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谆在日本被判死刑，抗日战争胜利后成原告，为百名同胞讨回公道

在抗日战争中，他死守洛阳，带领众将士，发出“宁为战死鬼，不为亡国奴”的响亮口号；他受伤被俘，来到日本的国土，带领百名同胞奋起反抗，发动“花冈暴动”，在日本打响抗日战争；他一纸状书，七渡日本，为百名同胞讨回公道，成为了我国向日本索赔的第一人。

他就是抗日英雄耿谆，在抗日战争中参加了着名的忻（xīn）口战役等众多大战。他被俘在日本期间，率领700多名中国劳工反抗日本惨无人道的压迫。抗日战争胜利后，原本被判死刑的耿谆回到中国，历经11年没有放弃，带领花冈暴动的幸存者以及遗嘱揭发日本战犯的罪状，为同胞讨回公道！

图|耿谆

2012年8月27日，耿谆老人因病去世，享年97岁。家人将他的遗体火化，在这位抗日英雄的骨灰中，人们惊奇地发现，老人身体中仍有20多块疑似弹片的铁片。耿谆的家人见状，纷纷掩面哭泣，无法想象一个老人身体中带有这些弹片经历过怎样的疼痛。

耿谆老人的儿子说道：“父亲生前腿部关节总是会很痛，到了晚年疼得都不能走路，原来是里面有铁片。我无法想象，父亲身体中带有这么多的铁片经历过怎样的疼痛，父亲是一名真正的英雄。”

耿谆立志救国，投身抗日战争中1915年11月6日，耿谆出生于襄城县北大街，家中是当地有名的书香世家。幼年时，因土匪抢劫，家中一贫如洗，从此家道中落，耿谆只读了四年的私塾。家人注重教育，咬紧牙关，仍然让耿谆在襄城县中学读了两个月的书。后来家中实在是有心无力，只能让耿谆辍学去谋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地践踏中国的土地，东北三省相继落入日寇的魔爪中。耿谆从小生长在一个深明大义的家中，又接受过现代的教育。血气方刚的耿谆无法容忍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在家人的支持下，毅然投身于救国的洪流中。

1932年，耿谆应征入伍，参加了忻口战役、中条山战役、洛阳保卫战等多个战役。他参加过很多经典战役，我们今天就讲一下洛阳保卫战。

在之前的抗日战役中，耿谆作战勇猛，受到上级赏识，没有上过军事学校的他被提拔为排长。当时他在15军64师191团2营5连中担任排长，后来连长在战争中壮烈牺牲，他被提拔为连长。

1944年，日本为了进一步深入中国华中、华南地区，正计划打通东北到东南亚的地铁线，方便以后运输物资和军队。这条铁路线的修建势必要经过河南。

图|日军修铁路

中国军队为了应对日军的阴谋，制定作战方案：在河南放一些较弱的部队拖住敌人的主力。我方主力部队在外等待时机，采用外线迂回合围的作战方案，打响河南战役。

河南战役打响后，日本人在与较弱的部队战斗之时，察觉这不是中国军队真正的主力部队，识破了国军的战术。日军重新制定作战计划，将注意力转移到战场外，国军的蒋鼎文和汤恩伯没想到日军识破了战术，主力军被击溃，国军只好撤退。

1944年5月，洛阳城中的国军主力部队已经撤走了，国民15军和94师宁死不退，因为军中大多数的守军是河南人，他们做不到和其他部队一样撤出自己的故乡。武庭麟将军是洛阳伊川人，他下令，与洛阳城同在！副军长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他是洛阳县人。

军中的将士们大多都是豫西人，众多热血好男儿，他们知道军令后，高喊道：“誓死守卫家乡，宁作战死鬼！不为亡国奴！”

耿谆不畏牺牲，炸坦克5月7日下午2点，城中的守军成为了一支没有外援的孤军，这一战打得十分激烈，战士们只能拼死一战，他们的背后，是故乡啊！

我方在战斗中处于下风，战况对我军极其不利。日寇派汉奸上前讲话：“洛阳是中国千年古城，皇军不忍心破坏城中的一砖一瓦，中国守军只要放下武器，皇军不杀降将。”守城将军听到后，怒回道：“日本鬼子滚回老家，老子就放下枪。否则我宁愿洛阳城成为了一片焦土，也不让给日寇。”

