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明末农民起义，后金能取代明朝，入主中原吗

公元1627年天启七年，敲响大明朝丧钟的农民起义拉开序幕。要论明末义军最具威胁的就是李自成和张献忠了。终崇祯一朝，这两位义军领袖与明廷纠缠了十七年，最终埋葬了早已千疮百孔的大明朝，逼死了被众臣耽误的崇祯皇帝。

与此同时，早已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洲集团，褪去了后金粗糙的装备，换上了大清狰狞的坚甲利炮。他们要趁着中原鼎革，大顺与大明两败俱伤之际，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事。

如果没有农民军在后掣肘，后金能否独立取代明朝，入主中原呢？

如此脑洞大开的问题，咱们不妨大开脑洞的分析一下。

一论明末农民起义的影响明末农民起义起于陕北，从天启末年陆续开始。由于民生凋敝，天灾不断，明廷由于辽东战事而多次加征赋税，导致流民不断。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带领下不断发展壮大。

崇祯四年，义军进入山西作战。原本各自为战，分散流动的义军开始联合。

崇祯六年，在高迎祥的统一指挥下，义军已经有20余万之众。开始大兵团协同的义军具备了与明军激烈野战攻防的能力。于是义军通过不断的穿插迂回陕西、河南、湖南、四川等地，避开明军主力，各个击破明军驻守的城池。牵制和消耗了大量的明军兵力。

崇祯七年和崇祯八年，义军分别遭到了明军陈奇瑜部和洪承畴部的严厉征剿。虽然义军遭受了重创，闯王高迎祥也战死，但义军仍然攻破了明中都凤阳，烧毁了明祖陵，明廷朝野震动。

在十三年的艰苦征战中，义军经过了发展壮大，受挫跌入低谷，再二次壮大，又遭受打击的起伏。

崇祯十四年至十六年间，以李自成为首的义军相继占领了洛阳、襄阳，突破了明军主力的战略围堵，而后三打开封，在潼关全歼孙传庭主力，拿下西安，席卷关中。已形成东进中原，北上出山西与大明朝争夺天下的态势。

义军的另一支张献忠部也已饮马长江，效法当年陈友谅顺江而下，觊觎江南半壁。

天灾人祸集中爆发的崇祯一朝，基本上就是在这些吃不饱，没活路的“流民”不断突破生死极限、完成浴火重生的过程中消耗殆尽了。

也许，只有当年要过饭的朱元璋才能对这波澜壮阔的景象感同身受。

二论后金实力的分析后金，就是当年“成化犁庭”幸存下来的建州女真。

公元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大明朝的建州卫都司龙虎将军努尔哈赤脱离明廷序列，自立为后金汗国的天命汗，以十三副盔甲起兵反明。

到了1636年崇祯九年，皇太极改国号之前，后金以沈阳为中心，已经牢牢地占据辽东全境。

趁着明朝内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后金相继征服了蒙古和朝鲜，剪去了明朝东西羽翼，使得原本处于对后金合围态势的大明，反而陷入后金的反包围。处于两线作战，不断消耗的劣势。

皇太极时代的后金，不但继承了努尔哈赤凶悍的战法，也逐步引进汉人的政治制度对原本落后的后金体制进行改革。继续加强满八旗的同时，扩建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仿效明朝的体制，改元称尊，延揽各族人才。逐步形成了入主中原的战略意识。虽然后金的人口，兵力相较大明都远远不如。但不要忘了这是一个新兴的集团。从萨尔浒大战起，到努尔哈赤倒下的宁远之战；从宁锦之战的失利，到逐步拉近与明军的装备差距；从努尔哈赤时代的一味屠杀，到后期收编汉人和策反明军，最后清军入关逐鹿中原的主力基本上就是改变后的明朝降军。

后金的其兴也勃焉，正好对标明朝的其亡也忽焉。

三论明朝灭亡的根源1、天灾人祸，南涝北旱，粮食歉收，大量失去土地的饥民成为流民，逐渐成为明末最具危险性的破坏力量。

2、因为辽东战事起而自万历末期以至崇祯逐步增加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直接导致了明末农耕经济的破产，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的爆发，也宣告了明末财政到了崩溃的边缘。

3、万历怠政导致那些原本各自上书的言官们，逐步的依附于有威望的重臣门下，以增加话语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朋党。万历一朝，最大的政治遗产不是张居正的改革，而是这臭名昭着的党争。

