个人都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一个羞耻之心，社会就会有希望，许多新事物、新风尚的推行就会变得容易得多。现在贪官犯赃，怕的是刑法，就是不怕羞耻两字。法网恢恢总有漏洞，道德自省无处不在。只是依靠刑法而不教育干部明德知耻，就不可能从思想根子上铲除腐败。
“教人，使人必先知耻；无耻，则无所不为。既知耻，又须养护其知耻之心，督责之使有所畏，荣耀之使有所慕。督责荣耀，皆非所以为教也。”这又告诉我们，必须在社会上培养知耻明德的风气，重在教育与“督责”。要让民众，首先是干部懂到什么是可耻，什么是光荣。要像做启蒙工作一样地去做知耻的教育工作。耻字从耳，“耻”字的原义是对可恶不伦之事的舆论鞭打与精神谴责，是骂声不绝的斥责。社会舆论正在谴责腐败，力度还要加大，要让腐败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一切与此有悖的思想论点都要扫除干净，诸如“市场经济必然产生腐败”、“腐败搞活经济”等谬论都会使腐败分子对自己的作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让这样的歪理盛行其道，根治腐败将只能是一个乌托邦理想。

以上我们重点讲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个重要的思想，即“立志”、“畏”与“知耻”。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仅此而已，其如大海，选择以上几点开展讨论，仅是瀚海拾贝。也不是说中国文化传统对廉政文化建设起支持作用的只有以上诸思想，只是作者认为这三个思想与廉政文化建设具有比较直接的关系，以此举一反三，直至对中国优秀传统取得深切体认。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将其作为封建余孽，批判有余，承传不够。我们要做的是披金淘沙，更新再造，使其中优秀成分复兴光大，成为社会主义文明大厦的有益资材。假如我们对传统文化有了这样的新认识，假如我们真觉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果真对廉政文化建设有所助益，那么相信中国廉政文化乃至中国新世纪新文化建设将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

关于廉洁的故事3OO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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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包拯清廉拒馈“不持一砚归”
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包拯)因在天长县(今安徽省天长县)明察善断，办案如神，政绩卓著，升任岭南端州(今广东省高要县)知州(一州的最高长官)。
北宋年间，朝廷规定每年都要向皇宫交纳一定数量的砚台，或留皇室使用，或赐公卿大臣。当时的权贵、大臣、学士们都以家中存有几方端砚为荣。因此，历任知府为巴结权贵、讨好上峰，都要向民间工匠和作坊无偿索取比进贡数量多几十倍的砚石，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包拯到任后，翻阅前任文卷，发现上任知州额外征收端砚太多。按朝廷进贡的要求，每年要供奉八块。可去年的登记中，写的都是“三十又六方”。这三十六方比朝廷的要求高出数倍!包拯十分惊讶，当即了解原知州的下属官员。官员们皆异口同声地说：“大人，你哪里知道，前知州为贿赂当朝权贵，才动得大手大脚啊!”包拯诙谐地说：“对待权贵，恐只能小手小脚吧?”于是他下令：按朝廷规定，进贡之端砚每年只做八块。
一日，一个贵门亲临州府，送包拯一方石砚，说道：“大人每日躬笔耕耘，急需上砚。现送得一方，呈与大人，以为万民造福。”包拯说：“我这多年皆用普通石砚，如此高贵的，当呈圣上所用，我用则糟蹋了。”说罢，他坚辞不受。
包拯常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后来，又有人来送端砚，他开着玩笑拒绝说：“如今我来到产端砚的端州，便收端砚；明日去产金的金岭，又受金子，我岂不成了天下鼎鼎富有的珍玩大盗吗?”直到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当他即将离任时，当地精制一方好砚，赠给他作纪念，他也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因此，人们奔走相告，盛赞包拯为官清明。
3、陶母责子
东晋陶凯年轻时当过浔阳县的小史，专门监管鱼坝。一次，他派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令差役将干鱼送回，而且写信责备他：你做官，那官府的东西送给我，不仅不能给我带来好处，却反给我增添了忧虑。陶侃读毕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导铭刻在心。其后为官40年，勤慎实职没，始终如一。
4、子罕以不贪为宝
子罕，即皇喜，战国时宋国大臣。姓戴氏。宋桓侯时任司城，职同司空，因避武公讳而改，故又称司城子罕。
春秋时期，宋国有人得到一块精美的玉石，想献给司城子罕。子罕拒不接受。献玉的人以为子罕怀疑玉石是假的，便说：“这块美玉我请玉匠给鉴定过，他说是块宝玉，所以才敢拿来献给你。”子罕回答说：“你以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如果我收了玉石，你失掉了宝，我也失去了宝。所以，我们还是各存其宝为好。”
宋国一些年高德劭的人对此评论道：“子罕并非没有宝物，只是他所珍视的与常人不同罢了。如果我们用一百两黄金和抟黍去给小孩子，小孩子必定会选择抟黍；如果以和氏璧与一百两黄金给乡下人，乡下人必定会选择一百两黄金；但如果用和氏璧与道德至言让圣贤的人挑选，那么，圣贤之人就又会选择后者。智慧越高深的人，他的选择越精明；智慧越是粗下的人，其取求也就越低劣。只有明白这一道理，才会领悟子罕所珍视的才是无价之宝呢!”

