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信了吗 身为明末重臣的杨嗣昌最后不堪崇祯帝逼迫服毒自杀了

杨嗣昌真是服毒自杀吗？

在正式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谈谈大多数人认识上的一个误区。

即，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崇祯帝是一个性急、残暴，异常刻薄寡恩的人。

武侠小说家金庸曾在《袁崇焕评传》大骂崇祯帝，骂出了大家的心声。

金庸先生是这样骂的：“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十四个兵部尚书。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

十七年时间，就走马灯似的换了五十个大学士，十四个兵部尚书，不是性急是什么？

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有十一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不是残暴和刻薄寡恩是什么？

应该说，金庸先生并不是很了解明朝的政治制度，毕竟，他只是一个小说家，不是史家。也许，在他的头脑里，明朝的皇帝就跟清朝的皇帝一个样，手里稳操生杀大权，只要心情不爽，就可以翻脸杀人。

举个例，雍正曾观看南京名丑刘淮演出绣襦院本《《郑儋打子》，一时高兴，赏赐演员用饭。由于剧中郑儋的官职为常州刺史，演郑儋的刘淮在吃饭时，随口问了一句：“我朝现任常州知府姓甚名谁？”雍正皇帝一听，勃然大怒，喝道：“你不过是一个戏子贱人，竟敢擅自探听政府之事！这种风气万万不能滋长！”传旨将刘淮立毙杖下。

看看，这就是皇家威风，一言不合，立刻放血。

其实，这个例子不过是清朝千千万万淋漓血案中的一例，其他汉臣想做奴才而不可，因一两个文字与圣意有违而掉脑袋的惨事比比皆是。

再说回明朝，想想明武宗想出北京城呼吸一个新鲜空气，立刻遭到众大臣围追堵截的情景；再想想明世宗想给自己的爹起用一个光明正大的称号而被众大臣群起而攻境况；以及明神宗想立爱子朱常洵为太子遭到了众大臣长达十九年的冷暴力……就可以明白，明朝皇帝想杀谁不杀谁，并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

在明朝，杀一个人要经过多少道法律程序？

以普通民众论，若出现了刑事案件，罪犯必须要经过州县、府、（道）、省、刑部的层层复审（一般称之为逐级复审制）。一旦涉及死刑案件，必须经三法司或众官会审、上报皇帝“勾决”。

对于立决的案件，皇帝在执法前还必须要求中央最高级的三大审判机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再会审一次，会审结果报皇帝“勾决”后才可以发出死刑执行令。监候案件集中在刑部，等到每年的秋天，由朝廷的几乎全部的高级官员一起会审“秋审”，再报皇帝勾决。

所以，有时候，明朝皇帝恨一个人，想要杀他，并不能象清朝皇帝那样，一声断喝，立刻执行。而明朝皇帝想保护一个人，也不想保就能保。

明世宗嘉靖帝够强势了吧？被海瑞骂得狗头喷血，气得不行，想杀海瑞，最终也只能判处海瑞长期监禁；他想保护三代与皇室联姻、与朱家皇室同气连枝的开国名将郭英之后的郭勋，却被夏言等大臣抗旨杀了。

当然，夏言后来也被杀了，但他的死与杀郭勋无关，而是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兵部侍郎曾铣所上《重论复河套疏》有关。

明朝对兵部的监管极严——其实，非但明朝，历朝历代均是如此，须知枪杆子里出政权，兵权方向一旦有变，搞不好就会国覆身亡。

所以，在明朝历史上，除了明初朱元璋滥杀功臣那一段，其他被处死的大臣，多多少少与手沾兵权有关，如于谦，如胡宗宪，又如上文提到的曾铣，等等。

这里顺便说一句，袁崇焕没有走任何法律程序，私斩了毛文龙，性质那是非常恶劣了。

而崇祯杀袁崇焕，是于崇祯三年二月将之下狱，经过长达六个月的调查审讯，十二大罪，条条坐实，到八月才将之处斩。

金庸说“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十四个兵部尚书。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那么，除袁崇焕之外，被杀死或逼得自杀的十个督师或总督，还有十一个巡抚，都有谁呢？他们又是怎么被崇祯杀死或、逼死的呢？金庸没说，但我们可以通过史料查究一下，时间就从崇祯初年开始。

