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是否存在“常识”？什么样的常识，能帮助国人理解自己身处其中的经济生活？从2021年8月出版即热销至今的《置身事内》，讲述了我们国家的经济故事。从作为后发国家埋头追赶，到如今站到世界前沿，面临探索未来发展方式与生存方式的任务，我们需要知道中国缘何发展至此，也需要认识当前所面临的困境与改革，还需要重新理解何为“发展”的视角。政府和政策，是理解中国经济最具可行性的切入点之一。
兰小欢的分享从“世俗”的经济学开始，到乐观的“信念”结束。首先，他指出，《置身事内》想强调的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单纯的所谓的“经济现象”，所谓“经济”是人为造出来的一个概念。经济、政治、社会是一个学科的分界，一个现象从经济角度看就是经济的，从政治角度看就是政治，从社会角度看就是社会。《置身事内》以地方政府为切入点，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讲解了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和发展逻辑，即地方政府有怎样的权限和责任？具体是怎么做的？做完有什么后果？帮助关心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读者增进有关中国发展的认知。
“土地财政” 与“土地金融”
过去十几年间地方政府通过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筹集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八九十。当“土地财政”衔接上了资本市场，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平台，城投公司向银行抵押土地，成倍地把未来的收入都集中到今天，未来的收入具象起来就是购房者所偿还的房贷，购房者承诺将以后30年的一部分收入交给银行，地方政府在今天以此支撑起快速的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当房价在不断的上涨，房产持有者通过房产的增值拥有了财产性收入，有充足的意愿持续还按揭。在一线城市房价已经与收入脱钩，这样的趋势下无房年轻人将陷入一个巨大的冲突，就是代际之间有房的人和没房的人之间的冲突。这样的冲突在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由于人少地多，美国是住房条件最好的国家，但美国过去二三十年，年轻人的自有住房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美国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要搬回去和父母一起住，或者父母替他付完首付、还房贷。
“城市化与不平衡”
过去十几年的城市化发展，体现出了相对的“重土地轻人”，地方政府将土地收益投资到基础设施建设等很多领域，在对人的投资上，相对的少了一些。为什么叫轻人？常住人口在城市里生活可以就业，但是焦虑四件事，住房、教育、医疗、养老。某种意义上这四件事都必须要花钱。所谓的“轻人”就是这四个方面地方政府投入相对少，满足不了新增人口的需求。在2015年、2016年之前，各地政府相关支出是按户籍人口规模来进行规划。像北京、上海这种城市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差距，这种城市的学校、医院都远远不能满足常住人口和新增人口的需求。现在开始按照常住人口来进行规划，教育、医疗的投入开始提高，包括即将要建设的大量公租房，让新增人口有地方住。通过地方政府的投资，这些“短板”需要一点点补上。
“重土地轻人”还使得人口流入地的房价飞涨。有数据显示北京、上海的户均总资产大概九百万，这个总资产里包含了购房者的房贷。对比相对欠发达省份例如新疆、吉林、甘肃，总资产大概是一百三四十万。这其中的差异就是房产。因为北京、上海的人均收入大约是新疆吉林的2.5倍，但户均总资产达到了七八倍。
当房价升高，居民的债务负担就开始变重，老百姓买房主要是借债按揭，按揭占到居民收入的比重是非常大的。在经济高速发展，收入稳步提升的时期，高负债的压力并不明显。但当收入开始出现变动的时候，这种压力就显现出来。仅两年来的疫情，对各行各业都产生了冲击，收入开始变得不稳定。实际上除了公务员之外，不稳定的企业工资很难支撑长达30年的按揭。除了对银行的这种会计意义上的债务，所有的不能缩减的刚性支出其实也是债务，就像上面提到的四件事住房、教育、医疗、养老。这些因素，压缩了居民的可支配资源，这种状态是不可持续的。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房价成为一个矛盾的焦点。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房价矛盾没有大城市突出，普通人也能买得起。但是在一些人口流入的年轻人多的地方，往往房价非常的高，如果我们继续要城市化，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人进入大城市。新增人口增加，居民和企业的债务上升，使金融体系也面临着风险。单个行业的任何企业风险再大，都不过是行业风险。但如果风险蔓延到了资本市场，蔓延到了金融部门，就将是全局性的风险。
“债务与风险”
近年来不断听到降杠杆的呼吁，核心都是在讲金融风险。
