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伐纣之后，到底如何处理殷人 孔子删削的材料或解开谜团

关于武王伐纣的传奇，如今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今天我们探讨一下周武王“残暴”的一面。

武王伐纣之后，周人大军如何处理殷人，主流史书记载可以用“秋毫无犯”四个字来形容，三千年前的军队果真如此军纪严明，周武王真的仁义无双只诛纣王一人吗？孔子删削的材料或解开谜团，记载的内容颠覆传统认知，严重影响周武王形象。

牧野之战后，纣王逃入城中，登上鹿台，将宝玉都穿戴在身上，自焚而死。由于商国已经分崩离析，周武王、姜子牙率军轻松进入朝歌。

《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商朝时期，诸侯一般都被称为方国，根据关系远近名称略有不同，比如像“鬼方”之类肯定是商朝敌人，周国原是商朝附属方国，即“文王事殷”，周文王后来称王，在政治地位上与纣王平起平坐，因此武王伐纣时商周是两个平等国家，不是商朝国内叛乱，准确的说是侵略战争。儒家将武王伐纣描述成国内势力起兵推翻不仁统治，其实存在一定误解。

周武王进入朝歌之后，商国百姓竟然在城郊迎接，周武王对商国百姓说“上天将赐福给大家！”商人一齐拜手稽首共两次，姬发也还礼拜谢。似乎，商国百姓非常欢迎武王取代商朝。

当然，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政治作秀，比如周人强行驱赶一部分百姓出来迎接武王，或者一批商国投降派主动出来站台。但从史书记载来看，周武王仁义与商纣王残暴形象被烘托了出来。

到底该如何处理商国百姓呢？周武王、姜子牙、周召公、周公旦有过一次讨论，姜子牙建议是全部杀掉，周召公建议是“把有罪的杀掉，无罪的让他活着”，周武王全部否决，最终采纳了周公旦的建议。

西汉刘向《说苑·武王克殷》记载了周武王询问“殷之士众，奈何处之？”：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惟仁是亲。贵族有过，在纣一人。”大致意思是，周公旦说让他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因为朝代更迭而有所改变，百姓与贵族有过错的，责任也只在纣王一人身上。

“只杀纣王，不伤百姓一人”的处置策略，在很多典册中都有记载，比如《尚书·泰誓》记载“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孟子指出“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者也”。

于是，周武王成功安抚商国百姓，甚至还封了纣王之子武庚继续管理殷国，胸怀之宽广古今罕见。

如果这就是历史真相，那么周武王必然仁义无双，圣人典范，但孔子删削掉的一份材料却显示周武王没那么仁义。

关于周朝的历史，有一本叫《逸周书》的古书，主要记载从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穆王，厉王到景王年间的时事。汉朝刘向、班固，唐朝刘知几等都认为《逸周书》是孔子删削《尚书》之后剩下的材料。现代学者认为，《逸周书》可能是战国人所编，或者与《竹书纪年》一样出自汲郡古墓。尽管《逸周书》来历争议颇大，但书中记载的内容却更接近历史真相。

周武王如何对待朝歌百姓，除了抓住恶臣百余人等祭献之外，《逸周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对待朝歌周围殷人百姓就不那么仁义了。

《逸周书·世俘》记载：“太公望命御方来，丁卯，望至，告以馘（音guó，割掉敌人左耳计数献功）俘。戊辰，王遂御循追祀文王。时日，王立政。吕他命伐越、戏、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侯来命伐靡集于陈。辛巳，至，告以馘俘。甲申，百弇以虎贲誓命伐卫，告以馘俘。”简单的说，就是姜子牙、吕他、荒新等人受命征讨不服殷人，然后回来报告阵斩和俘虏人数。

由于这场征讨商国残余力量的战争二个月就结束，因此大致可以确定战争范围主要就在朝歌周围，或者说商朝核心地带，因此与其说是方国，不如说是一些被封国的殷人贵族。因为只有最亲近的本族之人，才可能被封在朝歌周围。

这一场围剿战非常残酷，周人大军一共征服652国，阵斩一亿零十万七千七百七十九人，俘虏三亿万零二百三十人。

《逸周书·世俘》记载：“武王遂征四方，凡憝（duì）国九十有九国，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数字肯定夸张了，但也可见斩杀与俘虏人数之多，令人惊骇。箕子是纣王叔叔，为何逃到朝鲜半岛建立箕子朝鲜政权？或许周人大军追杀商朝遗民非常凶残，于是箕子不得不远遁朝鲜半岛。

