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刘合波｜史学新边疆：冷战环境史研究的缘起、内容和意义

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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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办

刘合波

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史、冷战史、环境史。

内容提要：冷战环境史学是基于美苏冷战对环境造成影响的现实问题和军事环境史学不断拓展的学术背景基础上形成的新的研究领域，也是冷战史学与环境史学转向、交叉的产物。在学科属性上，冷战环境史学是冷战史学和军事环境史学的独特分支。在研究方法上，它承继了军事环境史学的跨越民族国家界限与互动等研究方法，同时也吸取了冷战史研究所倚重的文献分析法。在研究内容上，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冷战时期各国国防建设带来的环境变迁、战争与环境和地区局势的互动关系、中苏经济建设产生的环境问题及其影响、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技术推广、环境与地缘政治之间的联系。开展跨国研究、强调环境问题与冷战态势的互动性研究、借助冷战史研究中使用的档案文献进行研究，是冷战环境史学的新趋向。但是，既有研究也存在资料发掘不够深入、过度拔高环境在冷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因此，要进一步深化冷战环境史研究，就需要加强对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考察研究对象的共性与个性问题。

关键词：冷战史；环境史；军事环境史；跨学科；互动关系

在世界现代史学界，冷战史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门领域，无论是档案文献的搜集整理、历史问题的深度考察，还是相关研究机构的建设，都取得了不菲成绩。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史也逐渐成为重要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但长期以来，冷战史与环境史学者仅专注于各自领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方的研究在本领域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导致彼此在研究内容、方法等方面缺少深度交集。尽管近年来冷战史学者也开始关注冷战时期的环境问题，但是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作为工具属性的环境，而非政策后果的环境，因此并未实现冷战史与环境史研究的相互交融。事实上，冷战与环境问题是彼此联系的，美苏对抗引发了诸多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又对冷战的发展进程、甚至基本规则产生影响。

伴随冷战史与环境史研究的深化，双方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转向要求，这为实现二者的跨领域研究提供了契机。目前，已有部分环境史学者开始将研究视域转向冷战时期的环境问题，试图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行考察。2010年，美国环境史学者约翰·麦克尼尔与科琳娜·安格在《冷战环境史》一书中对“冷战环境史”的研究内容、方法及意义进行了阐述，并从科技、地缘政治、环保主义等方面对冷战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其中对冷战环境史研究的缘起、环境因素在冷战中的定位探讨得不够充分，甚至在史学叙事上过于强调分析对象的冷战含义而淡化了环境问题的史学书写，在研究内容、方法、史料来源与范围上也需要进一步拓展。近年来出现的相关成果，尽管在研究内容上有了深层次的挖掘，但总体上仍然没有突破上述研究的局限，并存在过于依赖二手资料等问题。基于此，本文试图在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冷战环境史研究的缘起，分析研究现状，总结研究的新趋向和存在的不足，探究今后努力的方向，以为冷战环境史学的拓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 冷战环境史研究的缘起

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间的遏制、封锁与对抗是冷战国际关系的主流，双方在此过程中实施的冷战政策对环境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冷战环境史研究兴起的现实渊源。

早期纳入研究者视野的，主要是美苏核竞赛带来的核污染、越南战争期间使用落叶剂等带来的生态灾难。在人类进入核时代之后，以美苏为首的核大国所实施的核政策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环境灾难。在此期间，美苏等国进行了频繁的核试验，仅在1945—1992年美国就在太平洋、大西洋及美国内陆（主要是内华达州）进行了1,030次大气、水下和地下核试验。在核时代早期，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就曾对核试验带来的光、热、冲击波、辐射、放射性核尘埃造成的土壤和水污染、引发的地震，以及核辐射对人体和周围环境的影响，进行了综合调查分析。英国的农业研究机构研究发现，遭受过核辐射的农场生产的牛奶中含有核污染成分，其中碘和锶同位素、钡—140、铯—137都是重要的污染源。在美国核试验最为频繁和集中的内华达州，附近地区的许多居民出现了甲状腺癌。同时，核试验产生的核尘埃使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相关调查评估都已经关注到了核试验对水、土地、食物、人类及其他生物造成的严重污染，这成为20世纪70年代环境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为了战争目的还是和平目的的核试验，在冷战时期相关的数据和资料因种种限制而未大范围公开与深度共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1994年1月，北约和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Scientific Committee on Problems of the Environment）在维也纳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高级研讨会”，该会议使曾直接或间接参加过核试验的科学家们第一次能共享数据和模型，交流放射性核素的释放对生态环境、人类的影响等方面的信息。在此情况下，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核试验的理论推演、数据统计和图表解析，以及核试验、核能利用带来的环境后果，逐渐引起人文社会科学家的关注，核试验问题也因之成为环境史研究的对象。

