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夺位后，开启永乐盛世，这位大管家功不可没！

说起通过“靖难之役”篡逆而起的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除了“篡逆”的行为后世颇多指摘，以及登基之后倒行逆施，大肆屠杀建文旧臣的行为招致抨击外，对其在位二十二年的评价还是甚高的。

而纵观朱棣执政的二十二年，也可谓丰功赫赫：重开大运河，编修《永乐大典》，经营边疆，西部建哈密卫，东北设努尔干都司，册封蒙古三部，西南改土归流，册封西藏活佛，往吐鲁番，伊梨，哈密派驻署理宗教事务的“僧纲司”，巩固发展大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对外遣陈诚通西域，派郑和七下西洋，通好外邦，向大明称臣的属国多达八十余个，最远抵中非地区。派军平安南，不战而威服日本，五次北征蒙古，平鞑靼，克瓦剌，大展天朝军威……文治武功，伟业赫赫。

因而《明史》在承认其“倒行逆施，惭德亦可掩哉”的同时，也赞道他“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而这“卓乎盛矣”的时代，自然英杰辈出，文有编修《永乐大典》的大明三大才子之一解缙，操持国事，开大明内阁先河，创“阁体诗”的“三杨内阁”，武有平安南的名将张辅，以及五次亲征漠北的朱棣本人，还有“威服四夷”的杰出外交家郑和，陈诚。

然而诸多光辉夺目的人物，却掩映不住一个人的光辉-——永乐朝户部尚书，被海内外诸多明史学家赞为“永乐盛世大账房”的名臣---夏元吉。这全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这个集列朝所有“鸿业”于一身的时代，列列伟绩，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一个字---钱。

为这最简单的道理，且让我们看看他默默无闻，却值得尊重的一生吧。

夏原吉，字维喆，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生人，生于江西德兴，后随做教谕的父亲迁居湖南湘阴，据说其母生他时，梦见屈原来到房中，故称他是三闾大夫（屈原）转世。

看似出身“高贵”，却自幼家境贫寒。十三岁时父亲过世，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小夏元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但刻苦读书，更兼在附近教蒙学以贴补家用。

他学苏东坡之法，将每月的工钱分三十份悬挂在墙上，每日取用一份，微薄的收入，竟能被他支配得井井有条。其师知道后惊叹道：小小年纪，尤善理财，来日必理大明天下之财。数年之后，身担大明朝户部尚书重任的夏元吉，果然实现了老师的这一预言。

洪武年间，夏原吉考取举人，为节省学费，他进入了大明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其刻苦态度颇得执掌翰林院的宋濂的赏识，经宋濂推荐被选入翰林院负责抄写文稿，别人时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上班时间”嬉笑打闹，唯独夏原吉正襟危坐，安心抄录，每次都既快又好的完成任务。

其兢兢业业的态度也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随即破格提升为六品户部四川司主事，从此，在这个掌控大明朝财政大任的部门里，夏原吉开始了终其一生的辛劳。

和大明朝首任户部尚书杨思义相比，夏原吉为人低调沉默，但一语既出，必切中要害，与喜好旁征博引，口才卓越的杨思义全然不同。

但两人都是“通才”，不拘泥于四书五经，于算学和工程制造都多有研究，更重要的是，两人也都有过“贰臣”经历，建文皇帝朱允文即位后，升他为户部右侍郎，“靖难之役”三年间，他操持国家财政，供应前线军粮，费心费力。

后建文帝事败，永乐皇帝大兵入城的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1403年），不知城中变故的夏原吉正在值房“上夜班”，连夜点算城防所需用度，却被最先卖身投靠朱棣的兵部尚书茹常率兵闯入，绑了交到朱棣面前，声言夏原吉在靖难之役中“助纣为虐甚多”，激得朱棣也颇为恼火，问夏原吉有何辩解，夏原吉却不慌不忙答道：“君上殉难，臣子理当死节，只是请殿下容臣三天。”

朱棣一愣：为什么？夏原吉答：“户部尚有账目未点算完毕，此事关乎黎民生计，请容臣三天内做完，再随先君赴死。”