Ⅱ 我想写一篇身边廉洁家风的小故事300字左右

家风崇廉，顾名思义，正义、崇尚廉洁。我家的家风家训很普通，但让我受益匪浅。吾家王氏，首重孝悌，谨信亲睦，诚实做人，读书明理，自强不息。就是这样简简单单。
我家最注重的便是孝了，每天我的爸爸就会主动的去为爷爷洗脚，为奶奶捶背，我也慢慢的受到了爸爸的影响，便天天帮奶奶做饭，洗碗，奶奶的脸上时不时就会朝我笑笑，那时的我也最开心，最快乐。

老师经常对我们说，做人要诚实，不可以撒谎骗人，但我也有时会撒谎骗人，如，我在家里，妈妈出去上班了，妈妈在出门前叮嘱我，要做完作业才可以看电视，这不，妈妈一走我便开始看电视了，我打开电视，换到我最喜欢的频道湖南卫视，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便忘了时间，时间过得真快啊，妈妈下班了，我一听见妈妈的脚步声，急匆匆的关掉电视，开始装模作样的认真做起作业来，妈妈问我：“你做过作业了吗?”我说：“做……做过了。”妈妈半信半疑的问：“真的吗?”我吞吞吐吐地说：“是……是真的。”我的这个谎言，就这样把妈妈骗过去了。之后我听了一句名言叫“诚实是人生的命脉，是一切价值的根基。”便不再撒谎。

有这么一件事让我明白了读书明理有多么重要，那天，正好是我阿太的葬礼，我们这里有一个习俗，人死后晚上必要有家属的陪伴，有很多人都来陪夜了，有外人，有家人，我们意外察觉到有一位家人没有来，那就是我爷爷的弟弟。我的妈妈、爸爸、我、奶奶、大伯，一起去他家找他问个清楚，可他给我们的解答却是：“人都死了，还陪个屁啊。”我们听了，开始与他有了争执，便大吵起来，而我们家又没有懂理的人，有理说不清，便被说回去了，从那时起我们家与他们家断绝了来往。那时，我被家人赋予了希望，一定要有出息，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让别人不再小看我们。

有句话说的好：“修身而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我爱家风，我崇拜家风。

Ⅲ 廉政小故事，300字以内

公仪休是战国抄初期鲁国宰袭相，他坚持奉职循理，以德治国，始终不变，使朝廷大小官员自守清正，既不与百姓争利，也不妄取小惠。
公仪休有一嗜好，就是特别喜欢吃鱼。宰相爱吃鱼，自然就有人主动给他送鱼。一天，有一送鱼者带着一筐上等新鲜鱼，给公仪休送来。但他坚辞不受。送鱼者大为不解地问：“听说宰相喜欢吃鱼，特意给您送来，不知为什么您又不收呢?”公仪休笑了笑，对送鱼者说：“正是因为我特别爱吃鱼，所以我才坚决拒绝接受任何人馈送的鱼。道理很简单，我身为宰相，而宰相的俸禄足够我自己买鱼的开销，假如今天我因接受别人的鱼而被罢免官职，那谁还给我送鱼呢?这就是我不受鱼的原由啊!”

Ⅳ 廉洁故事300字

东汉名臣杨震在由荆州刺史调任东莱太守的赴任途中，路经昌邑（今山东巨野县东南）。昌邑县令王密是他在任荆州刺史时举"茂才"提拔起来的官员，听说杨震途经本地，为了报答杨震的恩情，特备黄金十斤，于白天谒见后，又乘夜静无人之机，将白银送给杨震。杨震不但不接受，还批评说："我和你是故交，关系比较密切，我很了解你的为人，而你却不了解我的为人，这是为什么呢？"王密说："现在深夜无人知道。"杨震说：" 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能说无人知道呢？"受到谴责后，王密十分惭愧，只好作罢。杨震"暮夜却金"的事，影响很大，后人因此称杨震为"四知先生".
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从不谋取私利。在任涿郡（今河北省涿县）太守期间，从不吃请受贿，也不因私事求人、请人、托人，请客送礼。他的子孙们与平民百姓一样，蔬食步行，生活十分简朴。亲朋好友劝他为子孙后代置办些产业，杨震坚决不肯，他说："让后世人都称他们为'清白吏'子孙，这样的遗产，难道不丰厚吗！"从中可见杨震的廉洁品德与高尚情操。

