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与高丽：贡女制度促进“舅甥之好”，也因亲上加亲走向终结

元朝与高丽从蒙古时期的战争关系，转变为忽必烈时期的“舅甥之好”关系，体现了两国利益追求的变化，元朝和高丽通过联姻关系实现了两国的友好关系，这是战争难以达到的效果，但这种关系的形成最初也是依靠战争推动的。

高丽在经历蒙古军队多次进攻和国内权臣干政的困境之后，决定向蒙古统治者靠拢，获得蒙古人的支持，既能震慑国内权臣，又能稳固在朝鲜半岛的统治。

元朝与高丽的“舅甥关系”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元朝对高丽的文化影响主要通过政治上的联姻与达鲁赤花制度等因素，高丽对元朝的影响主要通过贡赋制度，比如贡女制度等对元朝宫廷产生影响，这是元朝和高丽上层之间互相影响的渠道。

对于两国的下层民众来说，两国民间经贸联系和互市关系是民众互相影响的主要渠道，有助于加深两国友好关系。

一、“舅甥之好”的涵义及确立

1.元朝与高丽“舅甥之好”关系的形成

元朝与高丽的“舅甥之好”关系并非元朝建立之时就存在的，一般可以追溯到蒙古时期，蒙古在追击契丹人之时，获得了高丽皇帝的协助，成功剿灭了契丹残余部落，于是蒙古与高丽结为兄弟，高丽每年向蒙古“输贡赋”。

然而，蒙古和高丽的友好关系并没有维持长久，1225年，蒙古因“着古与事件”为由，开始了对高丽的征服，由于蒙古军实力强大，进攻力强，所以高丽军队难以抵抗蒙古军的入侵，只好与蒙古统治者讲和。

为了和平，高丽世子来到蒙古朝觐，由于高丽国王去世，忽必烈才同意王子归国继承王位，即为高丽元宗，于是元宗的统治便有了蒙古统治者的支持，两国的关系也因此更进一步，高丽元宗为了构建与蒙古的友好关系，每年都坚持向蒙古交纳贡赋。

好景不长，高丽元宗的统治权与其父亲一样，再次受到权臣的影响，最终在忽必烈的支持下，才平定了权臣反叛势力。权臣干政和蒙古的强力镇压是高丽元宗意识到唯有与元朝保持良好关系才能稳固统治。

高丽元宗于1269年向忽必烈提出了联姻的请求，《高丽史》记载：“小邦请婚大朝，是为求好之缘……望许降公主于世子……”。

1271年，高丽使臣带着高丽元宗的奏章开始正式请婚，于是忽必烈决定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高丽世子，于是元朝与高丽因此结成了“舅甥关系”，两国开启了友好的关系。

可以看出，元朝和高丽的关系以“舅甥之好”为表，以促进相互利益为里，表里合一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2.元朝与高丽“舅甥之好”的终结

元朝与高丽之间的舅甥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历经波折，直到元朝濒临灭亡之际，“舅甥之好”最终结束。

从1274年到1348年，这一段时间是两国关系友好发展时期，高丽国王一直坚持向元朝求取公主以巩固姻亲关系，这些嫁到高丽的元朝公主也诞下了世子和公主。

比如齐国大长公主生下了世子王璋，还有很多高丽国王既有蒙古血统，又有高丽朝鲜族血统，还有可能迎娶了元朝公主，由此，高丽与元朝的关系更是亲上加亲，女婿与外甥的关系。

两国的“舅甥之好”在高丽恭愍王时期遭到挑战，恭愍王想要摆脱元朝对高丽的控制和影响，主要因为高丽有一些权臣仗着与元朝的亲厚关系，积极干政，打击了恭愍王作为高丽国王的权威，例如高丽奇氏家族。

恭愍王的一系列举措引起了元朝统治者的不满，尤其是恭愍王撤销了元朝过去在高丽设立的一些机构，但无奈元朝此时正在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根本无暇顾及高丽王朝的事情，所以两国的“舅甥之好”关系仍浮于表面的存在着。

1368年，元朝统治结束，两国的“舅甥之好”也与元朝一起走进了历史的尘埃中。元朝与高丽的“舅甥之好”关系是中原王朝与藩国宗藩关系的体现，是一种共同利益诉求的结果。