这个临危不惧且至死还“牵挂工作”的能臣，终于打动了朱棣，当即下令将夏原吉释放，官复原职留任，两个月后又提拔为户部左侍郎，事实证明，他没有看错人。

就在升官为左侍郎数月后，永乐元年（公元1404年）四月，夏原吉得到了他任上的第一个重要差事：赴江南治水。彼时江南，是大明朝物产最为丰富之地，但是税收的主要财源。

可自洪武三十一年以来，连年暴雨成灾，导致粮食减产，国家赋税大损，此事朱棣颇为重视，早在入主南京初期，就先后派遣工部侍郎吴中，兵部侍郎方宾于建文四年八月，十二月两次下江南治理，可这两位跟从朱棣北来的“老班底”不通南方水情，以至徒耗民力，劳而无功。因而夏原吉此行，朱棣甚为重视，行前专门派督御史俞士吉送水利书籍给夏原吉。

两个月后，又派户部右侍郎李文郁前往协助，夏元吉到后，先反复考察水情，然后力排众议，更改传统治水方法，提议从吴淞河至太湖之间开凿运河，并在沿途设置水闸，控制流量，以求“涝则分洪，旱则灌溉”之效，动用民工10万人，夏原吉以身作则，布衣麻服吃住在工地，亲自督工，旁人劝他注意休息，他却答道：民工都在辛苦，我怎能独享安逸。

众人闻之感奋，工程大进，次年，他又督造了连通白秋河至太湖的工程，将江南两大河流贯通起来，至永乐二年九月全线竣工，从此“苏淞农田大利”。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采用相同的治水方法，则还要等到二百年后的美国田纳西水利工程时。其江南治水功绩，连朱棣的第一谋士姚广孝也为此称赞夏原吉道：古之遗爱也。

初建奇功的夏原吉自此得到朱棣荣宠，归南京后愈加器重，不久后升为户部尚书，正式担当“大账房”。他更借此劝谏朱棣废除“文字狱”，并为朱元璋时代因文招祸的文人们“平反昭雪”。

一番开导，终令朱棣下达了“大明朝不因文杀人”的训诫，一批之前蒙冤几十年的文人，诸多被封杀的诗文着作，均从此重见天日，而明朝此后文化繁荣，百家争鸣，更从此开始。

而夏原吉在永乐时代的最重要作用，却是和永乐时代一系列“大功业”紧密相连的：造宝船下西洋，编修《永乐大典》，南征安南动兵三十万，五次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动兵五十万，经济花费更是天文数字，对比前朝后世，号称“丰庶”的隋朝炀帝时代，后人赞为“富宋”的北宋徽宗时代，累积“十大武功”的清乾隆时代，上述的“大动作”仅进行了一两样，便招致国库空虚，苛捐杂税丛生，百姓负担激增，以至变乱四起。

但永乐时代，虽说难免劳苦百姓，却终能将这些“大动作”一一完成。个中的奥妙，正在于夏原吉的“理财之能”，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赞叹说：历朝论理财能者，唯桑弘羊夏原吉二人也。将之与西汉经济学家桑弘羊相比，评价可谓甚高。

而夏原吉之所以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正在于他高人一筹的经济眼光，朱棣的历次“大动作“中，不断有人提议用增加赋税的办法解决筹款问题，每次夏元吉都坚决反对，他的诀窍，可以概括成一句话：“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苏民，且便商贾”。

这些方法中，“裁冗食”最难办，其内容涉及到“机构精简”，减少皇室开支用度，甚至限制朱棣本人花费等问题，夏原吉知难而上，永乐四年，借筹措下西洋经费为由，请旨裁剪中央到地方闲散衙门200个，分流近千人。

朱棣每年给诸皇子的赏赐，也经其谏劝，每年俭省近三分之一，朝廷禁军，经其核算淘汰大量老弱残兵，建成兵少战力精的“三大营”，这件件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曾有人向其贿赂以图“方便”，夏原吉将众人的贿赂之物尽数挂在家中屋檐下，以表清廉之意。