冷战时期的热战对环境的破坏也推动着环境史学的冷战转向。其中，学者们较为关注的是越南战争及在战争期间美国采取的“落叶计划”造成的环境灾难。美国现代环保运动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便是越南战争对环境的破坏及在南越大量喷洒落叶剂（包括橙剂、蓝剂和白剂等）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1969年3月，美国开始陆续派专家到越南从生态学的角度实地考察落叶剂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再加上落叶剂对当地动物群落的影响尚未明显显现，因此相关研究仅涉及落叶剂对橡胶树、红树林等植被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而后，落叶剂对动物及人体影响的逐渐显现。1983年1月，美国、越南、法国等国的科学家在河内举行了“与战争有关的除草剂、落叶剂的国际讨论会”，其中考察了越战期间落叶剂的使用对人体带来的致畸、变异、死亡等情况，这是科学界第一次对该问题进行正式的研讨。1991年2月，美国国会颁布《橙剂法》，要求隶属于国家科学院的医学研究所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评估越战退伍老兵的疾病与落叶剂之间的关系。从1994年开始，该委员会相继递交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充分证实了二者的正相关性。这些进入民众视野的科学证据，为环境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素材。

从学理上讲，冷战环境史研究的缘起还在于近年来军事环境史在研究方法、内容和时段上的不断拓展。战争离不开环境，但长期以来军事史学与环境史学之间缺乏交集。冷战史与环境史学者彼此仅关注自己的研究领域，也是这一现象的反映与结果。因此，军事环境史对于冷战环境史首要的学理意义在于，将军事史与环境史结合起来进行跨领域研究。

环境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要求进一步扩大环境史的研究范围，并进行跨学科研究。2001年，美国环境史学者艾德蒙·拉塞尔出版了《战争与自然：人类与昆虫的化学战（从一战到“寂静的春天”）》一书，对军事史与环境史进行了跨领域探讨。随后，“战争环境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被提了出来。约翰·麦克尼尔进一步指出，美国环境史研究不认可自1941年以来军事在美国人生活中的突出地位、不认可军事在塑造美国环境中的重大意义，因此环境史要拓展研究维度，就要与军事史等学科和研究领域结合起来。此后，战争环境史相关研究不断延伸，逐渐形成了“军事环境史”研究领域。2009年9月，第一次世界环境史大会在丹麦召开，学者们普遍接受了“军事环境史”的概念，强调军事设施、军事训练及战争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在研究内容上，军事环境史在战争环境史仅关注战争与环境关系的基础上，还关注战争的动员、军事训练营地与环境的关系等课题；在研究方法上，军事环境史更加强调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非主要侧重战争对环境的单向影响。如对现代法国的军事环境史研究，就涉及环境的利用、自然的动员以及军队的演习、训练营地等资源与人员的组织对环境的影响，以及自然与战争间的相互关系等层面。