崇祯初年，宁远前线欠饷，士兵哗变，巡抚都御史毕自肃认为自己治军无方，致使出现兵变，在愤懑与羞愧交加中上吊自杀。

崇祯二年，九月，杨镐被斩。杨镐是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大战的总指挥，该战失败，受到言官的疯狂弹劾，下狱，经过反复审核，到该年执行死刑。

同年十月，大清兵入遵化，巡抚都御史王元雅、推官何天球等战死。

崇祯三年正月，大清兵克永平，副使郑国昌、知府张凤奇等战死之。

同年二月，大清兵由大安口入内地，总督蓟辽都御史刘策不能御敌，遭到言官弹劾，下狱，被判处死刑。

同年八月，袁崇焕被处死。

崇祯五年，孔有德发动叛乱，攻陷登州，巡抚登莱的都御史孙元化被问责，判死刑。

崇祯七年，陈奇瑜围困车箱峡不力，李自成从里面逃逸，各省巡抚、朝廷言官交章弹劾。陈奇瑜被除名、戍边。

崇祯九年，张献忠攻陷安徽凤阳，焚皇陵楼殿，烧龙兴寺。总督漕运尚书杨一鹏被文官弹劾、下狱问斩。

崇祯九年，大清兵绕道长城喜封口侵入关内，进逼昌平，兵部尚书张凤翼和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梁廷栋不堪言官弹劾，服慢性毒药自杀。

崇祯十一年，熊文灿招降张献忠、刘国能，反被张献忠等人骗去饷银无数，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再起，时局大坏，熊文灿被问责，下狱，次年被斩。

崇祯十四年，因郑崇俭撤兵太早，导致张献忠躲过一劫，朝廷问责，郑崇俭下狱，被斩。

同年，张献忠袭襄阳、杀襄王，杨嗣昌病重身亡。

同年，河南总督傅宗龙、汪乔年与李自成作战失利，不屈身死。

同年，因松山、锦州失守，兵部尚书陈新甲屡遭言官弹劾，章至数十，下狱，不久被斩。

崇祯十六年，清兵攻下海州、赣榆、沭阳、丰县之后北进，兵部左侍郎并督师范志完观望不敢驰援，遭到言官猛烈弹劾，后议罪下狱。

同年，兵部尚书并督七省军务的孙传庭师出潼关，惨败于李自成手下。孙传庭与监军副使乔迁高战死阵中。

看看，上述这些人，哪一个是崇祯帝龙颜大怒，一声断喝之下处决的？！

再结合李自成东征之初，崇祯帝为筹兵饷，可怜巴巴地向众大臣求捐的落魄相，凭良心说，崇祯帝远没有金庸先生描述的那么威风。

崇祯皇帝的落魄之处还表现在，外面虽然穿了龙袍，里面的衣服却是打了补丁的，走路和举止幅度不敢过大，怕被大臣看到。

说回上面那些人，很多人指责崇祯，说他“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但是，按照明朝法律，作为军队的负责人，战事不利、失地渎职，原本就是论罪该斩啊。

又如傅宗龙、汪乔年、孙传庭等人以身殉国，战死沙场，不能说是崇祯迫死的；而象毕自肃、张凤翼、梁廷栋、杨嗣昌等人，他们尊严、有良知，觉得自己在其位不能胜任其事，白白消耗了纳税人的钱、辜负了国家的托负，在羞愧中告别人世，也不能说是崇祯迫死的。

至于“换了五十个大学士”，那也是非常无奈的事。

崇祯即位之初，他接手的明朝领导班子是魏忠贤时代遗留下来的，多是阿谀奉承之徒，难堪大用，而这些人也都有自知之明，在受到文官弹劾后，纷纷请辞，崇祯想留都留不住，内阁因此为之一空。以至于崇祯不得举办了形如儿戏的“金瓶抓阄”方案以拟定内阁人选。“金瓶抓阄”所选出来的、包括后来陆续上台的阁臣，象李标、钱士升、成基命、何如宠、钱象坤、郑以伟、黄景昉、王应熊、张至发、薛国祥、范复粹等等，无“扶危定倾”之才，力不能任，都很识趣地请辞，大明王朝又已危机四伏，这些人即使居位不去，也不能对时局有什么帮助，“换了五十个大学士”又怎么了？