耿谆带领着部下去往洛阳的城南地区布防，洛阳的城南地区也就是洛河北岸，也叫西下池，那里的日军也不少。耿谆在行军途中，想着自己手里只有3挺捷克式轻机枪，这是自己部队仅有的重武器。

日军有坦克，哪怕是重武器也不能将坦克破坏掉。前不久作战，从日本人手里缴获了三八大盖，与坦克相比也没有可比性。这场战役还没有打响，耿谆就在思考如何应付敌人的坦克。

耿谆带领着士兵，在阵地前方埋桩子，这是敌人坦克必经之路，他们在木桩上绑好手雷，最后用一根火线连接所有手雷，等敌人上钩，希望能把敌人的坦克炸熄火，这是对待坦克的老办法。

5月11日早晨，日军前来攻城，日本人的5辆坦克首当其冲，耿谆在很远就听到了敌人坦克轰鸣的声音。鬼子跟着坦克渡河，敌人来势汹汹，上岸后立即向我方阵地开炮。有三名战士来不及躲避，当场牺牲了。

成败在此一举，耿谆和战士们带着敌人的坦克进入我方陷阱区。耿谆看准时机，拉响所有手雷的导火索，“轰”一声巨响过后，为首的坦克被炸瘫了，履带断裂。另外的四辆坦克被前面的坦克挡住了去路，日军被迫停了下来修坦克。

不一会儿，日军就修好了坦克，五辆坦克重新运转，向我方阵地驶来。敌人的坦克向耿谆阵地开炮。耿谆带领着部下拼死反击，撑到了这天下午。由于双方火力相差巨大，耿谆部队死伤十有八九。

此时的耿谆身受重伤，至少有七处受伤，他仍然没有退后半步。敌人的坦克火力凶猛，一炮落在了耿谆的附近，导致他左脚和后背又受了重伤。耿谆每移动一步就会留下血红色的脚印，他的鲜血已经染红了鞋底，衣服与伤口已经粘在一起了。

在战场上，耿谆看着一身是血的自己，只是对战士们说：“我衣服脏了，穿着这一身黏糊糊的衣服，我开枪都不准，给我拿一套新的来。”

耿谆换上新衣服后，又投入战场。不一会，血流不止的伤口又把衣服染红了。在这场西下池的激烈战斗中，5连的官兵已经有50多人壮烈殉国。为了掩护全师撤退，耿谆带领部下马不停蹄地来到了东关车站。

耿谆在拼死战斗的时候，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腹部，耿谆再也无法站起来了，躺在地上。耿谆意识到自己不是被俘就是被敌人残忍杀害，他一把抓住身边一位年轻小兵的手，叫他开枪给自己一个了断。

那名年轻的小战士只有15岁，他看着曾经一起并肩作战的连长，始终下不了手，哭道：“对不起，连长，我下不了手！你坚持一下，我带你走。”司务长见耿谆倒下，冒着生命危险冲了过来，和小战士一起架着耿谆往后撤。

就在这时，敌人的一个炮弹落在了三人附近，一声巨响，三人都被震飞了。耿谆原本就身受重伤，已经是强弩之末，一炮下来，当场就陷入了昏迷。

1944年5月25日，在洛阳保卫战中，中国军队杀敌2万多人，国军有1万多人壮烈殉国，另外有3千多人被日军俘虏，千年古城洛阳也被摧毁，国军仅有2千多官兵成功突围。

再次醒来已经成为日本战俘耿谆和其他被俘虏的战士们，被集中关押在洛阳西工营房。有很多汉奸来劝降，被战士们正面拒绝了。大不了就是一死，战士们依旧是中国魂。日本人见他们“冥顽不灵”，将他们全部送往了石家庄战俘营。

之后耿谆和战士们被送往了北京清华园战俘营，那里有着各党各派的战俘，既有国民党的战俘，也有八路军的干部。其中还有很多爱国的百姓、学生、工人等。

1944年，几名日本军官突然来到战俘营，在其中挑选了300名身强体壮的男性，包括耿谆在内，一起压上了火车，被运到了青岛。他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上了日本的轮船，慢慢远离中国的土地。

耿谆不知道即将面对的是什么，只知道此刻即将与祖国分离，国家正处于战火之中。自己身为军人却远离国土，顿时心如刀割，热泪横流。在日船甲板上的同胞们，一个个眼神幽怨，耿谆不忍直视。

