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周恩来总理已经清醒估计到自己的生命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6月9日,是贺龙元帅含冤逝世六周年的日子,中央军委准备在八宝山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贺龙家属虽被通知参加仪式,但要求对外保密,提出“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不宣传。”这是6月6日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的。
贺龙长女贺捷生在6月7日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对这种做法不理解,“百思而不可解,恳请中央补行葬仪,死者虽已无知,生者定能载德。”
周恩来看信后立刻给毛泽东写信:“……今得贺捷生同志此信,特送上。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毛泽东当天即批复:“照总理意见办理。”
接到毛泽东批示后,周恩来决定:要开追悼会,要送花圈,要奏哀乐,要登报,要通知亲友参加。因此,重新布置会场,安放花圈,准备悼词,他自己亲自参加这个仪式。又托人转告贺捷生要她顾全大局,捷生表示:听总理的话。
参加了这次仪式的徐向前元帅回忆说:“总理是不顾人们的劝阻抱病参加的,书写签到时手哆嗦的很厉害。我问他:‘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来了?’总理尽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沉痛地说:‘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
邓颖超先行打电话给贺龙夫人薛明:“总理也许来。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
薛明回忆说:“我和孩子提前到了八宝山,在休息室里……我听见外面有人叫:‘薛明啊,薛明啊!’接着,门被推开,总理走进来。我急忙迎上去说:‘我在这儿。’总理拉住我的手,又扶着我的肩头,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贺龙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难过呀……’他说着哭出声音来了。……我女儿晓明看到情况不好,怕总理太受刺激,就劝道:‘周伯伯,你自己要保重身体啊!’总理听了抬起头,缓缓地说:‘晓明啊,我的时间也不长了!’这时候,我终于控制不住了,在场所有的人也都忍不住了,一屋子的人全都‘呜呜’地哭起来。”
哀乐响起,周总理走进安放仪式的会场,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按惯例是三鞠躬,但现场气氛太沉重了,总理不停地在贺龙遗像前深深地鞠躬,一共鞠了七个躬。二方面军许多贺龙的老部下嚎啕大哭都要给贺龙遗像下跪,被贺鹏飞、贺晓明和工作人员拉住了。仪式现场泪奔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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