与此同时，周武王还在纣王皇家园林中打猎，斩获数量惊人，《逸周书·世俘》中有“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糜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糜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学者李俊认为得到如此之多的猎物说明这是周武王在搜刮战利品，连园林中的猎物都不放过，对殷都皇宫财产的处理可想而知。

另外，周武王遵循二王三恪制，将纣王之子武庚册封在殷，此时“殷国”成了周天子的一个诸侯国。但要注意的是，周武王并不放心殷国，将三个兄弟册封在殷国周围监视武庚。周武王去世之后，周公旦辅政，三监不满周公辅政，便与武庚一起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随后，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将殷国等杀了个血流成河，最终微子启成为殷人遗民首领，建国为宋。

班师回朝之后，在周原祭献上天仪式上，周武王废掉纣之恶臣百人的肢体，杀了右厥甲小子鼎大师，又杀了四十个氏族首领的鼎师，还有若干俘虏与左耳参与整个仪式。按照当时习俗，俘虏应该也是牺牲品之一。

可见，在征服商国过程之中，周武王的“贵族有过，在纣一人；百姓有过，在纣一人”之说，只是一种政治宣传与政治作秀罢了，实际是一个血淋漓的征服过程。

之所以流传周武王“仁义无双”，可能与儒家信念有关，将武王克殷包装成一场仁义战争，即仁义可以轻松推翻暴政，以此希望春秋战国君王不要战争，而要“以仁服人”。但或许《逸周书》内容严重影响周武王仁义形象，所以孔子就将之删削不用。

参考资料：《逸周书》、《史记》等

周武王伐纣的起因是什么？

商朝的最后一个王叫做纣。纣原来是一个相当聪敏，又有勇力的人，他能够赤手空拳同野兽格斗，曾倒拽九牛，以手托梁换柱而面不改色。他早年曾经亲自带兵和东夷进行一场长期的战争。他很有军事才能，在作战中百战百胜，最后平定了东夷，把商朝的文化传播到淮水和长江流域一带。但是长期的战争消耗巨大，加重了商朝人民的负担，增添了人民的痛苦。

纣和夏桀一样，只知道自己享乐，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他没完没了地建造宫殿，他在他的别都朝歌(今河南淇县)造了一个富丽堂皇的“鹿台”，把搜刮得来的金银珍宝都贮藏在里面；他又造了一个极大的仓库，叫做“钜桥”，把剥削来的粮食堆积起来。他把酒倒在池里，把肉挂得像树林一样。他和宠姬妲己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加重了平民奴隶的负担，人们抱怨连天，一些诸候国也奋起反抗纣王的沉重剥削。纣王用各种残酷的刑罚来镇压人民。凡是诸候背叛他或者百姓反对他，他就把人捉起来放在烧红的铜柱上烤死。这就是叫做“炮烙”的刑罚。

纣的残暴行为，加速了商朝的灭亡。这时候，在西部的一个部落却正在一天天兴盛起来，这就是周。

周本是一个古老的部落。夏朝末年，这个部落在现在陕西、甘肃一带活动。后来，因为遭到戎、狄等游牧部落的侵扰，周部落的首领古公蚮父率领周人迁移到岐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下的平原定居下来。

《牧誓》中记周武王伐纣时所说的商纣王的罪状是什么?你怎么看?

