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军军旗发展史：晚清至新中国海军军旗的故事

古代中国水师逐渐建立了一套别具特色的军旗系统，但却未有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军旗。鸦片战争后，西方海军的近现代军旗制度传入我国，并逐渐取代了传统水师军旗。1862年，英国人阿思本擅代清政府设计了一面海军军旗，意图掌控中国海军，但舰队被清政府遣散，其设计的海军军旗未被采用。阿思本事件后，清政府颁行了第一面海军军旗，即为三角黄龙旗。为与西方化一(西方多用长方旗)，1888年，海军军旗改为长方黄龙旗。民国建立后，黄龙旗被废除。各方围绕国旗、军旗的样式问题展开了一场论战，最后确立五色旗为国旗，十八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北伐后，南京国民政府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党旗、军旗。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海军军旗历经黄龙军旗、青天白日军旗的变换，其变换并非军旗符号的简单更易，实质上蕴含着极其复杂而又丰富的政治取义与时代内涵。

世界文明以交通的扼要为转移，“观陆路交通时代，知文明之初发生也。近而为河流交通世界，而文明又进一级焉。再进而为内海交通时代，而文明又进一级焉。更进而为海洋交通时代，而文明乃焕发飞舞焉”。在此海洋时代，海军实为富强的基础，“制海者，可制世界贸易;制世界贸易，可制世界富源，制世界富源者，可制世界”。目前学术界关于近代海军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主要集中于海军发展与海战研究。但是，关于中国海军军旗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所以有必要考证海军军旗史实，进而从制度的深层次窥视海军军旗符号背后的时代取义与政治逻辑。不足之处，请学者指正。

军旗孕育国旗：晚清黄龙海军军旗

中国古代水师颇具规模，为适应战争需要，逐渐建立了一套别具特色的军旗系统，其包括有水师提督使用的帅字旗，高级官员的五方旗，以及八卦旗、飞龙旗等。但在晚清以前，中国无正式国旗和军旗，其传统的旗帜仅以颜色、形状、装饰的不同，标明带兵人的姓氏、职别，“中国炮船虽有升旗，然均系统带官衔之旗，并非朝廷特立式样号旗也，故西人向称不知中国号旗是何式样”。鸦片战争后，西方海军的近现代意义军旗制开始进入中国，并逐渐取代了传统水师军旗。同治元年(1862年)，中国向英国购买了八艘军舰，舰队司令阿思本为中国海军设计了一面绿色十字海军军旗，阿思本意图掌控中国海军，但舰队被清政府遣散，阿思本设计的绿色十字海军军旗随之夭折。同年，清政府顺应形势需要，颁行了三角黄龙旗为海军军旗。1888年，清政府将三角旗改为长方旗，并将海军军旗升格为国旗。

中国最早的海军军旗：阿思本绿色十字海军军旗

随着中西碰撞，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得以普及，晚清时人认为西方轮船若陆续购买，据为己物，购成之后，访智巧之匠，继而试造，组建一支舰队，“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1862年，恭亲王奕诉委托英国人李泰国购买舰船，李泰国在英国购舰八艘，其中兵船六艘，探报船一艘，趸船一艘，以阿思本为舰队司令。阿思本私定舰队章程，其章程规定:“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船雇外国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阿思本意图借此将中国海军权全行掌控，挟制清政府。

1862年，阿思本擅代清政府制定了中国海军军旗，其舰队章程第九条规定:“此项水师，俱是外国水师，应挂外国样式旗号，一则因船上俱是外国人，非有外国旗号，伊等未必肯尽心尽力，一则要外国各商不敢藐视……旗要绿色，中用黄色两条相交，心内画黄龙尖旗，以为中国之号旗，要绿色者，系因绿旗乃各外国所罕用，使不至与列国旗号相混”，色用绿营旗色以及中心画龙，考量了中国因素，但一国之海军军旗，乃国家象征，岂能由外国人私自擅定。8月13日、18日，李泰国两次致信英国外交大臣罗塞尔，请求英国承认其为中国设计的海军军旗。8月19日，罗塞尔在李泰国的信上批注:“舰队既为中国皇帝服务，就应悬挂中国国旗，并加上某种标记，以资识别”，罗塞尔认为李泰国“在未取得中国皇帝许可以前，不能悬挂这面旗帜。”8月28日，李泰国再一次向外交部提出申请，罗塞尔在申请信上批注:“旗帜在我们承认之前，必须先由中国皇帝采用或批准。”但是，由于事态发展过快，罗塞尔已很难阻止李泰国的冒进行动，在购置舰船完成后，阿思本即率舰队开往中国。

