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从商周走来，三年发掘仅仅掀开了故事一角

姚河塬遗址在宁夏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因为它的出现，中国史学界之前的很多论断需要重新审定。

西周，始于公元前1046年，结束于公元前771年，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周王朝强盛时，版图南过长江，东北到现在的辽宁省，西到甘肃省，东到山东省。学术界有着“周人文化不过陇山”的论断，陇山就是六盘山。

姚河塬遗址的出现，打破了这种论断，重新界定了周王朝版图的西北边界。

在姚河塬遗址，出土了马的骨头，懂商周墓葬规格的人知道，马的骨头很重要，一般只有大墓才会有车马坑，当出现车马坑，也就意味着这个墓葬级别会很高。那么，在姚河塬遗址出土的人会是什么身份呢？

西周时期，周天子为了巩固政权，就把王族、功臣还有先代的贵族分封到各地去做诸侯，并建立诸侯国，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授民授疆土，以藩屏周”，这个制度也的确为周王室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分封制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而姚河塬的发现则被推测为侯一级的建制。

既然是侯，那么他会是谁呢？能说明这个问题最有力的证据是文字记载。遗憾的是，目前的史料中并没有关于西周时分封到宁夏的诸侯的记载；可喜的是，在姚河塬遗址中发现了商晚期的甲骨文，虽然它的数量不多，文字也大多零散或语焉不详，但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因为谁也不知道在土层深处，是否还会有更多关于姚河塬遗址来源的线索。

结束了白天的挖掘工作后，晚上的考古队员们依然有工作需要处理。“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这句话似乎可以作为对考古工作的描述。

从2017年首次发掘到如今，随着姚河塬遗址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深埋在地下的“故事”也一点点地重返历史序列。而那些不断出土的文物也在预示着人们，姚河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秦兵马俑的故事及传说

1、秦兵马俑的故事

秦始皇下诏令李期提前征集数千对童男童女准备为他殉葬。李斯见了诏书，吓得目瞪口呆。他想，征集这么多人殉葬，必定会遭到百姓强烈反对。百姓一旦起来造反，秦朝江山难保。但如不照办，得罪了春始皇，自己必死无疑。

想来想去，只好上书说：“臣李斯，冒死直言，君征如此众多童男童女殉葬，必使天下骚乱，不如改用陶殉，以保大秦江山平安。”秦始皇觉得也有道理，就改变原意，立即下旨令李斯征集全国能工巧匠，烧制规模宏大的出巡仪仗队，而且要求烧制出的陶人陶马要和真人真马一样大小。

秦始皇驾崩以后，秦二世胡亥继承了帝位。他怕工匠们泄露墓中秘密，便暗地把秦始皇灵枢运入墓中，然后下令叫所有参加修建陵墓的人，一齐到墓中看戏，并领取赏金。

可怜那些为修建秦始皇陵墓流血流汗的工匠、民夫和刑徒，全上了秦二世的当。他们刚刚走进陵墓，便活活地被封闭在墓中，成了殉葬品。

2、秦兵马俑的传说

话说在秦朝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就开始着手搭建属于自己的陵墓，动用人数何止成千上万，当然了，其中几乎全部是男丁，秦始皇是不允许女性进入自己的陵墓的。

陵墓的工程巨大，耗时长久，这些男丁在陵墓中没日没夜的工作，多年未回家的不在少数，而那些已经娶妻生子的苦工们，无不日夜思念着自己的家人。其中有一个姓姜的亦是如此。

姜在陵墓中已经呆了三年，姜的妻子姜氏思念夫君，带上盘缠走上了寻夫的道路，几经周转之下，姜氏终于找到了秦始皇陵墓的所在，她祈求士兵能让自己见一见自己的丈夫，但却遭到了士兵的阻拦，秦始皇的陵墓，如何能允许一个女人进入？

