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抗美援朝战争“零距离”的摄影师

2021年12月16日，合肥，张崇岫捧着他和战友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拍摄的照片集《战斗在朝鲜》，他称这本照片集为“宝贝”。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文丨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编辑丨胡杰

校对丨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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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每一次镁光灯的闪烁都是冒险。子弹可能循着亮光打过来。

他是张崇岫，抗美援朝第九兵团随军摄影师，亲历了第二次、第五次战役。他是一个能打仗的摄影师，一个会拍照的兵。

“张崇岫就是他自己”

摘自张崇岫回忆文章

张崇岫 摄

同样是1951年5月的另一张照片上，密密麻麻的军人泡着江水向对岸蹚去，几米外，三两颗炮弹在人群间炸起，水花溅得十几米高。这是志愿军第20军在强渡昭阳江。

许国“被震住了”。

他从来没有见过“离战火这样近”的战地摄影。入行三十多年，他研究过国内外许多着名的战地摄影师，“往往是一方失去了战斗力，才上去拍两张。而不是在双方还在激战的过程中，就去拍照……比如摄影大家罗伯特·卡帕最着名的作品《战士之死》也是这样，在照片上是看不到敌人的。”

而前述那组照片记录的是正在进行时的炮火连天，镜头就在交战之中。“物理距离、心理距离，都是零距离——这个摄影师不是战争的观察者，而是战争的参与者。”

实际上，许国对张崇岫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早在几十年前，他就听说过“合肥有个张老拍了大量的抗美援朝的照片”，却从未得见。

这次，许国在开展仪式上第一次见到张崇岫。那年张崇岫已经90岁，颤巍巍地上台领荣誉证书。摄影周结束后，安徽省文联、安徽省摄影家协会开始“抢救式”地收集、整理他的作品。

许国先与张崇岫的家人联系，得知出于职务原因，张家保留的照片并不多，大多照片及底片都上交给了部队。张家人说，照片基本都发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军事画报》等杂志上。许国就去淘旧杂志，果然翻到大量署名张崇岫的照片。他尽数用电脑扫描下来，一张张做高清修复。一共收集到100多张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照片。

同时段，许国频繁地拜访张崇岫，希望能在他的回忆与帮助下，共同整理出这些照片的文字解说。他发现这个耄耋之年的老人虽然耳朵不灵光了、讲话慢了，但对大半个世纪前的记忆却清晰无比。

张崇岫藏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二十多枚荣誉勋章。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张崇岫告诉他，自己1950年11月12日入朝，那时鸭绿江结了冰，“不需要桥梁都可以走过。”他的身份是新华社驻九兵团分社摄影记者，随军在朝鲜东线作战，几乎全程参与了抗美援朝第二次及第五次战役。他说朝鲜的冬天酷寒无比，“脸冻得咯咯响”，战士的皮肤冻黏在衣裤上，一揭开，“像熟山芋一样掉一层皮”;入朝头十五天，“除了朝鲜百姓家的土豆，没有别的可吃。”他当着许国的面，用十来分钟画了一张作战线路图，标注出鸭绿江、柳谭里、长津湖、水门桥等沿东线的近十个地名。他能准确地说出每张照片拍摄的年份、月份，乃至背后的故事。

许国持反对意见，“张崇岫就是他自己。”

“你抓住了历史瞬间。”

淮海战役我还没有照相机，渡江战役我拿到一个折叠式的照相机，但还没有120胶卷，打开大上海之后，我不但拿到135莱卡相机，还从缴获品中拿到大盘的电影胶片，这时我的摄影技术突飞猛进。

陆仁生用略带惋惜的口气说：“噢，历史一瞬间就过去了，我们搞新闻摄影只要抓住时间、地点、新闻事件，就能拍出一张独一无二的照片;过了时间、地点、事件，就永远无法拍到。”

摘自张崇岫回忆文章

从合肥市四牌楼地铁站出来，往西走，经过几栋新的、旧的高楼。再向南，拐进一道不起眼的铁栅门，见着几面灰秃秃的墙，爬上一栋水泥色的小楼，就进了张崇岫家了。

张崇岫从花布沙发上起身迎接，穿一件藏青色的针织衫，领口露出衬衣的格子纹路。他的眉毛和头发都疏而白，软绵绵地贴着皮肤，背佝到近四十五度。

他的耳朵不好，右耳戴着助听器，左耳几乎彻底失聪，“在朝鲜战场上震聋的。”与他说话，总叫着他的大女儿做翻译。

入朝那年他21岁，不过已经当了七年的兵。14岁的时候，他随母亲从老家安徽巢湖城逃难至乡下，遇到游击队便从军了。部队认为他年纪小，送他去“皖江联中”读书，学成后又被派到地方部队做文化教员。十七岁时，他被调到东线兵团政治部新闻训练班学习摄影技术。此后就一直担任随军摄影师。

作为九兵团摄影组组长，张崇岫带着一台莱卡相机，一台蔡司相机入朝;120规格的、135规格的几十卷胶卷，像子弹带一样一卷卷别在腰间。那时的相机还要用镁光灯，“把发条紧上，打火石一打，啪的一声，才亮。”

