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骂遍民国无敌手，却从不骂蒋介石，病逝后老蒋送他6个字！

鲁迅生前骂遍天下名人，却从不骂蒋介石，病逝后老蒋送他6个字！鲁迅：骂遍民国无敌手，却从不骂蒋介石，病逝后老蒋送他6个字！

1/以笔做枪的硬骨头

鲁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另外，他还有个身份标识，就是民主战士，老黄觉得，称其为斗士更为恰当。因为，他的文章有着投枪与匕首般的杀伤力，他是用笔战斗的战士。

鲁迅的杀伤力，就体现在他的“骂”上，也就是在报刊上与人唇枪舌剑。鲁迅有篇着名的杂文，叫《“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就是为回击《拓荒者》而痛骂梁实秋的：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鲁迅不仅骂男人，也骂女人，比如那个因鲁迅之骂而被后人记住的中国首位女性大学校长（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

杨荫榆是个非常有个性的新女性， 做事认真，也死板。身为大学校长，强调校风校纪，反对女生分心于功课之外，这并无大错。但她昧于大势，不知权宜变通，反对女学生上街游行，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对。

杨荫榆为了对付学生的“驱羊（杨）运动”，开除学生自治会的几位干事（其中有刘和珍、许广平），然后召来军警，截断电话线，殴打女生……此举彻底激怒了北京学界众多知名人士。

杨荫榆成为头号“标靶”，遭到口诛笔伐。尤其以鲁迅对杨荫榆的打击更具有毁灭性质，使她身败名裂，从此与“反动”一词有了洗脱不净的干系。她羞愤出京，回苏州赋闲，最终因为保护乡邻而被日寇杀害。

2/骂遍民国无敌手

鲁迅的骂战是不分文人与学者的，比如，着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成名前，与鲁迅也有过一桩笔墨官司。当时，鲁迅与李四光同在北大任教，两人的人生才有了一段交际的岁月。

李四光不仅仅担任北大的老师，还担任了图书馆的副馆长，而鲁迅仅仅是一个北大的老师。鲁迅从别人那里的闲言碎语得知这件事以后，当时就发文抨击李四光——身兼数职，拿着许多工资，恐怕心思多了学业上就会出现问题。

李四光是个理工男，对于鲁迅的抨击，只好求到徐志摩，让徐志摩撰文为自己正名。徐志摩在文章中澄清，李四光先确实在任教和担任图书馆的副馆长，可他已经不再领作为教师的工资了，仅仅领在图书馆的五百块钱工资，然而这五百块钱还要从中间扣除一部分用来为图书馆买书籍和其他用品，这下这件事情才真相大白了。

被鲁迅骂过的名人，还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诸如吴稚晖、陈源、徐志摩、章士钊、胡适、林语堂、郭沫若、周扬、夏衍、朱光潜、施蜇存、丁玲、成仿吾、章克标、邵洵美等等。

鲁迅一身都是硬骨头，他不会只骂那些无权无势的文人同道，对于那些贪官污吏，更是丝毫不手软，就连手据生杀予夺大权的要人，他也照骂不误。比如戴笠，那可是个连日本人怕得要命的主儿，鲁迅先生照骂不误。

但是，纵观鲁迅一生，却从没骂过被许多人都骂过的独裁者——蒋介石，这多少让人有点不解。

3/若即若离的浙江老乡

鲁迅与蒋介石是浙江老乡，两人的老家相距不足150公里，虽然两人的人生并无实际“交集”，但是，从零星的史料与当事人的文章中，我们仍可以发现，两个人还是有些“惺惺相惜”的。

大家都知道，蒋介石的爱好之一，就是疯狂兼职，据统计，蒋介石的职务约在80个以上；其中较重要、为长期性质者，约有30个左右。其中，他还短暂兼任过教育部长。1930年10月28日，教育部长蒋梦麟、次长刘大白辞职，在没有合适人选的情况下，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名义自兼教育部长。