接着流言四起，不断有人在朱棣面前进谗言，好在朱棣对其信任有加，多次告诫群臣：“构陷夏原吉者，处重罪”。

其他的几条也开展起来，“平赋役”，增加对富户阶层的税收，减免贫民阶层税收，并允许乡民出钱代劳役，“清仓场”，即清理各地仓库，严查贪污，每遇贪墨要案，他亲自核算，屡屡揭穿贪官伎俩。

“广屯种”，招募内地无地乡民去边塞耕种落户，却不是朱元璋时代的“强制迁移”，而是国家出台“优惠”，用免税政策和经济补助吸引农民前去落户，结果九边各地二十二年来“户口增倍”，最早从内地“闯关东”的人，也恰是这一时期。而各个政策里，最关键也最难办的却是两样---“严盐法”，“钱钞之禁”。

“严盐法”，即洪武朝时杨思义倡导的“开中法”的再调整，“开中法”自洪武年间实施以来，对巩固国防，加强边地防务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永乐时期却情形大变，自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起，朱棣开始主动出击，先后五次大规模对蒙古用兵，虽捷报频传，但每次出师都在30万人以上，加上“下西洋”“开运河”“通西域”等大动作同时进行，财用自然捉襟见肘。

无奈之下的夏原吉“跳跃性思维”，变“开中法”为“严盐法”，即由每年商人向九边输粮换取盐引，变为商人仅向北征蒙古的“出发地”集中输送粮食换盐引，这小小的调整，虽减少了九边其他边镇的收入，却保证国家可以短时间集中大量钱粮，打好北征之战。

后来迁都北京时，也故伎重演，解决了大明迁都的经济难题，虽说是“权宜之计”，可毕竟解决了问题。“钱钞之禁”却是朱元璋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

洪武时代，朱元璋发行纸币，即“洪武宝钞”，但当时明朝发行纸币并无“准备金”，导致纸币贬值，物价飞涨。

到永乐时代，虽出台禁令，严禁民间金银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对宝钞采取抵制态度，具体方法是，每到用宝钞交易时，就故意哄抬物价，每到用铜钱交易时，便恢复常价，虽时常重惩，却屡禁不止，以至一度“纸不如铜”。

夏原吉却反对用强，反而对症下药，一方面紧缩银根，保障宝钞信誉，另一面让宝钞价格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挂钩，以维持宝钞经济价值。“经济手段”确是管用，不久后物价渐趋稳定，国家财政日益平稳。

身为“大账房”，又面临国家每年“花费如流水”的情景，自然养成了夏原吉“用度谨慎”的特点，每年他“谏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宫廷开支和藩王用度等行为，永乐时代的各式“大活动”，如接待外国使节，修筑河道，乃至练兵设防，样样用款，但凡是由他负责，皆小心百倍，认真核算，做到能省则省，为此也时常与兵部，户部等部门的官员发生争执，由此得了一个绰号：夏刺头。所谓“刺头”，在当时民间方言里，是“小气鬼”的意思。

而这“刺头”也终于刺得朱棣龙颜大怒。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欲发动第三次北征，一举平灭鞑靼太师阿鲁台。

但深感国家财政日益吃紧的夏原吉竭力阻止，触怒了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原吉的国公张辅以及汉王朱高煦的争相挑拨，夏原吉被解除职务，送“内宫监”长期关押。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帜从中调解，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抄家的时候家中仅布衣和瓦器，朱棣闻之感叹：“果然刺头也”。而北征的结果也不幸被夏原吉所言中：朱棣连续发动远征，“严盐法”渐被滥用破坏，国家财税捉襟见肘，国库空虚，从夏元吉下狱的永乐十九年（1421年）至朱棣病逝于第五次北征归途的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仅大米的价格，就从一石一贯宝钞，上升到五十贯宝钞。

朱棣病逝后仁宗朱高帜登基，赦夏原吉出狱官复原职，首任要务还是解决这“通货膨胀”问题，夏原吉殚精竭虑，再改“严盐法”，允许商人用宝钞直接换盐引，规定以三百贯换一引，另外继续对皇帝“刺头”，禁绝宫廷奢靡消费。

