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东北民主联军的几个战士正在太子河旁巡逻；由于这里是“解放区”和“国统区”的相交地带，情况十分复杂，时常有特务从这里潜入解放区侦察，因此战士们十分地警惕。
突然，一个小战士发现不远处有一个穿着国军军装的人朝他们走来，他急忙提醒战友，将子弹推上枪膛，大喊：“站住，把手举起来？”。
这个身穿国民党军装的人倒也不慌张，丝毫没有反抗的意思，而是主动配合巡逻的哨兵，并说：“请马上把我送到你们的上级那里”。
战士们见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军官，而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少校，便将其送到连部。
连长和指导员得知俘虏了一个国军少校，放下手中的工作，先来看一个这个俘虏，并问：“你叫什么名字”；但少校却说：“不要问了，请继续把我送给你们的一级”；连长和指导员虽然心里不痛快，但考虑到万一眼前这个人是重要人物，擅自处理恐会坏了大事，便将其一层层往上送，最后被送到了辽南军区。
军区首长也很纳闷，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呢？为何迟迟不透露身份？
见辽南军区是比较高级的机关单位，少校这才透露了真实身份：“首长，我是902号情报员，刚从国民党部队里脱险”
“902号情报员”？军区首长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代号，但考虑到地下工作的特殊性，马上打电话给在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
李克农对“902号”那是十分地熟悉，马上给辽南军区回电，证明了“902号”的身份，这时辽南军区的首长才得知，“902号”情报员，就是在东北战场立下大功、潜伏在敌人心脏的秘密情报员赵炜。
随后，辽南军区将赵炜安全送到了通化的辽东分局，辽东军区司令，也是后来开国大将之一的罗瑞卿亲自接见了赵炜，肯定了赵炜为东北战场作出的贡献。
赵炜1919年生于河北文安，当时正值军阀混战时期，他从小目睹了民不聊生的社会状态，立志长大后要成为一名军人，帮助穷苦百姓打天下。
20岁那年，赵炜离家南下，考入黄埔桂林分校；在这里，赵炜全方位学习了政治、军事知识，开始有了一个兵样，因学习刻苦，各科成绩突出，蒋介石在视察学校时，听闻有这样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便让校领导将赵炜叫来。
赵炜以立正的姿态，端端正正站在蒋介石面前，铿锵有力地说：“委员长好，我是赵炜”。
蒋介石对眼前的这个年轻学生兵很满意，边点头边说：“好，好”。
这么好的一个苗子，蒋介石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为拉拢赵炜，亲自赠送了一把“中正剑”，这对当时的赵炜来说，是莫大的荣誉。
从学校毕业后，赵炜进入李宗仁的第五战区，负责训练机枪连的新兵；虽然没有直接上抗日战场，但他的训练成绩全军第一，李宗仁还亲自召见了他。
在短时间内，接连受到蒋介石、李宗仁等“大腕”的接见，仕途顺风顺水；如果放在别人身上，那可能会产生骄傲的情绪，但赵炜却不以为然，虽然表面风光，但上前线杀敌的梦想迟迟未能实现，整日忧心忡忡。
为了能够上战场，赵炜找在战区司令部做参谋的同学朱建国帮忙；当时朱建国表面上是一个参谋，但其实是“绥靖组”的负责人，这个机构不是为了对付日本人，而是专门对付共产党。
绥靖组从各共产党机构中收缴了不少进步书籍，赵炜在没事的时候，也会偷偷阅读这些书籍；通过这些书籍，赵炜逐渐认识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本质，而朱建国很早就是地下工作者，见赵炜也很喜欢这类书籍，便经常加以引导，希望这个同学能够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都在以最快的速度抢占东北这块要地，国民党方面组建了东北保安司令部，并在国民党全军范围内招收军官前往任职，黄埔出身的赵炜也报名参加，并成功录取，担任少校参谋。
在前往东北任职途中，他到天津看望了在十一战区任职的同学朱建国；在朱建国多年的帮助下，赵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如今他马上要到东北保安司令部任职，如果能让其为党组织提供情报，那也许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大作用。
在见面后，朱建国对赵炜说：“你想不想为党组织工作”？
赵炜想也没想，直接说：“这是我多年的梦想，但我不知道具体能做什么”
朱建国在请示了上级后，李克农派出手下的大将王石坚与赵炜直接面谈；起初赵炜想要直接脱离军队，前往延安，但王石坚耐心地给赵炜做思想工作，分析了各方面的利弊。
王石坚的一番话，让赵炜顿时想明白了；自己是东北保安司令部的参谋，可以接触到很多绝密的情报，如果将这些情报及时送出，将会提升我军作战取胜的概率。
由于赵炜过去没有从事过搜集情报的工作，王石坚对其进行快速的培训；他还指着自己身上的伤疤对赵炜说：“这是当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被捕后，被特务用刑具弄出来的，但我们都要有气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出卖自己的战友”。
在看了王石坚的伤疤后，赵炜很受触动，同时也更加认识到，从事地下工作的危险与残酷。