像后来的东林党、齐党、楚党、浙党，甚至阉党等等，从之前简单的政见不同，慢慢的发展到左右政策，打压对手，扶持同党，最后竟然变成了不分是非，只要不是同党就残酷打击，不顾国家利益的地步。

直到李自成兵临城下了，朝廷上的党争也没有停息。深受其害的不只是崇祯皇帝和他的将领们，他的祖父和兄长又何尝不是呢？奈何大明朝已经回天乏术了。

结论有句老话说的好，“宁欺白须公，莫欺少年穷，终须有日龙穿凤，唔信一世裤穿隆”。这句话很适合后金的走势。

相比较末世的大明朝，军事策略的得失成败只是表面问题。核心问题是帝国上下人心尽失，皇帝濒临崩溃，举措失当；各级臣工各怀鬼胎，阴奉阳违，大明从里到外俱已烂透。

历史没有如果，即便没有农民起义，明朝也必然会被新的力量所取代。后金也好，大清也罢，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如果明朝没有灭亡,中国会不会自然进入资本主义时代?

会的， 明代中叶以后长江中下游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标志着儒家文明内部，工商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江南一带到处是资本主义萌芽。各国历史上封建国家都有权对工商业攫取过多的利润加以剥夺。明王朝所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税比率。没有出现汉武帝时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产以佐官府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业者已经成为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于这种加税也不能忍受。出现大规模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运动不断发生。大规模的几十次，一般规模的几百次。(《儒家文明》)“民变”不同于农民起义，有这类斗争,“平等”、“自由”、“实业兴国”、“保护贸易”等思想就会传播，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就可能发生。
有人说明代没有类似西欧实现资本主义的条件，那么我们要问了，各国都有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确没有英国等最先实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难道就不能自己探索一条现代化道路吗？比如农奴制的俄罗斯，比如封建色彩浓厚的德国、日本。再比如现代中国是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向了社会主义。同是深受儒学影响的华人就曾在南洋建立了“兰芳共和国”，前后存在了100多年。 关键是思想解放，对外交流，有交流就能进步。 英国有议会，而当时的中国民间纷纷结社，民间议政的风气很盛。特别是有先进的思想政治组织“复社”。 而在满清,闭关锁国，严禁结社。 大清律规定：“凡三十人聚会，一律处斩”。好了，一切非政府组织全部取缔了。
明末封建专制制度正在走向解体和衰亡，特别是宋明理学暴露出扼杀人性的弊端和生机勃勃的市民文化形成激烈冲突。有识之士在各方面都发现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正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新思想，新观念不断涌现，西方的先进优秀的文化科技正在引进，正如同西方社会经历的文艺复兴前夜。明末清初正是思想界启蒙的时代，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弊病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危害，在他们的著作中人本主义，民主主义的光芒在闪耀。黄宗羲的《原君》批判君主专制，打响了近代民主思想的第一炮，明末思想界对整个封建意识形态从哲学到伦理，从治国到治学都开始反思和批判。戏曲小说都以市民喜好为标准，反映了市民意识的觉醒，这是对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的反叛。西方的天主教在南方广为传播，特别受到明末先进士大夫的欢迎，他们试图将西方传来的宗教和儒学结合，洋教中国化。东林党人和天主教徒密切结合，涌现出大批杰出人物。比如徐光启、李之藻、瞿式耜等都是天主教徒，象王徵、孙元化、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形成一个“西学集团”。 南明天主教也在宫中传播,后妃们普遍信仰天主教，这必将影响到最高统治集团。西方宗教宣传的人人平等思想有利于人本主义，民主思想的传播,也有利于科技引进、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乃至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但是满清入关使得思想界断送了儒学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相结合产生新型文化的最后机会。
有人说明朝已经腐朽了，从整体看是的，但是从局部看就未必，统治阶级和封建官僚是腐朽的，而民间则是生气勃勃。富庶的江南地区正是新兴力量萌芽，成长，壮大的地区。正如同抗战时期，国民党是腐朽的，领导全民抗战是不利的，但是共产党就是新生革命的力量，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抗战。只是南明的新生力量还没有强大到具有独立领导全民抗战的能力。正如同法国大革命的前夜，封建王朝腐败吗？社会矛盾激烈吗？这正是国家民族最虚弱涣散的时候， 是希望再来一次蛮族入侵，还是来一次资产阶级大革命呢？在19世纪 日 本只用短短三十多年的西化--“明治维新”运动，就一跃成为世界列强，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早200年的明末思想启蒙和解放运动不能带来更好的局面。 但是满清用铁血摧残使得社会生产力大幅度倒退。物质文化大规模毁灭，之后大兴文字狱，理学成了碰不得的理教。空前强化了这种腐朽没落的封建意识和制度，如同西方蛮族入侵后的欧洲中世纪一样把中国带入了黑暗。