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夏原吉主持改革商税，减少国内关卡，鼓励商品流通，削减收税比例，做到“税少而财增”，经永乐时代日益空隙的国库，终重新充裕起来。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夏原吉退休，数月后病逝于家，赠太师。

这位历事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大账房”，堪称“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两大黄金时代的关键人物。

补充一点的是，素来被认为“刺头”的夏原吉，也有大方的时候，比如每年划拨给各地收养孤寡老人的养济院的经费，从来都是逐年增加。

但凡有各地闹灾，划拨救济粮米均大大超过预算，私生活方面，其亲弟弟从老家来看他，他仅赠米两石，但京城周边乃至老家的孤苦学子，却时常得其无私资助。在这位“大账房”眼里，钱用在老百姓身上，也就用在了“刀刃”上。

朱棣是昏君还是明君

朱棣不是昏君。朱棣不是昏君，抛开他喜欢杀人，被很多人称为暴君不说，他完全是一代明君。

他在位期间将由靖难之后的疮痍局面发展至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盛世，史称“永乐盛世”。大明成祖朱棣，汉族，是明朝第三位皇帝，1402年－1424年在位，年号永乐，故后人称其为永乐帝、永乐大帝、永乐皇帝等。

朱棣在位期间改革机构，设置内阁制度，对外五次亲征蒙古，收复安南（交趾），在东北设立奴儿干都司、西北设立哈密卫，在西南贵州等地区建立行省行政区划，巩固了南北边防，维护了版图的统一与完整。多次派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外友好往来 。

相关说明

朱棣是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帝王之一，也是最具争议的帝王之一。有人认为朱棣文治武功，功勋卓著，是一代明君的楷模；也有人认为朱棣不仅是逆臣贼子，而且杀人无数，手段残忍到令人发指，是不折不扣的一个暴君。

朱棣夺取皇位并不能算作恶，但他在夺位后滥杀忠于建文帝的大臣，并株连众多无辜的人，这一点就不能为他洗白了。比如《大明风华》中女主角孙若微的生父景清就是被株连九族，景清从小长大的陕西真宁寨子村被屠成了废墟，所以真实历史上根本没有孙若微这个遗孤。

朱棣在位22年，期间干出了不少大事情。比如五征漠北（包括《大明风华》中所说的远征阿鲁台部）、占领安南（今越南）、迁都北京等等。这些事情乍看上去都非常了不起，可在这些所谓的功绩背后，却是无数明朝百姓的噩梦。

朱棣得位不正，所以他急于想通过开疆拓土来证明自己才是真命天子。可是连年的征战却迅速耗光了明朝的国库，百姓们不得不为满足永乐大帝好大喜功的心愿而背上沉重负担。

话又说回来，如果开疆拓土能有所收获也算是物有所值。可五征漠北从来没有取得过决定性的胜利，占领安南虽实现了开疆拓土，但安南各阶层人民不断反抗，明朝方面花费了极高昂的代价才勉强维持住了在安南的统治。后来朱棣去世，宣德皇帝朱瞻基很快就下令放弃这块让明朝耗尽国力的属地。所以这两件被记在朱棣名下的开疆拓土功绩，其实没有那么辉煌。

以上内容参考：-朱棣

永乐大帝身后的和尚，推动燕王朱棣夺位登基，成就大明三代盛世

在大明朝初期，能人异士数之不尽，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刘伯温。常言道：''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能与诸葛亮齐肩，甚至略胜一筹，可见刘伯温的非凡之处。然而，我们今日要将的并非刘伯温，而是一个和尚——一个不输于刘伯温，甚至再造大明的和尚，其名姚广孝。

姚广孝何许人也，他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黑衣宰相。有明以来，能够以文臣的身份入大明祖庙的人唯有姚广孝，可见他在大明初期帝皇心中的地位。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和永乐盛世，都隐藏着他的身影。那么这个和尚究竟有过人之处呢？以至于后世的李贽曾言，''我国家二百余年以来，休养生息，遂至于今。士安于饱暖，人忘其战争，皆我成祖文皇帝与姚少师之力也。''