一、所谓殷纣王罪恶，不是诳言和污蔑是把好事说成坏事

作者说，曹操恶名之远扬，比起殷纣王来，简直是望尘莫及，所不同者，曹操是开国之主，留下了不朽事迹，卓越诗篇，瑕不掩瑜，正统论者无法一手遮天掩尽天下人耳目。殷纣王则是亡国之君，自周以来，古代文献中提到他，都是清一色否定，从没有片言只语赞扬。史书列举他荒淫暴虐也真是骇人听闻。但是很奇怪是以前加之于他六大罪状，无非是夏桀的罪状的夸大。而且都是“兴者”周人，对“前王”纣的宣传破坏。他引称“中国古代史”作者夏曾佑的话说，天下有学做好事而一样的，没有学做坏事一样的，这里一定有穿凿附会处。接着作者对“尚书”中列举的那六条罪状加以分析。作者认为，说殷纣王“酗酒”，无非是因为殷人本来好酒，而纣王可能酒量特别大些，喝的酒特别好些，至于“酗酒迷乱”，决不会是事实。你想一个头脑糊涂的人怎么能成为“百克而卒无后”的战无不胜者呢？至于“酒池肉林”等奇谈，都是从此而生的。而“不用贵戚旧臣”，实际上是以纣王之兄微子启为首的一部分年长的、原来有权利的人，在纣王即位后和纣王对立，没有握重权，心怀不满，把它加在纣王头上，被周人利用来宣传的。再说“登用小人”，实际上是滥加罪名。殷代末年，破格用人，提升奴隶为大夫卿士的确是纣，但这应该是进步的措施，他的极盛的武功，他对民族发展、文化发展的不朽功劳，和这个措施是分不开的。而且早于他的武功极盛的汤和武丁，也都一样采取过破格用人的措施。至于“听信妇言”，更只是反对派的造谣和周人的少见多怪。作者说，殷代有能力的女性是很活跃的，卜辞中出现的女性很多。例如武丁的妃妾妇好，能带领万千人去打敌人，连武丁的震代名将沚盾戈（盾戈：是一个字，因不知念什么，也查不着，将了）都受她节制。这样的妇言为什么不能听？可是，这是落后的周民族所想象不到的。纣王妇，可能是和妇好一样的人物。但因为她是纣王的妻子，所以更为反对派所痛恨、周人所攻击。更奇怪的是，第五条罪状说纣王“信有命在天”，而第六条罪状又说他“不留心祭祀”。其实殷代人不信天是违反历史的，而说殷纣王不祀先祖更是捏造。据出土的卜辞证明，帝乙（纣父）、帝辛（纣）时的祀典在殷代是最为完备的。

因此，从上述这些所谓罪状来看，不是诳言和污蔑，是把原是好事说成了坏事。作者说到崔东壁、顾颉刚给纣王又加一条“愚昧”之罪时说，有过“百克”战绩的纣王可能是个真正的庸人吗？周人曾经多次称赞过帝乙，甚至称他为“殷哲王”，而微子又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帝乙不立有能力的长子，而立一个愚昧的幼子，这怎么能理解呢？

二、反对殷纣王的微子启是殷忘的主负责者，也是对纣王造谣中伤的主负责者

随后，作者认为追寻殷王朝覆灭的原因，是评价殷纣王的重关键问题，因为殷纣王之成为“天下之恶皆归”的人，也正是由于“身死国灭”，“倒果为因”是结果。作者认为，殷王朝的覆灭，首先是因为殷王族内部爆发了大分裂。作者说，据左传哀公九年传、吕氏春秋和郑玄的说法，微子启是帝乙的长子，殷人是“兄终弟及”制，但帝乙把王位传给了纣而不传给微子启，微子不得立，自然不甘心。纣即位后，形成了两派。微子一派和纣作对，许多事情都从此而起。微子启因不能继位而对纣怀恨在心，处心积虑地对纣进行造谣中伤，这从周人所举的纣之六大罪状来源几乎全出于殷人证明。反对派和敌人，前唱后和，正像桴鼓之相应。把这些材料两相对照，殷王朝里隐蔽着敌国的代言人是无疑的了。殷纣王呢，因为用着一批能人，政权很巩固，又常南征北战，对于这些谣言只是容忍着。直到征东夷一役，因为战争时间很长，殷人死伤很大，反对派在内部蠢蠢欲动了。纣王战胜归来，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两派的斗争尖锐化了。作者说，于是发生了暗杀，如，反对派“商容尝执羽籥冯于马徒，欲以伐纣”，没有成功，逃到太行山去了。比干和纣王冲突，被纣杀了。箕子被纣监禁了。微子隐藏了起来，微子的心腹太师疵和少师畺投奔周武王，把殷人内情泄露了。大阴谋家周武王于是乘此时机遍告各部马上出兵伐纣。殷纣王在这刚刚复员新兵征集困难、常备军有限且疲劳未复，内部不稳的情况下，突然遭到了强悍的周联军的意外袭击，原是很难取胜的，不料在战场上又遇到俘虏兵倒戈，“动摇分子”的溃散，终于在震古烁今的牧野之战中力战而亡了。因此，作者认为，造谣中伤纣的是微子启，发动内讧的是微子启，派人投敌的是微子启，招引外侮的是微子启，殷亡的责任主应由微子启来负。
三、殷纣王的五大功绩和四大优点

