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成就卓着，祖上更具传奇，强大基因遗传想不出名都难

王阳明的祖上个个都是传奇，父亲王华高中状元，王家告别隐居，开启入仕时代。元末明初，是王阳明的六世祖王纲生活的时代。王纲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一开始，他只是个落魄的文人。在那个天下大乱、山头林立的特殊时期，本来像王纲这样的人是能够在乱世中求声名，建功立业的，但偏偏他没有野心，不求功名，只知道陶醉于山水之中。

照理说，像王纲这种比陶渊明隐得还深的人是很难被人发现并且被请入世的，但奈何他交友不慎，偏偏有个刘伯温这样的“最佳损友”。历史上对于这两人的记载，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两人是老乡，小时候一起捉过螃蟹钓过鱼，偷过西瓜挨过打，所以交情比较好;另一种是，两人是在一次算命中相识的。但不管哪一种，都不影响刘伯温“坑友”的事实。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在辅佐朱元璋之前，刘伯温就出过一次山。当时大元朝拿在南方作乱的海盗方国珍毫无办法，便请他去对付。刘伯温刚把方国珍逼上绝路，方国珍就派人送了金银给京城里的大官。结果，大官很有大官的样子，拿了银子，直接把方国珍从海盗变为了国家公务员，而且职位比刘伯温还高。

刘伯温知道情况不妙，在方国珍回来找自己麻烦前就悄悄溜走了。逃跑途中，刘伯温误入王纲所在的那片山林。那时候他与王纲大概有20年未见，结果一看到王纲，吓了一大跳—王纲赫然还是20年前与他分别时的模样。

王纲和刘伯温说起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原来他旱年曾跟终南山隐士学习《周易》里的卜筮法和相面术，所以不仅能够容颜永驻，而且卜算命运也是一绝。

刘伯温一听，像所有人对于算命的态度那般，说：“算命这事能信吗?有本事你算给我看。虽然你是我朋友，但在这事上我可是六亲不认的!”

王纲当下没接话，而是端详了刘伯温半天。在刘伯温开始怀疑自己脸上是否有饭粒时，他才开口说道:“你呀，以后会有大机遇，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但是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等你有了身份地位，切记不要想起我!”

刘伯温听后顿时热泪盈眶，心想:这人多好啊，既给了我美好的祝愿，又要求我发达时不要惦记他，多么高尚的道德情操啊，我一定会记得你的，放心吧!

果不其然，后来朱元璋起义，把刘伯温召了过去帮忙打天下。经过折腾，气数已尽的元朝终于被朱元璋给终结了，大明时代到来。这新朝刚立，百废待兴，政权还不稳定，边境地区强盗匪寇猖獗，朝廷急需人才。

朱元璋就对刘伯温说:“小温啊，招聘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给我找点儿能干的人来!”

提到人才，刘伯温脑子里马上浮现出了王纲的名字。于是，他说道:“有一个隐居山林的神人，就是不知道死了没。上次与他相见是50岁，这一别又20年了，他若在，必定也是七十高龄，恐怕也没什么战斗力了。”

话虽如此，刘伯温还是去找了王纲。谁料王纲不仅健在，而且容貌与20年前无甚差别，乍一看就如一个二十出头的帅小伙。王纲一见刘伯温，就知道坏了。先前给自己卜卦，卦象显示自己70岁有凶兆，之前千叮万嘱让他不要惦记自己的刘伯温果然还是来了。罢了，该来的躲不过，凡人不能逆天改命，便只好跟着他去了朝中，当了个兵部郎中。

但王纲在这个职位上没待多久，就变成了广东参议，负责去广东各地催缴粮款，说白了，就是一要账的。因为所有人都觉得，你王纲，20多岁的小伙子，正是历练的时候，当什么兵部郎中啊!

年己古稀的王纲只好欲哭无泪地带着自己仅十余岁的孩子王彦达赶赴广东。事实证明，姜还是老的辣，宝刀虽老锋芒仍在。王纲到了广东之后，讨债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各地的粮款交得很齐很迅速。

王纲的业务能力如此之强，不仅让朝中的文武百官很高兴，也让广东地区的苗民强盗很高兴。于是在王纲父子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务，正准备荣归故里的时候，一群苗民流寇半路拦截了他们。苗民头子是个文化强盗。他对王纲说:“王先生啊，我看得出，您是一个难得的奇才，如果由您来当我们的头儿，那我们肯定能够大有发展啊!”