当时的鲁迅非常活跃，因为写了许多抨击当局的文章而遭到通缉。蒋介石兼任着教育部长时，鲁迅在教育部也有兼职（先后任佥事与特约编辑），两人算是间接的同事。

兼任教育部长不久的蒋介石就收到密告：“教育部那个特约编辑周豫才，就是通缉在案的鲁迅。”告密者的本意是想借此邀功，没想到蒋介石却对告密者说：“你找个他在部中的好朋友去告诉他，我很高兴能与他共事。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段时间，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

后来，收到消息的鲁迅，拒绝了蒋的“好意”，他不想与这个重权在握的浙江老乡走得太近，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4/中规中矩的六字挽联

鲁迅在教育部任佥事时，一个月有300元现大洋的薪水，后来鲁迅在教育部的佥事职务被免，每月300元的现大洋又继续拿了多年，这不能说与蒋的关照有关。

抗战前夕，鲁迅肺结核病严重，乃至卧床不起。蒋介石知道后，立刻指示拨出一笔钱帮助鲁迅到日本治病。蒋介石说：“我是浙江人，我知道浙江人的脾气，鲁迅是吃软不吃硬的。送他去日本养病，他就不会骂人了。”但是，这次仍然被鲁迅拒绝了。

虽然鲁迅一再拒绝蒋介石的“好意”，但是，他在内心深处对他这个身居高位的小老乡也是存有一丝好感或期待的，所以，终其一生，没在公开场合骂过蒋介石。

最终，鲁迅先生因为肺结核，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走完了自己独特的人生之路。

鲁迅病逝，惊动了无数国人，很多政界名流、知名人士都送了花圈和挽联。身为国家元首的蒋介石，也委托上海市长吴铁城到灵堂致哀，并以他个人的名义敬献花圈——花圈上题写的是很普通的六个字：“鲁迅先生千古！”

这六个字，不褒不贬，中规中矩，文如其名的中正平和，也与两人之间的“交情”相契合。

5/结语

有人说，鲁迅先生也是识时务者，因为，当初有人劝说鲁迅用真名去骂蒋介石时，遭到鲁迅拒绝，他认为这样做风险很大。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鲁迅虽然嫉恶如仇，但是，仍然要为自己的人身安全考虑。

我们不能对鲁迅求全责备，保全生命，才能继续战斗。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对此，你怎么看呢？