在军事环境史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有学者开始关注冷战时期的军事环境问题。如罗伯特·艾伦就以越南战争期间受到落叶剂污染的士兵为切入点，研究了二恶英类抑制剂在世界范围内的滥用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加拿大学者也以冷战为例，分析了冷战时期加拿大北部的军事训练、远程预警雷达的建立及导弹试验等对当地环境的影响，并提出综合研究冷战与环境关系的必要性。这些研究都促进了冷战环境史的形成。2008年，瑞恩·艾丁顿在对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环境与冷战文化、军事科技设备之间的互动研究中，首次使用了“冷战环境史”一词，但未对冷战环境史研究的内容、意义展开论述。2010年，约翰·麦克尼尔和科琳娜·安格在《冷战环境史》一书中也采用了“冷战环境史”的表述，并在引言中阐明：之所以提出冷战环境史研究，是因为冷战史与环境史两个史学研究领域对彼此研究成果的漠视。一方面，长期以来，冷战史学者只关心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传统研究领域，而忽视了冷战中的环境因素；另一方面，环境史学家仅关注战争对环境的影响，而忽视了战争的重大意义。换句话说，环境史与冷战史学者都忽略了对方领域的研究，使双方在本来可以深入合作的研究领域失之交臂。与此同时，作者还对冷战环境史基本的研究范畴、跨国与互动的研究方法、文献的使用等内容进行了阐述。这既表明了冷战环境史试图打破冷战史与环境史彼此孤立、实现双方融合的研究指向，也标志着冷战环境史作为新研究领域的出现。

综上所述，美苏冷战对抗引发的环境问题与军事环境史的延展，成为冷战环境史学形成的现实与学术渊源。作为跨领域研究的新边疆，冷战环境史学在学科属性、研究方法、内容等方面存在如下特征。在学科属性上，冷战环境史学是冷战史学和军事环境史学的独特分支。在研究方法上，冷战环境史学承继了军事环境史学的跨越民族国家界限与互动等研究方法，同时也吸取了冷战史研究所倚重的文献分析法，这使得冷战环境史学可以借助两个领域的研究方法，深化该领域的研究内涵。在研究内容上，冷战环境史强调战争的准备、防御设施的建设、战争行为对环境的破坏，以及这种破坏对地区局势与冷战格局的意义。这是麦克尼尔所强调的冷战史与环境史的交融，与研究战争本身的军事史有所不同。同时，与主要关注大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传统冷战史研究不同，冷战环境史是从环境史的视角解读冷战，关注冷战造成的环境后果与其对冷战进程的影响。

二、 冷战环境史的研究现状

冷战环境史学的现有学术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冷战时期各国国防建设带来的环境变迁。美苏虽然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战争，但“零和游戏”规则规制着双方关系的发展，对未来战争的准备与动员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应对未来的外敌入侵是各国制定本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考量，因此美苏等国都加强国防建设。这些政策的实施引起了资源的集中利用与深度开发，促进了人员的流动与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生态环境也因之深受影响。尽管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不完全是出于直接的冷战对抗，但“冷战焦虑”促成了这些项目的实施和设施的建设，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防道路与军事基地的修建、核试验等方面。

在国防道路修建方面，美国的国防高速公路与苏联的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Baikal Amur Mainline，BAM）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国州际与国防高速公路法》（National Interstate and Defense Highways Act），由此建立起全国范围的高速公路网络。与之相对的，是苏联政府修建了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关于美苏两国修路的初衷，麦克尼尔和安格在研究中指出，美国修建高速公路的主要目的是在发生大规模战争，尤其是遭受核打击时能帮助人们迅速从大城市撤离，并保证常规战争爆发时人员与物资的快速调动；而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和中苏边界冲突的爆发，使远东地区成为苏联领导人的战略考虑重点，因此推动修建的铁路干线成为苏联防御中国和防止美国轰炸的重要设施。公路与铁路的修建使过去无法进行的采伐、开采、耕种变为可能，同时也改变了土地的使用模式、沿途植物群落与种属的平衡、沿线各地的生态与人文环境，很多城市、村落因为道路而发生了重要的变迁。乔·韦伯认为，州际高速公路的修建改变了美国人的交通方式，小汽车成为美国人工作、旅游及日常生活的主要交通工具，这增加了小汽车的使用率与拥有量，进而加剧了石油的消耗与空气的污染。实际上这又与石油问题、70年代美苏在中东的博弈、阿以问题的走势及冷战的发展进程交织在一起。