阿思本舰队来华后，太平天国起义渐趋尾声，金陵已成合围之势，清政府原计划的剿发逆的前提已不存在。同时，清政府上下认为外国兵弁、水手之多，言语不通，气类不合，久或不能相容。加之，阿思本性情揽权嗜利，若彼把持舰队，舰队必受其挟制，“与前此购船之初，似已失其本意”。清政府终未允李泰国、阿思本等人要求，“令将轮船撤回，交阿思本率领西归”。当然，阿思本替中国舰队设计的那面海军旗随之夭折。

晚清海军：黄龙海军旗

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开放，因兵舰未有旗号标识，交往颇多不便。1862年，奕䜣最早注意到军旗一事，他认为若我处舰船“竖立黄色龙旗，外国果能望而知为官船，不敢轻举妄动，未始非预事防维之一法”。为此，致函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认为仿外国舰船军旗之例，“诚可省无数事端，且于行军并无窒碍。拟即咨商各处，所有各营旗帜照常竖立外，每船另添龙旗一面”。得到曾国藩的答复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䜣奏明朝廷，查各国船只，向皆竖立各国旗号，易于认识，远近一见，知为官船，中国兵船“今复一律添设龙旗一面，其旗用三角尖式，大船直高一丈，小船高七八尺，其斜长及下横长各从其便，均用黄色画龙”。清政府批准设立军旗一事，令沿海、沿江督抚、将军一体遵照，并照会各国驻华公使:“希即行知贵国各路水师及各船只，嗣后遇有前项黄龙旗帜，即系中围官船，应照外国之例，不准擅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仿西方旗帜制度，制定了斜三角形的黄底青龙旗，是为中国海军最早的海军军旗。1873年，清政府重申海军军旗旗样，“如三角色用黄，中画龙用蓝色，所有福州上海炮局所制轮船及各关口巡河船，均建此旗，以资认识”。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定中国旗式，系为雇船捕盗与对外舰船识别而用，并未奏明定为万年国旗。清政府于1888年颁行《北洋海军章程》，“今中国兵商各船日益加增，时与各国交接，自应重定旗式，以祟体制。应将兵船国旗改为长方式，照旧黄色，中画青色飞龙”。海军军旗孕育出近代国旗，这是清王朝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中正式将龙旗定为国旗，海军军旗以国旗代。旗样定版后，清政府“发去各旗图，分别照会移行沿海地方文武各衙门，及各局所、各台讯、暨管带兵轮各员弁，一体遵照办理”，并移送水陆提督一体查照。

海军军旗下设将旗，其中“提督用五色长方旗;诸将(总兵、副将、参将等)用三色长方旗;旗之上角，各饰以锚形”。1886年，英国人琅威理被聘为北洋海军总教习，并获赠海军提督衔，“先是北洋之用琅也，畀以提督衔，此在我国不过虚号崇优，非实职也”，但琅威理却认为自己职位同于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1889年，北洋舰队赴香港，提督丁汝昌因事离舰，总兵刘步蟾遂降下提督旗而升总兵旗，琅威理与刘步蟾发生冲突，并致电李鸿章“丁提督离军时，琅威理应升何旗”，李鸿章回电“章程内未载(琅威理应升何旗)，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四色旗介于提督五色旗与总兵三色旗之间。因未能取得与丁汝昌一样的提督地位，琅威理愤然辞职，四色旗夭折。1890年，提督依旧用五色长方旗，但旗的上角，锚形修改为团龙。北洋海军取消诸将旗，设置鱼雷艇队统领旗、大官旗、队长旗、值日旗等旗。鱼雷艇队统领旗为鱼雷艇队统领座艇悬挂，因鱼雷艇队作战特殊，虽隶属于北洋海军编制，但单独编队，驻军旅顺，分离于北洋主力舰队，故其样式与提督旗类似，只是上方不用团龙，而采用中国八卦中的“泰”卦图案。大官旗为陆军总兵及道台级别以上官员乘舰时悬挂，采用原海军提督所用五色旗。队长旗为海军提督不在时，编队中军阶最高的军舰悬挂，采用燕尾四色旗。值日旗为担任值日的军舰悬挂，采用黄底三角旗，中间镶嵌红色龙珠图案。此次海军军旗方案一直沿用至清王朝的灭亡。