过去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整套经济打法的第二个后果就是重规模、轻收益。招商引资都喜欢资产重的大企业，投资规模大，因为地方政府收的税收大头是增值税，只要企业有流水就要交税，利润低一点没关系，总体规模大就行。导致企业上杠杆上就很快，规模扩得很快，但是效益并不好，利润很薄，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会亏损。企业一旦亏损，债务负担就很重。我们国家的企业的债务是非常高，大概能占到GDP的150%左右，比德国、日本、美国都要高，这里也包含了城投平台、城投公司借的债。进两年来房地产行业、房地产的企业非常狼狈，一些大型企业都出现了债务问题，中型企业有的直接破产。因为房地产行业本身的杠杆率就是非常高的。如果企业买地是用借来的钱，开发也是借来的钱，买地开发两三年，没有一分钱现金流，直到房子卖出去，才能收回钱来。如果企业自有资本不雄厚，这会是个风险很高的行业。但在我国相当长的时间里，买地也是可以融资的，使得杠杆率进一步的提高。在我国房地产企业的商业模式中，必须拿更多的地才能生存下去。
“国内国际失衡”
我们国家过去重投资，相对轻消费。重投资将GDP的蛋糕变得非常大，膨胀的非常快，但居民收入在其中占的份额越来越小。这些东西都变成了什么？GDP蛋糕都给谁了？就变成了高楼大厦，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没变成居民的钱。国内制造业的生产的能力在飞速增加，但是居民手里没有那么多的钱，消纳不了这些产品，供大于求，只能对外输出。
对外输出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谁有钱，就把东西卖给谁，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美国人有钱，就把东西卖给他。日本韩国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因为经济发展要求赚钱，谁有钱，把东西卖给他，自己才能变有钱。但这样做会有好多后果。第一，我们和日韩不一样，我们的体量太大了，我们一向外输出，肯定就会有国家向内输入。比如美国花好多钱买我们的产品，贸易不平衡，它就积累了很多的债。积累了很多年以后，这个矛盾就非常突出，因为中国体量太大了，大到什么地步？比较通俗的说，就是我们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价格涨。我们卖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价格低。就是这么简单。中国的发展让世界的能源价格涨了好几倍。本世纪初的前10年被称为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一个直接后果是俄罗斯的经济从90年代的深渊中开始复苏。2008年，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冲突，其实是经济已经有所好转。当然这也造成了中东也赚了很多钱，中东的钱也大量的流入美国。但是我们卖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价格低。这也是美国印了很多钱，但通胀最近这两年才起来的主要因素。美国很多日用品的物价是一直在跌的，因为中国进口的东西更便宜。例如美国的玩具价格指数自中国加入WTO以后就一直跌。因为中国的这种不平衡体量很大，所有国家都要调整，造成一些冲突。对内我们当然也要调整。
依靠外部需求，在经济起飞阶段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长期依靠外部需求很麻烦，就是外部需求的不稳定，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一下把我们搞得非常狼狈。当时外部需求急剧恶化，我们就4万亿大放水，刺激了一轮。三年以后，本来应该是收缩的，把以前放出去的各种扩张性的政策往里收一收。但是到了2011年，又赶上了欧债危机，所以我们就做不了什么事情。这种外部需求的不稳定，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肯定是有问题的。现在我们想把老百姓的消费拉起来。GDP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净出口。投资占比是非常高的，当然造成了大量的GDP财富都变成了硬件的东西。消费等于收入减去储蓄。消费低就是两个原因，要么收入低，要么储蓄高。我们国家两个原因都有，收入占比比较低，储蓄率很高。
为什么要存那么多钱？住房、教育、医疗、养老这四件事都要担心，所以储蓄率就特别高。如果这四件事儿政府要多花钱，我们就能解放一些资源，这个可能是为什么可能去年补习行业直接的消失了，这个部分花费了很多钱。我们看消费的分项数据会非常清楚，住房和教育这两项的支出在飞涨，其他消费都被压缩。所以要把消费拉起来，要提高收入，要降低储蓄，这是目前在做的事儿。换成官方的语言，就是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我们就是冲着这个目标去的。
相信中国会更好
我们讲中国奇迹，经济增长奇迹讲了40年，而且现在还在增长。全世界经济起飞的奇迹不少，但最终能逃离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是不多的，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已经很难了。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还能再往上靠一靠到达发达国家水平是非常少的。《置身事内》的第八章就集中论述了什么是看待经济的发展的观念。有两个要点，与全书的内容对应，一个是结构性的，一个是时间观念。40年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们怎么判断？我们不可能说经济发展是个一蹴而就的过程。看待发展的目标跟发展的过程是不一样的。