这种关系满足了元朝天朝上国的自信心理需求，也满足了高丽统治者对安全的需求，这也是两者关系稳固之源，稳固之源实际也适用于中原王朝与其他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上。

二、元朝与高丽的文化交流

1.元朝对高丽文化的影响

元朝对高丽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元朝的物品和思想文化传入高丽，对高丽下层民众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二是元朝的王女进入高丽，将大量珍贵文化和制度等带入高丽，对高丽上层人士产生了重大影响。

元朝对高丽的影响是从民间和官方两个层面同时进行的，对于高丽来说，这既是一种主动接受元朝影响的过程，也是被动接受元朝影响的过程，最终的结果是元朝对高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在今天朝鲜半岛的很多建筑中都有所体现。

元朝大量物品能够进入高丽民间主要得益于两国民间的私下来往与官方的使节来往。一方面，由于元朝与高丽在领土上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关系，所以两国商人常常会私下进入他国进行贸易往来，然后再以高价向国内民众销售，从中赚取差价。

高丽民众对元朝的一些发饰、生活用具等非常喜爱；另一方面，元朝统治者在高丽使节到来之际，也会赐予大量珍贵物品，这些物品的仿制品也会流入高丽民间，形成一时风气。

元朝王女进入高丽，与高丽形成“舅甥之好”关系也为高丽带来了元朝和中原文化，这是一种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结合的产物。

具体来说，元朝王女为高丽带来了元朝典籍、元朝服饰、元朝习俗、元朝歌舞等，比如《高丽史》记载：“宴于大厅，元伶人呈百戏，赐白银三金。”

此外，元朝对高丽的影响还在于高丽的建筑带有中原王朝的色彩，这也是元朝对高丽影响的见证物，今天的日本同样保留了带有中国唐朝色彩的建筑。

2.高丽对元朝文化的影响

高丽王朝对元朝也产生了文化影响，与元朝一样，高丽对元朝的影响也存在官方和民间两条道路。

首先是高丽官方的贡赋制度对元朝上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贡女制度，这一制度使高丽王朝进献了大量高丽女子进入元朝宫廷，这实际上能对元朝的高丽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例如身为高丽人的奇氏家族女子通过贡女制度成为元朝皇后，并对元昭宗的高丽政策产生了影响，唆使太子攻打高丽，以报高丽王曾经的灭族之仇。

其次，高丽民间的民众进入元朝后，对元朝人也产生了文化上的影响。高丽的餐食深受元朝人的喜爱，例如松子、人参等珍贵物品，高丽的服饰也成为元朝人追捧的对象，这可以归因于元朝上层经常赢取高丽女子带来的副产品。

贵妇们穿久了中原王朝的服饰，开始对异族的“奇装异服”产生兴趣，民众亦是如此。高丽的音乐和舞蹈与中原王朝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差异也吸引了元朝民众。

总的来说，高丽与元朝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不因为元朝实力强大而更有影响力，也不因为高丽实力弱小就没有影响力，两者的文化交流更主要在于地理上的靠近和文化上的差异所形成的互补关系。

“舅甥之好”的友好关系是元朝与高丽关系的主流，彼此之间的冲突也属正常行为，但最后都会被友好关系所代替，两国的友好关系以元朝的结束而终结，此后的明朝和清朝与朝鲜半岛国家又形成了新的宗藩关系，友好与冲突同样齐头并进。

三、总结

元朝和高丽的“舅甥关系”在中原王朝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比较典型，比如东南部的安南、交趾、暹罗、苏禄、南掌、琉球等，还有西北地区的一些部族。

但是这些地区国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远不如中原王朝与高丽王朝等朝鲜半岛国家的关系亲厚，受中原王朝的影响也远远弱于高丽王朝等朝鲜半岛国家，比如安南、暹罗、苏禄等国家就深受印度佛教和婆罗门教的影响，其中，地理因素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

