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李鸿章是一个腐败的宰相 看了他的财产之后你就明白了

李鸿章，世人多称“李中堂”，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但是，历代学家却对李鸿章的看法不一。曾国藩曾认为他热衷于做官；主席曾认为他是一艘大船。也就是说，李鸿章所在的清政府，不过是一片浅薄的河流，水太浅而船太大，不能让他肆意航行，清政府无法让李鸿章施展自己的才能。

孙中山认为，李鸿章自从掌握重权辅佐清政府以来，为清政府争取了许多的权利，革除了许多弊端。虽然遇到了很多障碍和困难，但是，他从来不推辞自己的责任，也不放弃国家的利益。而蒋廷黻更是给了李鸿章最高的评价，即：认为他是“19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

但是，民间却盛传着一种不同的看法，说：李鸿章是一个腐败的宰相。

那么，为什么民间会有这种说法呢？这就要从李鸿章的身家说起了。

只有李鸿章自己知道他到底有多少财产，或者连他自己都不太清楚。当时的社会上普遍认为：李鸿章的身家应该在一千万以上。当然，这里的“千万”，指的可不是现在的人民币，而是白银。梁启超算是一位知情人士，他为李鸿章作传的时候，帮李鸿章算了一下账。

他说道：“李鸿章病逝之时，他的家产超过了一千万两白银，他给后代留下的个人财富，也超过了一千万两白银。”除此之外，另一位知道内情的人，就是我国历史上首位留美回国的博士：容闳。他说：“我估计，李鸿章死的时候，留下了大约四千万两白银给后人。”

在这里，两个人说的财产数目相差较大，大概是因为一人说的是动产，一人说的是不动产。李鸿章“发迹”之后，他们家六兄弟在家乡均建有“大者数百亩，小者亦百十亩”的庄园宅邸。据曾在李府管过事的唐凌辉说：“鸿章所置田产，每年可收租五万石。”还有一些资料显示：李鸿章的主要收入之一是“股息”。

比如：清末费行简所着《近代名人传》所说：“招商轮船、开平煤矿皆有鸿章虚股甚多。”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李鸿章有数百万金之产业，用以作为证据的就是“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

最终，将这些东西林林总总加在一起，两人所说的数目就差不多了。

以至于，清末民间盛传，李鸿章是清朝中兴功臣中最富有的一个人，他为自己家族谋得的福利加在一起，几乎是一笔可以媲美国库的财产。

至于事实是不是如民间所说，还需要历史学家进行考究。但是，就李家的地产来说，可以说：半个安徽都是李家的地盘。另外，李家还拥有半条位于上海的华山路，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合肥李家到底有多富有了。当然，李鸿章仅凭工资的话，肯定是无法积累这笔巨额财富的。

那么，他的财产究竟从哪里来的呢？

有人提出，李鸿章在和沙俄签订条约时，就曾收过俄方的贿赂，大约有三百万卢布左右。但是，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如果，这些指控能够成立，那么，李鸿章就不仅有一个收受贿赂的罪名，还得有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罪名。

但是，即便这些指控是真的，还是不能解释李鸿章的财产来源。毕竟，李鸿章的财产远远超出了这些贿赂的金额。可是有一点儿我们不得不承认，那就是：李鸿章一定有一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罪名。

现在，我们经常听到法庭判处落马官员中，有一项这样的罪名，大家是不是都有些疑惑。那么，为什么连国家都无法查探出他们的资金来源呢？

其实，并不一定是政府没有查探出，只是这些资料牵扯政府内部的一些重要信息，所以，不方便公布给大众罢了。而且，这也从侧面说明，官员利用权力踩着灰色地带的红线，为自己谋利之巨。而权力，也使得这些官员能够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这也告诉我们，官员们在其位不谋其事，则有着极大的危害。

说到灰色收入，我们大概就能理解李鸿章的资金来源了。毕竟，李鸿章是淮军的组织者，后来，又兼有北洋大臣等职位，自然有着巨大的权力。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李鸿章没少为自己谋划干股，随着这些官民合营企业的不断发展，李鸿章手中握有的股份，代表的利益也就水涨船高。

然而，如何收受这些东西，自有下属代他操办，李鸿章则只用坐等收益就可以了。至于这些东西能有多大的收益，可以看看它们都是些什么企业就明白了。例如：轮船招商局这种物流类企业；开平煤矿这种资源开发类企业；当然，还有不少军械加工厂。

这些都是圈钱的利器，依靠着这些产业李鸿章怎能不赚的盆满钵满呢？

其实，说到底，李鸿章的财产还是来源于他的权力。众所周知，权力在帝国的内部总是有着神奇的吸金效应。

有人说：李鸿章并不贪财，但是，他的大儿子和门徒们，总是凭借他的权力去谋取私利，这就让民众把这些账单全算在了他的头上。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当你身处高位时，如何约束亲近之人，也就成了一道必修的课题。换句话说：爱惜羽毛则是一个高官的必修课程。

在当时，民众对李鸿章的评价，总是贬大于褒。有一副着名的对联，就说李鸿章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上联中的“合肥”一词用得巧妙，既说明了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又说明李鸿章手握重权，利用权力中饱私囊。因此，“宰相合肥”也就说明了一个官场定理。

而要避免这种情况，如何建立一个完善的监督系统，也就成了国家建设的一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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