姜氏就在外面等啊，等啊，一直到盘缠用光了，也不见自己的丈夫出来，姜氏饥寒交迫，用尽了所有的办法，也始终没能看到自己的丈夫一面，最终饿死在了陵墓的外面。

守在外面的士兵被姜氏的忠贞所感动，将其在陵墓外掩埋，用木头竖了一个墓碑，并口口相传她的故事，最终传入到了苦工姜的耳朵里，在得知自己的妻子饿死在外面之后，姜放声痛哭，但没奈何，陵墓的工程还没有结束，纵然伤心欲绝，姜苦工还得继续自己的工作。

终于，在陵墓全部建成之后，姜苦工期待着能到自己妻子的坟前祭拜，却不料这个时候秦始皇的士兵拿着武器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为了保护秦始皇的陵墓不被任何人所知晓，这些劳工们，都要死在这里。

看着士兵们明晃晃的武器，劳工们顿时都绝望了，姜苦工也是濒临绝望，就在士兵们举起手里的武器时，姜苦工跪倒在士兵面前，哀求他们，能否把自己做成一个活的兵马俑，他不想就这么死在陵墓之中，他想化为阴兵，永远守护在妻子的坟前。

士兵们最终答应了他的建议，把他封进了陶俑之中，而他站立的角度，正对着的，正是他妻子姜氏的孤坟，他希望可以这样，一直守护着她。

扩展资料 兵马俑是古代墓葬雕塑的一个类别。古代实行人殉，奴隶是奴隶主生前的附属品，奴隶主死后奴隶要作为殉葬品为奴隶主陪葬。兵马俑即制成兵马（战车、战马、士兵）形状的殉葬品。

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坐西向东，三坑呈品字形排列。最早发现的是一号俑坑，呈长方形，坑里有8000多个兵马俑，四面有斜坡门道。一号俑坑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兵马俑坑，称二号坑和三号坑。

兵马俑坑是地下坑道式的土木结构建筑，即从地面挖一个深约5米的大坑，在坑的中间筑起一条条平行的土隔墙。墙的两边排列木质立柱，柱上置横木，横木和土隔墙上密集地搭盖棚木，棚木上铺一层苇席，再覆盖黄土，从而构成坑顶，坑顶高出当时的地表约2米。

俑坑的底部用青砖墁铺。坑顶至坑底内部的空间高度为3.2米。陶俑、陶马放进俑坑后，用立木封堵四周的门道，门道内用夯土填实，于是就形成了一座封闭式的地下建筑。

秦俑丰富而生动地塑造了多种具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其风格浑厚、洗练，富于感人的艺术魅力，是中国古代塑造艺术臻于成熟的标志。

它既继承了战国以来中国的陶塑传统，又为唐代塑造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人类古代精神文明的瑰宝”。