（图片来自网络）

对于鲁迅杂文的点评

鲁迅杂文的点评：

杂文（也被鲁迅称之为“杂感”或“短评”），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而现代杂文的兴起、发展和繁荣，则是和鲁迅的名字分不开的。在鲁迅的笔下，杂文成为一种自由地摹写世相、描述见闻、评说人事、言志抒情，内容无所不包、思想启蒙和反抗现实的使命，从而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和独特完美的艺术形式，攀上了中国文学的高峰，侵入了“高尚的文学楼台”（《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杂文创作，几乎倾注了鲁迅先生的大部分心血。鲁迅先生的杂文对现代传媒中各种评论文体的出现和影响，对杂文创作题材、体裁、手段的开拓，对现代文语言运用的自由无拘、富有创造力的贡献，想象思维的逆向运用和正反的结合可谓影响深远，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在鲁迅先生创作后期，他倾注了大部分心血于杂文创作中，可以说，鲁迅先生的名字是与他的杂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在对鲁迅先生的评价中，引起最大争议的同样也是他的杂文。从其生前直到现当代，对他的杂文的肯定与赞赏、否定与嘲讽就从未停止过。尽管一些文学评论家或读过鲁迅先生杂文的读者曾无数次地宣布：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就连他本人也一再表示希望他的攻击时弊的杂文“与时弊同时灭亡”，但事实却是难以回避的，即鲁迅先生的杂文始终为一切关心与思考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人生、人性……问题的中国人所钟爱。鲁迅先生的杂文在现当代仍是中国社会中活生生的“存在”对正在发展的中国思想、文化发生作用，对现实的中国人心产生影响。它的每一次最新发表，仍能给读者一个针对当前现实而写的感觉。读者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感觉和发现，可谓常读常新。阅读鲁迅先生的杂文，可以发现它在现当代仍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他的杂文对现代传播中各种评论性文体的出现和影响，杂文创作题材、体裁、手段的开拓，对现代文语言运用的自由无拘、富有创造力的贡献，以及想象思维的逆向运用和正反结合可谓影响至深。
1、鲁迅杂文对现代传播的意义
作为一种报刊文体，杂文与现代传播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人们说起杂文，特别是鲁迅先生的杂文，总要联想到“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语丝》《莽原》《京报副刊》《晨报剐刊》，以及20世纪 3O年代的《萌芽》《太自》《申报 ·自由谈》等，这决不是偶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杂文是富于现代性的文体；或者说，它是现代作家通过现代传播媒介与它所处的时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发生有机联系的一个重要、有效的方式。鲁迅正是通过杂文这种形式，由地深入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迅速地接纳、反映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做出政治的、社会历史的、伦理道德的、审美的评价与判断，并及时得到生活的回响与社会的反馈。随着现代传媒对人的现代生活的日益深刻的影响，杂文也就更加触及和深入到现代生活中，并成为人们现代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作用与价值是其他非报刊文体所不可比拟的。正因为杂文与“现在时”的生活有着如此密切的互动关系，所以，杂文“魁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是一个时代的忠实记录。对此，鲁迅先生非常自信，他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儿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鲁迅曾经“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这种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斟的‘人史”。可以说鲁迅的杂文不仅是现代 中团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哲学、道德、文学艺术，乃至经济、军事……的“百科全=}弓”，更是对中国现代国民的文化心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以及民性、民情、民俗、民魂的真实、生动而深刻的描绘，是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有人甚至说，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就要了解创造这国情的中国人；而要了解中国人 ，莫过于细心阅读鲁迅杂文这一历史文献。
2 、鲁迅杂文对自由创作的意义
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说过：“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现一种叫做杂文的东西”。他还说：“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们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 ’的规定 ，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 ，他就这样写。” 这就是说，杂文是一个未经规范的文体，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无体之文。“无体”固然会给它的学习、推广、再产生造成困难，却同时提供了特别大的自由创造的空问“以为非这样写不可，就这样写”，一切出于内心 自由欲念的驱动，最方便地表达 自由。可以说，正是因为杂文这种“无体的自由体式”才使得鲁迅天马行空的思想艺术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我们看到，鲁迅是那样自由地飞翔于杂文这块广阔的天地里，进行着既是现实的，又是超越性的思考，无忌地出入于文学、历史、地理、哲学、心理、民俗、人类学、政治学、文化学以至自然科学……等各门学科，无拘地表现自己的大愤怒、大憎恶、大轻蔑与大欢喜，将各种艺术形式——诗的、戏剧的、小说 的、散文的、绘的，以至音乐的… …熔为一炉。鲁迅正是利用杂文这一形式，发挥他不拘一格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进行他的文体实验。从这个意义上讲，“杂文”确实具有某种先锋性。这是鲁迅终于找到的最足以发挥他的创造天才的，也是最适合于他的文体。正如此，鲁迅的杂文，才具有了某种不可重复性。鲁迅杂文的“个人性”，体现了“文学的现代性”这一基本特征，利用它可以更直接地与现实对话，也更能满足读者的需要。
3 、鲁迅杂文富有创造力的语言运用