为方便与赵炜的联络，李克农专门给赵炜设定了“902”的代号；这个代号属于绝密，在党内，除少数高层领导之外，没有人知道。
1947年3月，赵炜担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机要室的少校参谋，负责在地图上标出敌我态势；机要室放着大量东北国民党军的绝密情报，身为主管参谋的赵炜，能较轻松的获得总部的意图以及下属各军兵种的作战方向、兵力部署等情报。
当时我军在东北的作战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为进一步获取国军的最新作战部署，上级派袁泽到沈阳与赵炜接头。
当天晚上，赵炜就将东北国军第四次攻打辽东的详细作战交给了袁泽。
根据情报，杜聿明将动用12万人，在辽东与解放军决战， 以实现“北守南攻、先南后北”的战略目标，此次进攻的主力部队是13军的89师和54师，部队将在三源浦进行集结待命，进攻时间在4月初。
为让我军高层更加详尽地了解杜聿明的作战部署，赵炜本计划让袁泽将兵力配备表带走，但因文件太大，实在不方便携带，无奈只能放弃。
为方便传输情报，王石坚派人在赵炜不远处秘密设立了一个电台，在获得情报后，以最快的速度传送到我军的决策层。
值得一提的是，赵炜还将杜聿明的主力部队13军引入我军的包围圈，一举改变了东北的态势。
当时13军按照杜聿明的部署，开到了沈阳；该军的军部中，有一个参谋是赵炜的同学，为进一步摸清13军的情况，赵炜以找同学的名义，上了司令部的专列，摸清了出发的时间。
当时我军已在兰山布置了一个口袋阵地，赵炜回到司令部后思考：如果将13军调入我军预设的口袋阵地，那将大大缓解战场的压力。
在深思熟虑后，赵炜以司令部的名义，给13军发布了一道“假命令”：
急电，石军长：你军车运至清原后火速急行军至新滨三源浦，迅速进入阵地，进行强攻，占领兰山制高点，不得有误。
因为这道命令是按照既定程序发布，13军的军长石觉也不敢质疑，便按照赵炜的命令开赴兰山，结果遭到我军的痛击，虽然突围出去了一部分，但13军遭到重创；见主力部队都被打得丢盔弃甲，其他部队也望风而逃，杜聿明“北守南攻、先南后北”的计划彻底破产，使东北的我军掌握了主动权。
蒋介石得知辽东会战失利后，大骂“娘希匹”，身为指挥官的杜聿明也一肚子火，在得知13军是按照司令部的计划行事后，十分纳闷，自己并没有下过这一道命令，但看了电文之后，发现上面有各负责人的签字，完成符合程序，最后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真相，加上战事紧急，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赵炜在这次行动中，立下了大功，上级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杜聿明在东北战场的接连失利，让蒋介石对这位学生很失望，就随便找了一个理由将杜聿明撤职，让陈诚去接任，在陈诚未到任之前，暂时由郑洞国代理司令一职。
当时陈诚担任着参谋总长，郑洞国为在陈诚面前表功，让参谋处制定了一个“东北重点防御计划”，并指定赵炜参与制定这个计划，这对于赵炜来说，能够更加轻松地获得这份绝密的情报。
赵炜将计划制定得十分完美，得到郑洞国、陈诚的肯定，陈诚更是让赵炜带着这份计划，到北平向校长当面汇报。
但就在这关键时刻，秘密电台却出事了。
当时赵炜按照时间去给负责电台的沈秉权夫妇传递情报，当走到大门口时，发现有警示信号，他预感到可能是出事了，便折返回住所。
两天后，赵炜突然想起在辽宁财政厅任职的姚义住在沈秉权附近；便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老姚，中午有空吗，中午我去找你，有点事儿”。
姚义也是一名地下党员，知道赵炜这时候来找他，一定是有急事，便说：“有空，那我们12点在财政厅见面”。
中午12点，赵炜和姚义在财政厅碰了面，这时他才得知，两天前，一伙便衣特务冲进了沈家，将沈秉权抓走了，还找到了一张手绘的军用地图。
赵炜猛然说：“糟糕了，那张军用地图是我画的，我的身份可能暴露了，我们现在要不要马上离开？”。
姚义想了想后说：“我不走，因为如果就这样突然离开，可能会让事情更糟糕，而且我建议你也不要走，以不变应万变，因为现在也没有迹象表明你已暴露”。
赵炜采纳了姚义的建议，因为虽然沈秉权被捕了，但他的妻子并没有被捕，这只能说明特务没有完全掌握情况，且沈秉权是一位老党员，相信他不会出卖自己的同志。
10月7日，陈诚亲自给赵炜签了到北平的派令，还专门调了一架专机，并指示：“校长如果有指示，你回来后一定要报告”。
“是”，赵炜答道。
到了北平之后，赵炜并没有马上去蒋介石的官邸，而是去找过去的同学纪启仁，先打听一下北平现在的情况。
在嘘寒问暖后赵炜问到：“你和朱建国还有联系吗，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没有想到，朱建国竟是一位共产党，已被特务逮捕了”，纪启仁叹着气说。
此时对于赵炜来说，由于塌了天；沈阳的电台被敌人破获，革命引路人朱建国被捕，而这些人都是和王石坚在一条线上，他会不会也出事了呢？
为安全起见，赵炜暂时住在铁甲列车司令部任职的同学李保诚宿舍；两人多年未见，赵炜掩盖住内心的焦急，与李保诚谈天说地，在说道朱建国时，赵炜说道：“唉，我也没有想到他是共产党”。
“当时我也不相信，起初还想和其他同学一起，将他担保出来，但没有想到事情没有简单，与朱建国同一批被捕有十几个人，有一些还是在国军中担任要职的人”，李保诚说道。
这时赵炜才明白，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的破坏。
在北平呆了两天后，赵炜偶然想到，之前王石坚有跟他说过：万一和朱建国失去联系，可以到报子街库资胡同８号，找一个叫王啸的同志。