作者认为，殷纣王在历史上对当时人民和中华民族有过五大功绩；和这些功绩相联系的他个人有四大优点。他的功绩是：第一、开拓东南和发展民族。作者说，纣对东夷的平定，对殷民族的保全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后来的殷人退出中原，向南迁徙，对殷民族来说是失败的，但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来说开拓东南有巨大意义。这是纣王对民族发展的不朽功绩。第二、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作者认为从反面材料来看，至少这三件事肯定：纣时建筑是超越前代的，纣对工艺有过发明和提倡，纣对音乐的提倡和创造。第三、对落后的东南区域传播了文化。作者说，春秋战国时代南方徐、楚、吴、越各国传世古器很多，器铭大都四字为句，与北方各国传世古器铭大致相似，可见南方文化的一般情形，特别是战国时代出现了楚辞文学，为南方增添了异彩。不消说，这和殷文化的南下是分不开的。第四是用人惟才。作者说，周人曾以“登用小人”攻击纣王，但是纣能够在旧人满朝的情形下，一下提升大量新人执政，却是一种针对衰敝的革新措施。这些人对当时的文治武功提出了不少有进步意义的建议。更由于纣王从用人惟才，转到“不才者远”，更进而“人才乐为之用”，为殷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第五是重视俘虏。作者说用俘虏当兵，把武器交给他们，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在氏族社会的战争中，只有互相砍杀，根本不俘虏。在奴隶社会战争中，俘虏虽是目的物，但也谈不上重视。作者又说：再据卜辞所载，乙辛以前（武丁时尤甚）用俘虏作祭祀牺牲的数字很大，到乙辛时杀人以祭的数字一般只在十人以内。以之和用俘虏当兵两相比较，纣王对俘虏的重视，无疑了。至于纣本人的优点，作者认为：一是“智勇兼备”。这从殷本纪：“帝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等描述来看，证明。二是“明于知人”。作者认为这是“用人惟才”的先决条件。三是“讲究气节”。作者说，在极端不利、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殷纣王能毅然决然地付出的生命，这种壮烈牺牲的精神，即足以证明。四是军民对他的信服。何以见得？作者说，“百克”的战绩没有军队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从“血流漂杵”的局面来看，也可证纣的主力是万众一心的。再如，周人克殷之后，出现过一种奇怪的现象，是周人不立微子启继殷之后，反而立了武庚禄父（纣的儿子）来统辖殷人。什么力量迫使周人这样做的？合理的解释是因为周人知道殷人信服纣王，只有立武庚才能安定局势。

最后，作者说在恶意宣传下，正确的事实当然被湮没不少，但仅从上述而论，殷纣王有功于当时的人民，有功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已经非常明白。甩掉“成败论人”的成见，在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君主中，就其对人民对历史的功劳而论，纣应该列在前茅，他的地位，比以前的武丁，以后的周武王还高些。“应该替这位冤枉当了三千年反面教员的殷纣王翻案。”

武王为什么要伐纣.