一、和尚一悦，浮尸漂橹

姚广孝，生于元朝后期至正年间，家中世代行医，其年幼时，元朝僧官气势之浩大，令他叹为观止，并心怀向往。年方十四，他便剃度出家，法号道衍，广孝之名缘自后来成祖朱棣授予。

显然，道衍和尚是个懂得培养自己，韬光养晦之人。他成为和尚之后，潜心学术，精通儒学以及阴阳术数，善吟诗赋。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待道衍学有所成之时，他便开始游历大好河川，广交善缘。

期间，他游经嵩山寺之际，曾结识术士袁珙。当时，道衍和尚并未要求其为之相面，但袁珙见他相貌不禁大异，并言道：''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

按照正常出家人的观念，''形如病虎，性必嗜杀''之言，并非是何种好话，可是道衍不惊反喜，这又是为何呢？原来刘秉忠正是姚广孝心中钦慕向往之偶像。刘秉忠是何人？他乃是元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道衍以其为楷模。显然，袁珙的话说到了他的心坎中去了。

然而，纵然道衍心中有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志向，但世事变幻，风云际会之际，他却不急于寻找自己的明主，而是虔心在寺庙修行。因为道衍是个非凡的和尚，他具有非常的野心，在他心中坚信着，自己要成人之所不能成之事，方能证明自己。

终于，道衍的机会来了。与其机会来了，不如说他自己把握住了机会。

二、王戴白帽，荧惑守心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八月，朱元璋一生挚爱的马皇后病逝，被安葬在南京钟山南麓的孝陵。此时，明成祖朱棣已经奉父皇之名镇守北平，是为燕王。这位并不被父亲看好的王子，自然不会错过向父亲展现孝心的机会，因为他的心中跟道衍一样，有着非同常人的野心。

马皇后葬礼之后，几个从外地赶回应天的藩王为表孝心，希望朱元璋派高僧随他们回藩府，助他们回守藩地后，为马皇后诵经祈福。朱元璋见儿子们如此有孝心，自是高兴得答应，遂命僧录司推荐僧人。

当时的道衍和尚听闻此讯后，主动向僧录司主持该事的僧人表示，希望将他推荐给朱棣。说起来道衍的选择看似悬奇，但人以类聚，道衍和尚虽人在寺中，却心怀四海，并趁着此次诸王在京，早已谙熟诸王的性格与才干。当其初见朱棣之时，便认为其有帝王之相。

其实初次见面，常年征战的燕王朱棣对这个看似羸弱的和尚其实并不是很能瞧上眼。然而，当道衍出口说出一番话后，朱棣当即改变了他的看法。那么道衍说了什么呢？他曾与朱棣密谈：''如果燕王能让我跟随你，我一定为您奉上一顶白帽。''朱棣虽然心有猛虎，但闻言也不禁大惊失色。这话有何深意呢？原来''王''戴上''白帽''便成了''皇''。

当朱棣心中平复以后，又感到惊奇与欣喜，因为这些年来，能洞悉他内心深处想法的仅有道衍和尚，所以他认定这个和尚不一般。于是，朱棣也不藏着掖着，与道衍相谈甚欢。后来，道衍得以和朱棣前往北平。到了北平后，道衍任庆寿寺住持，市场出入燕王府，与朱棣密谈。

三、逆天改命，出兵靖难

公元1398年，明太祖驾崩，建文帝即位，当即便迫不及大实行削藩之策。朱元璋在位期间，为了留给太子朱标一个太平盛世，把与他征战天下的开国元勋都屠戮待尽，可他却没想到，朱标走得太早。后来，由二皇子和三皇子都因各种缘故和意外而无缘皇位，朱棣心想怎么也该轮到自己当皇帝了。可是令他失望的是，他的父皇丝毫没有念及他为大明王朝征战天下的功劳和苦劳，坚持嫡长继承之制，立朱标之子朱允文为皇太孙，是为建文帝。