但现在北平的地下党遭到重创，还能不能联系到王啸？
赵炜思前想后，决定还是冒险一试；他穿着国民党的军装，敲开了王啸家的门：“请问，这是王啸的家吗？我是东北保安司令部的参谋赵炜，与王啸是朋友”。
在屋内的王啸听到赵炜的话后，马上出来，紧紧握住他的手。
“北平的地下党组织是在9月24日遭到破坏的，先后共有20多个人被捕”，王啸无奈地说。
赵炜也报告了沈阳的情况：“沈阳的秘密电台也被敌人破坏了，负责人沈秉权被特务逮捕了”。
当时赵炜的心情虽然很乱，但没有忘记陈诚交代的任务，此时蒋介石虽然已飞到东北，但这份计划放在自己手里越久越危险，于是就将计划书送到北平行辕，准备回去。
赵炜回到沈阳后，担心自己已暴露，因此没有立刻回到司令部去上班，暂时到在东北行辕人事处任职的同学家里。
为进一步探明情况，赵炜给作战科的卢科长打了一个电话。
“你怎么还不来上班”，卢科长急切地问。
赵炜也预感到自己应该是暴露了，便说：“我刚从北平回来，又发烧了，现在暂时在未婚妻家里休息”。
“那地址是在哪里啊？”卢科长继续问。
科长的这个提问，更加证明自己已经暴露，这个地址很多同事都知道，索性告诉他：“桂林街125号”。
在挂了电话后，赵炜以最快的速度出门，坐上马车前往旧城区，然后找一个电话，打回未婚妻家；他知道，如果是卢科长接的电话，那肯定是要来抓他的。
果不其然，接电话的还真是卢科长。
“科长，你怎么到我家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我身体不舒服，在铁路医院看病”，赵炜说道。
卢科长说道：“参谋长说有急事要找你，让我开车来接你”。
“那好吧，那麻烦你来医院”，赵炜说道。
赵炜深知一刻也不能耽误了，必须马上离开沈阳；由于浑河桥上有国军士兵在把守，只能游过浑河，在高粱地里走了一段时间后，赵炜遇到了一个老大爷：“大爷，这里距离沈阳还有多远？”
“二十来里”，大爷回答道。
赵炜大惊，自己走了这么久，怎么才走这么一点距离，必须加快脚步，否则特务很有可能会追上来。
就在准备渡过太子河的时候，两个国民党士兵突然冲了出来，大喊：“站住”。
赵炜虽然很疲惫，但马上故装镇定，呵斥道：“我是52军军长的随从，要到前面侦察敌情，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两个小兵见赵炜是军官，又是军长身边的人，便不再为难，还找了一条船让赵炜过河。
在上岸之后，赵炜一刻也不敢停，一口气跑了十来公里；见前方有一个村庄，赵炜加快步伐，准备上前打听情况。
一个老伯跟他说：“小伙子，这里是两不管的地带，你先在这里休息下，有人来我们会应付的”。
就这样，赵炜就在老伯家休息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赵炜离开了老伯的家，继续向前走，终于到了解放区，也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不久后，赵炜被分配到东北局社会部工作，自此结束了潜伏生涯。
1946年5月30日，国民党军第60军184师师部加一个团工2800人在师长潘朔端带领下于海城举行战场起义，加入东北民主联军。
这是自解放战争以来，东北战场上第一支国民党部队成建制地投向我方，我方对此极为重视。本着“优待俘虏”的原则，我军在政治、经济上对其给予极大的优待。将这支部队改编为“民主同盟军”并保留其原建制。在送到后方通化地区进行学习整顿期间，吃饭穿衣等方面都是特殊供应。要知道，在1946年至1947年，正是东北我军最艰难的时候。我军战士的伙食基本上是以高粱米为主，给184师部队吃的却是大米，蔬菜供应也要比我军各部队高出近一倍。
然而我军如此优待非但没有感动这支部队中一些反动军官和士兵，反倒是把这些人惯得骄横了。这些人一天无所事事，聚众抽大烟、赌博的现象十分常见。遇到我军干部来管束，这帮家伙就说怪话发牢骚。更有甚者，一些反动军官表面上改造，暗地里却在偷听国民党中央社的广播，窥测政治动向。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向南满解放区大举进攻，起义部队1000余人在184师副师长杨朝伦煽动下发动叛乱，重新回到反动派阵营。另一部分人在潘朔端带领下随我军部队转移到北满解放区，正式加入东北民主联军。
这是我军在东北第一次改造国民党部队的经过，成绩是肯定的。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起义部队和俘虏兵都是我军兵源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些人大多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军事技术好，拉过来就能用，使我军建制可以保持满编。
但教训也是深刻的。想要和曾经的敌人化解仇怨、并肩作战，单纯的笼络是远远不够的。人心向背是与战场胜负密切相关，特别是当我军还不都强大的时候，笼络的方式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只有在战场上狠狠地打，彻底打掉敌人的威风，从士气上压倒对方，叫他们看见我军就胆战心惊，才能谈得上化解仇怨并与之并肩作战。
随着1947年我军在东北战场上节节胜利，国民党军整师整军地被歼灭，战场局势得到根本性的扭转，敌军投降、俘虏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甚至是二次被俘，士气极为低落。与此同时，我军改造俘虏的工作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也越来越顺利。