耿谆望着祖国的方向，扑通一声重重地跪在甲板上，悲壮地喊道：“中国啊！家人啊！耿谆不忠不孝在此拜别了！”在场的中国战俘皆挥泪如雨，也跟着跪在甲板上，失声痛哭。战士们的哀嚎合着大海的波涛汹涌，组成了一曲悲壮的离歌。

受尽煎熬，发起花冈暴动耿谆一行人被送到了日本的花冈，这是一座小山岗，物产丰富，半山腰中有一处铜矿，那是日本军火工业最重要的原料之一。采矿本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铜矿更是，在铜矿里流出的水含有剧毒。要想安全开采铜，必须要提前挖一条排水沟。日本人预计挖一条长450米、宽4米、深2米的排水沟。

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他们从中国运来了1000多名战俘，组成了一个劳动大队，由于耿谆看起来比较健壮，就指定他为劳工大队的队长。

铜矿的工作量非常大，工人们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左右，工人们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日本监工也不把中国战俘当人看，工人们只要稍有休息，就会惹得他们不快，随即就是一顿毒打。

劳工们不堪重负，被日本人摧残得不成人形，病死、累死、被打死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耿谆为了减少伤亡，将劳工中的老人和小孩抽了出来，分成“老人班”和“小孩班”，让他们去做稍微轻一点的活。

耿谆结识了当过八路军护卫班长的刘智渠等人，让他们照料大队中的伤员和病号。并且组织大家，每日省一点粮食出来，给那些老弱病残的人作为补给。耿谆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要求增加劳工们的粮食，却遭到拒绝。

耿谆与刘智渠等人将所有的劳工聚集在一起，在这里大家不分党派，同甘共苦、团结一致。他们来到日本不到半年，被日本监工折磨死去的同胞已经有200多人，再这样下去，在场的所有人都不能幸免。

耿谆说道：“我们是中国人民养出来的军人，在场的所有人党派不同，但是这里，我们都有一个名字，中国军人！什么是军人？军人就应该为国尽忠，守卫国家和人民，死也要死在战场！决不能在这里当亡国奴，受尽折磨！”

说完，大家纷纷附和：“宁死不当亡国奴！”大家都表示愿意听从耿谆的指挥，在这里干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事，让国内的中国同胞看看，中国军人没有给他们丢脸！

大家也商议着，暴动之后去哪？所有人在这里都是人生地不熟的，这是大家讨论最激烈的问题。最后大家认为，不暴动的话也是要死的，在屈辱中死去还不如大家以死明志，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

经过大家商议，决定在6月27日开始计划。后来得知，那天值班的是正是“小太君”越后谷义勇，他是一名19岁的监工，极富有同情心。在很多时候，他都会给中国遇难者力所能及的方便，从来没有苛待中国人。大家都不愿这位善良的“小太君”被卷进暴乱，于是暴动日期改为6月30日。

大家预计一些顺利之后，来北海道集合，夺取船只，回到祖国；如果失败，那就与敌人决一死战，战败后全部投海，杀身成仁。

6月30日深夜，夜幕笼罩着整个花冈，耿谆一声令下，行动开始。大家趁着监工们熟睡，手起刀落解决了监工，带上他们的干粮。中国劳工人手一把铁锹，向北海道方向跑。在途中没有伤害任何一名日本居民。

劳工中的伤员由刘智渠和刘当路组成的小队共同负责。劳工伤员病号只要愿意走的，一个都不能落下。李光荣、刘锡财各带50人，去美军战俘营和花冈警察所，夺取武器，组成武装小队。有几个被惊醒的日军，还没来得及发送信号，就被李光荣等人围起来猛揍。

危急时刻，另外两名值班的日军跑了出去，被击毙，但是日军的警报也被拉响了。耿谆听到警报声，就知道出事了，当机立断放弃去北海道，前往花冈西南的狮子山。日军集结了2万多人，将700多名劳工们团团围住。

耿谆镇定地站在山顶上高呼：“中国同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国尽忠的时刻到了！不死不休！”

劳工纷纷冲上去与日军展开肉搏，转眼7百多人只剩下20多人。耿谆知道这场暴动失败了，毅然拿出小刀想要自尽，副队长李克金阻拦劝说他不要自杀。耿谆痛心疾首道：“我是中国人，现在就是我尽忠的时候！你不要拦我！”