Ⅳ 300字关于廉洁的故事，跪求

廉洁小故事复
“只要我当总制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
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在国务院的会上，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总理说：“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1959年，在大跃进的气氛下，水利部未经报告请示，在密云水库附近兴建一座水利建设成就展览馆。有一天，在西花厅开会，总理突然转过头向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说：“钱正英，贺老总告诉我，你们在密云水库那里修建一个相当高级的楼，有没有这回事？”钱答：“有，是一座水利展览馆。”总理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轻声地说了一句：“没有想到你们也会办这种事。”钱听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如果按现在某些干部的想法，总理既未严厉批评，又未责成处理，既无纪委处分的威慑，更无丢官的危险，完全可以蒙混过关。但在周总理伟大人格的感召下，钱回部后，立即在党组会上作了传达。水利部党组随即决定：将这座价值400多万元的建筑，无偿转让给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研究所，并向中央写了一个深刻检查的报告。

Ⅵ 关于廉洁的故事，短一些的

清代著名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为官倡导简肃，把排衙喝道之类的礼仪看成是桎梏，他察看民情，不像别的官员那样八抬大桥，前呼后拥，鸣锣开道，大显威风，而是身着便服，脚踏草鞋，亲临乡下察访，即使在夜间出巡，也只让一个差役，提着写有“桥”字样的灯笼引路，从不打“回避”、“肃静”之类的牌子。一次，山东巡抚包括向板桥索求字画，板桥画竹并题诗以赠：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般诗情画意，生动表述了板桥身在官位，却把百姓冷暖放在心上。乾隆十七年，潍县遇到天灾。板桥关心民瘼，呈请，赈济。然后，他的请赈惹怒了上司，遭到打击报复，被加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板桥遂愤然辞官，卸职返乡。郑板桥回到杨州，生活仍很贫寒，他在女儿嫁奁诗中写道：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最惭吴陷奁钱薄，赠尔春风几笔兰。郑板桥一生历尽坎坷，廉洁爱民，于乾隆三十年放下了手中的如椽之笔，与世长辞。他身后留下的不啻是成百上千幅的“日画日诗日书三绝”，更是留下了一个两袖清风的清风楷模。

Ⅶ 古代廉洁的故事（有名一些的）300字左右

海瑞一生娶妻三人，又有小妾两人。然而，他曾两次出妻，其中第二任妻子在结婚一版月即被逐出权家门，第三位妻子则于1569年不明不白地死去。这就不能不使人对海瑞对待女人的态度产生疑问，即使按封建的婚姻道德标准来衡量，海瑞的有些作为也是不可取的。此事一度被海瑞政敌拿来攻击海瑞杀妻，海瑞也不得不上表自辩，称妻子是得重病去世。说海瑞杀妻是反对派泼脏水的龌龊手段。不过海瑞妻子的遭遇，的确反映出清官贤宦的妻子不好当。 海瑞有一女，五岁受他人一饼，海瑞以“男女授受不亲”为名，将女儿禁闭致死。纵观两千年封建史，未曾见此绝情之举。此事不见于正史，出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总体而言可信度不高。海瑞在任江南巡抚时因打击土地兼并，惩治贪污腐败而得罪了当地所有官僚地主。沈德符家虽系浙江嘉兴地主，不过纵观《万历野获编》一书，其持论颇正，故而此事真假实难验证。
海瑞，包青天

Ⅷ 廉政小故事200~300字左右

古代廉洁小故事1：陶母退鱼
晋代名臣陶侃年轻时曾任浔阳县吏。一次，他派人给母亲送了回一罐腌制好的鱼。答他母亲湛氏收到后，又原封不动退回给他，并写信给他说：“你身为县吏，用公家的物品送给我，不但对我没任何好处，反而增添了我的担忧。”这件事陶侃受到很深的教育。
古代廉洁小故事2：一贫如此
南宋大臣张浚因与奸相秦桧政见不和，被贬往湖南零陵做地方官。他出发时，带了几箱书随行，有人诬告他与乱党有关系，结果被高宗检查书信和破旧衣物，高宗叹息道：“想不到张浚贫守到如此地步!”很可怜他，于是派人骑快马追上张浚，赏赐他黄金三百两。
古代廉洁小故事3：两袖清风的于谦
明朝名臣于谦居官清廉。一次，朝廷派他巡察河南。返京时，人们买些当地的绢帕、蘑菇、线香等土特产回京分送朝贵，他没有接受。同时还写了一首诗表明心迹：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指百姓)话短长。”