在国防建设中，军事基地、尤其是核试验基地及核试验带来的环境后果，是目前学者们探讨的重要内容。自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以来，核武器就成为美苏等国争相发展的目标，各国为生产与试验核武器而建立了大型的军事基地。美国、俄罗斯、匈牙利等国学者分析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修建的核基地、核武器试验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深入阐述了核基地与环境保护及形成军事化景观、核试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自然环境对核试验的影响等多重关系。麦克尼尔和安格认为，核试验引发了全球范围的生态后果，其产生的大量放射性污染物笼罩着生物圈，英国、美国和法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对海洋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苏联在北冰洋、中国在罗布泊地区的核试验也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后果。核试验产生的跨国界、甚至全球范围的核尘成为影响生态环境、农牧生产及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这些都成为当前冷战环境史跨国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二，冷战期间战争与环境、地区局势的互动。战争是毁坏环境最明显、最直接的方式之一，战争与环境、政治的互动，也是冷战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冷战时期的战争造成的生态后果，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武器与高科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方面。威廉·威尔科特斯认为，传统的枪炮等常规武器无论是对当地的农作物、水资源、动植物，还是对当地人与其他生物种属的生存环境都会造成直接的显性破坏，如在战争中采取的“焦土”政策就对环境造成了直接的毁灭性后果。冷战时期，美苏为争夺地缘政治利益而介入地区争端或直接进行军事干涉，如发生在亚洲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中东战争，以及在亚洲之外的非洲、中美洲等地爆发的战争均属于此类范畴。一些学者指出，这些战争带来的环境后果往往与当地的政治生态发生联系，从而影响了当地的政局走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冷战的发展态势；而美苏的地缘政治竞争也延长了战争的时间、加剧了战争的烈度，使地区战争的形势更为复杂，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持续性的破坏，而这反过来又影响了这些地区的政治局势。其中，20世纪60—90年代发生在南部非洲的战争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譬如，在处于半干旱区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脆弱的生态系统在受损后难以修复”，资源的匮乏影响了权力的分配，“民众的贫困因之成为特别有效的政治工具”。

与常规武器相较，高科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更是对环境造成了长期的、巨大的且难以修复的毁坏。二战后期，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放的两枚原子弹造成的灾难性生态后果早已为世人所知。冷战时期虽然没有原子武器的实战经历，但生化武器的使用造成了另一种大规模的、影响深远的生态灾难，主要涉及生态武器对当地植被的选择性清除、对水资源和土壤的长期污染和间接影响，以及这些化学制剂对人体及其他动物造成的隐性危害。这方面的研究热点是越南战争时期美国采取的以“牧场工行动”为代号的环境战，特别是其中橙剂的使用及其带来的后果。中国学者吕桂霞利用美国解密的相关档案文献，对该行动的酝酿、制定与实施进行研究，阐述了落叶剂对生态环境、人体等方面造成的后果，实现了冷战史与环境史的有机结合。美国学者戴维·齐勒在探讨“牧场工行动”与冷战局势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将喷洒橙剂引发的国内外反应与尼克松政府采取对苏缓和战略、美苏在环境问题上的合作等问题联系起来，揭示了环境问题与冷战的关联与互动。大量运用原始档案、对环境与冷战进行互动研究，成为当前研究越南战争的重要范式之一，代表着研究战争与环境关系的新趋向。

第三，中苏经济建设产生的环境问题及其影响。冷战时期，美苏互视对方为全球性竞争对手，因此如何提升本国实力、彰显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增加对抗的筹码，成为双方制定国策的重要考量。社会主义国家为发展国民经济而进行了大规模的自然与人员动员，但在此过程中，过于追求其经济效果而忽视或不重视环境后果，由此带来了影响深远的环境变迁。