发布会现场观众热烈互动，从对作品热卖的感受，到对热点事件、未来发展的关注兰小欢教授一一给出了精彩回答。
Q1：2022年比较关注的几件事是什么？
A1：第一是国企的改革。
第二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不太顺的情况下，同时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调整期要怎么度过？其中很重要的可能是通过国企改革，我们之前提到的地方政府有四本账，其中一本是国有企业的账。这些年混改的节奏明显在加快，但这不完全是地方政府的事儿，这是一个国家经济体制根本的改变。
第三个是对于数据这种第四大生产要素，未来整个在数据要素的市场上是个什么样的产权结构？就是政府会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Q2：最近最高检也出了一个文件，就是说要反垄断、反暴利、反不当竞争这样的说法。所以就想请教您，您觉得反暴利这样一个说法是否恰当或者是否有一些言过其实？它对于中国民营经济有没有一个抑制的效果？
A2：抽象掉所有的企业，公有制、私有制这些都不管，经济生产有四项投入，土地、人、资本、数据，数据是新的，以前都是前三项。土地在我们国家是公有的，资本市场上的大银行大券商大保险公司是国有的能让人成为生产资源的四种必备要素，教育、医疗、养老，这三项是事业单位在做，属于政府的延伸，唯一一个就是住房，商品化那么多年，但是土地还是政府的。
所以第四项生产要素，数据，不会全部由私人部门掌控和运作。政府监管迟早要来，如果你相信人工智能，相信21世纪的生产模式的巨大转变，你就知道数据是必不可少的投入。而中国是数据界的沙特阿拉伯，不仅是各种数据多而广，而且我们有数据的主权，并正在致力于数据互联互通。疫情恐怕会加速这个过程，
Q3：达利欧新出版的《原则》提到了他的视角，在一个超长的债务周期或者国家兴衰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美国可能在他的眼里似乎是一个走下坡路，中国是走上坡路的这样一个过程。我和您一样是一个天然的很乐观的人，但是如果把这些事情去细化、去分开观察，我们从个人部门，从政府部门，从企业部门，似乎都没有再去加杠杆的一个空间了。这样我们能不能成功地去渡过这10年或者20年可能的新老势力交接的过程？您对这件事情的信心来自于哪里？因为乐观当然是应该乐观，但是我们具体看到细节，到底哪个部门还是还能加杠杆？到底什么地方？难道是有技术突破？我们又无法预测。
A3：对于达利欧世界周期的看法，我不是那么认同。债务只是结果，不是原因，要看的是其他更根本的因素。加不加杠杆的空间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有没有进一步学习的基础设施？如果我们的产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人依然是重视教育的，人没有躺平，人依然是积极前进的，基本的设施都有。即将到来的这10到15年，对全世界都会是一个巨大的调整期。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我们能不能应对社会的失序、失控？如果这些能力都还在，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悲观的理由。如果有一天说是我们不对外开放，要关起门来自己搞，那我可能会比较担心。但只要我们对外开放，就要遵循世界市场的一个规则。技术遏制历史上很难成功。如果技术遏制都能成功，今天德国、法国、日本、美国都还是落后地区。但市场的遏制是可能成功的，因为市场的规模效应要比技术大得多。当然现在我们是想开门，但欧美有些政客想关门。谁要把市场的规模效应打掉，资本主义就没有根了，资本的根不在技术，资本的根在市场。因为年轻人现在政治意识形态非常极化，没从全球化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生存压力很大。所以政客们可能会做各种各样的表态和动作，上台之前会吹很多牛，很激进的人上台，这都有可能。但是长远看，如果有人不要世界市场，或者自己想关起来，我觉得谁这么搞谁倒霉。
Q4：兰老师您好，我这两天在豆瓣上看这本书的评论，就发现这本书针对可以称得上是网红。有的人就说到这本书是一本说人话的读物，我如果先把网红当成一个褒义词，您是怎么做到的这件事儿的？
A4：书畅销，我很开心，因为大家都能看到，能学到一些东西。至于说为什么写得让读者们能接受，那就是使劲写。作者多花功夫，读者就少花功夫，写作过程永远是这样的，作者多改10遍，读者看得就非常轻松，一眼就过了。如果我只写一遍，他就得绕好几道弯，这是我在美国的学术训练里头最重要的一条。我的英文论文也写的比较简单和直白，老师反复教要反复改，这本书是我的讲义改的，改写作过程整整9个月，一天只写1000字，改了大概10来遍。因为写书和写论文有个巨大的差别，就写书结构是非常重要的。论文就讲一个点，都是八股文的格式，但书篇幅很长，什么知识放在前头，讲什么知识放在后头讲，这个非常耗费精力了，这么大的篇幅我也是第一次。因为我以前出过书，但那是由小文章结集的，严格地说不能叫写书。写一本书需要有一个有结构性的东西，讲清楚一件事儿，有一定的篇幅，这对我来说是第一次。
花了很多时间调整内容的顺序，有些东西放在这儿，你今天看得很顺，都是我背后的血汗对吧？我改了很多遍，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我有一些很好的本科生帮我看，就我改完，给他们看，他们觉得还不顺。你想如果复旦的经济学专业本科生都觉得看不懂，肯定书有问题，我肯定要再改的。他们起码都能看懂了，不学经济专业的人才能看懂。