地理因素使高丽王朝与中原王朝能够经常交往，元朝的军队也可以迅速到达高丽帮助高丽国王平乱，但元朝军队想要到达安南或暹罗则是难以想象的。

有人说，军队和文化是国家征服的两把利器，相伴相生，所以当元朝军队难以抵达时，文化就会显示其脆弱性，征服和同化自然难上加难。

因此，东南亚的一些藩国名义上虽向中原王朝纳贡，但却少受后者的影响，尤其是民间，与其领土接近的印度、缅甸对其影响更甚。

参考文献

《高丽史》

《庚申外史》

《高丽外交史》

《中朝关系简史》

《元与高丽统治集团的联姻》

为什么“大明衣冠”在朝鲜“如此吃香”？

13世纪崛起的蒙古帝国，不仅将金和南宋两朝纳入版图，偏安一隅的高丽(朝鲜)也卷入进了帝国的藩属体系。

元朝与其他诸蒙古汗国

忠烈王(王昛，1236—1308)以后，元朝与高丽结成“舅甥关系”。高丽通过王族子弟入元为质、联谊以及入贡贡女等方式，勉强维持住了“国体”。(推荐阅读：读书笔记：为什么元朝后宫中，有那么多的高丽妃子?)

尽管元朝从未像清朝一样，在国内实施严厉的“剃发易服”政策，但“蒙古风”作为一种优势族群的文化，开始在东亚大陆流行开来。像中原地区的服饰、语言以及婚丧习尚等，都能看到蒙古风俗的影子。(推荐阅读：读书笔记：明朝日常生活中的“蒙古风”)

元朝女子服饰

作为元朝“大外甥”的高丽，更是一度以政令的形式，强制推行蒙古化生活方式。因此，高丽“胡化”的程度，可能要超过中原地区。根据《高丽史·舆服志》记载，“事元以来，开剃辫发、袭胡服，殆将百年。”

1273年，入元为质的忠烈王回国后，即“辫发胡服”;

1277年，他下令在国内推行蒙古服装与发式。“令境内皆服上国衣冠，开剃。蒙古俗，剃顶至额，方其形，留发其中，谓之开剃。时自宰相至下僚，无不开剃。”

位于韩国密阳的官僚朴翊墓壁画，可见高丽后期的蒙古风

至正二十八年(1367)闰月，大势已去的元顺帝，携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逃到应昌府(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同年八月，明军攻陷大都，元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彻底告一段落。

朱元璋打着“复中国之旧”的口号，清理社会生活中的各类“胡俗”。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他下诏“复衣冠如唐制”，“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经过三十年间的多次迭代，一套以“别华夷、明贵贱”为主旨的“大明衣冠”体系，基本成型。

明孝靖皇后无袖方领升龙纹、寿字纹刺绣比甲

伴随着元室力量日趋衰微，高丽境内也滋生出了反元潮流。譬如恭愍王(1351一1374在位)即位后，在政治上：

积极向半岛东北地区拓展疆土;

废除征东行省理问所;

成功铲除了元朝奇皇后的高丽家族，削弱元朝对内政的干预。

电影《霜花店》中的高丽王的原型，即恭愍王

在文化上，高丽也有意“消灭”蒙古风。他以“箕子受封于此，教化礼乐，遗泽至今”为由，下令平壤府“修祠奉祀”，透露出对唐制“衣冠礼乐”“古国之风”的仰慕。

另外，恭愍王对传承近百年的“辫发胡服”的旧习颇有微言，朝鲜史书中就有其私底下“解辫发”的记录。“(恭愍)王用元制，辫发胡服坐殿上。(李)衍宗(高丽的监察大夫)欲谏....既入，辟左右曰：‘辫发胡服，非先王制，愿殿下勿效。’王悦，即解辫发，赐衣及褥。”

恭愍王与鲁国公主(韩国国立古宫博物馆藏)

不过，恭愍王即便有恢复“先王之制”的志向，但他还没有勇气让全国人民“解辫发”。原因有二：

元朝与高丽的“舅甥关系”并未完全破裂，元朝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内部亲元的武官力量强大，掌握着兵权，恭愍王不可能不有所忌惮。

恭愍王时期的“明朝赐服”

洪武元年(1368)九月，明军攻克大都的消息传入高丽国内。著名儒臣郑梦周(1337—1392)“力请于朝”，建议高丽正式与明朝建立宗藩关系。

郑梦周(1337—1392)，朝鲜高丽王朝末期时政治家、外交家、哲学家、文学家，被誉为朝鲜理学之祖

洪武元年(1368)冬，高丽遣礼仪判书张子温前往金陵通好，这是双方的首次正式通使。次年四月，明朝遣使高丽，正式宣布明朝已“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鉴于高丽历来“慕中国之风”，故此“特地来告”。