保罗·约瑟夫逊等学者对苏联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工农业建设带来的环境问题进行了综合分析，指出以大规模项目为核心的经济建设对环境产生了巨大破坏，这是苏联解体后各独立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从环境史角度对苏联农业建设的考察，主要集中在赫鲁晓夫时期的垦荒运动和“棉花计划”方面。为了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通过粮食援助维持与东欧国家的关系，苏联政府在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地进行了大面积垦荒。垦荒破坏了原来土地上的植被，使土地遭到水和风的侵蚀，每年因水土流失、沙尘暴侵蚀而损失的地表土达几亿吨，到20世纪60年代甚至出现了席卷中欧、东欧的沙尘暴。有学者指出，垦荒运动也是对人口和自然的大规模动员，促进了垦荒区的环境变迁；与垦荒运动相重叠的是苏联铁路的修建，由此带动了苏联地缘政治中心向东转移，从而影响了冷战格局。学者们还对苏联的棉花种植与咸海的环境灾难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德国和哈萨克斯坦的学者指出，20世纪50年代苏联与美国等世界主要产棉国关系紧张，而苏联既要解决三百多万士兵的军服问题，又希望能从棉花生产中获取利益，由此选择在处于半干旱区的乌兹别克斯坦等加盟共和国种植这种“白金”作物。为了解决大量种植棉花所需的水源问题，苏联截流了咸海的补给河——阿姆河和锡尔河，这导致咸海水量的补给不足。同时，单一的棉花种植，引发了咸海的荒漠化，改变了周边地区的自然环境与生物群落，间接导致传统捕鱼业的消亡、严重的空气污染及呼吸道疾病和结核病高发等问题。咸海的日趋干涸不仅改变了附近的生态环境，也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贫困和生存环境的恶劣都对苏联及苏联解体后该地区独立的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学者们对冷战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所引发的环境问题给予了关注。包茂红探讨了中国的工业建设和环境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建国初期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始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相对于当时中国极为薄弱的工业基础，最初的工业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这种资源密集型工业很快就暴露出环境问题，如由于未考虑到环境后果，当时的首都钢铁公司就建在了北京市的上风向，成为首都的主要污染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受到国内外的关注而逐步得到重视，推动着中国环境政策的出台及实施，这些都与冷战的国际大背景联系在一起。美国学者夏竹丽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的国际环境出发，阐述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为反“美帝”“苏修”而开展了“三线”建设等备战备荒运动。这些措施对于构建新中国的工农业体系、加强国防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开发过程中存在的盲目性、不遵循科学规律和急于求成等问题，造成了能源、资源的浪费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后果，对生态环境也产生了诸多难以修复的影响。

第四，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技术推广、环境与地缘政治的互动。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推行“绿色革命”、建设大坝等设施带来的环境后果及其对地区政治及地缘政治的影响。

随着美苏对抗的加深，推广“绿色革命”是美国在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过程中采取的消灭饥饿与营养不良的措施，其中包括使用化肥、杂交种子及利用灌溉、生物技术提高玉米、小麦、大米等高产作物的产量等内容，它是美国冷战战略规划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超脱了单纯的促进技术进步而具有意识形态斗争的色彩。美国学者约翰·珀金斯甚至称其是“为自由而战”。从短期效果来看，“绿色革命”的确提高了墨西哥等受援国的粮食产量，使它们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粮食自足。但相关研究表明，大量化肥、杀虫剂的使用及大规模的灌溉，造成土壤肥力与质量下降、地下水消耗及土地板结、盐碱化等问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对现代农业技术的依赖，使过去采取的一些维持土壤结构、作物轮作及施肥的传统农作方式逐渐被人们放弃。从这个意义上讲，“绿色革命”推广带来的问题之一便是生态环境的退化；同时，由于使用化肥、引进灌溉，提高了粮食生产的成本，加剧了实施“绿色革命”的国家的社会不平等程度，继而威胁到了该国的粮食安全，甚至可能会引发金融危机。“绿色革命”产生的这些生态问题，是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现象，美国推广的这种农业发展模式影响深远。

此外，利用大坝修建技术开发自然资源也是美国构建地缘政治的重要内容。大坝的发起者和修建者坚信，建造水坝、水库、灌溉工程可以使河流服务于人类，这将助力当地的经济增长、减贫和工业化，同时它凝聚着美国试图利用其先进的大坝修建技术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冷战意识。在美国的大力推广下，第三世界国家兴起了修建大坝的热潮，仅在冷战初期，美国就在尼罗河、印度河、湄公河、伊朗的迪兹河（Dez River）、阿富汗的赫尔曼德河（Helmand River）等大河流域开设了大坝修建项目。理查德·塔克指出，以修建大坝为核心的河流开发是美国改变自然以获取地缘政治利益、服务冷战战略需要的大规模项目，这些项目带来的盐碱化、传染病等问题不容忽视，而且一些项目如湄公河、赫尔曼德河等流域的项目并没有达到美国的预期目标。克里斯多夫·斯奈登认为，技术援助与地缘政治和环境问题始终纠缠在一起，大坝的修建不仅带来了不良的生态变化，还引发了迁移民众的流离失所、文化混乱等社会问题。