王纲说:“你这胡扯呢，我是朝廷命官，正派人士。你们是流寇土匪，邪派人士。我怎么可以带领你们去为非作歹呢!”

苗民头子还没说什么，队伍里没文化的强盗们却不高兴了。可王纲丝毫没意识到，依旧数落着强盗平时的种种恶行，直到一个脾气暴躁的强盗实在听不下去了，跳出来喊道:“你才是邪派人士!”喊完一刀就把王纲给杀了。王彦达愣了一秒，然后嚎啕大哭。

苗民头子无奈摆摆手，对那个强盗说:“哎呀，做人不要这么冲动。这王纲是个人才，被你这样结果了实在可惜。我平时教导你们没事的时候多读点书，就算做强盗也要做一个有文化的强盗，你们就是不听。罢了，

罢了，给这孩子一张羊皮，让他裹了父亲的尸首回去吧!”

一个强盗还在嘟嚷:“老大，这斩草不除根……夜来风雨声……”话音未落，苗民头子一个大嘴巴子扇了过去:“我让你斩草不除根!让你夜来风雨声!武侠评书听多了吧?这王家是书香世家，能跟你们这群草莽一般见识啊!是不是还要来一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

其实对于王纲是如何死掉的，各类史书上众说纷纭，但我们至少知道一点，王纲是死在了广东，而尸首被当时年仅16岁的王彦达用一卷破羊皮背回了老家。

王纲为国捐躯这件事，朝廷压根不知道，因此不仅没有给王纲烈士身份，也没给烈士直系亲属王彦达抚恤金。此时王彦达憎恨父亲生前的为官清廉，居然半毛钱也没留给自己，只好把除了内裤之外的一切物什都当了，才凑齐银两勉强安葬了王纲。

此后王彦达便一直学父亲隐居在山林中，躬耕养母，自然也读书，但不为功名。事实上经历了父亲之死后，他已经明白功名利禄皆是浮云，甚至才华也能带来杀身之祸，唯有隐士最逍遥。不久之后，王彦达找了

一个姑娘，两人合力把王家的下一代血脉—王与准创造了出来。

王与准深得爷爷与父亲的真传，不仅学识超群，还不喜世俗功名，当隐士的决心无比坚定。奈何这孩子什么都好，偏偏有个和他爷爷王纲一样的毛病—喜欢卜卦算命。年轻的时候他曾拜在一个赵姓老师门下，学习《易经》之道。当时老师有个女儿，师妹与师哥相互爱慕仿佛总是天经地义的，王与准学有所成之日，也是他与师妹喜结连理之时，之后他们陆续生下了三个娃。

王与准拖家带口回到老家，专门给乡亲算命，而且一算一个准。当地的县令一看大家都热衷于找王与准算命，心想自己虽然高于群众，但也应该适当融入群众，便笑嘻嘻地请王与准给他算一卦，看看自己啥时候能升官发财。

这位县太爷向来不得人心，王与准本来就看他不顺眼，如今若自己替他算命，那岂不是给百姓留下一种事权贵的不良印象吗?秉持着王家的高风亮节，王与准当着来者的面把卦书烧了，并恶狠狠地说:“县太爷的高贵命我王与准可算不出来!”

县令得知王与准拒绝给自己算命，顿时怒了:“你给张三李四王五麻子算命，偏偏不给老子算命，这不明摆着跟我过不去吗?这下看我不整死你!”

但王与准身为一个算命的，自然不可能傻乎乎地待在家中等待县太爷来收拾他。对于危险，他有着敏锐的直觉，所以老早就躲进了四明山的山洞里。

县令扑了个空，心里十分憋屈。正巧朝廷的钦差来到这里寻觅贤才，县令赶紧凑上前去恶人先告状:“我们这儿有个人才叫王与准，因为当年他爷爷为国捐躯朝廷没有重视，所以一直以来他都对朝廷很有意见。现在更是一个异党煽动分子，不仅每天装神弄鬼地给人算命，还到处宣扬做官的坏处。”钦差一听就怒了:“做官多好啊，不做官每天算命能有出息啊?!”