在中国思想观念发展的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极其重大的事件，天、地隔绝，人、神分离，谓之“绝地天通”。“绝地天通”从来都是被作为正面事件、圣人的丰功伟绩来歌颂的。例如《尚书孔氏传》说：“帝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1] 这就是说，“绝地天通”的关键在于：天地相分，人神不扰。这是一种有序化、制度化。按照传统的说法，“绝地天通”乃是尧舜的伟大业绩，人心得以矫正，礼制得以确立。如蔡沈说：
当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无所控诉，相与听于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杂揉渎乱，此妖诞之所以兴，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当务之急，莫先于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后祭天地，诸侯然后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2]
对“绝地天通”实质意义的理解，取决于我们所持的是哪一种历史哲学观念。这里，我想表达的乃是“生活儒学”的观念。[i][3] 根据这种观念，礼制作为制度建构，属于“形而下学”的规范构造；这种制度安排所根据的，是某种形而上学的观念建构；[ii][4] 而形而上学的观念，又导源于本源的生活感悟。形而上学、形而下学都是“有分别相”，即是对存在者、物的区分把握；而生活感悟本身却是“无分别智”，即是“无物”的、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感悟。生活感悟→形而上学→形而下学：我们观念上的这种层级性，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然而这种观念层级的最初生成，却曾经是历史性的，亦即具有观念史的性质。这就是说，我们曾经并没有形而下的“文明”的礼制，因为我们曾经并没有形而上的哲学；但是我们一向生活着，我们总有着自己的生活感悟。在这种生活感悟的大本大源上，我们才建构起了形而上学。中国的形而上学就是这样在原创时期（西周、春秋、战国）中逐步建构起来的；[iii][5] 而这种形而上学在形下的制度建构上的落实，便是礼乐制度的确立。
而“绝地天通”所标志的，正是中国的形而上学在原创时期的初步建构。所以，以生活儒学的观点看，这样的形而上学及其“绝地天通”的先行观念，必须接受我们的破解；[iv] 这种破解的目的，乃是从后来“天人相分”“人神不杂”的礼制秩序向原来“天人合一”“人神杂糅”的生活本源情境的回归，[v] 由此说明中国原创时期以后的那种“人神异业”、亦即秦汉以后的思想观念的世俗化走向是何以可能的。这种历史性的回归同时就是生活论的回归，将把我们带向我们当下生活的本源情境。[vi]
二
“绝地天通”这个说法，最初见于《今文尚书·周书·吕刑》所载的西周前期周穆王所追溯的帝舜事迹；而对此的最早的解释，则见于春秋晚期楚昭王的大夫观射父的一番陈说，《国语·楚语下》载：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
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遭世之乱，而莫之能御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变，何比之有？”[6]
在这里，观射父为我们勾画出了这样几个时代：
① 治世：民神不杂——古者
② 乱世：民神杂糅——蚩尤、九黎
③ 治世：绝地天通——颛顼
④ 乱世：民神再杂——三苗
⑤ 治世：天地复绝——帝尧、帝舜、夏、商
对于这样一种勾画，我们始终要牢牢记住的是：陈述者观射父，是春秋晚期人（约于老子、孔子同时），亦即处在中国原创时期（西周、春秋、战国）的第二阶段；这就是说，他所陈述的，与其说是历史事实，不如说是他自己所身处其中的春秋时期的思想观念。我以为，这应该是研究观念史的一条基本原则：当一个历史人物在叙述传说中的远古历史的时候，他的叙述所说的其实并不是那个历史本身，而是他自己所身处其中的那个时代的观念。历史从来不是现成的对象实在，而是当下的生活感悟。就观射父而言，这种时代观念的核心是治乱、亦即秩序问题，而其要害是：“民神不杂”、天地人神各归其位的“有分别相”是有序，是为“治”；“民神杂糅”、天地人神浑然一体的“无分别相”是无序，是为“乱”。然而这是一种怎样的治世秩序呢？其实就是在原创时期里逐步建构起来的礼乐制度。这一点，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得更加清楚：“绝地天通”观念产生的时代是在西周，而这是与传说中的周公“制礼作乐”相一致的。
这种有序的制度在观念上的集中表现，就是形而上学的哲学建构。这种观念建构的核心，正是所谓“绝地天通”。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形而上学思想中，礼制秩序的建立是从天地的分离开始的。这就正如《易传》所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系辞上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而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序卦传》）。[7] 天地之别，正是夫妇之别，“男女构精，万物化生”[7]（《系辞下传》），这就正如李贽所言：“极而言之，天地一夫妇也。”[8]（《夫妇论》）由此而来，才有那种中国特色的“生育论”宇宙论的形而上学模式。这种模式体现为一系列的分别：男女、阴阳、乾坤、天地……而其典型表达之一，正是“绝地天通”——天地人神的分离。