三、 冷战环境史研究的新趋向

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当前的冷战环境史研究在内容、基本范式及资料的发掘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表现出下面一些研究新趋向。

第一，开展跨国研究。作为具有跨国特征的研究对象，环境超越了所有的地理、民族、政治与文化界限，冷战也超越了传统的国界，这些均溢出了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冷战史学还是环境史学，它们的研究客体都超越了国家疆界的局限，从而决定了作为二者交叉的冷战环境史学的跨国研究属性。具体地，这种研究趋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环境影响的跨国研究，如核试验带来的核尘埃在世界范围内的漂移、受到核污染的畜牧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对输入国民众的影响等。二是跨国性冷战政策所引发的跨国性环境问题。如美苏在其他国家修建大坝、军事基地、对地区争端进行军事干预等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三是对海洋、河流等公共区域的开发和利用。如冷战时期美苏等多国对北极地区资源的开发、核废料的倾倒和核事件带来的污染，以及争夺地缘政治而在北极建立的基础设施、大量人为活动导致外来物种侵入等都破坏了北冰洋的生态平衡。冷战环境史学的跨国研究为探讨跨越国家边界特征的问题提供了研究范式，像澜沧江—湄公河、约旦河等流经多国的河流进行开发、人为改道、截流等造成的环境后果，均可运用这一研究方法。

第二，强调环境问题与冷战态势的互动性研究。互动是环境史研究的基本范式，在冷战环境史的研究中，互动主要体现为环境问题与冷战进程的彼此影响。与以往主要关注冷战时期环境问题的研究不同，冷战环境史在研究中除了探究冷战政策的实施对环境的影响之外，还强调环境问题对冷战局势的推动，如东德和西德因柏林地区的污染问题而开始就环境问题展开对话与合作，从而推动了双方有限的合作；除草剂的运用与越南战争、地区乃至全球冷战态势的相互作用等。目前的既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冷战史与环境史的结合，建立了环境与冷战的横向关系，为研究冷战及冷战环境史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向度，体现了对两个研究领域的学术关怀。

第三，借助冷战史研究中使用的档案文献进行研究。以往的环境史叙事所依靠的资料往往是二手文献，而近年来的冷战环境史研究开始挖掘冷战史的解密档案来阐释环境对冷战的影响。例如，《冷战环境史》一书中的多篇文章就利用了美国的《国务院公报》《美国对外关系》《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国家安全档案网站公开的档案文献等资料，大大拓宽了环境史研究的史料来源。

在研究取得进展的同时，当前的冷战环境史学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环境与冷战之间的互动研究不够充分。目前的研究成果已经建立起了环境与冷战之间的联系，但在二者互动方面还需加强。如关于美苏缓和与除草剂战争的相关研究，就过于强调美国环保主义运动在推动美国政府实施缓和中的作用，而忽视了冷战政策对环境影响的史实阐述；关于美英法等国在大洋洲地区进行核试验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则仅侧重于阐述核试验对地质、生态和人类的影响，而较少关注这些影响对核禁试、核不扩散等国际合作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过度拔高环境在冷战态势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美苏冷战带来了遍及全球的环境问题，无论这些问题是由于遏制、竞争、战争的准备与动员、军事干预，抑或是对其他国家的封锁或援助带来的，环境在冷战发展态势或地区冷战格局中的作用都需做谨慎估量。如美苏缓和从根本上是由于美苏实力的变化及各自全球战略调整的需要而形成的，尽管在此期间美苏在环境问题上有共识，但环境问题在美苏缓和问题上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只是边缘性的考量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认为全球环境合作、“只有一个地球”的共识能为弥合美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架起一座桥梁，就过于强调环境对冷战进程的作用了。因此，为突出环境在冷战史中的地位而过多地把环境与地区争端的发展、冷战态势的演变联系在一起，过于强调环境变量在其中的作用，往往显得牵强附会，也有悖于历史研究求真的宗旨。