明朝选择与后金议和能延续王朝吗

其实后金并不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因素~因为无论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都没把改朝换代作为目标，他们的目标就是没事儿出去打个劫，抢完了就撤~除了个别时间点因为闹饥荒所以不得不大举大明进攻指望，还是老实，比较他们也很忙，忙着调和蒙古，朝鲜各方面的关系，因为明朝亡了他们才大举进关抢地盘~明朝灭亡最大的祸患还是内部，因为没钱赈灾所以民变四起，政府不得不增加赋税来扩军，结果百姓赋税更大，民变更大，这样的恶性循环最终让李自成张献忠之流硬生生的从弱势群体变成了强势群体~如果明朝再拿出一大笔钱作为岁贡跟后金讲和估计后金会很高兴的答应，但是无异于增加了一笔大刺字，这笔钱怎么来，只能对百姓加赋，那前面说的恶性循环肯定会加剧~

如果崇祯选择与后金议和 能延续大明吗

明金间自从发生军事冲突或爆发战争以来，双方各种形式和不同目的的议和活动，就没有停止过。其间战争的胜负是双方力量较量的结果，而议和活动也反映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
其实，从宁远之战以后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十几年间，明与后金在辽西地区基本处于相持阶段，其特点是双方断断续续展开了一系列的所谓议和活动，同时又伴随着一系列断断续续的战争。时谈时打，甚至边谈边打，事实上，任何一个阶段中任何一方提出议和都有着不同的具体背景与目的，但是没有一次、也没有任何一方真心想和。对于双方来说，都把“议和”作为最后战胜对方的一种灵活策略、一种必要手段。
天命十一年(1626年)宁远失利后，八月努尔哈赤死去，后金政权进行权力交接，由四大贝勒共理国政。利用明金战局与后金政局的变化，九月，袁崇焕向天启皇帝建议“乘其(后金)位置未定，并大耦尊之时，图为之间，八犬同牢，投之骨必噬”，“万一此道有济，贤于十万甲兵”。所谓“投骨”即“议款”，皇帝同意他“便宜行事”。（《明熹宗实录》）十月，袁崇焕遣锁南木座喇嘛、都司傅有爵等前往后金吊丧，具体目的有三个，
一是“探听虚实”，努尔哈赤是否确实已死，现在“边事所任何事”；
二是“离间其诸子与夷上下”；
三是要求后金“勿仍前叛逆，束手归命，听朝廷处分”。（《三朝辽事实录》）
这次只是一次礼节性、试探性的活动，尚未正式谈到议和问题。但是，“不计两国刀兵”，主动“吊慰庆贺，以礼相加”，显然是一种缓和关系的表示。
在明方的“议和”意图中是按照袁崇焕的战略，希望争取一个缓冲的时间，构筑以锦宁为中心的一条防线，作为向金国反攻的基地。而金国方面，皇太极初登大宝，根基未稳，国内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也有计划出兵朝鲜，解除后顾之忧。两方面这种“缓兵之计”的“议和”意图，一拍即合。因此袁崇焕的使团在金国受到了热烈的接待，大约一个多月后，皇太极派方吉纳、温塔石等带有皇太极致袁崇焕的答书，偕同明方使臣抵达宁远。皇太极在回信中，除表示对吊丧及祝贺即位的谢意外，正式表白双方议和的意向，希望议和早日进行。
但是，金国的答书送到袁崇焕手中，却不见回音。直到一个月之后，金国使臣方吉纳、温塔石等才从宁远回来，带回致袁崇焕的原信，转述袁崇焕的意见，认为原信中把“大明国、大满洲国”字样并写，不便奏闻，故：苓遣使，亦无回书。（《清太宗实录》）
皇太极在方吉纳、温塔石等人回来后，议和活动停顿。但他还是以积极的态度，来推进议和工作，为此他派人分别征询了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的关于议和的意见，并希望草拟一份代表金国贵族利益和政治要求的议和意见书。
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皇太极再次派出方吉纳、温塔石把拟定的议和书交给了袁崇焕。信中重要之点有三：