1947年初，东北民主联军在哈尔滨成立了“解放军官教育团”，专门改造被俘虏和投降过来的国民党军官。为了制服其中的一些顽固分子，我军一度采取了监狱关犯人的办法，严格限制俘虏们的生活起居。同时注意培养积极分子，对他们发挥民主管理的力量，比如组织学习、打扫卫生、出公差勤务、组织文艺活动等方面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
1948年4月21日，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和政治部主任谭政向各部队发出《瓦解敌军之新策略》的指示，提出了一项新策略：凡在作战时不坚决抵抗并迅速缴械者，或在攻城时让出缺口，使我军能迅速进展以及类似此种行动者，均按情况准许立功受奖。
对于此时东北战场上已经丧魂落魄、对前途充满失望的国民党军官兵来说，能够保住性命是最好的。虽说“俘虏”二字不好听，但是也没关系，在解放军中学习一段时间也是会被释放的。在我军改造战俘工作的影响下，大批国民党军官兵启发了政治觉悟，有的调转枪口打老蒋的部队，有的为我军对国民党军内部进行策反和起义工作。
潘朔端所在的国民党军第60军在抗日战争中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然而因为是滇军部队，毫无例外的受到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的排挤。他们是第一批到东北参加内战的，始终被蒋介石派到第一线，和我军战斗了近3年。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前，第60军奉命进入长春，地处两军战线最前沿，被蒋介石当炮灰使的意图十分明显。
从1948年5月份开始，60军和新7军等部共10万人陷入我军的封锁包围长达5个多月。因为外援断绝，长春国民党军守将郑洞国一开始拒不投降，60军官兵开始每天只能领到6两粮，到后来连粮食也领不到。因为他们是杂牌军，不像新7军这样的嫡系部队有存粮。为了维持生命，士兵们只能靠喝盐水。粮食的严重匮乏让60军数万官兵面黄肌瘦、士气大跌。再加上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不少士兵冒死冲到城外向我军投诚。
到了10月中旬，眼看着锦州解放，长春守军更加悲观失望，60军军长曾泽生不想眼睁睁的看着曾经在抗日战争中立下殊勋的2万多云南子弟兵命丧黄泉，决心举行战场起义。10月13日，曾经被解放军俘虏后放回来的第60军两位团长带着曾泽生的亲笔信从城内潜出，来到我军第一兵团司令部。兵团领导人萧劲光、萧华在请示了林彪、罗荣桓等野战军领导人并得到同意后，决定接受曾泽生的起义。
10月17日夜，60军2.6万名官兵开始从城防阵地撤出，我军独立第6、8师顺势进入。第60军的起义成功了，长春的新7军孤掌难鸣，最后在郑洞国的带领下全体向解放军投诚，长春胜利解放。
60军从长春出来后，曾泽生军长和白肇学、陇耀二位师长受到萧劲光、萧华等解放军领导人的热情接待。曾泽生感慨地说：“我们感谢共产党对60军3万官兵的挽救，今后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接受教育。”
辽沈战役结束后，60军调到吉林九台地区接受改造和改编。东北军区先后将1000多名青年知识分子和改造较好的解放军官调入该部队任职，该军也有2800多名各级军官被派到解放军在东北的各大院校学习，其中340人被派到解放军官教育团学习。全军部队也按照我军的建军原则确立了各种管理机制，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培养革命军队的优良作风。
经过几个月的整训，这支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战斗多年的部队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1949年1月2日，我军实行整编，起义的60军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番号，正式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50军隶属第四野战军建制，曾泽生依然担任军长、红军出身的徐文烈任政治委员，陇耀、白肇学依然担任师长。
在解放全中国的斗争中，50军先后参加了解放中南、西南的战役，歼敌数万人。
1950年10月25日，第50军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入朝作战部队第二梯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先后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战役，与美军、英军、南朝鲜军轮番交手，斩获颇丰。第三次战役中，50军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这支王牌部队，和39军一道攻入汉城。第四次战役中，50军和38军一道坚守汉江南岸阵地长达50个昼夜，顶着美军铺天盖地的炮火死战不退，胜利的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
第四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专门把曾泽生叫到司令部说：“你们50军打得好，国内的苏式武器到了，我优先给你们50军补充。”毛主席后来也称赞50军说：“这支部队在蒋某人手里是六十熊，到我手里就成五十凶了。”