对于明朝的“热情”，忠愍王自然“十分捧场”。他立即上表，庆贺明太祖“复中国皇王之统”，并承认明朝“华夏正统”的地位，还称赞明朝“典章文物之粲然，华夏蛮貊之率俾”。至此，双方正式确立了新的“宗藩关系”。

作为恭愍王唯一流传至今的《天山大猎图》，被奉为韩国国宝

一个月后，高丽再遣使赴金陵。除了祝贺明太祖生辰外，并“请赐本国朝贺仪注”“请祭服制度”。对这些要求，明朝一概应允。不仅颁给了高丽所请求的冠服，还额外赠送了明朝重新校正的编钟、编磬等大型乐器，以及六经四书、《通鉴》等经史典籍。

对于高丽的“向化”举动，明朝当然非常高兴。朱元璋在给恭愍王的答书中写道：“王欲制法服以奉家庙，朕深以为喜”，并劝说恭愍王“切勿沉溺佛教(推荐阅读：读书笔记：把元顺帝“忽悠瘸”的十六天魔舞，到底是什么来路?
)”，要“修仁义礼乐以化民成俗”。

PPC 南京明太祖马皇后画像(左)，敬华(上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明太祖像(右)

根据《高丽史·舆服志》的记载，明朝颁给高丽的冠服，有国王和臣下的祭服、国王朝服以及王妃冠服。官员祭服共分七个等级，其规格“比中朝(明朝)臣下九等，递降二等”，即高丽一品官则相当于明朝的三品。这种服饰等级的换算原则，后来也基本上被朝鲜王朝所继承。

电影《霜花店》里的高丽君臣

不过，明朝颁赐给恭愍王的冠服，却是高出郡王一等的亲王级别的冠服。据史料记载，明朝共颁赐恭愍王祭服(衮冕)和朝服(远游冠、绛纱袍)两套冠服。

天子与群臣参加祭祀和典礼时，都应穿着反映其身份的冕服。明朝建立后，对冕服制度做了很大的修整，即仅保留“衮冕”一种。

穿着冕服的人群，仅限于皇族(皇帝、太子和亲王)内部;

群臣参与典礼，只能头戴梁冠，不得服冕。

明朝万历皇帝衮冕相

明朝颁赐给恭愍王的祭服，是仅有皇族才可以穿着的衮冕，而非朝臣使用的梁冠。按照明制，衮冕分为两个等级：皇帝衮冕十二旒、十二章，太子和亲王衮冕九旒、九章。恭愍王衮冕为九旒、九章，等级与明朝亲王相同。

恭愍王比肩明朝亲王的特殊规格，还体现在印绶上。高丽的国王印，是和明朝亲王相同的龟纽金印;同为藩属的安南和琉球，则为郡王级的驼纽涂金银印。

恭愍王陵地宫中的壁画

作为恭愍王朝服的远游冠，地位也甚为特殊。按照明制，通天冠(十二梁)是皇帝专属的服饰;远游冠与通天冠形制相同，仅在梁数上有所数差别(九梁)，是皇太子的专有服饰。而恭愍王获赐的为“七梁远游冠”，仅下皇太子一等。

另外，明朝颁给恭愍王妃的冠服，虽低于亲王妃的等级，但其装饰也为明朝皇室特有。恭愍王妃冠饰为七晕二凤，晕和风是明朝内命妇(皇族之妻)专有的冠饰，外臣之妻不得佩。

总的来说，在明朝体系中，高丽国王在等级上与亲王接近，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高丽的特别关照。

首尔麻浦明德堂供奉的恭愍王画像

对于明朝颁赐的礼服和乐器，高丽君臣喜出望外。收到祭服和乐器后，恭愍王亲自穿着冕服祭祀宗庙，而且还任命官员仿效明朝重新考订音律、定立乐制。著名文臣李穑(1320-1396)在草拟的谢表中，有“礼服乐器，示华制于方来;经籍史书，发良心于久昧”之句。