“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具体事实如下：大约公元前1046年或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联合羌、巴、蜀、庸、髳、彭等方国部落，共同讨伐商朝的君王帝辛（周人称之为“纣王”），在进军到距商都朝歌七十里的牧野地方时举行誓师大会，列数了商纣王的许多罪状，鼓动军队和商军决战。结果，纣王大败，连夜逃回朝歌，眼见大势已去，放火自焚而死。周武王占领商都，宣告商朝的灭亡，周王朝建立。
“被邪恶”的纣王
“纣王”并不是正式的帝号，是周人硬加在他头上的恶谥，意思是"残又损善"。“纣王”在后世更成为暴君与罪恶的代号；《汉书?古今人表》中，臧否古今历史人物，纣王属于下下等，是人品最差的一等；后世更有“助纣为虐”等成语。但后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孔子弟子子贡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纣王的不善，不像传说的那样厉害。所以君子憎恨处在下流的地方，一旦居下流，天下一切坏名声都会归到他的身上了。
我们来看看最早列举纣王罪状的《尚书?牧誓》，记述诸候大会于孟津。《牧誓》其实就是周武王在举行誓师大会时发布的誓词，其谈到的纣王罪状包括以下几条： “惟妇言是用”，只是听从妇人（应当是指纣王的妻子）的话； “昏弃厥肆祀，弗答”，轻蔑地抛弃了对祖先的祭祀而不闻不问； “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抛弃先王的后裔，不任用同宗的长辈和兄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对四方八面的罪人逃犯十分崇敬、提拔、信任、任用，让他们当上大夫、卿士，使他们残暴虐待商朝贵族，在商国都城胡作非为。
显然，这些所谓“罪状”中并没有我们耳熟能详的“鹿台聚敛”、“酒池肉林”、“炮烙虿盆”、“敲骨剖胎”等等。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经对纣王的每条罪状发生的时间次序进行过考证，并写了《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一文，文中指出：纣王的70条罪状是从周朝开始陆续加上去的，“战国增二十项，西汉增二十一项，东晋增十三项”，“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层累积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换句话说，纣王的罪名有很多是后人添加的，未必是如实之词。比如妲己这个人物出自西汉刘向的《列女传》，史上并无其人。纣王作为邪恶的符号形象根深蒂固，这一“刻板印象”被后世选择性地接受，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周人出自敌忾为自己出兵征伐找的藉口。
这几项“罪状”本身也值得商榷。“惟妇言是用”，无视了商朝历史上妇人地位受到尊崇的传统，比如妇好作为商朝君王武丁的妻子，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可查（甲骨文）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昏弃厥肆祀，弗答”背后可能是对巫师宗教势力坐大的打击，在一般意义上，正如冈村秀典和宫本一夫的观点，祭祀礼仪是支撑商王朝王权的重要礼制，绝不至废弃；“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更是当时实属先进而前卫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措施，因此“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可能由此造成在权力斗争中总是失败的纣王庶长兄微子启等投降周军，出卖情报。总之，这些“罪状”的内容听上去都像在商朝政争内斗中失败一方的控诉，对周武王来说实在是“干卿底事”（和你有毛线关系）；当然，周武王可以说自己是从道义出发，只是这个所谓“道义”掩藏了太多的自身政治利益诉求和冰冷的权力算计，就像希腊联军远征特洛伊绝不是因为海伦被诱拐。
“门口的野蛮人”怎样登堂入室
有历史学家指出，当时的“小邦周”相对于“大邦商”来说，文明更加落后。比如一说著名的“太公望”姜尚就是羌族部落酋长，并非我们心目中白发白髯的智慧老者，而是《诗经》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的彪悍勇将。另外，根据于省吾先生在《释中国》一文的论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证据，是1963年在陕西宝鸡县贾村出土的一口青铜酒器上的铭文。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大国商的王都以后，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从中可以看到，武王的侥幸取胜、沾沾自喜之态溢于言表。
不过，本文副标题中的“门口的野蛮人”，倒不是有意指涉周族、羌族的民族属性，也不是指周的那些同盟者“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是少数民族（ethnicgroup），而是借用了布赖恩?伯勒的名著《门口的野蛮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的书名。
从某种意义上，武王伐纣就像该书描述的一次“高杠杆的恶意收购”，其操作手法酷似KKR（KohlbergKravis Robert & Co.L.P.），一家全球领先的私募股权和多样化的投资公司，其投资记录令人印象深刻：作为老牌的“杠杆收购天王”，它可以说是金融史上最成功的产业投资机构之一——1988年恶意收购雷诺兹?纳贝斯克（RJRNabisco）集团，这也就是《门口的野蛮人》书中再现的那个经典案例，华尔街历史上最著名的公司争夺战之一。
一方面，“门口的野蛮人”对收购目标的选择是有标准的，必须是“护城河”出现问题的“土豪”。商朝末年与后世很多朝代的末世不同，并没有出现崩坏的局面，其国力尚属强大，拥有良好的品牌价值（“大邑商”、“天邑商”、“大邦商”、“中国”等）、健康的自由现金流（青铜彝器的原材料铜铅锡等、玉琮玉璧、黍稷稻麦、人力资源、盟邦的贡赋支持等）和丰富的知识产权（礼乐、甲骨文、金文等），净资产收益率很不错；但是，由于远征东夷等原因造成了《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所说的“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在多元化自有资金投资上出现了破绽纰漏，也造成了其出人意料的低估值和低市盈率，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收购目标。另一方面，“门口的野蛮人”一开始的身份往往是“合作者”，并没有露出其“野蛮”的真面目；同样，周作为商的属国和姻亲，一直在扮猪吃老虎，静待时机。
其时，周虽然经过几代经营，本身实力还是比较弱小的。牧野之战时，其自有的兵力只有战车三百乘，精锐武士三千人，以及步兵数万人。但是，武王联合了羌人、巴人以及《牧誓》提到的上述同盟者。《牧誓》中只提到了对他们不用命的惩罚，而没有提到许诺他们的胜利后好处，我们只能观察后续的实例。事后，据不完全统计，上面提到的庸、彭、巴等都被分封，连后世十分著名的楚国也是这部分盟友之一，只是当时实在弱小，被忽略不提；再加上姜尚被封在齐国、周公被封在鲁国、召公被封在北燕国等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出，周武王的承诺就是灭商后，所有出力的自己人和盟友，大家按照亲疏远近、功绩大小分肥，而其分肥资源的来源就是收购目标未来的收益权和自由现金流。这其中很多只是对其原有地位的确认，如一些盟友，还有要求其本身再去武装殖民，如齐、鲁、燕等国，用《水浒》和元曲中的表述，这就是“割猫儿尾拌猫儿饭”，其来源都不是收购时的自身拥有的资源。
我们看到，“小邦周”灭“大邦商”是一次高负债的恶意杠杆收购，负债比重之高，可谓惊天动地，与前文所述KRR恶意收购雷诺兹?纳贝斯克相比不遑多让。《论语?泰伯》所说的“（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后世儒者的美化和粉饰，其实当时周第一根本没有打算“服事殷”；第二，严格来说根本没有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即使有，也是一种用未来收益凝聚的松散同盟。就像KRR在上述一役实际只动用了1500万美元自有资金，94%的出资额来源于用未来收益担保的迈克尔米尔肯组织发行的垃圾债券。这样一来，貌似不留多少“安全边际”的做法反而留下了最大的“安全边际”。
在仗义疏财的江湖法则中，疏财永远比仗义重要；所有问题的的根源是利益的诉求和利益的同盟，《牧誓》就像1977年香港的财经评论《九龙仓业务开始蜕变》（九龙仓收购与反收购案例）和1994年君安证券的《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书》（君万之战案例），是收购战前的舆论攻势。在过程中，这场战役也绝不像后世粉饰的因为商军前锋倒戈而一面倒，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但果真是“至仁伐不仁”吗？果真是仁义之师一出，敌人就纷纷来投降吗？证诸史料，还是《尚书?武成》描写的“血流漂杵”更加真实可信。
武王伐纣后利益格局表