从50军的经历来看，在起义前和我军曾是殊死相拼的仇人，起义之后就成了生死与共的战友，由此可见我军瓦解敌军政治工作的成功。
和50军经历相似的还有第三野战军建制下的第35军，这支部队是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军吴化文所部和原华东野战军鲁中南纵队合编而成的部队。
众所周知，西北军出身的吴化文在抗日战争期间当过伪军，曾在鲁南地区制造过无人区，欠下过山东人民一笔笔血债。35军组建时，以鲁南子弟为主的鲁中南纵队官兵无论如何想不通为什么要把他们和吴化文的部队合编，而且是让吴化文当军长。后来还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出来做工作，提出这样整编“对起义部队的进步有帮助”。吴化文也在全军干部大会上痛哭流涕、检讨自己过去的 历史 罪恶，这才让整编任务顺利地完成了。
35军成立后参加了渡江战役，一举攻入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巢穴——南京，将胜利的军旗插向了总统府顶端。
1949年1月22日，之前一直在淮海战役总前委和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工作的陈毅，赶到台儿庄附近的贾汪参加华东野战军整编会议，根据西柏坡《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野战军在休整期间进行了大规模的部队整编。其中比较重要的两点，第一是要正式组建四个兵团部，第二是要合编在淮海战役不同阶段举行起义的队伍。
在贾汪会议上，首先由粟裕传达了军委关于编制的规定： 中央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首先统一编制，统一番号，野战军各纵队一律改为军，军下为师，三三制，一直到团，团以上全国统一番号。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编成四个兵团，除编制番号统一外，内务、装备和纪律都要统一，一切按制度条例办事，一切要求高度的集中，提高正规化程度。
而在淮海战役期间，先后有蒋军第三绥靖区的两个军23000余人起义、廖运周第85军第110师5000余人的起义，其中第三绥区起义部队的何基沣所部（第59军）与江淮军区部队进行了合编，组建了第八兵团的第34军，以何基沣为军长、赵启民为政委；而张克侠所部（第77军）与渤海纵队合编为第九兵团的第33军，以张克侠为军长、韩念龙为政委。
至于在双堆集起义的廖运周第110师，却并没有编入三野战斗序列，而是调至河南鹿邑五台庙地区（今属郸城县）进行学习和整训，转隶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指挥，因为歼击黄维兵团是以中野为主的。 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第4纵队（陈赓的老部队）分编为第二野战军的第13军和14军，正在漯河整训的第110师部队，奉命与4纵一部共同组成14军第42师，廖运周将军任师长。
这三支部队的合编工作比较顺利，基本没有出现什么风波，麻烦出在济南战役期间起义的吴化文部队身上。该部起义时的番号是“整编第96军”，理论上是兵团级的编制，实际却只有一个整编84师（整155旅、整161旅）、另辖一个军部直属独立旅，也就20000来人。也就是说，吴化文部队的编制虽然很大，其实兵力很少，因为一般的整编军至少要辖两个整编师。
1948年9月25日，吴化文领衔，率整编155旅旅长杨友柏、整编161旅旅长赵广兴、整编96军独立旅旅长何志斌等人联名发出起义通电，随后起义部队被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35军，三个整编旅分别编为第103、第104、第105师。这支部队淮海战役初期一直留在后方整训，直到战役第三阶段，才被调至宿县地区担负战役预备队的任务，也没有实际参战。
吴化文的部队是西北军、土匪和杂牌武装扩充而来的大杂烩，人员成分非常复杂，因此在整训期间出现了大批逃亡现象，调到宿县时仅余10000人左右。淮海战役结束后，该军在徐州以东的曹八集继续进行整训，野战军总部的意见，是该部跟鲁中南纵队合并组建隶属于第七兵团的 “新35军”， 不料这个决定遭到鲁纵干部战士的强烈反对，因为对鲁纵指战员来说，吴化文绝对是宿敌。
日本投降以后，原汪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摇身一变，被老蒋委任为整编第84师师长，在山东兖州、大汶口、泰安一带配合蒋军嫡系作战，活动范围大致就在鲁中、鲁南地区。一方面，是这支部队虽然战斗力不怎么样，祸害老百姓很是在行，所以民愤较大；另一方面，在老蒋消耗杂牌的指导思想下，整84师很不受待见，王耀武曾经奉命除掉吴化文，所以吴化文对老蒋也不那么死心踏地。
在这种情况下，我鲁南军区一度对吴化文进行过策反，时间在1946年7月到10月间，鲁南军区政委傅秋涛将军亲自过问了此事，双方也曾草签过协议。然而吴化文始终有所观望，当他发现蒋军在华东地区仍占军事优势时，迟迟不肯将起义付诸实施，后来干脆断了联系。此后，整84师多次配合邱清泉等部队作战，引起华野和鲁南军区部队官兵的极大愤慨。
而现在要进行合编的鲁中南纵队，正是原鲁中军区、鲁南军区部队共同组建的，一听说要跟吴化文部队合并组建新的35军，当时就炸了，干部战士纷纷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野司这是“包办婚姻”、“强迫婚姻”，确实之前的仇恨和怨气太大了。当时不仅是鲁纵的广大战士们反对，就连中高级指挥员们也想不通，问题一直反映到三野司令部，直接影响了部队整编的大局。