元朝是的贡女制度

贡女制度是元代特殊的文化现象,是高丽王国以一种制度化的形式大量向元帝国献纳本国女子供通婚或役使的国家行为,是元代统治者强权政治、实施民族压迫的一种手段。由于资料匮乏,此前国内没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更未见一篇论文;就是朝、韩学者也很少谈及。2003年8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喜蕾博士的专著《元代高丽贡女制度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该书钩沉历史,发凡疏证,在学术探讨和研究方法上都有独特的价值。
在学术探讨方面:第一,该书综合分析了元代初期的社会历史,还原了大批高丽贡女出现及高丽贡女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以联姻关系构建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古来如此。蒙古汗国在实现了对中亚、西亚的军事攻掠后,把视线转向东方。为了集中力量与占据江南富庶地区的南宋政权较量,必须建立庞大的后方基地。在北方,蒙古在灭亡了金、西夏以后,朝鲜半岛的稳定对其至关重要。高丽王国虽小,但依山傍海,蒙古曾对其用兵二十余年仍未能将其占领。为了发动对南宋的战争,忽必烈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至元十一年(1274)忽必烈将亲生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嫁给高丽元宗子。同年,即位为忠烈王,元公主为高丽王妃。自13世纪中晚期起至14世纪中后期八十余年的时间里,先后有八位蒙古公主下嫁到高丽。而高丽元宗借助蒙古势力平息了王室内乱,重掌了王权,为了不使高丽成为蒙古新的行省,元宗也被迫接受了政治联姻。该书认为,高丽贡女制度是在蒙古对高丽久取不得,高丽王室为避免亡国灭种而不得不做出决断的情况下产生的。第二,该书廓清了高丽贡女制度确立、发展、转折、衰落的过程,揭示了贡女制度的实质。自1275年起的六十余年里,高丽王国向元帝国献纳宗室女、贵族之女乃至贫民之女仅高丽正史记载就有五十多次,人数众多,形成一种献纳本国女子的“贡女制度”。除了蒙古汗廷与高丽王室的联姻,元朝整个统治集团内部乃至民间都在大规模求娶高丽女,原因是蒙古连年发动战争,人口缺乏,为了安抚南宋归附的军人急需大量妇女,而高丽女性由于具备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又深受汉文化影响,成为蒙古统治者索取的首选对象。起初,高丽向元朝献纳的女性多为闾井、逆贼之女,后来献纳的高丽女性的出身、地位不断提升,变为寡妇、处女。自元代权臣阿合马求娶高丽美女并且“非名族,不受”开始,高丽王公大臣显贵之女进入元朝上层社会。随着元朝对高丽掠夺和政治控制的步步加深,高丽也被迫设“结婚都监”,专门负责向元朝贡女事务,以后又下“始嫁的禁令”,搜索寡妇、处女为元归附军之妻,并把“寡妇处女推考别监”改为“归附军行聘别监”,把专管贡女事宜的机构职能化、制度化。高丽贡女制度推行了百余年,1335年,元朝御使台“申赐禁之”,然而,贡女制度的余波一直延续到明朝。该书通过大量史实概括出高丽贡女制度的实质是元王朝控制高丽王朝的一种措施和强权政治,是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手段。第三,该书揭示了贡女制度对朝鲜半岛及元朝社会的影响。近百年的贡女制度给高丽和元朝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使高丽“生女或不欲举,年长者不敢适,人愤怨感伤,无所申诉”。而带给元朝社会的不仅是在民间出现了“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北人女使,必得高丽女童”的现象,而且,在朝廷内形成了高丽宦官与高丽贡女两股势力结合并左右朝政的局面。该书不仅大量反映了进入元朝上层社会和平民社会的高丽女性的身世、地位,还专辟一章,论述元朝宫廷中的高丽宫女与后妃及元宫中高丽贡女群的后援———高丽宦官。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的现象十分突出,然而正史中有关元代宦官政治势力的影响却很少有记载。该书的研究表明,元朝宫廷之中不仅存在着人数众多、实力强大的宦官政治集团,而且,这股势力还延伸到海外。高丽贡奉入元的宦官们,不仅直接参与元朝的政治活动,大权在握,而且为“汉、南阉人所未及”,形成一股盘踞在元朝中央、无所不在的强大政治势力,高丽国“每有奏请,必赖其力”,势力之大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第四,该书汇集了大量有关研究元代高丽贡女制度及其元代与朝鲜半岛交往的历史资料,取得了开创性成果。作者精心编制的几个表格可以说是该书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作者以《高丽史》、《高丽史节要》、《元史》为主要依据,广泛搜集史料,编制了《元代高丽贡女年表》。该表汇总了1231-1362年记载高丽贡女的资料、贡女人数并进行了一些统计分析。据该表保守的统计,元朝向高丽提出贡女要求25次,高丽主动献纳贡女32次,贡女达1479人,而出身高丽显贵人家的贡女还要带来随侍、婢女,其数量之多可想而知。该书对入元时间存在疑问的高丽贡女以“高丽贡女入元疑年考”的形式加以考辨,附录于正文后。这两部分内容使分散在各种史书间的关于高丽贡女的资料形成了较为可信的历史脉络。另外,其《高丽贡宦活动与在元高丽宦官活动览要表》收录了1300-1391年间有明确时间记载的高丽贡宦与在元高丽宦官活动的史料,为人们了解元代高丽宦官的情况提供了直接、可信的资料。书中还有《蒙古公主与高丽王、高丽沈王联姻关系表》、《蒙古诸王与高丽贡女联姻表》、《高丽贡女与元朝各民族官僚婚姻关系一览表》等。通过这些表格,读者便可通览百余年间高丽贡女制度的基本脉络。该书所涉及的研究对象不仅是蒙古民族、高丽民族,它还从纷繁的史书记载中搜集了高丽贡女与元朝各民族官僚通婚的个案,通过这些个案分析,提供了民族学信息:大量的高丽贡女进入元朝,除与蒙古族通婚外,还与回回、畏兀儿、吐蕃、钦察等多个民族通婚。

