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祯帝频繁调整官吏

由于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祯帝频繁调整官吏

崇祯皇帝是一个勤政的皇帝，据记载，他二十多岁头发已白，眼长鱼尾纹，可以说，是宵衣旰食，夕惕朝乾。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

崇祯皇帝执政时期，对于后金，群臣分为主战、主和两派。在用人方面，他起用了主战派袁崇焕。

文官集团使得军中之将只重出身门第，几次大规模对后金的军事活动均遭惨败，从而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最终，无力镇压农民军起义，间接加速了明朝灭亡。

崇祯皇帝即位之初，在文官集团的帮助下，诛灭魏忠贤阉党，却间接推动了文官集团的权利膨胀。

崇祯皇帝与臣子的关系，可说是历史上最为尴尬诡异的时期，相互仇视，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除了镇压农民军以及抵抗后金外，将更多的心力用于削弱文官集团的势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尽管崇祯皇帝志向远大、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事必亲躬，但他既无治国之谋，又无驽人之术，加上他严苛、猜忌、多疑，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凌迟，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于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祯皇帝频繁地调整官吏。十七年间，他竟换了十七个刑部尚书和五十个内阁大学士。造成国家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请缨效命。无奈之下，崇祯皇帝只好培植私人势力，重新起用大批太监。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虽屡下罪己诏，但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明末的众多农民起义，正是其贪财苛政最严重的后果。此外，在辽东战局屡败之时，不纳周皇后迁都之谏，丧失了最后的机会；而从南明诸政权观之，朱明皇室在满清的背景下，号召力依旧不容小觑。故而，崇祯皇帝尽管勤政，却错误百出，不仅不可能中兴明帝国，其亡国也几乎是必然。

崇祯皇帝是一个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崇祯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炀灶恒多（即便他被孤立，却颇能为人民国家做出许多打击贪官污吏好事）；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崇祯皇帝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表现得极为机智，《明史》说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由于较之前任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数皇帝，崇祯皇帝在治国救国的责任感与雄心上，要强许多。故史家对于崇祯皇帝普遍抱有同情，认为崇祯皇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由于连年的灾荒，农民造反野火般的焚烧整个华夏大地，后金不断侵扰的边疆，导致军费不断激增，而税收却无法跟上，这一切的结果，导致崇祯年间加税不断，民间称呼他为“重征”以代替“崇祯”。

虽崇祯皇帝期盼明朝能在他手中迎来中兴，无奈积重难返。当时天下饥馑，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进攻，加上崇祯帝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在众臣的吹捧下，崇祯高估了袁崇焕，误信了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大话，以倾国之力打造宁锦防线，结果后金从蒙古绕了过来，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

《明史》评论崇祯：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认为，崇祯皇帝“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为政“刻薄寡恩”，“急剧失措”；“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看上去尽管像是想要有所作为的“明君”，会做些表面的仁义功夫，实际上却是“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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