这也是陈老总特地赶回华野的原因之一，在部队整编工作中涉及到的人事安排、调整和起义部队合编，是非常棘手的事情，此时陈毅在华野军中的威望就起到了重要作用。陈毅亲自赶到鲁中南纵队做工作，反复说明：“渤海、江淮和鲁中南三个纵队不编，充实起义部队，这样对起义部队的进步是有帮助的，向他们说清楚我们没有把他们当杂牌看待，也没有当客人看待，而当自家人一样”。
陈毅的讲话基本说服了鲁中南纵队的高级干部们，但是基层指战员情绪仍然很大，于是组织召开第35军全军干部会议，吴化文特地登台检讨自己在 历史 上的罪恶，说得是痛哭流涕，总算过了关。然后各级干部们再回去做部队战士们的思想工作，矛盾才慢慢缓和下来，所以在华野整编为第三野战军的过程中，第35军的合编最为困难。
经过整编后的第三野战军下辖四个兵团、16个军、两个纵队（两广纵队和特纵）共581000余人，其中吴化文原35军部队缩编为三个团。而在新的35军中，三个师每师各有原吴部一个团，另外两个团为鲁中南纵队的部队整编而来。大体上是：新35军的第308团由原35军103师缩编、第310团由原35军105师缩编、第313团由原35军的第104师缩编。
需要说明的是，第35军的军部和军直部队，也是由鲁中南纵队的司令部机关及直属部队改编的，所以在新的35军中，鲁纵干部战士的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二。新的35军仍由吴化文担任军长，政委由原一纵副司令员何克希调任，该军合编的编制细节为：
（1）、第103师是鲁中南纵队47师师部、原第103师师部机关合并组成。
307团——鲁中南纵队47师139团
308团——原103师所辖3个团缩编组成
309团——鲁中南纵队47师140团。
（2）、第104师是鲁中南纵队46师师部和原第104师师部机关合并组成。
310团——原105师3个团各一部整编组成。
311团——鲁中南纵队46师136团。
312团——鲁中南纵队46师138团。
（3）、第105师师部是以原105师师部为基础，并抽调原35军军部和第103师、104师师部部分人员组成。
313团——原105师3个团各一部与军直特务营缩编组成。
314团——鲁中南纵队46师137团。
315团——鲁中南纵队47师141团。
战场不知道，不过现在商场如战场
我给大家说说当年青岛市啤酒市场的情况
当年在青岛市，啤酒分两大帮派
一是崂山啤酒一是青岛啤酒
两款啤酒都是青岛本地产业，酒质口感这个咱们先不讨论。
当年俩家的战场就是青岛市，按说青岛市青岛啤酒应该是主场，包括去青岛 旅游 的基本都会去尝尝青岛啤酒。但是当年的真像是青岛啤酒在青岛市卖不过崂山啤酒 。两者的配方，做法不好讨论，但是崂山啤酒当年用的是崂山泉水。就这一大不同，让崂山啤酒的首席推销员
具体叫什么名字记不清了，让他给发扬光大
当时的情况就是青岛人基本不喝青岛而喝崂山
市场份额占有率应该在80以上，直到后来2000年左右，青岛把崂山收购了。
以前崂山跟青岛就是死对头，商场如战场啊
结果这一收购，好多人都迷茫了，接下来该咋办，毕竟打了这么多年商战，什么手段都试过。
我知道的是最牛逼的崂山啤酒推销员到最后是青岛啤酒公司要求必须开除。
这就是两家公司处理以前恩怨的情况。
自从人类产生以来，战争就一直伴随着人类，人类 历史 上真正没有任何战争的时间并不长。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但是局部战争还是不断。
战争的规模大小不一，规模小的战斗可能是十来个人，大规模战役可能是几百万人，二战更是几千万人展开厮杀。战争难免会有人员伤亡，也难免会结下“深仇大恨”。
因为战争，德国和法国曾经是世仇。法国和德国都想致对方于死地，必欲除之而后快。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因为战争而产生的仇恨，短时间内也难以弥合。战争一旦爆发，双方都是杀红眼的敌人，甚至几百万人都想致对方于死地。
如果一方投降，或者双方合并，以前的恩怨怎么办呢？对于国内战争而言，投降、合并、改编更是常事。在我看来，战争只有“公仇”没有“私恨”。
军队是国家机器，宣战权往往在国家而不在军队。决定是否打仗的，往往是坐在办公室，穿着西服的政客。负责打仗的则是军队。不同阵营的军队在打仗之前大概率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甚至到死都没有见过面。不少士兵到死都不是知道自己被谁打死。双方交战之时，都想尽最大可能消灭对方，都想尽力保全自己。
有些英勇作战的士兵，一个人可能会杀死对方很多士兵。杀死对方士兵并不是因为彼此有仇，而是因为处于对立的阵营，必须致对方于死地。一旦战争结束，大家又处于彼此不认识的状态，也就谈不上因为此前的战争而结下深仇大恨，尤其是内战。
军阀混战期间，各个军阀经常发生战争，军阀内部也经常发生战争。比如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蒋冯战争、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军阀混战期间，大家也是打得你死我活，造成大量士兵伤亡。一方战败之后，士兵可能被打散，也可能被收编，军阀统帅则通电下野。往往一方战败之后，战争也就此结束，双方所谓的“恩怨”也就随之消失。