事实上，崇祯对于杨嗣昌的死深感痛惜，不但亲自为杨嗣昌写了祭文，还顶住言官的弹劾，追赠杨嗣昌为太子太保。

崇祯帝还未登基时，私下读了杨嗣昌的《地官集》等书，对杨嗣昌感服不已。登基后，于崇祯十年（1637年）任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杨嗣昌与前任兵部尚书的颟顸无知不同，对时局的了解准确，见解扼要，分析起来，头头是道，却又往往一针见血。崇祯帝每次召见，都逾时不舍得放行。有时目送他出宫，忍不住望着他的背影慨叹：“用卿恨晚！”

面对纷扰繁复、乱象横生的局面，杨嗣昌主张攘外必先安内，一方面建议对清朝议和，一方面制订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来应对农民军。

杨嗣昌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入阁，各省督抚在他的指挥下，捷报频传，刘国能、张献忠先后受抚；李自成正在洪承畴、孙传庭等的追剿下，仅余十八骑逃亡商洛山中。

如果不出意外，即杨嗣昌所说的“十年不结之局”就要完美收官了。

但是，杨嗣昌与清和议之举遭到了朝臣激烈非议，和议遂告流产。恼羞成怒的皇太极大举入塞，张献忠、李自成等辈趁势而起，天下沸反盈天。

崇祯仰天长叹：“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

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二十五日，杨嗣昌亲自督师平寇。

崇祯赐尚方宝剑，并于平台设宴，赠诗壮行，诗云：

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

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

杨嗣昌哭拜而去，以“督师辅臣”的身份前往湖广围剿张献忠。

杨嗣昌文臣督师，终被张献忠的游击战术所牵制，疲于奔命。

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五日，张献忠破襄阳，杀襄王朱翊铭，放话说：“吾欲断杨嗣昌头，嗣昌在蜀，今当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

杨嗣昌本已罹患重病，闻此噩耗，自感辜负崇祯重托，无颜回朝，连日水米不进，于三月初一日，病死于沙市。众野史流传的关于自缢或服毒的种种死法，都是不实之词。

崇祯帝如断左右手，亲撰祭文，哀叹：“惟卿志切匡时，心存许国，入参密勿，出典甲兵，方期奏凯还朝，麟阁铭鼎，讵料乘箕谢世，赍志深渊，功未遂而劳可嘉，人已亡而瘁堪悯。”

关于崇祯对杨嗣昌的感情及与杨嗣昌的关系，历史学家樊树志的说法最为精当：“思宗对杨嗣昌的眷顾始终如一，在崇祯一朝五十辅臣中堪称独一无二。”

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他凭借什么成为崇祯最信赖之人？

崇祯帝非常信赖杨嗣昌的原因之一就是杨嗣昌本人非常的有能力，有才华，原因之二就是杨嗣昌一直投身于拯救明朝的事业中，从来没有放弃。自古的君主都非常的多疑，明朝的崇祯帝也不例外，崇祯帝是一个疑心非常深重的君主，很多大臣都因为他的疑心而丧命，但是杨嗣昌却深深地得到了崇祯帝的信赖，并且为明朝的安定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崇祯帝非常的信赖杨嗣昌的的原因之一就是杨嗣昌本人是非常有能力的，得到了崇祯帝的赏识。杨嗣昌可以说是一个天才，他在22岁的时候就成为了进士，步入了仕途，但是他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实现了仕途上的一大飞跃。当时的朝局特别的混乱，奸臣魏忠贤当政，所以有很多的官员都开始效仿魏忠贤的为人处世，崇祯帝只好起用杨嗣昌，因此看到了杨嗣昌的才能，对杨嗣昌比较信任。

崇祯帝对杨嗣昌非常信任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杨嗣昌一直努力的拯救着大明王朝。杨嗣昌在当时权力非常的大，而且崇祯帝在明朝内忧外患的时候，最倚重的一个臣子就是杨嗣昌，并且放了很多的权力给他。杨嗣昌也没有让崇祯帝失望，用十面埋伏的方法大败了清兵，但是杨嗣昌虽然非常的努力，也没能扭转明朝的命运，只是减缓了明朝走向失败的速度。杨嗣昌最后也是死在了沙场之上。