于是钦差大人下令:就算把四明山翻个底朝天也要把这王与准给搜出来。

王与准算到了县令会找自己麻烦，但他没算到会招惹上钦差这个大麻烦。钦差能调动的兵力岂是县令所能比量的，在千军万马搜山的过程中，王与准避无可避，但他再一次给世人展示了自己的高风亮节—在被逮住之前，把自己的腿给摔断了。

钦差见了遍体鳞伤的王与准，觉得这人“言貌坦直无他”，不像是异党分子，便问了他事情的前因后果，又找来乡里村民询问，结果得出结论:王与准是个助人为乐、刻苦钻研的好青年。钦差大臣觉得非常尴尬，便说:“与准啊，你看，虽然你是无辜的，但你没事儿躲在四明山山洞里干吗呀?

现在我出了这么多兵，结果是一个闹剧，这怎么下台嘛!”王与准说:“您来此无非是寻觅人才，但您看我，腿都断了，您总不能对朝廷说我是铁拐李下凡吧。所以我也帮不了您的忙，做不成官。”钦差点点头，说:“这是自然，但我看你二儿子王世杰聪明绝顶啊，小小年纪便能将九九乘法表倒背如流，不如让你的儿子代林你入世做官?”

王与准咬咬牙，只得应允。于是王世杰摇身一变，便成了特招生，从此有了秀才的身份。

奈何王世杰虽然跟他父亲一样继承了王家的极品基因，却多了一丝倔强。当时明朝的科举考试，为了防止考生带小抄等作弊情况的发生，考生进场前一律得散发脱衣接受检查。王世杰去考试的时候，一看居然要自己赤身裸体站在几个男人面前让他们细细打量，一怒之下便弃考回家了。

这让世杰妈很生气，于是便不停地唠叨，最后王世杰实在忍受不了了，只得再去参加一回考试，面对一群男人，把衣服一脱，然后考了一个第二名回来。奈何，还没等朝廷召唤他，死神便先召唤了他。究其原因，很可能是积郁成疾。这件事告诉我们:勉强得来的不会幸福。

但是不得不说，王家到了王世杰这一代，隐士思想已经淡薄，入世颇有眉目。那让我们来看看王世杰的儿子王天叙又有何作为。

王天叙依旧让大家失望了，他也未能去做官，究其原因，还是没这爱好。因为王天叙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音乐家。

王天叙从小便喜欢吹笛子，常常把竹林里的翠竹砍下来削成长笛，一排排摆在墙根。逢人就送，遇见漂亮姑娘更是会挑选一只最好的给她。姑娘说:“喂，这是你的长笛。”王天叙笑道:“不，这是你的长笛。”

长大之后的王天叙更是英俊潇洒，长年一袭白衣，于山水间弹琴奏乐，于明月下饮酒赋诗，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所以很多时候，在王天叙的妈妈看来，王天叙的儿子王华倒是比其父更有出息。

王华是公认的神童。念书识字皆是过目不忘，最难得的是，人品还极其端正。有记载，王华六岁那年，一次与伙伴于河边玩耍时捡到了金子。当时他没有像很多孩子那样大喊着发财了，也没有像很多小气鬼那般悄

悄找个地方把金子藏了。他只是把金子收好，然后静静地坐在河边等待。直到日落时分，远处传来了哭喊声。一会儿，一个大汉便过来了，小王华问他:“你找什么?”

大汉抓着头发一脸急躁地说:“金子啊，我的命根啊!”小王华用审视的目光打量了这个大汉两眼，又问:“你丢的金子有多重啊?”

大汉说:“五两。”

这时候小王华才把金子拿出来交还给大汉，并嘱咐其下次一定要注意保管好。

从这件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王华从小便具有拾金不昧的高尚品德，更重要的是，还体现了他对人情世故的洞若观火。小小年纪便有审度人心之力，大时怎能不成大事?