然而事实上，以生活儒学的历史性眼光来看，观射父所勾画的第一个时代，“民神异业”、“民神不杂”，并不存在，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建构而已；这就犹如所谓“大同”世界一样，不是历史事实，而是社会理想境界。这种理想建构的价值标准，就是礼制秩序。其实，在远古时代乃至于原创时期之前，并无所谓“民神不杂”的时代；恰恰相反，“民神杂糅”正是前原创期的观念世界的基本事实：那是在生活感悟中显示出来的生活本身的本源情境，那时，天地人神交融共处，不分彼此。而观射父所谓“民神不杂”、“绝地天通”，作为原创时期形而上学建构的开端，却正是对这种本源的生活情境的打破。
这就难怪“绝地天通”之说不早于西周，最初见于西周前期的周穆王之说：此时，中国已经跨入了原创时期的门槛。《今文尚书·周书·吕刑》记载：
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1]
表面看来，这里所追溯的是帝舜时代，三苗作乱，帝舜于是命重（实指“羲”，相传为重、少昊氏之后）司天、而治神，命黎（实指“和”，相传为黎、高阳氏之后）司地、而治人，以使天地相隔，人神相分。而实际上，这是西周时期的观念。我们过去所忽视的一个基本的观念事实是：这是周穆王的追溯，它实际反映的乃是原创时期的思想观念。说到底，神的存在并非物质世界的事实，而是观念世界的事实；这种观念事实不是历史上作为实事存在过的“客观实在”，而是历史陈述者自己所置身其中的生活样式的解释。从观念史的角度看，我们所经历的实际乃是这样三个观念时代：
① 前原创期：人神杂糅——形而上学之前的时代（西周以前）
② 原创时期：绝地天通——形而上学的建构时期（西周春秋战国时期）
③ 后原创期：人神异业——形而上学统治的时代（汉代以来）
这就是说，观射父所说的那种“人神不杂”的第一时期，他称之为“巫觋”时代，实属子虚乌有；“巫觋”时代正是我们这里所说“人神杂糅”的第一时期、亦即前原创期的情景。对此，李零先生指出：
人类早期的宗教职能本来是由巫觋担任，[vii] 后来开始有天官和地官的划分：天官，即祝宗卜史一类职官，他们是管通天降神；地官，即司徒、司马、司工一类职官，他们是管土地民人。祝宗卜史一出，则巫道不行，但巫和祝宗卜史曾长期较量，最后是祝宗卜史占了上风。这叫“绝地天通”。在这个故事中，史官的特点是“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它反对的是天地不分、“民神杂糅”。可见“绝地天通”只能是“天人分裂”，而绝不是“天人合一”。[9]
这就是说，所谓“绝地天通”就是从巫觋时代的“人神杂糅”到卜史时代的“人神不杂”的转变，这种转变的观念实质就是从“天人合一”到“天人分裂”的蜕变。
三
前原创期的那种本源的“天人合一”—— 或者更确切地说，“天人同一”—— 的生活情境，本是一个“民神杂糅”的世界，其中，天地人神之间的关系乃是“共同生活”的生活样式。[viii] 这种本源情境就是作为“事情本身”的生活本身，也就是存在本身，[ix] 在其中，天、地、人、神都不是某种现成的存在者，它们尚未对象化、疏离化。以生活儒学的历史性观点看，人神共生并不是一个“事实”；然而作为本源的生活领悟，这恰恰是“事情本身”。这是一种“亲缘”关系，表现为人神之间的“血缘”关系：众所周知，人神之间是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的，此乃是西周之前的一个基本的观念事实。
而这正是前原创期的一个极为要紧的观念，因为它在进入周代之后就被便立即被删除了：周公正式割断了人神之间的血缘纽带，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1]（《蔡仲之命》）但是，例如，商人本来却自以为是与神有血亲关系的，这在《诗经·商颂·玄鸟》里有具体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10] 诗中“帝”即“天”，他之所以授命于商，是因为商人乃是他自己的血亲嫡系：“高辛氏之妃，有娥氏女简狄，祈于郊禖。鳦遗卵，简狄吞之而生契。其后世遂为有殷氏，以有天下。”[11]（《商颂·玄鸟》）此玄鸟之卵，即象征天帝之精，授于简狄，而生商之祖契。这本来是商人对其“天命”的本源的领悟，却是基于当时普遍的人神共在观念的：在前原创期的远古观念中，人神之间不是异在的关系，而是共在的关系。人、神、半人半神的英雄，他们不分彼此、融洽和谐地共同生活着。而在进入原创时期以后，人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人神关系疏离了（estranged）、异化了（alienated）。唯因人、神之间的这种疏离、异化，才需要“亨”——沟通人神。表达这种人神需要沟通的观念的《周易》形成于周初，这绝非偶然：此时中国进入了原创时期、亦即“绝地天通”的时代。
“绝地天通”观念所象征的不仅是人与神的隔绝，它实质上是人与人的隔绝。这种隔绝表现为“别”：天地有别，人神有别，男女有别，夫妇有别，父子有别，君臣有别，上下有别，等等。这一系列的“别”，也就是“礼”，即所谓“礼以别异”。它首先是天地之别：“礼者，天地之序也。”[12]（《乐记》）而最终则是人与人之别：“礼者，……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13]（《解老》）人们将“制礼作乐”归之于周公，这也不是偶然的：礼制的建构，正是进入原创时期的西周的事情。“礼以别异”表明这种“别”的前提是“异”，亦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alienation）：不仅神、而且人本身，已经蜕变为人的异己者、陌生者、他者。这种异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天、地、人、神都被存在者化、对象化、器物化了。我们从原创时期以来的祭祀、卜筮中不难看出，人与神已互为利用的工具：人所供奉的牺牲，与神所赐予的福祐相交换。这种对象化的工具性的利用关系，在我们今天的“宗教”活动中比比皆是。