杨嗣昌之所以能够得到崇祯帝的信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以上两点。杨嗣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臣子，很显然，崇祯帝也认识到了这点，否则他也不会称呼杨嗣昌为丞相。丞相在当时就意味着崇祯帝已经给了他很多的权力和高度的认可，杨嗣昌的所作所为还是对得起崇祯帝的，但是仅凭着一个人也是无力回天的。

杨嗣昌的十面埋伏计划到底可行吗？

杨嗣昌 (1588~1641年)，字文弱，明武陵县碴口坡人。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杨时芳为武陵名士，重视地方文化建设，曾自资在德山孤峰岭修建石塔和八方楼；父亲杨鹤(?~1635年)，万历三十二年进士，诗文俱佳。杨嗣昌晚父六年，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进士。因处乱世，杨嗣昌及其父亲杨鹤均以督兵著世。杨鹤官至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步入仕途后，杨嗣昌历任杭州府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郎中。天启三年(1623年)，受阉党排挤，称病辞职归里。崇祯元年(1628年)，起为河南副使，加右参政。后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关诸处，以知兵闻名朝野。今山海关显功祠内有杨嗣昌塑像，称赞他整饬防务、修筑山海关两翼城，抵御后金入侵有功。崇祯七年，授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旋以其父母相继去世而回家丁忧。崇祯十年，农民起义席卷中原，他受命为兵部尚书，主持镇压起义，制定“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一年之间，农民起义遭受严重打击，李自成败匿商洛山，张献忠谷城受抚伪降。次年六月，杨嗣昌被任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人参机务，仍掌兵部事”，成为明末权倾一时的宰相式人物，武陵民间有“杨阁老”、“杨相”之称。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谷城再起，各地农民起义烈火复燃，崇祯帝“命杨嗣昌督师，赐尚方宝剑”进行镇压。十四年初，张献忠奇兵出川，东取襄阳，杀襄王；李自成也于此时攻陷河南洛阳，杀福王。杨嗣昌追剿农民起义失败忧惧交加，旧病复发，是年三月，多日不食而死于湖北沙市(一说为自杀）。崇祯帝临朝叹息：“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 定国公徐允祯等请以失城寨律议斩。上传制曰；“故辅嗣昌奉命督剿，无城守专责，乃诈城夜袭之檄，严饬再三，地方若罔闻知。及违制陷城，专罪督辅，非通论。且临戎二载，屡著捷功，尽瘁殒身，勤劳难泯。”乃昭雪嗣昌罪，赐祭，归其丧于武陵。嗣昌先以剿贼功进太子少傅，既死，论临、蓝平盗功，进太子太傅。廷臣犹追论不已，帝终念之。后献忠陷武陵，心恨嗣昌，发其七世祖墓，焚嗣昌夫妇柩，断其尸见血，其子孙获半体改葬焉。《明史》称杨嗣昌“积岁林居，博涉文籍”。他在常德居住时间比较长，与来游的公安派文学家袁宏道、袁中道兄弟，竟陵派文学家钟惺等人，有诗文酬答。他谙悉先朝故事，工笔札，诗文奇 辟，刊有《杨文弱集》。杨嗣昌在常德历史上也有一定影响。他于崇祯十一年，奏请修缮常德府城，“三年而完工，撤旧易新，极其壮固”(嘉庆《常德府志·城池》)，至今常德仍有杨阁老“城加三尺，桥修七里，街修半边”的传说；他根据郦道元的《水经注》实地考证了桃源境内沅江的各个风景点，为深度开发桃花源做出了贡献。

明末张献忠走上人生巅峰的一战，奇袭襄阳，彻底粉碎杨嗣昌的围剿

作者:毅品文团体(文定)，无授权禁转！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率部挺进豫西，正在完成对豫西重镇洛阳的包围。张献忠、罗汝才率部从巴州起营，攻克通江县，取道达州，打算东出入据湖广。杨嗣昌得到这一信息后，立即调整部署，一面命令总兵猛如虎等加紧追击，同时连续九次发出命令，要求驻扎在湖北郧阳地区的左良玉部进川堵截。万元吉自保宁至达州，由于行军极为艰难，驿道焚毁，中间700里没有人烟，诸将随从猛如虎率部追赶，直到开县才追上了农民军。他们哪里知道张献忠在开县黄陵城设置了歼灭他们的陷阱。

