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这样说过:“曾、左之伦,起儒衣韦带间,驱乡里服耒之民,以破强敌。宗棠又能将率南旅,西封天山,置其叛逆,则上度皇甫规、(皇甫)嵩,下不失为王铎、郑畋,命以英雄诚不虚。”章太炎以英雄称许左宗棠,所比拟的历史人物却只是平定叔孙无忌乱党的东汉名将皇甫规、诛灭董卓宗族的东汉末期名将皇甫嵩、围剿黄巢起义军的唐末诸道行营都统王铎、大破黄巢起义军的唐末凤翔陇右节度使郑畋,这恐怕难满左宗棠之意。须知,左公从年轻时就自视为诸葛亮后身,岂肯降低咖位。
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左宗棠以逆天的胆魄和烧脑的谋略脱颖而出,在军政两界,其天才表现均刷新了观众的认知高度。这位实力派奇人,若放在和平岁月,只能走父辈的老路,做课童的塾师,无法锥处囊中,定被蒿莱埋没。时空转换了,世界大不同,他倜傥轩昂,豪迈英果,俯视一世,推倒群雄,成为晚清时期的中流砥柱,撑起风雨飘摇的百年家国。盛名有了,他如何看待?
“毁誉不足道,功名不足道,能尽吾心力以善吾事,斯可矣。”
“士君子立身行己,出而任事,但求无愧于心,不负所学。名之传不传,声称之美不美,何足计较!”
“时俗毁誉,最不足凭,亦正无须介意。我辈只争此事不错,此心无他,便自浩浩落落。外间说好说歹,听其自起自灭可耳。”
满世界的围观者都以为左宗棠珍视名誉仅次于生命,殊不料他给所有猜想家兜头浇下一桶冰水。说来有趣,同治元年(1862)十月初,曾国藩致书在金陵前线负伤的湘军大将、胞弟曾国荃,也说过类似的话:“吾兄弟拼命报国,然须常存避名之念,总从冷淡处着笔,积劳而使人不知其劳,则善矣。”大臣大将积功积劳,久则实至名归,这样的美名十分牢靠,诋毁者也推它不倒。
光绪十一年(1885),左宗棠七十四岁,去世前一个多月,应武将侯名贵(字桂舲)的请求,为其《疏勒望云图》题咏七古一首,开笔即吐壮句:“男儿有志在四方,欲求亲显须名扬。自来尽忠难尽孝,征人有母不遑将。”豪情匝地,壮气摩空,至其暮晚而不衰。何为“志能帅气”?此之谓也。钱萼孙评左公诗:“如龙城飞将,豪气凌云。”诚不谬也。但“须名扬”三字与旧调显有区别。
李鸿章说左宗棠“近名而多意气”。没错,左公一生好轻视人,所至必更张。他莅任闽浙总督,则谓“闽中吏事、兵事败坏莫支,环顾九州,鲜有其比……司道无能任事者,知府中仅有两人称职,余皆庸猥不堪”;他剿捻过山西,则谓“晋虽完善,吏事、军事、民风窳败已极,非大更张不可”;他追捻至直隶,则谓“直省吏事、军事全无可观”;他平乱至甘肃,则谓“此间公务废弛,自设行省以来,因陋就简,驯至于今,则并其简陋而亡之矣”,对前任杨岳斌、穆图善颇致不满;他莅任两江总督,则谓“江南克复廿年,而城邑萧条,田野不辟,劫窃之案频闻……较四十余年前光景,判若霄壤”,在肯定陶澍治绩的同时,他苛责曾国藩之后数任两江总督。他强行恢复淮盐引额,上不直于朝廷,中不谅于四川总督、湖广总督,下不满于盐商,力排众议,独负勇名,就连好友彭玉麟也对此不以为然,批评他“求效太急,不免为奸巧小人所累”。
王柏心堪称不可多得的益友和诤友,他推崇左宗棠为“中兴以来奇才第一”,并且规谏左公“自兹以往,勋益盛而心益下,望益峻而量益闳,毣毣忠勤,始终无懈”。其心未下而其量欠闳,左宗棠的短板恰恰在此,王柏心赠人以言,爱人以德,堪称彬彬君子。
左宗棠从未像曾国藩那样与完人、圣人的美誉挂过钩,奇人、异人、强人、猛人、狠人、暴人之类褒贬参半的标签则与之结下不解之缘。这说明什么?曾国藩以德业取胜,左宗棠以功业见长,他们的着力点明显不同,但他们做出的实绩异常醒目。有人以“左氏浮夸”来讽刺左宗棠,有人以“悻悻争名”来贬低左宗棠,效果适得其反,原因就在于左公的盛名并非立于流沙一般的毁誉之中,而是立于磐石一般的功业之上。左公喜欢骂人,实亦不惧人骂,别人越被骂越心虚,而他越被骂越胆壮,骂不倒的人才立得住。
左宗棠好强好胜,岂会像道家列御寇那样漠视人间英名?立德于乱世,其表现容或有可议之处;立名于青史,立功于绝域,其成绩均为高分,就算将他的敌手、冤家、仇人全部请来,团团而坐,放胆挑剔和吹求,他的加分项目仍旧多于扣分项目。
实至名归,名不虚立。行成功满,功不唐捐。左宗棠幸矣!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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