晚清海军有舰艇40余只，分为巡洋、长江两个舰队，巡洋舰队以海圻、海容、海琛、海筹等舰及湖鹗、湖鹏等4艘鱼雷艇组成，为清廷海军主力，长江舰队以楚豫、楚泰、楚观、江元、江亨等舰组成，当时清政府海军颇有规模。武昌起义后，清廷派水陆两军进攻武汉，在历史共和大势之下，各舰员决议起义，舰队起义之初，悬挂白旗。起义临时海军司令汤芗铭令画“青天白日的海军旗帜图样，命各舰自己用布制成”，舰队于武昌起义后，驶向上海，在过九江时，“星夜赶制了许多青天白日旗……我们先在海筹领队舰上升起这革命光荣的青天白日旗帜，领导其他各舰继续升起，旗帜随风招展，江山为之生色”。海军相继起义，“取龙旗掷之甲板，而践踏之，旋弃之江。于此一刹那间，海军龙旗，便成历史陈迹”，不久，清王朝签署退位诏书，民国建立，国变后遵制易式，黄龙旗亦束之高阁。

北洋海军军旗

清王朝灭亡，民国政府建立，黄龙旗退出历史舞台，但各方围绕民国国旗、陆军旗、海军旗样式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最后，北京参议院议定五色旗为国旗，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海军在民元启用新军旗。晚清海军旗规章简陋，并未对军旗使用规范以及礼节加以规定。为了规范海军旗的使用，北京政府颁行《海军旗章条例令》，从制度上对海军军旗的规章与礼节作以规范，海军军旗制逐渐走向完善。

武昌起义之后，各省逞奇立异，各树一帜，湖北地区用十八星旗，上海、江苏地区用五色旗，广东地区用青天白日三色旗。当时，海军起义舰队于九江已悬挂青天白日旗，及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海军部请示大总统海军用何种旗式，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令使用青天白日三色旗，并派遣海军部员邓某慰劳沿江舰队，向海军将士说明青天白日旗与历次革命之间的关系”，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海军以青天白日旗为海军军旗。

1912年，围绕国旗、军旗的样式，各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孙中山向“不赞成五色旗，欲以革命党旧用之青天白日旗为国旗”，在4月22日的北京参议院讨论中，有调停者“以五色旗为国旗，星旗为陆军旗，天日旗为海军旗，纷纷不一”。4月26日，参议院再次讨论国旗定样，多数认为“五色旗通行甚广，中外皆知，自无更易之理，应即定五色旗为国旗，陆军用星旗，海军用天日旗，亦已通行各处”，陆军旗与海军旗与国旗没有关联，“拟于五色国旗之左方上角缀以星旗为陆军主旗，又于五色国旗之左方上角缀以青天白日旗为海军主旗”，既有关连又合历史且甚美观。此后，又围绕陆、海军旗式是否应加缀于五色旗之左方上角样式再次展开争论。陆、海军旗式加缀于五色旗之左方上角，“采色纷纶，配置未当，形式参错，瞻视易淆。且陆、海军旗，尤以利于远望为主，而于海行尤关紧要。今以星旗、天日旗分缀于国旗左方，风际飚飓，仅见旗之右幅，殊不足以昭识别”。参议院主张军旗与国旗相合，“而大总统以为行军先用国旗后用军旗，自有连合之关系，且如院议现有破损国旗之嫌，而与通行之习惯又多一重变更”，陆、海军行动之时间，应先以国旗，继以军旗，自然联贯，本不必以同缀一幅之上，始相关连。“按贵院所以主张分用星旗、天日旗为陆、海军旗之符号者，原以:一为武昌起义之旗，一为革命倡始之旗，将以彰勋，伐垂记念，而不容偏废也。兹拟仍以星旗为陆军旗，天日旗为海军旗，不必加入五色旗之内。两旗通用已久，既可免予更张，取义各殊，亦无嫌于并重，形式得归于纯一，采色亦足壮观瞻”。经过激烈争论，参议院最后变更原有主张，改以“十九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不必加入五色旗之内”，既免破损国旗之嫌，而两旗沿用已久，又可无事更张。

1912年6月8日，临时大总统公布《国旗及陆海军旗令》，正式确定“以五色旗为国旗，商旗适用国旗，以十九星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本大总统按照约法第二十二条公布之”。海军军旗定样后，海军部“将海军旗照绘图式，预订日期，通饬所属届时一体悬挂。惟查各舰向在沿江沿海各地，或分驻防守，或奉调迁移，邮递公文，颇需时日，而颁发旗式又不容以电报通布，或滋误会，是以悬旗日期，未便过促，庶免周章将事，致失观瞻。兹择定八月初一日为正式悬挂海军旗之期，为日较宽，蕲能一致”。此外“相应备文，检同旗式，咨送贵都督查照转饬境内兵轮，营校、船坞遵照，务令如期悬挂，以免参差”。