一是过去20年双方战争的责任在明方，所以引发战争是明方对金国“欺藐凌轹”的结果，也就是说明方欺侮了金国，金国才起而反抗的。所以信中再一次揭出“七大恨”，说明明方“凌逼已甚，用是兴师”。
二是要分清双方战争的是非问题。要本着“不论国之大小，止论理之是非”的原则，要求明方承认正义在金国一方，明国虽是大国也要承认违反了这个原则。在是非面前，大国小国是平等的。
三是议和的具体条件：明方如果要求议和，就要先送交金方黄金10万两，白银100万两，缎匹100匹，布(毛青布)1000匹，作为“和好之礼”。双方和好之后，每年由金方以东珠10颗，貂皮1000张，人参1000斤交给明方，明方以黄金l万两，白银10万两，缎匹10匹，布匹30万匹，交给金方，作为双方的馈送。（《清太宗实录》）
于是，两方人马就是开始讨价还价。袁崇焕说服了天启皇帝，遂于同年(1627年)正月向后金提出了明方的议和条件：
后金必须“易去(天聪)年号，遵奉(明之)正朔”，归还“侵地”，献出“叛人”。至于后金所要求的馈赠，认为数量太大，笼统回答说“往牒不载，多取违天”。
（《明熹宗实录》）天聪元年(1627年)三月，后金的答复是：
每年馈赠数不变，初次馈赠数可减为金五万两、银五十万两、缎五十万匹、布五百万匹。但已得土地、人民“悉已奠定安集”，不能归还。（《满文老档》）同时又提出一个新问题：“若果两国议和，先须分定疆域，以何地为尔国界，何地为我国界，各自料理。”（《清太宗实录》）
天聪初年的明金议和活动是两国历史上最有希望的一次议和，但同时也是最难达到妥协的一次议和。双方都从战略需求出发，都希望达成一项暂时的停战协议，来争取时间。
明方对失去的辽河东西的土地人民，要求恢复，而金方把占有的辽东西土地人民作为本身发展的天地和条件，要求划定疆界，永久占领。当时的明朝在辽东地区虽然战争失利，但有时也打胜仗，如果集中全国的兵力、物力来专注一隅，收复失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就是明方不肯轻易议和划界的缘故。金方在战场上有一定的优势，但对明战争也是有胜有败，加上自身经济上、兵力上都有相当的困难，各方面需要调整。如果归还明方的失地和军民，则等于“前功尽弃”。所以说此时的议和活动是没有成功可能的和议。再加上双方都在“议和”背后，积极备战，金方出兵控制朝鲜，明方派兵赶筑大凌河城城防，这就会使双方都有了借口，中止议和。
宁锦之战的失利，使皇太极进一步认识到明军尚具有相当实力，急切难以胜之。此时明朝方面也出现了转机，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死去，崇祯皇帝即位，魏忠贤伏诛，要求袁崇焕复出的呼声甚高。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以兵部尚书再次督师蓟辽，八月抵山海关视事，明廷议和派的主角再度出场。彼时，皇太极于天聪三年(1629年)正月，从沈阳派出白喇嘛等人到宁远，吊唁明天启帝之丧，并祝贺新君(崇祯帝)即位，派秀才郑伸及百总任得良送去致袁崇焕书，希望恢复议和，但是毫无结果。复职的袁崇焕热衷于他的“五年复辽”计划，对金方的议和要求采取了敷衍的态度。尽管皇太极作出更多的让步，愿意不用天聪年号，改奉明朝正朔，和议仍无进展。更重要的是崇祯帝即位之后，在朝臣中间对与金国议和问题，出现了对金议和，就是重蹈历史上宋金议和的覆辙，是卖国行为的“舆论”。在这种舆论压力下，明朝举国上下，都讳谈议和，谁也不肯负这种历史责任。袁崇焕对于金国议和的来信，也往往扣压下来，不敢上奏，只要明金双方的对抗情势不发生重大变化，明方对金议和的事，就不会再被人注意。
天聪三年(1629年)七月十八日，皇太极致书袁崇焕：你既然无意议和，则我兴兵，其责在明。十月，皇太极率军入关奔袭北京。这次出征，也是以后多次出征中的一个特点，即边打边宣扬其屡欲和好，明廷拒和，后金乃不得已而出兵。目的在于争取人心，分化明廷上下。如后金军十一月至通州，榜示各城“绅衿军民”，后金“屡次遣使讲和”，明帝不允，以故“告天兴师”。十二月又书“与明国君议和”信两封置北京德胜与安定门外。
