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北洋三杰”,大家都知道指的是“一龙二虎三狗”。其中王士珍因为其善权谋,常常被袁世凯用于平衡段祺瑞和冯国璋之间的矛盾,又因其在政坛上一会儿出来主持大局,一会儿又退归山林,时隐时现,如入云之神龙,“见首不见尾”,因此成为了三杰之首的“龙”。
王士珍早年也曾带兵,后来跟随袁世凯慢慢转为幕僚。长期的上层生活让王士珍的胆气渐弱,以至于在张勋复辟时期沦为随风而动的墙头草,为后人诟病,也被他自己认为这是其一生的污点。
1917年,黎元洪为了对付“府院之争”的对手段祺瑞,召远在徐州的张勋入京。借着这个名义,张勋带着一万“辫子军”6月14日从徐州出发,半个月不到就抵达了北京外围。眼见兵士如潮水般朝北京涌来,时任京津临时警备总司令的王士珍不敢实践其以全力担保北京治安的诺言了。
6月27日晚,他主动搬至总统府,以示和总统黎元洪共死生的决心。第二天,黎元洪派他去临时内阁总理伍廷芳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没想到伍廷芳一口回绝了黎元洪的这个命令。王士珍感到大祸临头,就偷偷回到西单牌楼堂子胡同家里,准备逃离北京。黎元洪得到了消息,立刻派步军统领江朝宗到他家极力劝阻。王士珍只好留在北京,听天由命了。
作为京津地区的守卫者,面对张勋已经昭然若揭的阴谋,王士珍不思抵抗,竟然希望以逃跑的方式置身事外,以和稀泥的方式保全自己。
6月30日晚约1点钟,
“步军统领江朝宗宅忽得安定门、西直门驻守官兵电话报告,谓有陆军第二旅吴旅长、13师刘旅长军队要求入城,应否允之。江回电命拒之,旋接张勋电话嘱令开城,江不听”。
虽然江朝宗的态度很强硬,但仍然掩饰不了他惴惴不安的心,只好将参谋总长王士珍、督练陈光远、师长李进才请到家里商量办法。正商量着,张勋的使者到了,请大家一起到他家议事,“时万绳拭、李庆璋、张镇芳、雷震春诸要人咸在座”。复辟大局已定,王士珍这时想反对也说不出口了,糊里糊涂做了张勋的“俘虏”。此时的王士珍已经失去了当年袁世凯对他处事的“明决”的赞誉了。
第二天,街上已挂满黄龙旗。王士珍仍然满脑迷糊,在陈文运问他“以后应当怎么办”的时候,他竟然回答:“我也摸不清怎么回事。”此刻他还试图含混过关,将己身置于事外。得到这模棱两可回答的陈文运大失所望,乘隙逃到马厂,做了段祺瑞讨逆运动的中路司令。
而深陷于北京城的王士珍被裹挟着配合张勋的行动。在张勋发布的伪谕里,他均以内阁议政大臣名义副署。
又过了两日,讨逆军在段祺瑞的组织下于马厂誓师。京津地区再次陷入动荡。
到了7月6日,复辟败局已定,王士珍转脸一变,成了维持京中秩序,保护外人的“要角”。其时,收到段祺瑞电报的王士珍和江朝宗马上发出安民布告,不署“宣统”,不署“民国”,再立墙头,以示中立。
万庄之战后,“辫子军”打败退入京师。王士珍 、吴炳湘等立刻奏请免除张勋职位。之后,张勋的“辫子军”死硬顽抗,不愿退出北京。王士珍等又屡次劝谏,劝他接受讨逆军条件,最终无果。
等复辟失败后,新任代总统冯国璋发布惩办帝制复辟祸首的命令时,北京军警长官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吴炳湘等,不但附逆无罪,而且 “维持北京秩序”有功。王士珍也得以继续担任参谋总长的高位。
王士珍在张勋复辟这件事上,虽非复辟分子,但即不能发一言阻止复辟,又无法呼应讨逆,被裹挟其中,无所作为,表现和“北洋之龙”的名号相距甚远。
讨逆后,他虽担任了3个月国务总理,达到了职位顶峰,但却抵挡不住段祺瑞的攻击,只能将总理职位拱手相让,从此告老,不再涉足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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