-兵马俑

考古学把哪两个古城遗址看成是商代的开始

商朝的商业十分繁荣，有“商葩翼翼，四方之极”之称。商民善于经商，后世将经商的人称为“商人”。就是买东西,把东边的买卖到西边去,变贵贱,调余缺,度远近.
中国的商业，商人，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很久了，这是一个悬而未解的历史疑问：中国的商业文化起源于何时何地？华夏大地上，是谁第一个迈出了作为“商人”的一步，哪怕是小小的一步？2004年5月20日，新华社向全国发出一篇通稿《专家考证：中国商业起源于河南商丘》。犹如一记古老浑厚的沉钟，振聋发聩，山河回响。人们纷纷走到地图前，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在了陇海铁路与京九铁路交会处的豫东城市———商丘。奔涌千载的商业浪潮就从这里起源，华夏文明重要一脉的商祖文化就从这里孕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黑龙江大学以及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省社科院、河南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多家学术单位的80多位研究历史、考古、经济、伦理的国内知名专家和学者，在河南省商丘市召开了“中国·商丘与商业起源研讨会”。
专家们以确凿的考古实物和翔实的史料向世人宣告：“商丘不但是商族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中国商业的起源地，而王亥则是中国最早的商人。”
商之根
那是距今大约3800年前的一天早晨吧，红日喷薄而出，漫天云蒸霞蔚，参天古木上的葳蕤绿叶随着风的舞蹈筛下斑斑点点的阳光，沟河纵横，鹿鸣狸跃，无人涉足过的林间阡陌上，随着“哞———”的一声长吼，一群裸露着古铜色肌肤、长腿赤脚的健壮汉子牵着一头头健硕的牛，从茂密的林间走来。牛拖着一张张木车，上面放着布帛和黍、粟等货物。
走在最前面的汉子就是商汤的七世祖王亥。据《世本·作篇》记载：“相土作乘马”、“核（亥）作服牛”。王亥“服牛”以后，开始用牛羊帛粟与其他部落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因为他是商部落的人，其他部落的人见到他及他所带领的人就喊：“商人”，而把用来交换的牛与帛称作“商品”。“商人”与“商品”的称谓，从那时起历经千年，一直沿袭至今。商部落在契至商汤的先商时期一直活动于现在的商丘地区，史学界、考古学界对此几乎没有争议。“商人”与“商品”的称谓就来源于商部落，商业文化就起源于河南商丘。
王亥这次是从商部落（今河南商丘）出发向北，到有易氏的部落（今河北易水）一带进行交易的。这次，王亥的热忱及诚心没有带来交易的喜悦，迎来的却是血光之灾。
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说，王亥到有易氏的部落后，“有易氏夺取了王亥的牛，杀死王亥。”对此，史书也多有记载，如《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载有“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竹书纪年》记载“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
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驯服牛的勇士以及第一位进行物品交换的商人———王亥，就这样如星辰一样殒落了。
万古和风，渐渐拂平了商丘这块土地上王亥曾经跋涉过的足印，但王亥经商的精魂却如种子一样，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并孕育开来。
王亥死后135年，王亥的七世孙商汤，靠着经商而兴盛起来的部族实力一举推翻了夏桀，建立了商朝。商丘作为商部落的故土，商业贸易更加繁荣。这个时期，在商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市”、“肆”一类的交易场所；
春秋之时，作为宋国都城的睢阳（今商丘），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商业都市之一，出现了被司马迁赞誉为“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的范蠡那样富不忘贫、富而助贫的大商人；
汉代的睢阳，是梁国国都。梁孝王刘武时期，其商业文化氛围可与京师长安相媲美。梁孝王所建的三百里梁苑，几可称为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王室园林，成为商人和文人向往的大都市；
唐朝，商丘成为中国东部地区纺织业的交易中心，特别是民间所织的绢，质量和花式在全国首屈一指。同时，商丘的地理位置，也使得它在唐代商业贸易活动中居重要地位，成为水陆货物的集散地与物流中心；
北宋时的商丘称应天府、南京，居陪都地位，其商业繁华程度仅次于东京开封；
……
商业从商丘这片沃土上发源、奔流，滋润着神州大地，推拥着中国商业文化发展的潮流。
到了北宋末年，战乱纷起，作为中原重镇的商丘成了被战火摧残极为严重的城市。商丘地区的人民过去“仓禀皆满满”，此时变得田地荒芜，商旅不行。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黄河改道商丘，商丘一带的人口大量流亡。明末，商丘又一次深受战争蹂躏，李自成率义军攻入归德府时，“肆店无货，百姓贫者不能相扶，死者枕籍。”时至民国，军阀混战，商丘几无宁日。1948年的淮海战役，商丘又一次成了主战场……
自北宋末以来的1000年间，商丘这块土地与苦难做伴，黄土地一次次地被鲜血染红；穿越商丘腹地的黄河三次改道，数次泛滥。因为战乱和自然灾害等原因，商丘作为商业之源的源头之水渐渐弱了、渐渐细了……
商之魂
迎着初夏的微微细雨，循着时光而回溯，经过当年宋朝陪都的砌满蓝砖雕壁的应天府，经过唐朝高高红色宫墙围绕的纺织业交易中心，经过汉代角亭上镶满飞檐走兽的梁园，经过春秋木车石刀的睢阳，走近商人“始祖”王亥……
浩浩江河奔流，熠熠日月轮转，为什么，商业文化能够在商丘历经这么多的朝代而依然延续繁衍？为什么，商业文化能够在商丘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
这是因为，一种亲商、爱商、尊商、重商、富商的传统商业美德，历经千年而不衰，像生长在黄河故道上的苦楝，死死地抓着故道遗留下来的砂粒，恒久地坚挺在商丘人民的心中。
在商丘，关于商业美德的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非常丰富。据《商丘县志》载：楚国士尹池出使宋国，宋国太宰子罕设家宴招待他。士尹池见南面邻居的墙弯弯曲曲，深入到子罕的院子里，西面邻居家的水从他房门前流过，问其故。子罕说：“南家工人也，业鞔，使徙之，恐人不知其处，不获食其业；西家高，而利吾宫之卑，故不禁也。”士尹池回到楚国，楚王想出兵伐宋，士尹池说：“宋不可攻也，其主贤而相仁。”楚王遂罢兵。这个小故事，体现了当时宋国统治者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保护和尊重。
在民间还流传着“伐树留邻”的故事。西汉时期，梁国一个集镇住着两户人家，东侧户主叫任守礼，本地户，西侧户主叫李保义，外来做买卖的。李家后院有棵枣树，长得茂盛，枝条伸到任家院内。任家的小孩爱吃枣，任守礼制止孩子，编了个笆，悬在空中接枣，每天把接到的枣送还李家。后来，任守礼担心自家小孩偷枣吃，就准备搬家另居。李保义听说后，立即伐掉枣树，留住了任家。后来，为了彰扬这种容商、亲商的风范，这个集镇被人们誉为“待邻村”，李家院被誉为“留邻院”。
合上发黄的历史书籍，拨开虚实掩映的民间传说，在“中国·商丘与商业起源研讨会”上，商丘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哲学博士张琼以学者的眼光，将商丘传统的商业美德归纳为四点：第一，与中国历史上重农抑商的贬商、斥商、蔑商的传统文化相比较，商丘人自古养成了亲商、爱商、尊商、重商的文化传统。第二，与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相比较，悠久的经商传统使得商丘地域文化中形成了较为鲜明的义利并重、言商尚利的价值取向。第三，与封闭、保守、中庸的传统观念相比较，独特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历史上多次成为文化、经济、政治中心城市的地位，使得商丘人民富有吐故纳新、开放进取、兼收并蓄、敢为人先的思想观念。第四，与以熟人社会为居住和活动特征的传统文化氛围相比，商丘历史上商业贸易中心的地位，吸引历代无数商人前来经商，同时也有许多商丘人外出经商，这种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徙，使之较早形成了商业社会所具有的开放、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这与中国传统熟人社会中的诚实守信的内涵是不同的。