比如张勋战败下野之后，段祺瑞加紧收编其军队，并没有为难张勋。直皖战争之后，段祺瑞通电下野，直系军阀改编了不少皖系军队，段祺瑞一样活得好好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国共之间曾经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双方互有伤亡。红军鼎盛时期总兵力达到了30多万，最后达到了陕北的红军不过三四万，伤亡比非常高。国民党军队多次被红军击败，每一次也都损失惨重。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国民党想彻底消灭红军，因为战争可以说结下了“深仇大恨”。
七七事变之后，双方又摒弃前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共合作，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期间，国共双方再一次爆发内战。解放军消灭了大量国民党军队，前后大约800万。被消灭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是投降、收编、遣散等，真正死于战争的士兵并不占多数。
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俘虏大量国民党军队，也有不少国军部队和平起义。面对投降、起义的国军，解放军并没有选择报复，而是给予极大的尊重。大家都是中国人，本来就是兄弟。发动内战的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并不是这些士兵。
对于被俘虏的国军士兵，解放军的态度是愿意参加解放军的留下，不愿意参加解放军的发放路费让其回家。有的国军士兵选择回家，有的士兵则选择参加解放军，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这些俘虏成为解放军之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也就谈不上什么恩怨。
国民革命军第60军是国军中非常能打仗的一支部队。解放战争期间，曾经给解放军制造很多麻烦，也打死打伤不少解放军战士。解放军攻打长春之时，60军军长曾泽生率领军队起义。60军起义之后，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
60军起义之后，成为东北野战军的一支劲旅，解放了不少地方。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50军进入朝鲜，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支劲旅。50军在多次战役中发挥出色，其战绩并不弱于王牌38军、39军、40军。彭老总曾经拉着曾泽生的手说，云南老乡打得好，我从来没有把50军当成后娘养的。
一般情况下，战争结束也就意味着双方的“恩怨”就此消失。如果双方合并，更是成为一个锅里吃饭的兄弟。但是，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有时候“恩怨”可能不会消散得那么快。
军队与军队之间，因为战争而产生恩怨，可能并没有什么仇恨。但是具体到某个人可能有仇恨，某些因素也可能会加剧双方的仇恨，尤其体现在国与国之间。比如，敌方士兵任意屠杀本国百姓或者虐待、杀戮本方俘虏等。
比如，士兵看着自己的战友被对方打死，后来打死自己战友的部队投降或者合并，这个战士对于对方的“恨意”可能不会那么容易消散。如果军纪严明的话，即使这个战士内心非常痛恨，也只能憋在心里，并不敢随意报复。如果军纪没有那么严明，或者长官有意为之，就有可能将“公仇”转变为“私恨”。
战争年代，虐待俘虏的情况并不少见，屠杀俘虏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巴丹行军中，日本短时间内致使1.5万美菲俘虏死亡，接下来的两个月又造成了2.6万俘虏死亡。二战结束时，苏联曾经俘虏60万关东军，最后活着回来的日本俘虏只有不到一半。
虐待、屠杀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因为战争带来的“恩怨”，而带来的虐待、屠杀肯定是一方面原因。有时候因为战争打得过于惨烈，一方投降之后，另一方可能会有一些报复性行为，甚至有可能迁怒于对方的百姓。不过这种行为违反了相关国际法，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可能会受到制裁或者舆论谴责。
一般情况下，战争结束双方的“恩怨”也就随之消失。如果一方被俘虏，失败者已经出现，也就没有什么仇恨。如果双方合并，大家在一个锅里吃饭，也就谈不上什么仇恨。现实中，打击报复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对投降的敌人我认为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官兵分开编班，级别可细分。二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三是分班、分组讨论，四进行过细谈心活动 ，并记录在案。五将认为是真心改正的人分散偏入部队，并注意观察等等。最后要总结好经验，教训并及时在军内通报。
那有什么恩和怨。
打仗纠缠于恩和怨，这段位未免太低了。
这个问题由《让子弹飞》这部电影来回答最见分晓。 战争结束，胜负已定。
张麻子问黄老爷：“你说是钱对我重要，还是你对我重要？”
黄老爷反问：“我？”这是有点不自信的表现。
张麻子：“再想想。”
黄老爷：“不会是钱吧？”
张麻子：“再想想。”
黄老爷瞪着眼睛看了张麻子足足二十秒，明显地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自信了，“还是我重要。”