此外，许多领域研究空白、资料发掘不够也是当前冷战环境史学存在的问题。如与对西方国家的相关研究相比，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研究还很薄弱，如从环境的角度研究苏联通过技术手段对第三世界的影响的成果比较匮乏，更不要说对苏联和中国之外国家的探讨了。事实上，冷战环境史的研究内容相当宽泛，如科学、环境与冷战的关系、科学家与环保主义、环境外交、控制环境的技术与政策、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建设等诸多方面引发的环境问题，都属于冷战环境史的研究范畴，都值得学者们持续关注。在文献资料方面，尽管目前已有学者开始运用与冷战史相关的一手史料进行研究，但无论是挖掘的深度还是利用的广度方面都还远远不够。

结合上述问题，今后冷战环境史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在研究资料上，进一步挖掘、解读冷战史学与环境相关的文献。比如，美国国家安全档案网站近期公布的关于战后美国在比基尼海滩实施的水下核试验材料，指出了比基尼海滩的核试验对海洋生态环境的污染及其对美国核政策的影响；该网站还公布了冷战时期美国在冰岛部署核导弹的材料，也可为冷战环境史研究提供新素材。此外，当前许多冷战时期的设施或场所、冷战政策的实施者或见证者还能够寻到，可以借助田野调查、采访等方法，获取最直观的一手资料。在研究路径上，既要提炼研究对象之间的共性，又要突出单个对象的个性。对于资料和成果相对丰富的选题，冷战环境史学应加强其共性分析。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绿色革命”是目前比较成熟的研究对象，但缺少对“绿色革命”在世界各地带来的共同环境问题的归纳和总结。因此，可将这些研究内容带来的土壤结构变化、食品营养成分缺失等共性问题联系起来，考察这些问题与冷战、新一代“绿色革命”、当下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关系，从而在横向比较与纵向联系上同时推进。又如，中苏的垦荒政策带来的环境问题等，都可以进行共性比较研究。伴随冷战环境史学的发展，不断有新的研究对象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这就要求不断加强新研究对象的个性研究。比如，美国在实施“宣传战”“心理战”的过程中建设的大功率电台、信号基站，以及美苏为防御来自对方导弹攻击而建立的大型远程警戒雷达等，都会产生超大功率的电磁辐射或微波辐射，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潜在的、长期的影响。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可以先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相关设施的建设入手，突出研究电磁辐射对人体的影响、造成的环境后果及其与冷战的联系等。

结 语

冷战环境史学是基于美苏冷战对环境造成影响的现实问题和军事环境史学不断拓展的学术背景基础上形成的新的研究领域，也是冷战史学与环境史学转向、交叉的产物。它所考察的是冷战时期的一个或一类对象，但该对象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环境和冷战在横向上互动、纵向上联系的，这对于研究具有世界意义的冷战政策与全球范围的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冷战环境史学增加了冷战史研究的维度与影响冷战发展态势的要素分析，使过去较少受到重视的内容逐渐为学者们所关注，对传统冷战史有了新的解读；扩展了军事环境史的研究范围、研究时段和研究对象，使环境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譬如，无论是冷战史、环境史还是军事史研究领域，越南战争都是成果比较丰富的选题，如今在冷战环境史学的视角下，研究者往往更加注重战争带来的生态灾难与环保运动、冷战态势和越南战局的互动，突出环境变迁对于冷战的意义，从而产生对越南战争的新解读。同时，对于传统冷战史学较少关注的大坝、道路和大型无线电发射塔等设施，也因其对环境的影响而成为新的研究对象，为多层面解读冷战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和视角。未来的冷战环境史学应立足整个冷战、甚至冷战后至今的历史时段，从纵向上把握冷战时期的环境问题对当今的影响和意义，从横向上探寻环境问题的共性及其与冷战的关系。在研究方法、资料选取与利用等方面，冷战环境史研究应取冷战史与环境史等相关领域之长，建立历史与现实的关联，以加强研究深度。

【注】文章原载于《世界历史》2019年第2期。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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