张崇岫回忆，自己的摄影生涯中有几位前辈。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摄影科科长陆仁生曾教育他，历史转瞬即逝，搞新闻摄影，必须抓住“时间、地点、新闻事件”。随军解放上海后，他遇到一批苏联摄影师，双方交流中，他发现苏联人很爱拍摄“胜利会师的一刻”，“那是他们特别喜欢的表现胜利的手段。”他也喜欢罗伯特·卡帕的这句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炮火不够近。”

张崇岫 摄

战后，张崇岫将这些照片给予陆仁生评价，陆仁生称赞他说：“你抓住了历史瞬间。”

记录这些瞬间是有代价的。张崇岫的头顶被炮弹刮过，“秃噜了一块头皮”。左手虎口有一处子弹的贯穿伤，小腿则受过嵌入伤，所幸都没有留下残疾。其余的小伤不计其数。

张崇岫也会拍一些“平淡的时刻”。志愿军在野地里缝补军鞋，他拍。志愿军从雪坡上溜下，滑雪一般，哈哈大笑，他拍。清扫战场时，志愿军的一个转身微笑，他拍。边震遐曾回忆，张崇岫教志愿军叫朝鲜妇人“阿妈妮”，“阿妈妮”高兴地冲出门来为他们打水，他也立刻抓拍下来。

长津湖战役结束后，部队在休整，一天，宋时轮带着警卫开车去死鹰岺查访死伤情况，他要我一同前去。当我们车队来到死鹰岺山峰下，只见大雪后百丈悬岩，山峰仍在厚厚冰雪覆盖下，展露出惊险离奇的峰峦。

……

我不停地按动快门，按动快门，把所有对胜利的渴望，对志愿军战士的尊重、骄傲和自豪，都用相机记录下来了。

摘自张崇岫回忆文章

许国记得，张崇岫只讲过这么一次，后来再怎么被追问，他都不言不语。

但他会主动说一些旁的事情。入朝前，他在山海关的火车站拾了件带毛的皮大衣。原先他只穿一件打底衫、一件毛线衣外加一件薄棉袄。他日后多次庆幸，没有这件皮衣，他恐怕“挨不过去”。

战地记者张崇岫在在长津湖战役期间留影。

张崇岫供图

回国后，自1953年起，张崇岫任济南军区政治部摄影记者。1958年，他转业至安徽画报社任摄影组副组长;1968年他任安徽日报社党委常委;1980年，他调任安徽省文联办公室副主任。1988年，他正式离休。

图片不会老

摘自张崇岫回忆文章

张崇岫老了，常常全身发痛，也不知是旧伤发作，还是纯粹的老年的痛。他的视网膜病变了，看东西只见轮廓，看不清中间。十五年前他得了食道癌，胃切掉了五分之三，如今吞咽困难，吃饭只吃小半碗，大一些的药丸子也吃不下去。再由于他那极度弯曲的背，他睡觉时不得不垫上四个枕头，否则胃里的食物会返流。他的脚步比语速慢，动作比脚步慢，扣一个拉链要摸索近十秒。

但他还保有些军人的习气。长女张雯雯说，一如她们姊妹从小被军事化管理那样，如今的父亲还是要求她们吃饭快、穿衣朴素、作息规律。她去见父亲，要换上“素一点、工作服一样的衣服”，否则会被教育，怎么把钱都花在了买衣服上?

张崇岫的耳朵不好，与他说话，总叫着他的大女儿做翻译。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父亲的方向感仍然极好，出门溜达，“去过一次的地方，绝对不会记错路线。”他的灵活劲儿也还在，家人不让他常外出，他就找些旁的理由，定要出去补口锅、买个小物件。

父亲不看战争片，因为“经历过最真实的战场”，却爱看各类体育节目，直到今天还在关注英超足球联赛，“每支球队，每个球员他都搞得清楚。”

再早几年，父亲与战友们常来往，张雯雯记得，好几个都是“皖江联中”出来的学生，写得一手好字，其中一个在朝鲜被燃烧弹烧花了脸，但其人“个子高高，很潇洒”。而今，老战友在一个一个逝去，父亲从来不去参加葬礼，“觉得没意思”。

张崇岫总要花上十几二十分钟，才能够将一众勋章小心翼翼地转移进书柜。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他还藏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二十多枚荣誉勋章。都是他压箱底的宝贝，平时收在书柜里，轻易不示人，也不佩戴。

张雯雯说，上了年纪后，父亲对功勋仿佛“看淡”了，“和我说，什么英雄不英雄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轨迹。”

“如果我不拍，换个别的谁来拍，我想，只要责任尽到了，它可能视角不一样，但该拍的一定能拍下来的……我就是一个简单的摄影人，一个为人民、为社会、为国家服务的摄影人。”张崇岫在去年的一篇自述中写道。

一个勋章对应一个盒子、一个小塑料袋，是万万不能错的。张崇岫总要花上十几二十分钟，才能够将一众勋章小心翼翼地转移进书柜。同放在书柜里的，还有那本夹着朝鲜枫叶的功劳簿。

叶子枯萎了，但依然泛出红与橙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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