天聪四年(1630年)正月又命喀喇沁部苏布地向明廷要求“悯小民之苦，解边臣之怨，交好满洲，以罢师旅”。三月，又分别致书明帝、明诸臣、锦州官员，要求“议和”、“罢兵”。三月，驻守永平等地的阿敏等将领也致书丰润、开平两地明官员，要求从速议和，否则“俟我汗携家眷至，彼时尔等议和亦难。”天聪五年(1631年)五月致书大凌河守将，表示“厌兵戈而愿太平”。然而，皇太极做出的这些议和的努力，明朝上下全部视而不见。
从天聪六年(1632年)至崇德元年(1636年)，这一时期的议和活动，仍然基本是后金单方面的活动，仅与个别明地方官员略有接触。还有一个特点，在后金(清)高倡议和的动机中，与明迅速恢复贸易等经济意义已退居比较次要的地位，用来作为配合军事进攻，争取人心、麻痹明军的手段，具有愈来愈加重要的意义。
17世纪30年代后期，明清双方的力量对比与内部局势，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清军屡屡进逼关内，农民起义烽烟四起，明廷腹背受击，风雨飘摇，岌岌可危。而清政权则日益巩固，东部蒙古相继归附，朝鲜完全慑于清之兵威，皇太极已经可以全力以赴西进征明。因此，清统治者不再需要议和这面旗帜了，而一直耻于谈和的明上层统治者，欲战不能，欲守无力，走投无路，被迫第一次主动扯起了议和的旗帜，以求苟延残喘，维持局面。
自崇祯十四年八月洪承畴于松山战败后，松山和锦州长时间处于清军的包围之中，明廷陷于危机，双方的议和活动遂又再起。陈新甲在这段时间任兵部尚书，起初听信了张若麒的话，认为辽东一战可平。正因如此，他力促崇祯帝以密诏促洪承畴进兵，结果大败。于是，他又转而支持议和的主张。
这时不仅辽东的形势十分危急，中原地区也全部成了农民军的天下。面对危局，陈新甲主张与清议和，以“专力平寇”，待把中原一带的农民军平定以后，再与清争。陈新甲将自己的主张私下告诉了新任三边总督傅宗龙，傅宗龙在离京去镇压李白成以前，又告诉了大学士谢升。谢升私下与陈新甲相商，要他向崇祯帝进言，“谓两城受困，兵不足援，非用间不可”。有了内阁大学士的支持，陈新甲这才敢向崇祯帝言议和事。另外，辽东在十一月间下了一场大雪，清兵前线粮饷遇到困难，皇太极亦派人入关议和。干是，陈新甲便大胆地向崇祯帝提出议和的主张。
这时崇祯帝仍摆出一副反对议和的样子，对陈新甲大加训斥，“切责良久”，然后又问内阁诸臣。这时周延儒再次入阁不久，内心也想议和，但不敢明确表示。崇祯帝征询阁臣的意见，实际上就是想在阁臣中找替罪羊，一旦议和失败，就可将罪责推在阁臣身上。周延儒老奸巨猾，言辞模棱两可，其他阁臣也不置可否，只有谢升说道：“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崇祯帝沉默良久，事后对陈新甲说：“可款则款，卿许便宜行事。”并嘱咐陈新甲严加保密，“外廷不知也”。（《明史》）
陈新甲向崇祯帝推荐兵部主事马绍愉，说他可担当议和重任。崇祯帝遂为马绍愉加衔职方郎中，赐二品服，命他前往清营议和。
皇太极对明廷遣使议和非常重视，请以敕书为信。明廷所赐敕书的文中称：
谕兵部陈新甲，据卿部奏，辽沈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未轻信者，亦因以前督抚各官未曾从实奏明。今卿部屡次代陈，力保其出于真心。我国家开诚怀远，亦不难听从，以仰体上天好生之仁……（《东华录》）
皇太极看了很不高兴，因为它不是直接给清廷的，而是给兵部的。从语气上看，崇祯帝仍摆出天朝上国的架子，像过去对待建州卫那样对待清廷。另外，敕书用纸颜色和制宝也不合定式，所以皇太极便指责这是边吏作伪，“必非明帝亲发”，予以拒绝。他对来使重申了愿意议和的一贯主张：“若和事果成，则何必争上下?但各据其国，互相赠遣，通商贸易，斯民俱得力田生理，则两国君臣百姓，共享太平之福矣!”（《清太宗实录》）皇太极在这里称“两国君臣百姓”，显然是要与明廷平起平坐，分庭抗礼。