总之，“绝地天通”是生活本身的本源情境的打破，是天地人神交融关系的蜕变，是本源的生活领悟的遮蔽，是中国形而上学建构的开端，也是后来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在历史上的最初根据。
-----选自中国儒学网
“全国统一大市场”将重塑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作者 | 里普
商隐社研究团队商业组
“全国统一大市场”所要破除的是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而所要建立的是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要素和资源、监管等，以及互联互通的物流、信息交互渠道、交易平台等。
最终是为了构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为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基础支撑。
“统一”的反面是“分割”。
市场被分割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气候、地形等自然层面的，会影响交通运输，增加物流成本；二是地方保护、垄断等造成，增加的是交易成本。
过去40多年，中国在铁路、公路、机场和航空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大规模投资极大改善了自然条件对市场的分割，一系列制度改革也降低了交易成本。
以前地方保护主义非常严重，尤其是2001年我国推行所得税分成改革前，企业所得税按行政隶属关系上缴：中央企业交中央，地方企业交地方。
这样，地方政府自然就有动力创办价高利大的企业，比如烟厂和酒厂，这些都是创税大户。
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各地烟厂、酒厂等越办越多，而且当地人只能从本地购买。
于是，辽宁盘锦的居民只能喝到辽河牌的啤酒；汉中的烟民只能抽到当地卷烟二厂出的一种香烟；江西平乡的企业，只能购买到当地加油站出售的成品油；四川剑阁的农民只能购买本地的农资产品......
地方保护所保护的是落后，多掏钱的当然还是消费者。
地方保护也把企业的发展压缩在特定区域内，很难拓展出去。
双汇董事长万隆就曾不止一次地感叹：
“双汇最大的敌人并不是强大的跨国公司，国内的地区封锁、‘诸侯经济’、地方保护主义才是双汇最大的对手！”
双汇应该算是跟地方保护扭打最激烈的企业之一。
在网上搜索一下，几乎能看到双汇在各个年份，不同城市遭到的被“封杀”新闻，其业务员被打的事件也并不罕见。
1999年，靠生产火腿肠起家的双汇在激烈的竞争之外找到了一个新项目——冷鲜肉。与冷鲜肉相区别的是“热鲜肉”，大多在凌晨杀猪，清晨上市去卖，一把刀杀猪，一杆秤卖肉。冷鲜肉要进行低温冷却排酸工艺，在0—4 的低温下贮藏、运输和销售。
彼时，冷鲜肉在国外流行，而国内鲜为人知，其销售总量仅占猪肉消费总量的10%左右，市场前景广阔，双汇打算在全国建连锁店，专卖冷鲜肉。
全国建猪肉连锁店，就必然会动当地屠宰企业的蛋糕，当地屠宰企业就会亮出杀猪刀。
当地企业为什么不也做冷鲜肉与之竞争呢？
因为这就要对整个生产流程进行冷链化改造，生产、运输、销售都靠冷链，投资数以亿计，地方企业难以承受。
当时的双汇营收近60亿，还在深交所上市了,市值20亿。
当地企业当然也不是普通的屠宰公司，大多拥有当地政府商务部门血统，当时《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执行者之一便是各地商务部门。
于是，除了一些大中城市，双汇在辽阳、东莞、黄石等都发生了几乎情节相同的被驱逐事件。
所不同的是，有的是政府发文阻止；有的是不给办相关证件，强行关店；有的被“执法队”阻挠。
2003年，双汇在全国多个城市遭遇封杀，甚至遭遇暴力事件。至当年8月底，仅公开没收、堵截双汇冷鲜肉的事件就达50多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当时组成了一个调查组，他们分析认为，各地出台的文件五花八门，主要包括：设置政策壁垒；设定“技术壁垒”；限制销售品种、渠道、数量等；重复检疫、收费。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10年之后的2013年5月，“肉类行业巨头”双汇虽以71亿美元巨资收购了美国最大猪肉企业史密斯菲尔德，但在一些县城仍不能腾挪半寸。
当年10月发生了“10.3江西弋阳暴力打砸事件”,双汇在弋阳的门店被当地肉贩打砸，员工被打伤，门店一片狼藉。
虽然看起来是同行之间的争斗——双汇进入前，弋阳县每天屠宰80-90头猪，双汇每天能卖5头猪的肉，市场就那么大，别家就得少卖5头——但起因是县政府印发了与国家规定不符的红头文件，限制其它品牌猪肉在当地销售，给了当地企业驱逐双汇的支持。
所以即便很早就成了行业巨头，“双汇的生鲜肉在全国有90%以上的地方不通畅”。
一家行业巨头尚且能有如此遭遇，与地方利益冲突的其他品牌就更不用说了。
近几年，“只能抽本地烟、喝本地酒”这样的现象基本不存在了，而类似双汇被“封杀”的新闻也变得零星，但地方保护主义却没有随之凋亡，而是换了种形式——过去主要在商品领域，现在逐渐转向服务业和生产要素领域，或以技术、标准的形式存在。
近几年在地方保护的泥潭中陷得相当深的要数新能源 汽车 。
新能源 汽车 无疑是近几年制造业领域的大热门，造手机的、搞房地产的、卖酒的也都去造车了，去年其在中国的产销量均突破了350万辆。
新能源 汽车 产业发展前期，政府补贴发挥了很大作用，今年底补贴退坡，这是实施新能源 汽车 补贴政策的最后一年。
从2009年开始、到今年退出的13年补贴，与有“地方特色”的政府采购，共同构成了新能源 汽车 地方保护的两种方式，与新能源 汽车 的爆发式增长相伴而行。