到了求学的年纪，王华的表现更是与众不同。比如私塾的老师让孩子们去春天的田野玩耍，但他却坐在座位上看书。问其原因，他坦然答道:“观春何若观书。”又有一次，知县来私塾视察教育工作，很多学生都

很紧张，唯独他依然安于座前看书，岿然不动。有人问其原因，他答:“知县是人，我也是人，再说我又没犯法，为何要怕他?”

自此，王华胆大便成了大家都知道的事情。14岁那年，他跟同学去龙泉山寺庙读书。传说这座寺庙闹鬼，当然，真鬼肯定是没有的，假鬼倒是不少。那晚一些和尚故意装神弄鬼去吓唬王华他们，结果却被王华用石子砸到了脑袋。从此，王华的淡定传至街头巷尾。

王华成年之后，他的淡定不仅表现为不惧鬼神，还表现为不近女色。说起来，也是一段极其有趣的故事。

王华参加科举考试前，曾在一个富翁家里当家庭教师。这富翁有些生理缺陷，所以膝下无子。他见王华相貌堂堂，学识又好，人品更是值得称赞，于是想了一个馒主意。

那晚，一个漂亮姑娘敲开了王华的房门。当时王华正在看书，抬头一看，只见进来的姑娘身材窈窕，容貌秀美，且穿得极其单薄，烛火一照，姻娜体态尽收眼底。王华忙垂下眼帘，问她有何贵干。

姑娘移到王华跟前，凑到他耳边说:“如此良辰美景，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帅哥你说我有何贵干呢?”

王华忙咳嗽道:“我认得你，你是我老板的小妾。这有夫之妇，晚上还是少出门为好啊!”

姑娘笑道:“就知道你们读书人放不开，我老公特意给你写了一句话!”说完便展开手中的折扇。王华定睛一看，上面写的居然是:“欲借人间种。”

王华恍然大悟。他想了想，便挥毫泼墨，在扇子的另一面愤然写道:“恐惊天下神。”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第二天一早，王华便不告而别，再也不敢来教书。这件事一度让富翁很委屈，因为即使借种，也是他戴绿帽子，他吃亏。结果王华却搞得自己吃了多大亏一样，实在让他胸闷。当然，令他更胸闷的还是借种计划泡汤，自己的儿子再次没了着落。

无可奈何之下，富翁只好请了一个道长来家里登坛作法以求神仙赐子。道长在祭坛上折腾了一番之后，靠在桌脚睡着了。一觉醒来，他便告诉富翁自己做了个怪梦。梦里锣鼓喧天，本来自己是上天庭求子的，结果一群天神浩浩荡荡堵住了自己的前路，一问之下，才知道是新科状元发榜。

富翁闻言，心想这也快到发榜的时候了，便问道长:“那你可看清今年我朝的新科状元是谁?”

道长一脸迷茫，摇头说道:“不知道啊，就看见两面很大的旗帜，上面写着奇怪的话—欲借人间种，恐惊天下神!”