蒙元末代的高丽皇后，你认为在当时她有什么影响呢？

蒙元末代的高丽皇后，我认为在当时她有很深远的影响。

奇皇后的人生轨迹就像她的姓氏一样，充满了传?奇?的色彩，身为高丽奇氏家族的幼女，幼年接受过一定的教育，依靠贡女制度，进入元朝宫廷，凭借自己的智慧和烹茶技艺赢得元顺帝的宠爱，一跃成为元朝的第二皇后。奇皇后是一个有野心的女子，她不想仅限于后宫的成功，还插手元朝政治和高丽的政治，她通过结交宦官、大臣，影响元顺帝和儿子元昭帝的方式，对元朝和高丽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贡女制度源于蒙古与高丽王朝之间的实力差距，高丽向元朝进献女子成为定制是在高丽忠烈王时期，忠烈王为了获得元朝统治者对自己政权的支持，打击高丽国内的权臣势力，开始向元朝进献女子。宫女的身份也从过去的民间女子转变为高门贵女。贡女制度直到1335年最终被废除，因为这一制度对高丽人口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
奇皇后对高丽政局的影响主要通过其家族、元顺帝、高丽宦官的方式进行遥控的。其中，奇皇后的大哥奇辙最有能力，任高丽王朝的行省知政事、德成府院君、正丞，把控朝政。奇皇后的家族之所以敢在高丽王朝如此胡作非为，依靠的还是奇皇后背后的元朝，奇氏家族的人在民间侵占乡民土地和房屋，在朝堂上藐视官员，甚至嘲讽高丽王忠惠王。

?奇皇后的干政行为实际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女子干政现象的一个缩影，但是奇皇后又与历史上干政的女子有所不同。也有人对奇皇后的评价很低，认为她是祸国乱政的女子，不仅自己手腕毒辣，奇氏家族也祸害高丽王朝，恶化了元朝与高丽的?舅甥之好?关系，造成高丽反元势力的兴起。

文章来源于网络，所有权归原作者所有，大道家园只作为存储空间，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

本文地址:http://www.dadaojiayuan.com/guoxue/130072.html.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douchuanxin@foxmail.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

上一篇: 羊侃抵御侯景叛乱，见招拆招，大战7回···

下一篇: 刘邦赏赐一个省的封地他却只要一座小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