(张献忠雕像，大西政权创立者。)

十三日晚，张献忠的部队到达开县黄陵城。与明将猛如虎的部队相遇。当时天下起雨来，官军衣物全都淋湿，兵马困乏，怨声四起，人无斗志，都想休息一下，明日再战。参将刘士杰求功心切，自以为农民军连日溃败，昼不得饱食，夜不得安睡，又饥又累，正是歼灭好时机，若是耽搁一天，起义军走远，岂不贻误了战机！他还自命不凡地吹嘘说：“我束发时曾一人骑马出战，在战场上屡建大功。而今年近四十，难道还不如儿童时吗？”猛如虎听他这么一说，也劲头十足，便不顾士卒疲惫，命令士兵立即向义军发起攻击。

战斗十分激烈。刘士杰策马直冲农民军军营。义军根据对猛如虎、刘士杰二部情况的了解，诱敌深入，在山巅设下埋伏，故意以小股兵力，且战且退，将明军引入山巅的埋伏圈中。张献忠在高处眺望，见追上来的官军都是步兵，数量不多，且没有后续部队，再加上雨天地滑，步兵出战十分困难，于是命令隐蔽在密林中的精锐骑兵，穿行山谷中，绕道敌后，向明军主力左良玉部发起猛烈进攻，将士人人勇气百倍，呼声震天，左良玉部先溃，其他各部乱成一团，刘士杰当场被击毙，猛如虎之子猛先捷、游击郭开、李仕忠丧命疆场，猛如虎的侄子猛忠矢尽弦折，拔刀自刎。猛如虎见全军覆灭，率牙兵奋力拼搏，中军马智挟如虎冲出重围，只顾逃命，马仗、军旗、军符，全部丧失殆尽。经过这场激战后，官军元气大损。而奉调入川夹剿的左良玉由于对杨嗣昌积恨甚深，对嗣昌连续发出的命令置若罔闻。待义军即将由四川东出湖广时，他竟拉起队伍开往陕西汉中。这样，张献忠、罗汝才部义军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顺利地出夔门经巫山进入湖北。

黄陵之战后，杨嗣昌失魂落魄退居夷陵（今湖北宜昌），火速传令襄阳军民严防死守。二十五日，张献忠攻克兴山，杀死官军守将吴国懋、知县刘定国。原打算越过武当山，取道谷城，逼进襄阳。在郧阳、均州一带遇到巡抚袁继咸的阻截，遂让罗汝才部在此与袁周旋，牵制敌人。自己率领轻骑，疾出荆门，过而不攻，东进当阳，探得襄阳城内官军守备单薄，乃定计奇袭。

襄阳是湖广西北部的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有说据襄阳，进可居高临下，直捣武汉，夺取中原，退可依险固守。它的战略地位，清初著名 历史 地理学家顾祖禹说，湖广之形势，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明朝由于嘉靖皇帝父亲墓（显陵）在此，襄阳的军事地位更加重要。督师杨嗣昌以襄阳为重镇，将前线指挥部设于此。城周12里103步，墙高2丈5尺，上宽1丈5尺，下3丈，垛堞4210个，警铺4个，城门6个，俱有月城。城北以汉水为壕。经过杨嗣昌的加固，城外开挖三道壕沟，造飞梁，设横柢，派众兵把守，如果强攻，是很难得手的。

潘独鏊与张献忠的家属在玛瑙山被俘后，关在襄阳监狱。尽管已经确知他的真实姓名与身份，也没有对他采取过多的措施。潘将得知的军事消息传给张献忠，张献忠也将有关情况传送给他。襄阳知府王承曾以为张献忠在四川，远离襄阳，因此对襄阳的防守也不大在意。虽然杨嗣昌提醒过他，要他不要大意，他漫不经心地说：难道张献忠长有翅膀，真能临空而至？为此，张献忠决定抓住防守空虚这一战机智取襄阳。