富翁和他的小妾顿时被惊得说不出话来。

不久之后，新科发榜，王华果然高中状元。至此，王家算是正式告别了隐居时代，入了仕。

王船山与王阳明谁厉害

不断有人问我：王船山、王阳明有什么区别？看来这是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王阳明，生活于明朝中期。王船山，主观上生活于明朝晚期，客观上生活于明朝晚期、清朝初年。
王船山不承认清朝，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踏清朝的地，出门打伞、穿木屐，“悬续”于明朝。我思考了很多年，今日姑且创造一个新概念，曰“悬续”。续，是延续过去的事实。悬，是甲事实在乙事实之中，既表示中止乙事实，也表示乙事实包容甲事实之汇入。据此，你想当唐朝人，马上进入唐朝。你想生活于宋朝，当下来到宋朝。博物馆里面一件唐朝的文物或古董，是“悬续”的。
王阳明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明朝社会失序，人性异化，权力、金钱（市场）不受制约。王船山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明朝灭亡、清朝兴起，一切都崩溃了，在当时谓之“夷狄灭中国”“亡文化”“亡天下”。这是颠覆基本价值底线的问题，绝对不可接受，必须尊王攘夷，重建中华文化正统。
王阳明批判的主要对象，是程朱理学的异化、世俗偏见、杨墨、佛老等。在当时，程朱理学，是官方哲学，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王船山批判的主要对象，是满清夷狄、世俗偏见，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异化，还有佛老、杨墨等。有一点，必须承认，王阳明心学是王船山的批判对象。
以今日的眼光看来，是明朝各个方面都出了问题，让一种“思想”完全对此负责，有失偏颇。理性不足，生产力低下，一切都不平等，自然产生自私自利的分配方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又难以制衡权力、金钱，整个社会处于一个不均衡状态，当然会出大问题。
生产力不发达，利益分配偏向不平等，强势者多得，弱势者少得。如果平均分配，大伙一起过苦日子。不仁道的分配方式，占据了大多数领域。譬如说，古代的工匠学徒制，拜师求学，在三年之内，相当于奴隶。资源有限，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一般而言，徒弟学成，要远离师傅的地盘（领地），避免利益冲突。
在古代，大量的体力劳动者通过辛苦的劳作来养活少数人。少数人，也包括文人骚客。这些大量体力劳动者，既处于社会的底层，又受到了压制和歧视，可谓普遍遭遇不人道的对待。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有多少人为此主持正义呢？又有多少人为此忏悔过呢？
当然，理性不足，知识分工不精细，各界处于相对蒙昧状态，也无法提出有效解决问题的优良办法。几千年来，虽然在实践之中自发萌生“天下为公”的追求，总结出了一些经验，但是尚未上升到理性。譬如孟子主张以道抗势，有制衡权力、金钱的追求，但是没有硬的制度设计，道德太软了，无法证成天道正义。
应当说，内在价值，需要用硬的外在制度来获得保障。古人也晓得，道德必须依靠宝剑来证实，因此，孔子、屈原、王船山均佩有宝剑。
也显然，在古代，不仁道的分配，也是通过制度、道德、习俗、价值观念等多种东西来提供保障。因此，古代的有些“道德”，现在看来并不符合现代的道德了。
傅山《圣人为恶篇》讲到一个问题：不平等的东西，有各种理论依据，并且贴上了“善”的标签；平等的东西，既找不到理论依据，也被视为“恶”。怎么办？靠创造发明，靠圣人为“恶”。浙江宋恕是王船山的粉丝，“著书专为世界苦人立言”，可谓站立在公道上为“苦人”创造意义、理论依据。
依发生学而言，各种利益体主张自己的诉求，通过实力博弈确立了利益分配样式，并立下法则，成为共识、传统。但是，社会变化日新，需要不断修改分配样式。既得利益群体要继续维持现状，实力增强的或新生的群体要重新立法，修改既成分配样式，于是发生冲突，当然，最后双方达成妥协。
在明朝中期，理性不足，生产力低下，一切不平等，世人走向了尔虞我诈的博弈，充满怨尤、仇恨、鄙视，相互排斥、隔离，大多数人充满“失意感”、“烦闷感”。王阳明《答顾东桥书》云：“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为此，王阳明继承了程颢的“万物一体之仁”，像墨子一样用“兼爱”来化解矛盾，谓之“拔本塞源”。其实，宋朝的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也是这个意思。