谁能告诉我一些有关孔子的故事?

孔子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
在挫折中前进

孔子慢慢长大了。

因为穷困生活的磨炼，因为父亲原是体格很好的，所以孔子身子也很健壮，这是他日后所以能经受得起各种困难，而精力始终充沛的缘故之一。

孔子是有志气的。据他的自述，在十五岁已经立下了要好好学习各种知识和本领的志愿。

孔子在十七岁上，死了母亲。依照当时的习俗，母亲是应该和父亲合葬的。可是孔子不知道父亲葬在哪儿，他于是把母亲的棺材暂且停在一条叫“五父之衢”的街上。五父是五个老人的意思，衢就是街，如果是现在的北京街名，大概就叫什么“五老胡同”了吧。

这时一位老太太—— 一个名叫曼父的人的母亲——便走来指点给孔子说：“你父亲葬的地方我知道哇，那地方叫防。”防是指防山，在现在山东曲阜县东面，孔子因此才知道了父亲的坟地，便把母亲也葬在一起。

孔子这时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青年，虽然小心谨慎，但人事经验是不多的。他单纯地想到有机会就该出一出头，同时他也觉得自己已经有一些本领了。有一次，鲁国的贵族季氏欢宴名流，这位十七岁的居丧的孔子便穿着孝服跑去了。季氏的家臣阳虎向他喝道：“我们请的是有地位的人，并不招待叫花子。你走吧！”孔子便只好退了下来。