与其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自由尤拘且极富创造力的。例如，在《纪念刘和珍君》里，鲁迅是那样自如地驱遣着中国汉语的各种句式：或口语与文言句式交杂；或排比、重复句式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旬、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荚与气势，真可谓“声情并茂”。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敛。同时，鲁迅杂文的语青又是反规范的，他仿佛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讲青对思想的束缚，用以达到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这都是鲁迅为表达自己对外部事物的独特反映、内心世界的“离奇和荒芜”所需要的。在鲁迅杂文中，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示深刻，例如：“有理的压迫”“豪语的折扣”“跪着的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
有时他又随意乱用词语，例如，女士们“勒令脚尖”“小起来”，用“一只黑柱子”将脚跟支起，叫它“离开地球”：这是“大词小用”；君子远离庖厨而大嚼，“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皮，‘万物皆备于我矣’了”：这是“庄词谐用”；“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枪，是富于戏剧性的”：这是中（英语）、文（言）、白（话）词语对用；“商人……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气呵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虫也委实太多”：这是“雅俗杂用”；“诗人”坐在“金的坦克车”上“凯旋”，“教育家”在“酒杯问”“谋害”学生，“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老鼠“飘忽”地走着，那态度比“名人名教授”还“轩昂”：这都是有意的词语配合不当；“好像失去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永远‘国’下去一样”：以名词作动词用，这自然是“明知故犯”；“日‘唉’乎于予蔑问之。
何也?噫嘻吗呢为之障也”，“这确是一条熹微翠朴的硬汉！王九妈妈的凌曾小提囊，杜鹃叫道‘行不得也哥哥’儿。嗡然‘哀哈’之蓝缕的蒺藜，劣马样儿。这口风一滑溜，凡有绯刚的评论都要逼得翘辫儿了”：这更是一种“戏仿”，将对语言的偏颇推于极端。　所有这一切，又非事先的精心设计，而是笔到之处，自然流出；待写到兴会淋漓时，就更是无拘无忌地将诸多不相谐的语言顺手拈米，为“我”所用。请看“即使连国都不见了，也何必大惊小怪呢，君不闻迦勒低与马其顿乎?——外国也有的！”（《外国也有》）“今年，我竟发现了公理之所在了，……北京巾央公园里不是有一座石牌坊，上面刻着四个大字道：公理战胜么?——Yes，就是这个”（《公理之所在》）“原来‘中国第一流作家’……不过是要给人……‘破颜一笑’，… …那么，我也来‘破颜一笑’吧——哈！”（《奇怪（三）》）。这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人们所看到 的是他对现存秩序（社会、文化的秩序，思维逻辑的 秩序，以及语言的秩序）的大不敬与随意戏弄，以及明知戴着镣铐，仍渴望着自由地思想与自由地表达的挣扎。鲁迅的杂文，正是集中体现了始终没有走出奴隶时代的鲁迅的叛逆性与异质性。
4、 鲁迅杂文对习惯思维的挑战
鲁迅杂文的思维方式也足非规范化的，他常遨游在常规思维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采取全新的思路。例如，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著名的学术随笔里，当谈到嵇康、阮籍，学术史、思想史上“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这个几乎已成定论的问题时，但鲁迅却依据当时人们所谓的“崇奉礼教”，其实就是借以自利，进而提出了另一种独到的心理分析：真正信奉礼教的老实人对此“不平之极，无计可施，继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于是得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结论：嵇、阮之毁坏礼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潜意识里）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大杀革命党人，有人著文大加谴责，以为他不该“错杀党人”。鲁迅却提出“异议”，说“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由此得出了一个事关重大的结论：“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鲁迅杂文的这些分析、论断，常对读者的习惯性思维构成一种挑战，但细加体味，却不能不承认其内在的深刻性与说服力。由于鲁迅的杂文往往具有某种实验性与先锋式，读者对鲁迅杂文的接受，必有一个从陌生到逐渐熟悉、以至由衷叹服的过程。
鲁迅的杂文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或想象力。人们最感惊异的是，鲁迅能够把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人和事物联结在一起：他总是在“行”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这在鲁迅杂文里，几乎是俯拾皆是，从而构成了鲁迅杂文的基本联想或想象模式。例如，文人雅士的小品文“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与“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小品文的危机》）；“批评家”砍杀杂文的立论与孔雀翘尾巴露出的屁眼（《商贾的批评》）；失势的党国元老与宫女泄欲余下的“药渣”（《新药》）；文坛高士的“归隐”与官场俗子的“瞰饭之道”（《隐士》）；庄严的“现代史”与骗人的“变戏法”（《现代史》）等。在鲁迅联想的两端，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经鲁迅妙笔牵连，就达到了“神圣”（之人、之物）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这其实揭示了更大的真实，被嘲弄者（也即自命的“高贵者”）越是不齿于此，越是仿佛被迫慑其魂一般，摆脱不掉。
鲁迅联想力或想象力对习惯思维挑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对“历史（过去）”与“现实（现在）”联系的独特感受与发现。他一再谈到，“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祖母的模样就预示着那娃儿的将来。所以倘要预知令夫人日后的风姿，也只要看丈母”，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驰，独与我们中国无关”尽管在理性层面，鲁迅和他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信奉着历史进化论，但他直接感受（感觉）到的他的心理与情感体验到的，真正刻骨铭心的，却是这老巾国时间的停滞，历史的循环与过去的重来。正是这历史的鬼魂与现实的活人的“循环叠合”才构成了鲁迅杂文的另一个基本的联想或想象模式。所以，在鲁迅的杂文中，历史上杀革命党人的袁世凯与现实中屠戮革命青年的蒋介石之间，魏晋时代爱礼教而反礼教的嵇、阮与国民党清党后避而不谈三民主义的孙中山的真正信徒之间，引起种种联想是十分自然的。而当鲁迅在打着“新艺术”的旗号的北京大学学生中看到了“旧道德”的重现时，他便找到了最好的杂文题材。后来，在他的笔下，不断地出现：“新式青年与桐城谬种 ’或 ‘选学妖孽’的喽罗”（《重三感旧》），“提倡白话”的战士与“念出古字来嘲笑后进青年”的教授（《“感旧”以后（下）》），“洋服青年”“拜佛”这一类的意象重叠。如果说前一类“把彼此不相干的事情牵连在一起”的联想给人以荒诞之感 ，那么，这类“新与旧、历史与现实重合”的联想，就让人感到绝望。这与人们所喜好的种种乐观主义的豪言相比，自然显得不合时宜，也是一种不符合大多数人的信念规范的“怪”。