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曾在2016年的一个论坛上说到了前一年自家的比亚迪“秦”和“唐”卖得有多好，末了来了句：
“如果没有地方保护主义，这个量还可以再翻两倍。”
据媒体报道，那次论坛上，王传福口误将“地方保障”也错读成了“地方保护”，主持人笑称：“这虽是无心错误，但真正反映了地方保护对于新能源 汽车 发展带来的阻力。”
地方为提高当地税收收入，会要求进入的企业在当地注册销售公司甚至厂房，或者要求企业配套当地的核心零部件。这被称为“投资换市场”。
在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明确说你必须设厂，我才采购你的产品的，这个比例多不多？”时，王传福答“很多”。
还有就是，虽然国家已对新能源 汽车 补贴的产品及技术标准有明确规定，但地方还是会设立自己的产品技术标准，偏袒本地 汽车 品牌。
比如上海2016年2月23日发布的《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 汽车 暂行办法 (2016年修订)》，额外规定了补贴插电式混合动力 汽车 的3个条件。
结果，政策发布时上海市场只有上汽荣威e550同时满足这3个条件，成为该政策下的最大受益者，这很难认为只是巧合。
同样，虽然一般的混合动力 汽车 并不在国家规定的新能源 汽车 范围内，但广州也曾对其进行了补贴，偏向其本地的广汽丰田，而区别不大的一汽丰田卡罗拉则被排除在外。
除此之外，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对外地企业进行重复检测、要求其在当地进行测试平台建设或者要求其自建充电桩等手段，增加了外地企业获得补贴的隐形成本。
地方政府之所以极力进行地方保护，很大程度上源于地方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权集中到了中央，通过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让地方政府有足够财力维持运转。但地方政府承担了发展经济的任务，扮演的角色也多，支出大大增加。
所以，地方政府希望把有限的补贴留给本地企业，“肥水不流外人田”，让本地企业取得的良好效益转变为财税收入。而由于车辆使用地的税收远远不及制造地，所以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支持本土企业。
新能源 汽车 地方补贴逐渐退坡后，除了政府采购领域，地方保护主义的发挥空间大大缩小。
但当下很多地方仍以促进 汽车 消费为名，进行部分地方补贴，向在当地建厂的企业及品牌倾斜。
除此之外，除了购买，购买后的换电标准、新能源二手车流通等领域都存在地方壁垒，新能源 汽车 的全国统一市场并没形成。
看起来，每家企业在其本土都是得利方，但当其跨越本土跑到别人地界，又都成了受害者，最终将是整个行业的受害。
“分割”不仅成为企业拓展市场、行业进行整合的桎梏，也是区域发展的阻梗。
前者影响企业技术和品牌的品牌的培育、行业产业链的运转，后者则影响了区域整个面上的“人流”“物流”效率。
区域分割最典型的就是“断头路”，一般位于省界、市界、县区界等的边界处，呈现出很明显的“边界效应”。
“断头路”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区域之间本身就是互相竞争的关系，后进地区希望将道路修到发达地区边界，接受发达地区的经济辐射带动效应，而发达地区会担心机会流到对方一边，打通“断头路”的意愿并不强烈。
即便通过区域间谈判来解决，也很是艰辛，需要双方乃至多方充分沟通、建设用地指标和最重要的投入分摊。
往往需要开展多轮谈判，协调政府、企业、公众多个利益相关方，增加交易成本；双方辛苦谈判签署的区域合作协议大部分时候不具有法律强制性。
比如上海浦东新区与南汇区在2009年合并前，相通的路没几条，一只手就数得过来，从南汇到浦东有时候得绕一大段路至沪南公路才能走通，还难免碰到车流拥堵如蚂蚁排队。
道路建设的设想和规划其实都有，但实施的时间表却一直不明朗。究其原因，北边的浦东城市化水平高，资本云集，而南汇，农业为主。
如果道路打通了，南汇地价便宜，投资建厂的必然会跑到离浦东不远的南汇。
两区道路打通始终没法解决，最后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两区合并了，“断头路”陆续打通。
“断头路”只是区域合作被地方保护所阻碍的一个侧面反映，大多是出于本地利益考虑，阻碍区域间达成合作共识。
广州和佛山，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要建立“广佛都市圈”，2009年3月两地签署了《广州市佛山市同城化建设合作协议》，强力推动广佛同城化的建设。
但实质上，这个过程推进得比较缓慢，很长时间里，双方之间的交通都没有真正做到“互联互通”，甚至也存在“断头路”。
这同样源于两地难统一的经济利益，有学者研究发现，广州和佛山两个城市的制造业结构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在占制造业比重较高的八种产业中，他们有四种是相同的；而广州和佛山的第三产业相似程度更高，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在两个城市都是占比最高的第三产业。
在经济发展同构性较高的情况下，实现两地的合作意味着两地人力、物力、财力的更加自由流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竞争。所以，在没有找到两地最佳利益组合之前，“同城化”就是缓慢的。
谈及行政边界造成的“分割”，兰小欢在《置身事内》中写道：