经过这一番挫折，孔子更发愤了。

过了三四年，他的道德修养和各种才能，一天比一天进步，虽然年轻，却已出了名。他在十九岁结了婚，二十岁得了一个儿子。鲁国的国君昭公向他道喜，特地送了一条大鲤鱼来。孔子为了纪念这桩事，便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鲤，号伯鱼。伯是老大的意思，因为这是孔子的第一个儿子啊。——可是孔子也只有这一个儿子。

由于刻苦学习，孔子逐渐成了博学多能的人。在他住宅的附近有一条街叫达巷，达巷里的一个老百姓就这样说过：“孔子这么渊博，他会的玩意儿我们简直叫不上名堂来。”孔子听见了，便谦虚地说：“我会什么呀？我会赶车罢了。”原来在这时有六种本领是一个全才的人必须具备的，这就是：礼节，音乐，射箭，赶车，识字，计算。在这六种本领里头，赶车是被认为最低下的，所以谦虚的孔子只承认了这一桩。

孔子后来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往日没有得到从政的机会，可是我因此有了学会各种本领的工夫。”

孔子大概在二十六七岁的时候，才做了一两回小官。他担任的不是行政官，而是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一回是当“乘田”，这是管牛羊的官，孔子说：“叫我管牛羊，我就要把牛羊养得肥肥大大的。”果然他养的牛羊都很肥壮。另一回是当“委吏”，这是一种会计工作，孔子说：“叫我管会计，我就要让账上不会出错儿。”果然他管的账都是一点岔儿也没有。他在青年时期工作就是这样踏实，这样负责的。

在孔子三十岁这一年——公元前522年，执政二十年以上的郑国大夫子产逝世了。子产是使郑国秩序得到安定的人，是使郑国虽处在晋楚两大国之间而外交上常常获得胜利的人。子产是十分博学的。他也熟悉当时的诗歌。子产并且善于组织人才，使用人才。他决定国家大事的时候，一般是先向熟悉各国情况的公孙挥探询一番，再同善于出计谋的裨谌到郊外去一起研究，同时征求一下老百姓的意见，然后又请善于判断的冯简子加以决断，最后才让长于外交的游吉去办外交，既然经过这样审慎的步骤，所以子产执行的政策便很少失败了。郑国在公元前536年，即孔子十六岁时，把刑书铸在金属制的鼎上，这是中国有记录的、最早的成文法，这是子产在法律上的一个贡献。子产最初执政的时候，郑国流传着这样一首歌：

提倡节俭，提倡节俭，
人有好衣服也不能穿；
整顿军事，整顿军事，
人要种地也没法子干；
谁杀子产，
我们心甘情愿！

可是过了三年，便流传了另一首歌：

我们子女，
是子产教育；
我们田地，
是子产开辟；
子产可别死！
死了谁继续？

子产一死，郑国人便都哭了。孔子听见这消息，也哭了。孔子称赞子产是对人们有着惠爱的人。在思想上，子产也是比较开明的。郑国有了火灾，别人都说要去求神，但是他说：“天的道理是渺茫的，人的道理是切近的，我们是讲人不讲天的。”郑国有了水灾，又有人以为是龙神作怪，但是他说：“我们无求于龙，龙也无求于我们，不相干的。”这种开明思想在当时原是一般有头脑的人都抱有的，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子产正是一个代表人物；而孔子的一些健康的见解，正无疑是由于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并在同一社会基础上产生的。

专心从事教育工作

从三十岁左右就从事教育的孔子，在任何时期也不曾放弃教育活动的孔子，随时想到自己培育的人才出众而感到欣慰的孔子，随时感到自己的主要生活可以拿“学不厌，教不倦”来概括的孔子，现在更意识到教育工作才是自己的本行了。

由于孔子本人生活和思想上的变化，他对于他的弟子的教育前后期也有所不同。大概在早年所收的弟子是以培养他们从事政治活动为主的，晚年所收的弟子是以培养他们作文化学术工作为主的。

孔子曾经粗略地把他的弟子按照不同特长分为四类，并各举了几个代表人物，这就是，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治：冉有、子路；口才：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这有点儿像后来大学分系的光景。