(襄阳位于江汉平原，地理位置险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他的部署周密而细致，一面动员精锐部队快速行军，以一日夜300里的速度，抢在杨嗣昌回师的前头，到达襄阳。沿途破坏驿站，以中断他与蜀、楚的联系。同时让罗汝才率部对付郧阳都御史袁继咸的部队，张文秀率领部队轻装前进，化装为官军，乘夜过江，到各地揭掉杨嗣昌张贴的告示，张献忠让将告示上的印信刮下，命孙可望比照原告示的大小样式，重新刻印，假借杨嗣昌的名义，发布命令，上面写道：“献忠已死，余党皆散。闯贼猖獗日甚，调襄阳守将，速领兵下河南援剿闯寇。”没想到，几天后，襄阳守军果然尽撤北上。同时让义军将士混进每天进进出出的人群，潜入襄阳，探听虚实，充当内应。

当阳离襄阳300多里。地势低平，适合骑兵行进，张献忠早上从当阳出发，当晚即到襄阳。真可谓朝发夕至，迅雷不及掩耳。碰巧，在通往宜城道路上，意外地截获了杨嗣昌派往襄阳领取军饷的官员，收缴了有关的文件、兵符。这可真是喜从天降。张献忠得报，当即决定派12名骑兵诈称督师衙署的差官，拿着调兵文书入城；又让士兵化装成为商人把武器混入货物中随车运进城内。

(描绘襄阳之战的油画)

一切按照原定计划进行。二月初四日黄昏，张定国的先头部队到达襄阳城下叩门，向守城士兵递交了兵符，经兵备副使张克俭亲自查验无误，启开城门，让张定国一行入城，并安排他们在承天寺外住下。张定国迅速与张文秀取得联系，并与城内的义军人员取得联系。约定攻城时间，以放火为号。

三更时分，张克俭刚刚做了防守部署安排，在回衙途中，发现城内承天寺起火，不久，南门、端礼门、襄王府也都燃起大火。火光之中，见有身穿红色箭衣的人沿街奔驰，背后又有数十骑人飞奔而过，直向府衙。清军厅东夹道、理刑厅西夹道，有人见到火光，立即起而接应。没过多久，城内守军三四百人，手持兵器，反戈哗变，冲进官署，喊杀声四起，城内乱作一团，守城官兵不知所措。有人疑为监军道家丁叛变。不久，先期入城的义军，开始向襄王府发起进攻。

(襄阳之战，张献忠兵不血刃，智取襄阳城)

五日拂晓，张献忠与罗汝才率领大部队到达，向城内发起猛攻，内外结合，满城大乱，烟焰梗路，迅速将机桥放下，义军涌进襄阳，号称“天险”的军事重镇襄阳落入义军手中。午后，张献忠率领精骑2000人从南城门入城。义军将士，身穿红、兰箭衣，佩戴白色号记，背上插着戏色小旗，个个精神抖擞，笑逐颜开。

义军入城后，打开了监狱，释放了狱中囚犯，救出了在玛瑙山战役被俘虏的潘独鏊和张献忠的家属；搜捕明宗室官绅，襄王朱翊铭、贵阳王朱常法等不及逃跑，一一被擒获。襄王朱翊铭年已逾七旬，被押至西城楼，跪在地上向张献忠叩头求饶，求千岁爷爷饶命。张献忠斥责说：你是千岁，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头用。襄王说：宫中金银宝玩，任千岁爷搬用。献忠道：你有什么办法能禁止我不搬呢？只有一件事，你不给我头，那杨嗣昌就不得死。说罢，亲手一连三刀，将襄王杀死在西城楼上。他的家眷及其第三子贵阳王朱常去等43人也在这天被杀于西城门外。张献忠随即下令放火烧毁城楼。义军收缴了官军大量的军饷和军用物资，补充了自己的装备和给养，拿出白银15万两救济穷苦百姓和各地饥民。各路明军闻之，大惊失色，左良玉在唐县，听说襄阳失陷，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督师杨嗣昌画像，襄阳的陷落成为杨政治和生命生涯的终点，农民军从此做大)

襄阳大捷是张献忠部义军的转折点。它表明张献忠这支部队在战略战术上的成熟，不仅能攻占小的州县，还能攻取襄阳这样守备严密的军事重镇，不仅能打硬仗、攻坚战，还可以巧取，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了重大胜利，创造了巧取大城市的光辉范例。这是继李自成军攻克洛阳后又一重大胜利，从战略上粉碎了明王朝对农民军的围剿，使杨嗣昌的“圆盘计划”等方案彻底破产。 参考资料:《明末战争史》《中国军事史-明》《明史》《孤独的崇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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