海军内部军旗定样与军旗悬挂礼节

1912年11月7日，北京政府公布《海军旗章条例》，这是中国第一部海军军旗条例。海军军旗于8点钟悬，至日没时降下，夜间悬相应白镫。具体悬挂之礼又有所区别，大总统所乘之军舰，“由日没至日出，应悬白镫五盏于主桅楼之后部，其悬法中央一盏，左右直悬各二盏”，海军将官乘军舰时，“由日没至日出，应照下列各项分别悬挂白镫于主桅楼之后部:上将，中央一盏，左右各一盏;中将，左右各一盏;少将，中央一盏;代将，与少将同”。

《海军旗章条例》规定海军军旗之下，按海军职官大小分九等职官旗，计有大总统旗、海军总长旗、海军次长旗、海军上将旗、海军中将旗、海军少将旗、代将旗、海军队长旗、长旒。大总统莅军舰或司令公署时，“应悬总统旗予主桅顶或司令旗杆;当乘舢舨时，则悬于舢舨之首。”对于外国大总统、君主，亦相应悬挂该国海军军旗。海军总长因公乘军舰或至司令公署时，“应悬总长旗予主桅顶或司令旗杆;当乘舢舨时，则悬于舢舨之首”。海军次长因公乘军舰或至司令公署时，“应悬次长旗于前桅顶或司令旗杆。”相应的海军将军因公乘军舰“上将悬上将旗于丰桅顶，中将悬中将旗于前桅顶，少将悬少将旗于后桅顶，代将悬代将旗于后桅顶，若海军司令驻陆上时，应悬相当之旗于部下之一舰或其司令旗杆”。二艘以上之军舰同在一处无总司令或司令在该处时，“该处资深舰长应悬队长旗于前桅顶。”长旒为有全舰指挥权之军官旗，“应悬之于主桅顶”。如有应悬旗章之官员二人以上同时在舰或公署，亦只悬挂上位之旗章。但海军总、次长旗与将官旗可同时悬挂，队长旗与长旒可同时悬挂。

海军职官旗外，尚按事务类别分为海军旗、舰首旗、运送船旗、工作船旗、红十字旗。海军旗前面已详细陈述，军舰停泊中，应悬舰首旗于舰首旗杆。供军用之运输等船舶，应悬运送旗于主桅顶。凡供军用之工作船，应悬工作旗予丰桅顶。战时或值事变之际，海军病院之旗杆或病院船之主桅顶，应悬红十字旗。又凡运送海军病院及病院船之治疗材料及附属品物之舟车等，亦得悬红十字旗。由此可见，北京政府时期的海军军旗悬挂礼仪较之晚清更为成熟。

军旗、党旗亦国旗：南京国民政府海军军旗

青天白日旗“实创于革命军战事开始之初，时在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岁，以惠州一役为一次出现于世”，青天白日旗蕴含“天日所临，凡为人类，一切平等享受，无所差别。以之为国旗特征，实能表示一种民胞物与，一视同仁之意味”。红者以流血求自由，蓝者以天空寓公正，白者以清洁寓博爱，旗之三色，“即自由、平等、博爱三大主义”。北京政府仅以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孙中山颇为不悦。然是时，旧官僚、立宪派皆投向袁世凯政府，甚至部分同盟会员亦对袁充满幻想，“结果能予保留而制定为海军旗，已属幸事矣”。

癸丑讨袁军失败后，孙中山于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青天白日旗为党旗”。1919年，中国国民党在上海成立，孙中山指出“以先烈之血所沃成之青天白日国旗，亦不得采用，乃改为海军旗，而反以清朝一品官员之五色旗为国旗矣。此又何怪今日之民国，竟变成亡国大夫之天下也”。1920年，粤军自漳州返粤，孙中山当选非常大总统，宣布废止五色旗，而以青天白日为国旗、军旗。后陈炯明叛变，其“一反总理所为，青天白日旗亦同遭此厄”。1923年，孙中山重组大元帅府，再使青天白日旗复飞扬于广州。1924年，国民党一大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正式提出“以青天白日旗为党旗及军旗，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一案，并获通过，青天白日旗升格为国旗，海军旗以国旗代。1927年，革命军北伐，平津旋亦平定。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令东北改悬青天白日旗，“各国虽欲不正式承认，不可得矣”。在南京政府时期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为党旗、为军旗，直到蒋介石政权退向台湾，青天白日海军军旗亦随之而去。