行政边界影响经济发展，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现象今天依然存在，尤其在生产要素市场上，用地指标和户籍制度对土地和人口流动影响很大。从长期看，消除这种现象需要更深入的市场化改革。但在中短期内，调整行政区划、扩大城市规模乃至建设都市圈也能发挥作用。目前的行政区划继承自古代 社会 和计划经济时期，并不能完全适应工业与现代服务业急速的发展和集聚。
可以看出，上述很多“分割”都源于长期以来的地方政府竞争。
地方政府竞争其实在过去40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地方政府就像一个个微缩版的企业，地方长官熟谙地方经济事务，在晋升和政绩的驱动下，与其他地方政府相互竞争，招商引资，催动了当地经济的大发展。
这被经济学家张五常看作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秘籍”。但由此也带来了较为分割的国内市场。
但当前的中国已经面临新的形势，扩大内需成为战略基点，由利用他国市场为特征的“客场”经济全球化模式，转变为利用内需为主的“主场”经济全球化模式。
这就需要打掉地方保护等“堵点”，让地方政府能改善的营商环境这样的“不可移动资源”变得更有竞争力，吸引来企业这样的可移动资源。
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得好，是由于地方政府经营的不可移动资源与企业经营的可移动资源形成了好的互补效应。
换言之，企业面对市场竞争、开展创新，要以大量精力应对不确定性。而政府经营好不可移动资源，减少了不确定性，企业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就可以把主要精力分配到市场竞争和创新活动上。
于是，企业变得更有竞争力，提供好产品，推动创新。
而且，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也能发挥出各区域的比较优势，解决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的问题。
林毅夫在《解读中国经济》中提到：
如果建立起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东部地区多发展制造业，中部地区多发展农业，西部地区多开发与自然资源相关的产业，然后，各地的产品在全国统一的市场上进行交换，将有利于各个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
如果有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那么东部就可以逐渐减少农业生产，改从中部购买粮食，这样一方面东部可以集中力量发展制造业，另一方面对于中部农产品生产来说，现在需求增加，价格就会上涨，东部制造业的发展就变成了拉动中部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驱动力。
同样的道理，东部发展越快，从西部购买的资源也就越多，资源价格越高，西部居民的收入就会越高。
发展农业、资源产业就吃亏了吗？
其实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资源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专业地发展农业、 旅游 业和资源产业，同样可以致富。
虽然世界上富裕的国家基本上都要经过工业化的过程，但对于一国内部的不同地区而言不一定这样，因为不同地区可以有经济上的分工。
以美国为例，美国中部很多州其实主要依靠三种资源：玉米，黄石公园和大峡谷，铜矿，分别对应农业、 旅游 业、资源产业，分别依赖的核心投入品为土地、自然风光和矿产，这三样东西都不具有流动性。
对于不能动的资源，要让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富起来怎么办？区域内人口的自由流动，人减少后，人均GDP也就提高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美国中部很多人到东西部海岸地区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中部很多州虽然人烟稀少，但通过合理规划，生活在这里的人反而很富有。
中国中西部很多地区风景优美、资源丰富，除了服务于当地需求的工业，很多收缩城市难以发展起其他工业，如果盲目采用地方竞争的思路，继续发展不适合当地的工业，只会造成效率下降，不如依靠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来发展。
当然，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个长期的过程，正如兰小欢在《置身事内》所写：
我国疆域广阔、人口众多，建立和打通全国统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实现货物和人的互联互通，难度不亚于一次小型全球化，需要多年的建设和制度磨合。过去几十年，从铁路到互联网，我国各类基础设施发展极快，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冲击着一些旧有制度的藩篱。
未来，只有继续推进各类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继续扩大开放，真正转变地方政府角色，从生产型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才能实现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推动我国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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