明朝使臣只好再换敕书，往返耽误了许多时间。在此期间，清军连续攻克了松山等地，洪承畴被俘，祖大寿投降。这种战场上的形势对明廷更为不利，清处于主动的进攻地位。崇祯帝为了显示对议和的重视，特派兵部司务朱济和马绍愉一起前往沈阳，使团近百人。他们于五月中旬才到达沈阳。皇太极对此次议和非常重视，特命大臣出城远迎三十里，宿于馆驿，礼部设宴，招待甚优。根据当时留在沈阳做人质的朝鲜王世子记录，当时明朝使臣还带着“四十余车”米，以作为“粮资之计”。这显然是担心清廷不管饭吃，不给予友好接待。结果清廷表现得很友好，盛宴款待。这真使明朝使臣大喜过望。
皇太极回书崇祯帝，答应议和，其条件除双方通好并互有馈赠外，双方以宁远、塔山为界，在适中之地开市通商，相互遣返逃人。信中还特地说了一句：“至我两国尊卑之分，又何必计较哉!”（《清太宗实录》）看来只要明廷持积极态度，皇太极还愿作出一些让步。而从这些条件来看，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算苛刻，而基本上维持了双方军事形势现状。
六月三日明使启程回京。在临行前清廷设宴饯行，“车乘风戒，刍粮悉备”，皇太极还赏给马绍愉等白银二百两，并以两车人参、貂皮进献给崇祯帝。皇太极对马绍愉说：“秋初企听望好音。若逾期不至，我当问盟城下耳!”（《謏闻续笔》卷四）这显然带有威胁的口味，是否要和，要崇祯帝速作决定，否则就要再次兵戎相见。
马绍愉一行到宁远后，即速命人将议和情况密报兵部尚书陈新甲。议和之事一直在秘密进行，崇祯帝数次告诫陈新甲，要“密图之”。但外廷官员还是听到了一些风声，尤其是一些言官，纷纷上疏弹劾，认为是阁臣谢升所主。为此，崇祯帝便将谢升罢去，以堵众人之口。
谢升的离去使陈新甲的议和活动失去了阁臣的有力支持。当陈新甲看过马绍愉的密报后，将之放于案上，“其家懂误以为塘报也，付之传抄。于是言路哗然”。以前外廷官员攻击议和事尚没有佐证，这一来有了确凿的证据，所以纷纷上疏弹劾。给事中方士亮首先上疏，其他上疏论争之人络绎不绝。
如果崇祯帝在这关键时刻能毅然主持，公开告谕群臣，自己知道此事，这场风波本可以平息。但他总想将此事往别人身上推。他一再问内阁首辅周延儒，是否应该议和，周延儒也不敢承担责任，所以“终不对。上(崇祯帝)慨然起”。（《明史纪事本末》）“周延儒老于世故，深知崇祯帝喜怒无常，故始终保持沉默。崇祯帝只好将责任都推在陈新甲身上，遂降旨切责，令其回奏。陈新甲不仅不引罪，“反自诩其功”，这使得崇祯帝更加恼怒，立命逮系下狱，由刑部拟罪，以失陷城寨罪拟斩刑。周延儒上疏求免：“国法，敌兵不薄城，不杀大司马。”崇祯帝却说：“陈新甲职任中枢，一筹莫展，致令流贼披猖，戮辱我七亲藩，不更甚薄城乎!”（《明史 陈新甲传》）崇祯帝在这里不以议和罪斩陈新甲，他知道难服天下人之心；用陷城罪斩他，他又未把城池丢给清兵，故只好用近来数城被农民军攻陷为罪名。这显然是借来的一个罪名，其本意还在于要拿他当替罪羊。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崇祯十五年八月，陈新甲被斩，议和事也随之告吹。这件事再典型不过地表明，崇祯帝存在着严重的性格上的缺陷。这也正是当时许多大臣不敢尽心为国的原因。从当时总的情况来看，明王朝并非没有人才，只是因为崇祯帝不爱养人才，用人多疑且出尔反尔，遇事推脱责任，故大都斤斤自保，不敢大胆用事。对于一个最高统治者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陈新甲被杀后，崇祯帝命冯元飙继为兵部尚书。冯元飙深知形势危急，内忧外患交讧，平定无术，又不敢公开推辞，便佯装有病。一天上朝，故装头晕目眩，倒在廷上，让人抬回家中。深明底细的人“皆嗤其为细人伎俩，辱朝廷而羞当世”。（《烈皇小识》）冯元飙虽因耍此小伎俩而受世人嘲笑，但却保全了一条性命。同时，这件事也反映了当时朝中大臣的一种普遍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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