Ⅸ 关于廉洁的小故事 字数一般

1、羊续：“悬鱼太守”

东汉时，羊续曾多次任庐江太守，从不请托受贿、以权谋私。其府丞焦俭为人也很正派，有一天，他见羊续生活太清苦，便给他送了一条活鲤鱼来。面对这条“礼鱼”，羊续左右为难。

无奈之下只好暂且收下。但等焦俭一走，他就让下人把鱼挂在庭檐下，再也不去碰它。这件事传开之后，府吏们为羊续的高风亮节所折服，也都不敢礼贿他了。因此当地老百姓都敬称其为“悬鱼太守”。

2、袁律修：“五代清郎”

隋朝袁律修一生经历了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5个朝代，官至尚书郎、太常少卿。为官50余载，却两袖清风，连升酒薄礼也不收，人们皆呼他为“五代清郎”。

3、范景文：“二不尚书”

明代的范景文历任兵部侍郎、工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等职。他位高权重，很多人来求他办事。为杜绝纷至沓来的亲朋好友求他，范景文特地在府门上写下6个大字：“不受嘱，不受馈”，故被百姓美称为“二不尚书”。

4、陈滨：“苦行老僧”

清代古田县人陈滨，居官清廉，政绩显着。他常对人说：“贪不在多，一二非分钱，便如千百万。”后来巡抚湖南、福建。当官20余载，独身在外，没有携带过家眷。

儿子想去探望他，竟苦于缺路费。在衙门里，他吃的是瓜果素菜，安于清贫，终生不变，受到百姓称赞。康熙皇帝称他为“苦行老僧”，此名不胫而走。5、汤斌：“三汤道台”

清代岭北道道台汤斌，为官多年，竟毫无苟取，坚持以清贫为本，每日以豆腐汤为肴，许多百姓便敬称他为“三汤道台”。意思是说他：为政像豆腐汤那样清廉，生活像黄连汤那样苦涩，对世道人心像人参汤那样滋补。

Ⅹ 廉洁奉公的故事三百字

吴隐之，到广州做官，从“贪泉”路过，听随从说起有这么一回事，回便去看看。他看答见所谓的“贪泉”实际上只是山泉，就蹲下捧着泉水畅饮，随从见状赶紧上前阻拦：“这是贪泉，千万不能喝啊!”吴隐之哈哈大笑，说：“什么贪泉不贪泉的，我就不信这个邪。贪婪的人不喝也会贪，清廉的人就算喝了也能保持廉洁。”随后还赋诗一首以表达自己廉政的决心：“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这首诗的意思是：人们传说喝了“贪泉”的水便会贪得无厌，欲壑难填。但我认为，如果让品德高洁的伯夷、叔齐（殷商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喝了它，一定不会改变廉洁之心的。
吴隐之笑酌“贪泉”明廉志，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表现出清正廉洁的高尚品质。

关于廉洁廉政的小故事

廉洁小故事

“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
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在国务院的会上，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总理说：“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1959年，在大跃进的气氛下，水利部未经报告请示，在密云水库附近兴建一座水利建设成就展览馆。有一天，在西花厅开会，总理突然转过头向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说：“钱正英，贺老总告诉我，你们在密云水库那里修建一个相当高级的楼，有没有这回事？”钱答：“有，是一座水利展览馆。”总理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轻声地说了一句：“没有想到你们也会办这种事。”钱听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如果按现在某些干部的想法，总理既未严厉批评，又未责成处理，既无纪委处分的威慑，更无丢官的危险，完全可以蒙混过关。但在周总理伟大人格的感召下，钱回部后，立即在党组会上作了传达。水利部党组随即决定：将这座价值400多万元的建筑，无偿转让给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研究所，并向中央写了一个深刻检查的报告。
2、廉洁诗歌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诗中体现的是刚烈之气。于谦自幼聪敏，读书过目成诵，仰慕古代正气凛然的仁人志士。“土木堡之变”，为了国家和民族，他也甘愿冒这个天大的风险。国难当头，于谦没有临难退缩、明哲保身，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只要是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铁骨铮铮、忠心赤胆的于谦尽管以悲剧告终，但于谦“甘洒热血写春秋”的爱国爱民情怀，却给后世树立了一个楷模和丰碑，给我们铸造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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