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辛亥革命不彻底的表现之一是《清室优待条例》,并没有完全废除君主制,还让溥仪住在皇宫,每年拨发生活费,和君主立宪制无异。这话确实没错,但是如果放在当时的环境下看,
《优待条例》的出台,其实是有其特殊历史原因的。辛亥革命虽然使得清廷的统治变得岌岌可危,但当时的情况却是万分的复杂。南京临时政府内部派系林立,清廷重新启用的袁世凯又虎视眈眈,即使已经走到末路的清廷也仍然拥有困兽一斗的能力。这种情况下,《优待条例》实际上就是各方相互妥协之后的产物。
爱新觉罗·溥仪
辛亥革命后的复杂局面
宣统三年(1911年
)
10月10日晚爆发的武昌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大幕,此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此后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独立。此时的革命形势看似一片大好,实际上却是暗流涌动。
1、南京临时政府方面
。1911年12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文当选临时大总统。而此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内部,事实上却是派系林立,形势极为复杂。由于武昌起义后,大部分地区都是自主宣布独立的,而这些宣布独立的省份当中,却有不少被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掌握。此时的南京临时政府,事实上并非铁板一块,政府对各省实权派缺少制约,各省几乎处在完全自治的情况下。而此时北方的袁世凯虎视眈眈,内部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则竭力将革命党引向拥袁的道路。
袁世凯
2、袁世凯立场的改变。
在武昌起义后的第四天,袁世凯被重新启用,袁世凯此时公开的立场依旧是推行君主立宪,他派蔡廷干随刘承恩到武昌进行议和试探,同时自己在战场上向革命党施压,迫使对方接受。但南京临时政府却认为君主立宪已经不适合此时的中国,孙中山更是承诺,只要袁世凯能够迫使清帝退位,那么自己将辞职,让位于袁世凯。直到此时,袁世凯的立场开始改变,他加入到了迫使清帝退位的行列当中。
3、清廷的最后抉择。此时的清廷内部同样争论激烈,部分皇室提出还没有到兵临城下的那一刻,且此时朝廷尚握有部分兵力,未必没有一战之力,即使形势不利,仍可退往东北,然后再家主外国势力以图东山再起,且已经派出肃亲王善耆秘密前往东北活动。而另一部分皇室则认为,如果孤注一掷地对抗革命,胜了自然一切好说,可一旦败了,岂不是连最后的回转余地都没有了吗。
可以说,此时的形势简直复杂到了极致,三方的处境都极为尴尬,谁也不愿将对方最终逼向绝路。三方当中最尴尬的显然就是南京临时政府和清廷了,于是双方都开始以袁世凯为桥梁,极有默契地展开了和谈。
孙文当选南京临时政府总统
《优待条例》乃是三方共同妥协的结果
在辛亥革命之前,各国爆发的革命当中,其国家君主无非“被杀、流亡、君主立宪”三种结局,前两种显然是清朝皇室无法接受的,极有可能将其逼到绝境做困兽之斗,可此时国内民主共和呼声极高,君主立宪显然也不太可能。所以,三方想要达成妥协,最关键的问题便在于如何安置退位之后的皇室。
这种情况下,一个极具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便新鲜出炉了,这便是后来的《优待条例》。民国元年(1912年
)
?1月20日,和谈当中的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正式提出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而这个
条件的核心就是:皇帝尊号不变,民国政府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皇帝溥仪仍然居住在紫禁城,日后移居颐和园,并且每年由政府拨款四百万两供皇室开销
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溥仪分明是中国的皇帝,而且也没有流亡国外,为何要以外国的君主礼仪去优待呢?问题就在于,如果以中国的君主礼仪待之,那岂不就是君主立宪?这显然有悖于民主共和的思想。于是,南京临时政府才决定将其视为在中国流亡的外国君主,这样一来便避免了很多尴尬的问题。
清室退位诏书
带着这个创造性的条件,袁世凯加紧了逼宫的步伐,他一方面以利害游说和买通庆亲王奕匡和那桐,获取在皇室内阁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则重金贿赂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张兰德,使其威吓隆裕太后,言之若革命军杀至北京,则皇室性命难保,若同意退位,则可有优待条件。
于是乎,在皇室内阁会议大部分皇室成员同意接受《优待条例》后,隆裕太后也只能点头,发布《逊位诏书》,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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