根据综合史料制作

从上表看，相关各方在此役后的输赢情况一目了然。质言之，这就是一场控制权的转移，周以新的贡纳和再分配互酬体系取代了商旧有的体系，商和其盟友是完败的一方。再来看《牧誓》中为了商朝的宗庙祭祀、王公贵族利益的表述，未免讽刺。商朝的列位先公先王九原可作，一定不会认同周武王貌似站在他们角度的道义立场。史载：周武王即位后，封纣王子武庚管理商朝的旧都殷（今河南安阳市），殷的遗民大悦。真实的商人立场，由此思过半亦。
文化整合定最后成败
不过，未如其宣传得那么“顺天应人”的周朝，后来却延续了八百年“天下共主”的地位。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不管是不是“门口的野蛮人”，不管是善意收购还是恶意收购，顺应环境，生存下来，并能做大做强，就是赢家。
管理学界一般认为，并购后最难的莫过于文化整合。据统计，全球过去二十几年中有60％以上的并购以失败告终，其中85％的CEO承认管理风格和公司文化差异是造成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并购实践中，如果是较强的企业收购一个相对较弱的企业，整合起来还相对容易一些；如果两个都比较强，又或者以小博大，特别是以小博大的恶意收购，文化的整合就必然显得特别艰难。
文化整合之所以成为并购整合中最困难的任务，因为企业文化深深根植于组织的历史之中，旷日持久、根深蒂固，深刻地影响其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企业文化整合本质上是对企业中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改变，这绝非单纯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所能解决，需要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春风化雨，很难“毕其功于一役”。
牧野之战500余年后，身为商朝贵族后裔的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大意为：周朝的礼仪制度是借鉴了夏、商二代文化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建立起来的，是多么丰富而完备啊。我遵从周朝的制度。
看来，只要逆取顺守，下足功夫，“门口的野蛮人”也是能够修成正果的。

周公是怎样辅佐武王伐纣？

周公姬姓，名旦，亦称叔旦，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他是周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在周文王诸子中，周公排行第三。商朝末年，周公的长兄伯邑考被殷纣王烹死，次兄即武王姬发。周公自幼为人诚实忠厚，孝敬父母，多才多艺，因此他和武王发都深得文王的喜爱。文王之时，周族在西方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文王去世后，武王继承父位，继续进行灭商的事业。在武王灭商的过程中，周公一直是武王的得力助手。