鲁迅资料

[鲁迅](1881—1936)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年至1907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展开大规模的论战时，鲁迅站在革命派一边，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重要论文。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封建制度进行猛烈的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并同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等取一致步调，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妥协、投降倾向。
1918年至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旁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在这一时期，鲁迅开始接触马列主义，阅读过《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著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反动当局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来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愤而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其间，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教育，彻底放弃了进化论思想。1927年10月到达上海，认真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学运动的主将。这期间，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不顾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种种迫害，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国民党反动派御用文人及其他反动文人、反动文学进行不懈的斗争，逐步成为我国文化革命的旗手和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1936年初“左联”解散后，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1927年到1935年，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后十年的杂文，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地、深刻地分析了各种社会问题，表现出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和韧性的战斗精神。这些作品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鲁迅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进步的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介绍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和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了大量中国的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了祖国古代文艺遗产，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1938年出过《鲁迅全集》（二十卷），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的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56年，党和人民政府迁移重建了鲁迅墓。毛泽东亲自为鲁迅墓题字，并多次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鲁迅学习。北京、上海、绍兴等地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

作者简介之二

鲁迅(1881—1936)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先驱。原名周树人，字豫才，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七岁入私塾“三味书屋”，读诗书经传，但他更喜欢野史、杂记，同时又喜欢美术和民间文艺。十三岁时，祖父因科场案被捕入狱，父亲又患了重病，家庭由小康而坠入困顿。十六岁那年，父亲去世，家里“几乎什么也没有了”。家庭经济地位的变化，使鲁迅饱尝了世态炎凉的况味，看到了封建社会的腐败和封建道德的虚伪。鲁迅幼年及祖父下狱后常住外婆家，使他有机会接触农民的孩子，了解农民的痛苦生活和勤劳朴素的品质。所有这些，对鲁迅后来的思想和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1898年5月鲁迅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转入江南矿务铁路学堂。在南京四年，鲁迅从维新派变法中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使他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相信“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1901年12月鲁迅从矿路学堂毕业，怀着“救国救民”的信念决定去日本留学。次年1月入东京弘文书院学习。为了表示与满清统治斗争到底、献身祖国解放事业的决心，鲁迅毅然剪掉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并存照题诗，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庄严誓言。1904年鲁迅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以为“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想借此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但严酷的现实使他醒悟到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尤为重要。于是弃医从文，立志以文艺来唤起民众。1906年6月，鲁迅回到东京，积极参加反清爱国的革命活动，翻译与介绍了具有反抗精神的外国小说。1907年，他写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章，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以进化论为主要武器，对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进行猛烈的批判，提出改革中国社会的政治主张。