自然，这样分法是不够严格的：德行在孔子看来仍然是政治人才的重要条件；政治也包括军事；口才又包括外交本领；文学也包括比后代更广泛的内容——学术。

至于施教的方法，它的最大特点是着重在启发。孔子根据每个弟子的性格、主要优缺点，而加以相应的及时的教育。子路曾经问孔子：“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孔子说：“还有比你更有经验、有阅历的父兄呢，你应该先向他们请教请教再说，哪里能马上就做呢？”可是冉有也同样问过孔子：“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呢？”孔子却答道：“当然应该马上实行。”公西华看见同样问题而答复不同，想不通，便去问孔子，孔子说：“冉求遇事畏缩，所以要鼓励他勇敢；仲由遇事轻率，所以要叮嘱他慎重。”

事实上冉有和子路的主要毛病正在这里。冉有曾告诉过孔子：“不是不喜欢你讲的道理，就是实行起来力量够不上呢。”孔子说：“力量够不上的，走一半路，歇下来，也还罢了；可是你现在根本没想走！”这就是冉有的情形。子路不然，子路是个痛快人，孔子曾说他三言两语就能断明一个案子。有一次，孔子开玩笑地说：“我的理想在中国不能实现的话，我只好坐上小船到海外去，大概首先愿意跟着我的准是仲由了。”子路当了真，便欢喜起来。孔子却申斥道：“勇敢比我勇敢，可是再也没有什么可取的了！”这就是子路的脾气。孔子对他们说的话，都是对症下药的。

孔子对其他弟子也同样有中肯的批评。颜渊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但因为颜渊太顺从他了，便说道：“颜回不是帮助我的，因为他对我什么话都一律接受！”又如孔子是主张全面发展的，如果单方面发展，他认为那就像只限于某一种用处的器具了，所以说：“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不能像器具一样。”可是子贡就有陷于一偏的倾向，所以他就批评子贡说：“你只是个器具啊！”子贡问道：“什么器具呢？”孔子说：“还好，是祭祀时用的器具。”意思是说，从个别的场合看来，子贡是个体面的器具，却没有注意到全面的发展。

孔子注重启发，他善于选择人容易接受的机会给予提醒。他说：“如果一个人不发愤求知，我是不开导他的；如果一个人不是到了自己努力钻研、百思不得其解而感觉困难的时候，我也不会引导他更深入一层。譬如一张四方桌在这里，假使我告诉他，桌子的一角是方的，但他一点也不用心，不能悟到那其余的三只角也是方的，我就不会再向他废话了。”

孔子又往往能使人在原来的想法上更进一步。子贡有一次问道：“一般人都喜欢这个人，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不够。”子贡又问：“那么，一般人都不喜欢这个人呢？”孔子说：“也不够。要一切好人都喜欢他，一切坏人都不喜欢他才行。”

孔子对弟子使用的语言往往是含蓄而富有形象的，让人可以咀嚼，却又很具体。孔子看到有些人虽然不是不可教育，但根本不努力，又有些人却努力而不得其道，因而也没有成就，便对弟子们说：“庄稼是庄稼，可是光有苗头，长不出穗儿来的，有的是；长了穗儿却是个空壳儿，不结米粒儿的，也还是有的是呢！”

孔子在教导弟子的时候，最反对主观自是。他说要根绝四种东西：一是捕风捉影的猜想，二是把事情看得死死的，三是固执自己片面的看法，四是把主观的“我”看得太大，处处放在第一位。

孔子也常常以自己虚心的榜样来教育弟子。他曾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什么的，我不过是喜欢古代人积累下来的经验，很勤恳、很不放松地去追求就是了。”又说：“三个人一块儿走路，其中就准有我一位老师。”还说：“我知道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有人来问我，我也是空空的。但我一定把人们提的问题弄清楚，我尽我的力量帮他思索。”

一个当惯了教师的人，往往容易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架子，有时甚而不知道的也冒充知道。但作为一个教育家的孔子却一贯虚心，对于求知是抱有严肃认真的态度的。孔子曾向子路说道：“仲由啊，你知道什么是教育吗？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才是真知道。一个教育者是应该这样的啊。”