就在他们争论之际，日军做好的一个绳环套住了耿谆的脖子，狠狠地拖了过去，耿谆一下昏了过去……

耿谆一人揽责，被判死刑耿谆醒来之时，已经身处日本监狱。不久，日本宪兵司令亲自对耿谆进行审讯。

敌人：“你在中国军队是什么级别？”

耿谆：“连长，军衔上尉。”

敌人：“你为什么要暴动？”

耿谆：“为中国人报仇！”

敌人：“是你下令让劳工们杀了我的士兵吗？”

耿谆：“没错，是我下达的命令，他们的行动都是由我指挥的，所有的罪责由我一个人承担！”

敌人：“你知不知道，杀人要偿命的？”

耿谆：“我们有1000多人在花冈山，其中200名同胞被你们虐待致死，谁来给他们偿命？”

耿谆宁死不屈的精神令敌人感到无奈，同时又深深地敬佩着这位中国军人。

图|耿谆

1945年9月11日，在日本秋田县法院开庭，宣布了审判结果：耿谆被判死刑，其他参加暴动的人分别被判了5年至15年不等有期徒刑。

抗日战争胜利后成原告，为百名同胞讨回公道耿谆虽然不甘心没有回到祖国，但是也没有上诉的想法。耿谆原本以为这就是他最后的结局了，他也早做好了赴死的心理准备。

他们并不知道，此时的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了。耿谆在监狱里，一位日本青年，偷偷向牢中丢了一个小纸团，上面写着“日本投降了，世界和平了”。那位日本青年正是刺杀首相未果的反战派勇士，名字叫做小长光。

老天有眼，美军接管了秋田监狱，耿谆等幸存中国劳工重获自由，之后中国劳动代表在京东协助联合国调查鹿岛组案件。

1947年9月，耿谆再次来到日本，为联合国提供证据，将日本监工的残暴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谁能想到，原本被判死刑的耿谆，如今成为原告，义正词严地控诉日本人的罪行。

1948年3月1日，国际军事法庭对鹿岛组虐杀中国劳工的有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判刑：河野正敏绞首！福田金武郎绞首……

1985年，耿谆已经71岁了，他偶然看到一则新闻，“花冈事件”的幸存者刘智渠等4人，向鹿岛建设提出了赔偿要求。他感到惊讶，时隔多年，难道还可以追究日本人的责任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定要为死去的百名中国劳工讨一个说法。

耿谆为此写了一本关于花冈暴动的书籍，日本有一位作家对花冈暴动死去的中国劳动抱有极大的同情心。他们在日本成立了一个“中国人强制劳工思考会”，专门调查战争时期，中国人在日本受到的迫害事件。

1988年12月，耿谆以“联谊会”的名义，向日本鹿岛建设提出了三个合理的要求：

必须向中国劳动公开道歉；在中国南京和日本的大使馆各建一所纪念馆，在里面记录日本所犯下的罪过，让后人永远记住历史；鹿岛建设必须赔偿当年在花冈工作的986名中国劳工，每人5百万日元。 当年中国政府放弃了国家之间的战争赔款，不代表中日双方民事之间的赔偿也一并放弃，这是一场劳工案件。但是鹿岛建设拒不接受后面两项要求，态度十分强硬。

耿谆等人气愤不已，将他们告上了法庭。1995年12月20日，在日本东京地方法庭上，耿谆递上了一纸状书。遗憾的是，耿谆最终败诉。耿谆对此日本媒体说道：“这说明日本司法方面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不认错的态度一模一样。”

1998年5月，日本律师团团长新美隆，当年志愿为中国劳工伸张正义，他来到中国拜访耿谆，询问他是否还要继续打官司。耿谆坚定地说道：“继续，我要打到他们认错赔偿为止。”

当年在花冈暴动中幸存下来的中国人，现在都已经年迈不堪，被病魔缠身。但是他们的眼中仍然在闪闪发光。

2000年1月29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宣判，“花冈事件”案件和解。但是在《联合声明》中，鹿岛建设承认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并进行了道歉，但是他将给中国劳工们的5亿日元赔偿款，设为补偿金，是“捐”给中国劳工，而非“赔偿”。

图|耿谆

这令耿谆无法接受，坚决不肯去领这笔钱。他愤怒地说道：“这是原则问题，中国劳工不需要他们‘捐’钱，我们只需要合理的赔偿。”

2012年8月27日，耿谆老人因病去世，享年97岁。他至死都没有去领那笔鹿岛建设“捐出”的钱，他去世前留下遗嘱：“耿家后人，都不许去领那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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