对此，王船山则提出“人类一体”、“人、物一体”、“人、物相协”、“同类相救”、“强弱互保”等主张。人，首先应当是一个理性的人，自己的主人，一个公民；其次应当承担天道正义的责任，与他人、万物和谐相处，共同进步，最后证实“各正性命”。谭嗣同受此启发，提出了“以心挽劫”说，要拯救东方、西方一切生命，被梁启超称赞为“世界主义”。
仁爱，是儒家的核心概念。俗话说，结婚，先要谈情说爱。一对夫妻，相互不爱了，充满怨恨，自然会分离。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莫不如此。究其原因，仁爱是建立一个共同体的基础。儒家讲仁爱，分两种，一是普世性的仁爱，对任何一个人持有相同的爱意，平等对待，曰公爱；一是对私人领域内的仁爱，有情分的厚薄，等差对待，曰分爱。国家，对于任何一个人持平等的仁爱，曰一视同仁，曰普同一等。因此，政府公务员之德为仁，仁、义、中、正、公，不能沦为分爱，只爱熟人。
儒家发仁爱之心，佛教发菩提心，都是建构信仰的前提。仁爱之心如山若石，不动摇，坚贞不贰，主体对外宣散扩充，“王者无外，无远近，大小若一”，所以孔子说“仁者乐山”。不管遭遇什么，此心不动。然而在现实之中，人没有发仁爱之心和修持工夫，因受到过多的伤害，会怨天尤人，内心充满仇恨，报复他人，伤害无辜。其实，古人也认识到了，一方面，不伤害他人，尊重他人；另一方面，受到伤害，仁爱之心不动摇，宽恕他人。可见，作为现代公民伦理的基础，不伤害他人、尊重他人和宽容他人，并非什么新鲜的理论。
王船山还提出了“成均”理论。他认为，天地之数五十五，阴数三十，阳数二十五，阴阳之数不均，怎么办？制器成均。制器，可解释为创造器物、制度、意义等。成均，相互制衡，成就平等。
一个东西处于制衡状态，才是稳定、和谐的。夏天酷热，少穿衣服；冬天寒冷，多穿衣服。权力制衡权力，金钱制衡金钱，公民社会制衡权力、金钱（市场），这是启蒙运动以来的常识了。但是，王船山早在启蒙运动之前已提出来了。
对于一般人而言，信用与资本成正比。借钱，要有抵押物提供担保。即使借债人将来破产或逃跑了，也不必担心。古代订婚、结婚，要先送彩礼（订金），也是有道理的。用订金表示诚信，让人遵守契约，是古人发明的一种制衡办法。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不平等是永恒的。不平等，有理性不平等、机会不平等、资源不平等、能力不平等，等等。不平等，会产生冲突，必须采取“尊王进夷”的办法，扶助弱势，促进平等。没有理性的人，往往是一味采取尊王攘夷的办法，排斥、隔离弱势，甚至于欺压、鄙视弱势。自然，弱势会报仇，摧毁强势。不平等的状态，会引发相互仇恨、鄙视，彼此摧毁。王阳明《答顾东桥书》所讲的明朝现实，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怎么办？设计优良制度，成均。譬如说，王船山作为中华法系的重要法学家，提出了虚君共和、依宪治国、宽下严上的主张，这些思想是前所未有的创新。所以，谭嗣同说：“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现代新儒学开山祖师熊十力说：“儒者尚法治，独推王船山。案其言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子有无之外，以虚静统天下。远西虚君共和之治。此先发之矣。”王船山还有许多“成均”的主张，不一一不赘述。
观照几千年的历史，人类必须承认自身不足，有种种缺陷。因此，要设计制度，防范缺陷带来的灾难。王阳明尚未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王船山则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优良办法。
在心学方面，王阳明、王船山都讲“心外无理”，但是又有分别。王阳明讲“心外无理”，是心即理，是“以心造理”。王船山讲“心外无理”，是心具理，理生心，心生理，“以理造心”、“以心造理”兼备。
从哲学来说，先要认识世界，再依据所知内化于心，之后依据心作出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先认识事物，产生事实判断，即“以理造心”、“心具理”，再作出价值判断，即“以心造理”。价值判断内化于心，即良知。良知是存量，应当不断扩充知识，继续储存。良知发用，呈现出来，是作出价值判断，即“以心造理”。
朱熹主张认识外在的“天理”，但是如果内心动力不足，则要安装王阳明的“良知”，才能持久行动。如果仅只安装“良知”，没有新知识，在面对新事物的情况下，“良知”虽有作出价值判断的追求，但是不能作出有实效的价值判断，完全无效。譬如，一个不懂开飞机的人去开飞机，虽有“良知”，但是“良知”无法产生效果。