孔子常常以自己的不断求知、积极学习态度来鼓舞弟子。他说：“我学习的时候，老怕赶不上，又怕学了又丢掉。”他又说：“十户人家的村子，找我这样忠厚信实人不难，可是找我这样积极学习的，就比较少。”他时常以不疲倦的学习，以致忘了忧愁、忘了衰老来形容自己。

学习和思考都重要，他说：“光是学习，不去思考，就得不到什么；光是思考，不去学习，也是白费精神。”但孔子更重视学习，他以自己的亲身经验告诉弟子们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只管想来想去，但是没有什么收获，不如实实在在的学习有益处。”

弟子有在学习上松懈的，他就加以批评。宰我白天睡懒觉，孔子就说：“烂木头是不能刻上什么的，烂土墙是不能画上什么的，我对于宰我还有什么办法！”子贡忙着批评别人，而放松自责。孔子便也对他说：“端木赐啊，你这么聪明吗？我就没有这么些功夫！”

孔子最反对人在学习上自满。子路看见古代诗歌上有这么两句：“也不害人，也不求人，走到哪里，也是好人。”便老背这句话，满足了。孔子于是说：“这哪里配称好人呢？”

在学习中，他很注重温习，也就是把学习到的东西要巩固起来。他说：“学习会了的东西，时常温习一下，不也很有乐趣吗？”温习就能熟练，熟练就会有创造，所以他又说：“温习旧的，能产生新的心得，这样就有资格当老师了。”

孔子对弟子的教育，是结合实际生活来进行的。像对于父母要尊敬，想到父母爱护子女就要注意自己健康；像与人相处要融洽，但不要迁就；像对一般人都要友爱，但更要接近好人；像做事要勤快，说话要谦虚谨慎，逢见比自己高明的人要老老实实请教等。

有一次，子路问孔子人死了以后怎样，孔子说：“活着的问题还没解决，管死了以后做什么？”子路又问：“该怎样对待鬼神？”孔子说：“对待人还没对待好呢，谈什么对待鬼神！”孔子就是这样看重实际问题，而不喜欢空论的。孔子也很少谈怪异、武力、变乱、鬼神。在做人道理方面，如果提得太高而不切实，孔子也是不许可的。子贡曾说：“我不愿意别人对待我的，我也不要照样对待别人。”孔子便说：“赐啊，这不是你现在能做到的！”

孔子也经常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批评向弟子进行教育。例如有一次子路问起管仲在齐国的内战中没有为自己所拥戴的公子纠死节，是不是还可以称为好人呢？孔子说：“齐桓公能够多次会合诸侯，不靠武力，使天下有统一的希望，这就是管仲的功劳，这还不算好人吗？这还不算好人吗？”又有一次，子贡也问起同样问题，孔子也说：“管仲帮助齐桓公，使他成为诸侯的领袖，使天下有统一的希望，人们到如今还受他的好处，如果不是管仲的话，我们早要被外族征服了，连服装都改了呢。我们要求管仲的，难道只像对一个普通的男人女人那样死节，在河边上上了吊，无声无臭，什么功劳也没有，才算好吗？”在评价管仲的话里，表现了孔子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和重民轻君的思想。

不过，在阶级社会里，孔子的思想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就是在教育方面，他虽然讲究踏实，但他反对劳动教育。其实孔子从小比较穷苦，搞生产是有一手的，弟子们也是知道的。可是有一回，樊迟想跟孔子学种田，孔子就板起脸说：“我不如老农夫！”樊迟又想跟孔子学种菜蔬，孔子说：“我不如老种菜的！”樊迟退出后，孔子还跟别的弟子说：“樊迟真下贱啊，想学这个！”

尽管如此，孔子的教育方法还是有很多可取的特点，这就是：因材施教，注重启发，以身作则，踏实虚心。所以他的弟子颜渊曾这样地称叹：“咳，往上看吧，越看越高；往里钻吧，越钻越有东西。瞧着在前头呢，忽然又转到后头了。老师是一步一步地善于诱导啊。给我最广泛的东西，又给我最扼要的东西，让我想要停下也不能够。我费心竭力地跟着他跑，仿佛刚要赶上了，但是他又跑到前头了，总是赶不上。”