朱元璋走后，留给朱允文的政事官员不少都是迂腐的儒生，缺乏主政经验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全凭书生意气做事，有心无胆。他们深知皇帝朱允文最忌惮自己的四叔父，因为不管于理于法，或者论劳苦功高，他的这位叔父都是他皇位的最大威胁者。

然而他们却不敢直接对朱棣下手，他们若想奉行削藩之策，就只能挑软柿子捏，于是对那些实力较弱的诸王进行下手。这些诸王也不敢反抗，任凭中央的处置。慢慢地，尝到一点甜头的中央文臣们信心开始膨胀，不停地试探和挑战朱棣的权威。

此时的朱棣心中也不禁有些许不安，他知道现在北平城实力不足，还不足以和中央抗衡，于是便和道衍商讨应对之策。道衍密劝朱棣不能一味地逆来顺受，否则朝不保夕，现在虽然不能动手，但也应该准备起兵之事。朱棣反问，''现在百姓都支持朝廷，又该怎么办''？本来自古以来藩王谋反，极少有成事之人，特别是太平盛世之际。姚广孝却道：''臣只知道天道，不管民心。''

为了起事把握更大，道衍还向朱棣举荐了故人方士袁珙以及卜者金忠，坚定朱棣的决心。于是，朱棣开始率领着几经朝廷苛责后，只缩军剩余二百的死士在元朝皇宫地下修建厚墙环绕的地穴，打造兵器，训练军队。终日在地表饲养鸡鸭以掩盖兵器之声。

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公元1399年，即建文元年，燕王府中百户倪谅发现朱棣准备起兵之事，当即向应天告发朱棣谋反。此时建文帝和朝中大臣都认为朱棣的实力已经被削弱得所剩无几，可以开始下手了，当即下令逮捕燕王府官属。

此时，燕王老部下都指挥使张信暗中向朱棣报信，朱棣见此时虽然只有二百兵力，但已经退无可退，只能立即起兵。于是，朱棣以诛杀建文帝老师齐泰和黄子澄以清君侧之名义，奉天之命，靖难王师。

四、靖难功成，藩王称皇

起事当日，朱棣举办了一个誓师大会，以鼓励为数不多的军队，增加他们的士气。可是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当时风云变色，将紫禁城屋檐的瓦片刮落下来，这不仅令当众的军官大惊失色，更令朱棣惴惴不安，因为他本就并非名正言顺。然而，此时姚广孝挺身而出，大声叱道：''真龙飞天，定有风雨相随；屋瓦落地，天令更换黄瓦。''

要知道，在明清时期，黄色已经成了帝皇专属的颜色，黄色的瓦片只有帝皇的寝宫才能采用。道衍一番急智硬是令大凶之兆变成大吉之兆，令那些惶恐不安的士兵比原先更加振奋，同时还安定了朱棣的内心。

接下来就是商讨起兵的具体事宜了，毕竟朱棣早先还未完全做好准备，朝廷便率先发难了，令朱棣十分被动。朱棣经过多年作战经验，再加上与道衍等人商议之后，决定他率军出征，而道衍则负责辅助太子朱高炽镇守北平。

并且经由道衍分析和建议后，朱棣决定先从北平北上，直取宁王属地。因为朱元璋在位时期，宁王颇为受宠，朱元璋为此将元朝遗留下来的重骑部队朵颜三卫分给了宁王。这支蒙古骑兵纵然在大明骑兵强盛之际，也可与之争辉，更何况在已经承平三十年，当年老帅都已化作黄土的今日呢？

在朱棣连蒙带骗，威逼利诱之下，宁王只能将这支精锐部队给了他的老哥。结果当朱棣事成之后，他却违背当初给宁王好处的诺言，逼迫其迁徙至江西。后来到了大明中期，他的子孙不满先祖遭遇，试图效仿成祖朱棣，结果被明武宗朱厚照令王阳明率军将其击败，可见宁王这一脉真是憋屈。当然，这是后话。