新中国海军军旗：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万里海疆而乘风破浪

1949年初，中共中央预见胜利即将到来，提出设计军旗方案。在设计军旗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军旗要有八一字样，周恩来强调，军旗要用象征的红色为底色，字与星用黄色，同年，制作出八一军旗。4月23日，共和国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诞生。在人民海军初创一周年之际，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张爱萍以中央人民政府的名义，向舰艇授八一军旗，此时陆、海、空三军旗样一致。

1992年，为区分陆海空三个兵种旗帜，变革旗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旗，旗面上半部（旗面的八分之五）保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的基本样式，正红色旗面，靠旗杆上部有金黄色五角星和“八一”字样；下半部（旗面的八分之三）为横向的海蓝色和白色条纹相间，象征万里大海和海浪，表示人民海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万里海疆而乘风破浪。

军旗符号与时代象征

为了架构信仰，“我们发明了一套符号和象征物，并将其不断发展丰富，使之成为信仰的一部分”，其符形的象征逻辑，并非任意的建构，而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符号的构建因素极其复杂丰富。海军军旗既是舰船的识别标志，又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海军军旗的识别标志是符号的一层表意，而国家的象征更是符号内在富含的深层次意指。海军军旗的设计与定样，不是简单的勾勒，其内在包含着时代的取义与象征。

晚清海军黄龙旗的诞生，既源于古制传统，又是受西方冲击与影响的产物。“吾国龙旗，本于古昔”，黄龙为天子象征，旗色取黄亦帝王取义，海军黄龙军旗即表达着海军为天子所有的内涵。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大开，沿海地区中西接触最为频繁，外国船舰皆有旗号，而清政府的商船、军舰没有表达国别的旗帜，于交流中多有不便。1862年，清政府批复在中国兵船添设龙旗一面，自此，中国第一面海军军旗诞生。1888年，《北洋海军章程》将海军黄龙军旗定为万年国旗，海军军旗孕育出中国近代第一面国旗。

辛亥军兴，清廷海陆并进围剿武昌，海军官兵于共和大势下，毅然起义，降下了象征封建帝制的黄龙旗，黄龙旗五十年的历史宣告结束。“昨日街头信步归，龙旗飘扬送斜晖。谁知半夜腾霄去，片刻苍龙换白衣”，旗帜的变更透视了王朝的兴亡，象征封建的黄龙旗必将退出历史，象征共和之旗蓄势而出，海军部请示大总统应用何种旗式，南京临时政府“令使用青天白日三色旗”为海军军旗。北京政府成立后，参议院议定青天白日旗为海军军旗。

北京政府参议院议定五色旗为国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实际上背后透视着时代大势。民初，立宪派与旧官僚纷纷转向袁世凯政府，甚至一部分革命党人对袁世凯充满了幻想，“以清朝之一品武官之五色旗，为我中华民国之国旗，以为五色者，代表汉、满、蒙、回、藏也;而革命党人亦多不察，而舍去吾共和第一烈士陆皓东先生所定之中华民国之青天白日国旗，而采用此四分五裂之官僚旗。予争之不已，而参议院乃以青天白日之旗为海军旗，呜呼”。现实势力较量反映到象征现实的符号表现上来，民初革命党势力衰弱，所主张自然不能实现。

二次革命以来，孙中山皆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党旗，不承认北京政府的五色旗。1924年，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正式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党旗。海军军旗以国旗代，海军军旗未发生变更。1927年，国民党北伐，北洋政府被推翻，五色旗亦随着东北易帜而最终退出历史，青天白日旗在全国悬挂推行，在南京政府时期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为党旗、为军旗，直到蒋介石政权退向台湾，青天白日海军军旗亦随之而去。

晚清以来，国旗几度变换，从满清的黄龙旗变为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再变为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海军军旗自晚清以来，历经黄龙军旗、青天白日军旗的变换。每一面军旗符号背后都有着时代的烙印，蕴含着极其复杂而又丰富的取义与逻辑。以符号解读历史，实有一番新解，既能得观历史大势，又能窥视被我们忽视的历史微观世界。每一个符号都是一个时代的表现，时代的社会决定了符号的基本构成。符号是当时社会的意识反映，故从符号的变革中，亦可以窥视时代的历史格局与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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