孔子在旅行，经过一个村庄，他看到一个老人，一个很老的老人，他从井里面打水来浇地。那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太阳又那么大。孔子以为这个人可能没有听说过现在有机械装置可以打水——你可以用牛或者马代替人打水，这样比较容易——所以孔子就过去对老人说：“你听说过现在有机器吗？用它们从井里打水可以非常容易，而且你做十二个小时的工作，它们可以在半小时之内就完成。可以让马来做这件事情。你何必费这么大的力气呢？你是一个老人啊。”他肯定有九十岁了。

那个人说：“用手工作总是好的，因为每当狡猾的机器被使用的时候，就会出现狡猾的头脑。事实上，只有狡猾的头脑才会使用狡猾的机器。你这不是存心败坏我吗！我是一个老人，让我死得跟生出来的时候一样单纯。用手工作是好的。一个人会保持谦卑。”

孔子回到他的门徒那里。门徒们问：“您跟那个老人谈什么呢？”

孔子说：“他看起来似乎是老子的门徒。他狠狠地敲了我一棒，而且他的论点好象是正确的。”

当你用手工作的时候，不会出现头脑的影子，一个人保持谦卑、单纯、自然。当你使用狡猾的机器时，头脑就介入了。那些用头脑工作的人被称为头头：职员的头头，老师的头头——他们被称为头头。不要做头头。即使做一个职员也已经很不好了，何况做职员头头……那就完了。做一个老师已经够糟糕的了，何况做老师头头……要设法成为“手”。“手”是被批判的，因为它们不狡猾，不够具有竞争性；它们似乎是原始的。试着多用手来工作，你会发现那个影子出现得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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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山一角！37次考古只发掘三星堆的千分之二，三星堆到底有何独到魅力？

从上世纪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以来，我国考古学家先后对三星堆遗址开展了共达37次的发掘保护工作。但其实这几十年来，发掘的面积也不到2万平方米，要知道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要达到12平方公里。发掘的面积只占三星堆遗址的2?。但是所发现出来的文物和展现的文明程度之高，也已经让我们为之震撼。三星堆独到的魅力，我认为是在于它给我们带来了对历史非常多新的认识。

一、三星堆文明所展现出来的文化成就有别于其他文明。所出土的许多青铜器中都有着非常夸张的设计，如突出的眼球，夸张的眼睛和耳朵这些一方面展现出了他们三星堆人对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也表现出了他们独特的想象力和高超的制作工艺。

二、三星堆遗址的出现为我们进一步揭开了古蜀国的。从中出土了非常多的新石器时期和商周时期的重要文物，他们都帮助我们进一步验证了古蜀国的存在。也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到了古蜀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以及他的社会形态等信息。

三、三星堆文明的出现，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了他们与中原文明之间的联系。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历史学界一直认为三星堆文明是一个较为封闭的文明同同时期的中原文明交往甚少，但是从发掘出来的许多青铜器中都展现出了与同时期殷商文明所共同的文化符号。这些都表明了，三星堆文明同中原文明具有着较强的文化联系。

四、三星堆文明让我们了解到了长江流域文明的重要性。随着对三星堆文明的不断发掘和研究，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长江流域所取得的文明成就。长江流域所取得的文化成就是不输于黄河流域的，他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五、三星堆的魅力还在于它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未解之谜。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和范围的不断扩大所展现出来的三星堆文明，也让我们越来越感到震撼和不解。

对于为何取得如此高度的文明，会在历史上突然的消失。要知道一个文明在取得一定成就之后，它的消失是需要漫长时间的。而像三星堆文明这样突然消失在世界历史上，也极为罕见。

?三星堆遗址至今已经出土了上万件的文物，但一直没有发现与文字相关的记录，一个已经取得如此高成就的文明却没有文字记载，这也是非常令人感到诧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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