为此，王船山主张“研几”，此几，为内几、外几。几，是理性、德性，也即道、德，又表现为未来趋势。合内外之几，“良知”才能有效。几，既是永动机，也是校正机。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讨论问题，是基于当时的知识、技术的，或者说，基于事实判断上升为价值判断的。在王阳明时代，没有知识大爆炸，已有“良知”够用，可以忽视知识、技术，或者说，当时的知识、技术是自明的，不需要随时提起。而今，对世界的认识日新月异，科技也水涨船高，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新的事实判断尚未达成，遑论新的价值判断？如转基因、人工智能等问题，至今争论不休，没有一个定论。纵使有“良知”，也无法在转基因领域内呈现效用。因此，王船山提出“知能”日新，求知是无止境的，不能在已有“良知”之处停下脚步。
“以理造心”，是追求知识，在低级阶段。“以心造理”，是追求价值，在高级阶段。王阳明的“致良知”立基于已有知识，偏重于高级阶段。这个也没错，受众不同。但是，受众“理性不平等”，可能误解王阳明，忽视“以理造心”，产生流弊。也许这正是阳明后学的不足之处。
王船山讲“心外无理”，是看到王阳明心学的漏洞，因此提出了“以理造心”、“以心造理”兼备，辩证看待，不可顾此失彼。
港台新儒家牟宗三以陆王为正统，程朱别子为宗，也有他的道理，但是我并不完全同意。依据我的私见，陆王心学讲的偏向高级阶段的事情，程朱理学讲的偏向低级阶段的事情。对于全球的学问而言，西方文化为中国文化提供低级阶段的学问，中国文化可多讲高级阶段的学问。问题是，没有低级阶段的学问，高级阶段的学问也不好讲。二者是一个整体，相互作用，不可割裂。
王阳明心学讲“致良知”，是给人安装“永动机”和“校正机”，让人无所畏惧，自信自在，充满无穷无尽的能量，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和创造力，也时刻作出价值判断而保证正确。对于一个人而言，“致良知”是安心、安命，即使受到挫折，也不会充满“失意感”、“烦闷感”，保障个人正确。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老板、员工“致良知”，心心相通，团体组织效率最大化，保障企业正确。当然，这是基于既有知识而言的，面对新知识爆炸的处境，“致良知”无效，要请王船山来搞科研。
王船山看到了这两种情况的不同，安心、定心的法门也就有所不同。王船山看到了“不均而不测”，即未来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要“知能”日新，扩充知识；另一方面，要自信、守气，“不动如山，决机如水”。
自信，尤其是颠覆一切、自主创造的自信，是一切创造的前提。全球研究自然科学史的专家无不十分敬佩中国古人所取得科技成果，认为每一个发明创造都是原创性的。为什么现代中国人丧失了这种创造力了呢？我倾向于认为，在众多原因之中，失去了自信，是一个首要原因。没自信心，缺乏勇气，谈何创造呢？
在古代，中国人有一种特别的自信，相信“中国人”居住在天下的中心，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古人讲，“中土难生”，意思是说，降生在中国，是十分难得的事情。
王阳明、王船山都有“圣人精神”，主张人人可以成为圣人。王阳明的圣人精神，偏向于高级阶段的价值判断，忽视了低级阶段的事实判断。王船山的圣人精神，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兼顾，是科学精神、仁义精神的统一，德性领导理性。为此，王船山依据《周易》提出了“三圣”说，先圣发明创造器物，相当于科学家；中圣发明创造制度，相当于政治家、企业家；后圣发明创造、传授各种知识、技艺，相当于学者、教师等。王船山认为，中国古代有一个“圣人传统”，圣人不断创造发明，使得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几千年不灭，并且在古代长达1000多年内为世界第一大国，各个方面保持全球领先，为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种圣人，是“永动机”，乾乾不息，“从大段辛苦来”，可谓之坚苦。持钢铁般的坚强意志，有冒险的胆识，接受不确定性，无所畏惧，永远向前，勇猛精进，这是圣人的大雄大力。圣人承担着天道正义，对天下负责，因此，天下有罪，是圣人之罪。自明朝以来，中国文化停滞不前，不断被欧美超越，从世界第一大国沦落为屡遭欧美侵略、奴役，是圣人之罪。