武王即位后的第二年，周人在孟津（今河南孟津）大会诸侯。据说，这次盟会目的在于试探商朝的虚实和诸侯的反应，结果有800诸侯参加盟会，他们都背叛了商朝。又过了两年，周人做好了灭商的准备，于是，武王由周公以及姜太公、召公等人辅佐，载着文王的牌位，浩浩荡荡，进攻商纣。在一天天将亮的时候，大军来到商都郊外的牧野，他们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而后，与商朝的军队展开战斗。由于商朝内部矛盾的激化，商纣王的军队“临阵倒戈”，周朝的军队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打败了商纣王的军队。这场战争只用了一天便胜利结束。次日，周人举行了隆重的祭社典礼，以宣布周朝的正式建立。

牧野之战虽然推翻了商朝的统治，但殷纣王的后代以及殷人的残余势力还远没有彻底消灭，稳固已经夺得的天下已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为了更好地管理殷民，武王把殷朝的首都分成三个部分，其中一个地区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另外两个地区交给自己的弟弟管叔和蔡叔管理，这样不但可协助武庚统治殷民，又能监视武庚。另外，武王还褒封了一些先圣王的后人以及功臣等。

由于过度的劳累，武王在克殷后的第二年便生了病。一次，武王忧虑天下尚未安，结果一夜没有睡。周公得知后，急忙赶到武王那里。武王觉得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便托付后事，将个人的一些想法告诉了周公。二人交谈时，武王还希望与周公“兄弟相后”，意思是打算让周公在自己去世后继承王位。周公听后，非常惊恐，他“哭着作揖”，没有答应。就这样武王的儿子诵被立为太子，由周公负责培养和教育。

武王病重时，大臣们很担心，太公和召公打算到文王庙去敬求卜问。周公认为仅用卜问未可以感动先王。于是，周公设筑三坛，周公面北而立，祈告先王，愿以自身代替武王，去侍奉先王。祷告之后，周公占卜，得了吉卦。据说，武王的病情次日便有了好转。

但是没过多久，武王便去世了。武王去世后，年仅13岁的成王即位，由周公以冢宰（官职名，相当于后来的宰相）的身份总理百官，周公担负起了安定天下、巩固周朝统治的重任。

周公辅佐成王，处理政事。在立成王之后，周公又开始诏告诸侯，会见群臣，然后隆重的安葬了武王。到秋天，周公便为成王举行了加冠礼，以示成王已经长大成人。周公所做的这些工作，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下，对于稳定人心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平定叛乱

但是尽管周公兢兢业业辅佐成王，却有人怀疑周公的动机不纯，周公的弟弟管叔与蔡叔、霍叔等人制造谣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一时间，人们大都误解了周公，连成王、召公等人也都开始怀疑他。为此，周公不得不“坦诚的向他们表明心志”，耐心细致地去做各方面的工作，解除人们的疑虑。周公首先耐心地说服召公和姜太公。武王去世后，召公和姜太公是当时最有威望的人，在当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周公有必要首先对他们进行解释，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在周公看来，如果不消除动荡之源，局势就会失控，这对新建的周政权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于是，周公开始住在东方（“居东”），查找动乱的源头，以待时势之变。果然，武庚开始趁机作乱，不久，奄人。徐人及淮夷进入邶，与管叔、蔡叔一起叛乱。。

武庚的这次叛乱，参加者除了管、蔡等势力以外，其余基本都是东方殷人的残余势力。殷商兴起于东方，东方是殷遗势力集中的地区，因而也就成了武庚叛乱力量的集中之地。周公得到成王和群臣的信任，便开始进攻殷的残余势力。成王时期的这次攻殷乃是继武王攻殷之后的第二次攻殷。这次攻殷，使武庚北窜、管叔自杀，周政权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之后，周公在殷商王畿之地建立宋、卫等国，使殷旧地彻底稳定下来。

平定殷旧地以后，周公继续向“大东”进攻，征伐奄国。殷商时期，人们把商都东方的地区称为“东”，而以距离商都的远近，分别称大东、小东。奄是商朝时期泰山之阳的一个小国，其属地在当今山东曲阜周围，即后来鲁国立国的地区。商人起于东方，奄曾经是商朝的都城，盘庚迁殷后，奄与殷商王朝的联系仍然十分密切，可以说，奄国是殷商势力的根据地。因为，这时的奄地，殷残余势力极其猖獗，是周初社会动荡中的重要地区。武庚之乱中，奄正是叛乱中基本的、重要的力量，而且带头叛乱的也正是奄君。