自从得到了这支精骑部队，再加上朱棣原本就师从蓝玉等名将，以及自身天才般的军事天赋，一路凯歌，无往不利，势如破竹得从北平杀往中原大地。

公元1400年，朱棣已经兵至山东，然而在此处他遭遇了靖难之役中最大的劲敌——盛庸。由于盛庸的存在，令朱棣围城济南三个月也未能夺下山东，在道衍和尚的要求下，朱棣只能暂时退回北平进行修养。然而，更为严峻的事将在不久的东昌之战中到来，此战中大将张玉为了救朱棣于生死之间，不慎战死。

若说道衍作为军师是朱棣的左膀，那么张玉作为主帅便是朱棣的右臂，张玉的死去令朱棣大受挫折。本来张玉之死令朱棣打算再度退守北平，稍作调整，然而此时道衍却极力劝谏，坚决不允许朱棣停下步伐。在姚广孝看来，此时盛庸部队在久经鏖战以后，也同样筋疲力竭，缺乏粮草，只要朱棣坚持下去，势必能够取得胜利。果不其然，朱棣听信道衍建议后，虽然历经惨败，但也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转眼间，1401年都快结束了，然而此时朱棣却还在长江以北，此时朱棣不禁怀疑自己猴年马月才能取得胜利。于是，他再度跟道衍商议他心中所感。后来，久经思索后的道衍跟朱棣建议，他们战争之初打得旗号就是清君侧，而实际上，只要他们除掉朱允文，这大明的江山仍是朱家的，既然如此，攻城拔寨的意义就显得不是很大，这样也会耗光靖难之师的精力，不如绕道直取南京。

在道衍的建议下，朱棣如梦初醒，一改以往的战略方针，不再拘泥于一城的得失，转而击败淝水和灵璧一带的南京，渡江进入应天。

五、事了拂衣，不念荣华

公元1402年，朱棣在南京称帝，是为明成祖。但听闻姚广孝的建议后，朱棣迁都北平，更名京师。

朱棣在位时期，道衍被授予僧录司左善世。两年后，道衍拜太子少师，复姓为姚，被永乐赐名广孝。姚广孝在位时期，朱棣都称他为少师，不直呼其名，礼遇盛隆。期间，朱棣命姚广孝蓄发还俗，但却被他拒绝。然后朱棣又赐予他府邸和宫女，姚广孝仍坚持不受，并一直居住在寺庙中，上朝居官服，下朝后仍着朴素的僧衣。

后来纵然他赈灾有功，得到的丰厚奖赏也被他散尽给乡人。似乎他生来便只是为了完成为自己和朱棣逆天改命的使命，财色在他面前只是虚妄。

若说朱棣在位时期，姚广孝除了治理国家外，其最大的贡献当属与解缙一同督造《永乐大典》，这本百科全书的存在，令中国许多典籍在后来近代百年动乱中不至于连姓名都给丢失了。与此同时，他对太子朱高炽的教导，也令大明朝在永乐盛世之后，出现了仁宣之治。可以说，姚广孝再次缔造了一个大明朝。

然而，令他感到遗憾终生的是，到了晚年以后，姚广孝却因靖难之役，而被姐姐所摈弃责骂，心中不禁怅惘。

纵观姚广孝一生，如果作为一个和尚，那他的确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得道高僧，他的心中始终牵挂着凡尘俗世，甚至早先出家的目的便醉翁之意不在酒，贪念功名。然而他却是一个出色的阴谋家以及出色的政治家。因为他的存在，大明朝建国初年掀起了腥风血雨，但也因为他的存在，才会令朱棣有机会一展抱负，创造后来的永乐盛世，以及后来的仁宣之治。

姚广孝既是乱世枭雄，又是盛世能臣,是雄主身边的绝世魔兵。古人有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但也看引领之人如何取舍。就如现今美国之于中国的关系一般，如果正确认识双方，能够坚持和平，正确引导中美关系，最终便是共赢；倘若双方只看到彼此的''缺点''，那最终只会留下矛盾和冲突。''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所以坚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中国最为睿智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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