1909年夏，离日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教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鲁迅非常兴奋，热情地欢迎、支持这一革命。1912年1月，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请，赴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部迁往北京，先后任社会教育司科长、佥事。他亲眼看到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丑剧，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他在寂寞和苦闷的心情中抄写碑帖，整理古籍；同时考察中国的历史，思索中国的前途。《唐宋传奇集》和《嵇康集》等大多是这个时期辑录整理的。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正在沉思、探索的鲁迅以强烈的震动，使他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和人民革命的希望。“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使鲁迅的革命精神更加振奋。从1918年起，鲁迅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这一年四月，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揭露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的吃人本质，发出“救救孩子”和推翻这个社会的号召。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鲁迅“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发表了《孔乙己》、《药》等优秀短篇小说和大量匕首投枪式的杂文，以彻底反封建的思想和犀利冷峻的艺术风格，显示文学革命的实绩。

1920年秋天开始，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教中国古典文学，并坚持文学创作。《中国小说史略》就是根据教课讲义整理成的文学史专著。1921年12月鲁迅写成著名小说《阿Q正传》。作品通过雇农阿Q这个典型，鞭挞封建制度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精神奴役，深刻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一座丰碑。1923年和1926年相继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呐喊》和《彷徨》，展示了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阔的生活画面。散文诗集《野草》也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1925年，围绕“女师大风潮”，鲁迅同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自由派进行尖锐的斗争。1926年1月，在大革命高潮声中发表著名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出“打落水狗”彻底革命的口号。在“三·一八”惨案中，面对反动军阀的血腥暴行，鲁迅愤慨地指出：“血债必须用同物来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同年八月，因受反动军阀的迫害，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执教，著有《汉文学史纲要》和优秀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五篇。这些散文笔调优美、含蓄，感情深沉、激宕，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1927年1月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发表了著名文章《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热烈赞颂革命，发出“永远进击”的号召。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鲁迅因营救中山大学学生无效，愤而辞去该校一切职务。血的事实使鲁迅“轰毁”了进化论思想，认识到“青年必胜于老人”的偏颇，向共产主义的思想飞跃。

1927年9月底，鲁迅到上海定居。从此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运动。在1928年文学论争中，鲁迅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刻地进行自我解剖，确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长期阶级斗争的磨炼和艰苦的自我教育，使鲁迅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鲁迅最后的十年，在党的领导下，在新文学的战场上，冲锋陷阵，浴血奋战。他参加“左联”的领导工作，并先后参加了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他还主编和与人合编过《语丝》、《奔流》、《前哨》等革命刊物，倡导过文艺大众化运动和新兴木刻运动，培养了不少革命作家。他以杂文为武器，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人进行英勇、坚决的斗争，揭露他们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走狗的丑恶嘴脸。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鲁迅怀着极大的喜悦，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发了贺电，表达了对党和毛主席的崇敬和热爱。

鲁迅为革命为人民鞠躬尽瘁，积劳成疾，但谢绝到国外就医。“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坚持在中国战斗到最后一息。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逝世，终年五十六岁。鲁迅的“治丧委员会”由毛泽东、蔡元培、宋庆龄、茅盾等人组成。上海各界敬献的“民族魂”旗帜，覆盖着他的遗体。中共中央从延安发来唁电，谨表哀悼。当鲁迅遗体在虹桥公墓安葬时，成千上万的群众赶来送殡。解放后，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主席亲书“鲁迅先生之墓”六个大字，出版了《鲁迅全集》二十卷，《鲁迅书信集》和《鲁迅日记》各两卷。鲁迅著作已被译成五十多种文字广为传颂，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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