张麻子面不改色，轻轻摇头：“你和钱对我都不重要，”
黄老爷支棱了一下身子，“那谁重要？”
张麻子直盯着黄老爷一字一字说道：“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与此同时，黄老爷的得力干将，曾经的第一打手，团练教头，前大清武举人，“武智冲”正躲在一旁偷听。武智冲比张麻子的手下麻匪们，武智冲比那些光膀子的正忙着风浮财的鹅城居民们还怕张麻子放过黄老爷。
所以他 没有忙着去风浮财，他准备了九种让黄老爷“体面”的体面办法。
请问武智冲和黄老爷有冤仇吗？
没有，他只怕胜利果实不牢固。
张麻子手下幸存的几个兄弟呢？谁也没有去找武举人的麻烦。
所有人都知道，六子在粉店英勇而死，武举人武智冲是始作俑者。是他和胡万二人一个红脸一个白脸，捧着六子说六子是好汉，让六子下不来台 ，被逼划开肚子里掏出一碗粉来自证清白。
这个麻烦不好找。 黄老爷的替身被擒，是他最先向鹅城人宣告“黄四郎被抓了”，鹅城居民肯定信他啊！
武智冲也是第一个倒戈的，也是他提着替身的人头第一个冲破铁门，冲进黄老爷的堡垒的。
他算是“有功之臣”。
另外呢！
张麻子需要的是“世界上没有黄老爷”，他和黄老爷都没有恩和怨，自然和武举人也没有什么恩和怨了。
以“老三”为首的，迎来胜利的其他麻匪，包括新加入的“花姐”，这些人的意愿是不再骑马做麻匪，而是骑着“自行车”去上海浦东过新生活，也许是下一个黄老爷也说不定，正需要武智冲这种人。
更不会有什么恩和怨了。
“武智冲”，武松、鲁智深、林冲三位一体，另外电影中还有一个“黛玉晴雯子”。
姜文威武！
查一查炎黄子孙是怎么回事就知道了。战争打仗是国事情双方都会死人，和平时期融合几代人之后恩怨就会烟消云散。在时间面前，一切都是浮云啊。就像中日战争死了那么多人，现在不是已经中日友好发展了吗？再过几百上千年之后，什么中日仇恨，中美过节之类的，说不定都已被遗忘在 历史 的角落，大家都是地球村的人。
在中原大战初期，军阀之间还是友好的，我打输了，我宣布下野，军队和税收都给你，我去当富家翁。至于恩怨，一了百了。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政治手段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才会用战争来解决。
然后将彼此手中的筹码重新洗牌之后，双方还得通过政治解决。
谁也不懂这个道理，那就不是战争，而是街头的混混。
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打完仗以后，原来的敌人还得坐下来谈。
那时双方相处之道，就是一个胜利者和一个失败者。
心态摆正之后，你提的这些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了。
肝胆相照，晓以大义，重在改造思想，消除隔骇，见着夕日的对手难免承在尴尬场面，这种场面还是有的，顾大局一笑泯恩仇。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对我国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本想着通过这种野蛮残忍的方式彻底占领中国，结果却因为太过凶狠，引起了中华儿女的强烈愤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我们的抗战士兵齐心协力一连斗争了十几年，最终获得了战争的胜利，将日本侵略者赶了出去。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百姓普遍认为已经实现了和平，可以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可惜结果却恰恰相反，国民政府这边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违背民意对革命组织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东北战场上一共有四大国军名将，其中三人被俘后坐牢超过10年，只有这位结局最好。
接下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第1位名叫名叫范汉杰，他曾在黄埔军校读书，曾在辽沈战役中担任东北总副司令，战败以后本想着逃离大陆，结果被我军抓获，送到功德林进行思想改造，直到12年后才重获自由。
第2个东北名将叫廖耀湘，他是湖南邵阳人，也曾在黄埔名校学习，在东北战场上他手下的士兵一共有十几万，因为我军的猛烈进攻最终惨败，被革命组织的战士俘虏，后来接受改造的时间大概是13年。
第3个东北名将是杜垏明，他在解放战争打响后，被国军任命为东北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因为身体不适离开了战场，后来又去了淮海战场跟我军对决，最终因为战败也被俘虏，接受了10年的思想改造。
第4个名将叫郑洞国，他也在东北战场指挥过很多战斗，之所以会跟其他三人的结局不同，主要是因为他在战争结束前及时醒悟悬崖勒马，带着手下的士兵投靠革命组织。因为郑洞国的弃暗投明，我军减少了大量的人员伤亡。这种行为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认可，因此他在被我军俘虏之后，得到了特别优待，革命组织的领导没有将他当成战犯看待，而是将他当成了一个弃暗投明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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