周公“伐奄”时，并不是直接攻伐奄国，而是先消灭附奄的东方异族，其中包括徐夷、淮夷、薄姑等等，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攻打奄地，结果取得彻底的胜利。

周初的局势稳定下来，但如何控制广大的东方地区，怎样有效地维持统治秩序，这又成为周公等人必须慎重考虑的头等大事。实际上，在稳定局势的过程中，他们已经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而在真正控制了东方地区后，周公他们又更加积极地推行稳定政治的措施。这便是分封诸侯、营建都城、订制礼仪制度。

分封制是周代政治统治的重要特征，也是适应周初政治局势的需要，周公则是分封制度的首创者。武王时期，天下未定，当时的首要任务是消灭殷商势力，稳定局势。因此，武王时的各项制度都遵照以往的来实行，分封诸侯的事没有来得及实行。武王时期封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后裔，这类“加封”，在于收买人心，树立自己的领袖形象，或者说，这不过只是招徕天下诸侯的姿态而已。而周代的分封则是首先将自己亲信的力量分封到各个比较重要的地区，用来协助周室统治各方，对抗外部侵扰。

周公所进行的分封是与平叛和东征同时进行的。周公主持的分封以及与周公有直接关系的分封主要有宋、卫、齐、鲁、燕、晋等国。宋、卫两国在殷商首都之内，鲁、齐分别位于泰山南、北，负责镇抚东方。鲁国也像宋、卫那样负责管理殷遗民的任务。燕、晋两国也是如此，燕国“北迫蛮貉”，晋国“南有戎狄”。可是，这些主要的诸侯国家，在分封之时，都有各自的任务。这些大国分封之后，其周围又随而建立起一些附庸小国，这样就确立了周室地方的统治秩序。周公创立的分封制度，基本妥善解决了周室对原来殷商统治下东方地区的控制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而且，它对周代政治体制的建立也具有促进作用。

周人本来居住西方，在控制了全国之后，为便于统治广大的东方地区，需要周朝的政治中心东移。对此，周初的政治家已经开始考虑了。还在周武王时，他们对于在洛邑兴建新都就已有考虑，只是由于周朝新建，政权还不稳定，因而当时还来不及实施。

武王的愿望是在周公当政时开始变为现实的。成王五年五月，伐奄结束，国家安定下来。周公、成王从东方回来后，开始“迁都洛邑”。

周公还为周王朝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他制订的礼乐大都被后世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的典章制度。礼乐从大方面说，凡政教刑法，朝章国典，一概称之为礼；从小的方面说，礼则专指当时各级贵族经常举行的祀享、丧葬、朝觐、军旅、冠婚诸方面的典礼。如果按照广义加以理解，周公制礼还应包括制订刑法等方面。

周公制礼作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周朝的统治完全走向了正轨，而且对西周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功成身退

周公辅政七年后，周王朝的统治已经稳固下来。此时，周成王已经长大成人，完全可以独立地处理政务。周公担心成王年轻气盛，治国时难免犯错误，于是作了《多士》、《毋佚》以教育劝谏成王。后来，周公在恰当的时候还政给了成王。成王七年，也就是周公归政之年的岁末，成王在洛邑举行了分封周公后代的仪式，将周公的儿子伯禽封到泰山旁边，建立了鲁国，周公也就成了鲁国的开国君主。

周公归政成王之后依然极受尊敬，周天子经常去泰山看望周公。

成王十一年，年龄大约60余岁的周公在封地去世。周公病危时，他希望自己死后葬在周朝的都城，以表示不敢离开成王。周公死后，成王很是伤心，把周公埋葬在毕（今陕西咸阳北），随周文王墓葬，以表示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为了褒扬周公之德，成王还特许鲁国在祭祀周公时用周天子之礼乐。

周公的种种努力，对周王朝的稳定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对周王室，周公可以说是忠心耿耿。周公的形象符合儒家的理想人格，因此，周公也就成了历代辅政者的楷模。同时，周公在辅国安邦的实践活动中，还阐述了他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勤政尚贤”等思想，其政治思想也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直接来源。周公的德业首先作为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先导，由此而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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