人，一旦启动了庄子所谓的“机心”，会进入竞争状态，追求效率最大化。实现效率最大化，一是靠理性，或者说知识、科技；二是靠团体组织；三是靠内心动力。现代新儒学开山祖师梁漱溟认识到了中国文化在现代化面前的不足之处，因此将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定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其实，王船山在阐述“圣人传统”时早已言之。科学技术，是先圣的事情。团体组织，是中圣的事情。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基础，文化精神是灵魂，此即三圣之事。目前王阳明心学对于企业管理的贡献，仅限于内心动力，而对团体组织、科学技术的而言，必须依靠王船山了。或者说，在拥有团体组织、科学技术优势之后，可以畅谈王阳明心学。
熊十力对王船山偏重于“知能”日新、不讲“致良知”有所不满，他晚年在家里设立三方牌位，一是孔子，一是王船山，一是王阳明，每日祭祀。我觉得，熊十力对王船山有所误解。王船山对于“知能”日新、“致良知”兼备，上、下方以智，前、后圆而神，只是因为当时“致良知”流弊太大，怕误导人，表述的形式有所不同，明的讲得少一些，暗的讲得很多。从逻辑上讲，读王船山的书，可弥补王阳明的不足。
王阳明心学具有颠覆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向度，在世人心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点燃了进步的希望，因此十分流行，门徒遍布天下，造成了剧烈的社会影响，而其流弊也大，到了明末清初成为一个被批判的对象。尤其是明朝灭亡后，一些士大夫有负罪感，纷纷忏悔，隐居起来，批判王阳明心学。从此，王阳明心学退出了历史舞台，对中国近现代史没什么影响。而在17世纪初，王阳明心学东传日本，后来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对明治维新有催化作用，二是与陆九渊心学一起成为建构日本商道思想的原料。日本充满传奇色彩的稻盛和夫，是王阳明的粉丝。
王船山在明末清初没什么影响，躲藏于深山老林，预言死后200年著作“始显”、500年“吾道”“大昌”，重建中华文化正统。也果真如此，1839年开始，王船山的著作开始大量出版，其思想既是一代又一代湖南人崛起的指南针，也成为辛亥革命的理论武器，有无数著名历史人物追随，譬如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张謇、章太炎、孙中山、黄兴、蔡锷、宋教仁、秋瑾、蔡元培、陈天华、于右任、宋恕、梁启超、胡适等，在海内外产生深远影响，被追尊为中国近现代精神领袖。1906年，《东方杂志》认为，王船山与亚当·斯密并驾齐驱，是中国最大经济学家。值得一提的是，范旭东、龙璋、聂云台等湘商对王船山推崇有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洪门至少在清朝末年推崇王船山为五大始祖之一。据朱琳于1940年写成《洪门志》，1947年正式出版，被司徒美堂称作“洪门圭臬”。该书《香堂总令》中说：“始祖只留五个人，一个一个说分清。一名本是殷洪盛，傅青主是第二名，三名本是顾炎武，黄梨洲是第四名。五名本是王夫之，反清复明大举义。”
医药说明书，既指出有效性，又指出缺陷，这值得我们学习。我主张客观分析，指出一个人的长处，也指出一个人的短处，研究其背后的“为什么”，讨论这些东西对现在、未来有何参考价值，并且考察有效性的变迁。
知识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带有抽象性，也具有偏差性，随时被推翻（证伪），而在实践中，已有知识在新条件下可能有效，也可能失效。有两位企业家似乎有点不自信，说他们理解的王阳明，未必“正确”。我说，不要太在意“错误”“正确”，而在历史上，“错误”的东西有效，屡见不鲜。在实践的过程之中，也不要太在意对书本“理解”的“错误”“正确”，只要行之有效，不必管“错误”“正确”。
朱熹、王阳明、王船山，都是大儒。从朱熹到王阳明，再到王船山，是一个辩证逻辑链。虽然学术史评价朱熹、王船山并驾齐驱，为两座哲学最高峰，甚至于说王船山与康德、黑格尔媲美，说王船山、黑格尔是东西哲学的两座最高峰，但是，我们不能忽视陆九渊、王阳明。陆九渊、杨简、王阳明，是心学的最高峰，但著作相对于朱熹、王船山而言太少了。杨简的成就比老师陆九渊要大，可是古人碍于名分，不太提及他。
评价一个思想家的伟大成就，一个方面看著作内容，另外一个方面还是要看心智、境界。论著作内容，朱熹、王船山的学问十分博大，陆九渊、王阳明没法比，有点单薄。但是，论心智、境界，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王船山是可以平等的，都是一流哲学家，可以启发世人，并产生效用，只是有“时”罢了。
当然，今人要善于吃火锅，兼容并蓄，集百家之长，不可盲从、狭隘、偏执，堕落为邯郸学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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