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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神气的天命观·内化于理之神之神之府

非常道家 2023-09-19 09:33:50

神之府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求于本。”这里的府是蕴含之义,神的“变化之为用”的规律,蕴含在五运阴阳之中,五运阴阳是神明之府。相类似的论述,还见于《素问.天元纪大论》,不同的是,《天元纪大论》开头是“五运阴阳”,紧接“神明之府也”是一个反问句“可不通乎!”一个“治病求于本”,一个“可不通乎”,可见“五运阴阳”在生命之神的极端重要性。

《素问》反复强调“五运阴阳”是神明之府,突出了宇宙运行、自然维系等,对于生命气化活动的根本性作用。《素问·天元纪大论》明确指出,认识神的基本途径,就在天体运行的“九星悬朗,七曜周旋”等天象之中,就在天体运行对地球的影响所产生“寒暑弛张”的气象之中,通过天象运行,我们形成了阴阳,区别了柔刚,通过气象变化,我们了解了万物的生生化化。神就包含在“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就包含在“生生化化,品物咸章”,包含在阴阳五运所反应的万千现象之中。

五运阴阳是“神明之府”。这里的“府”,不是藏腑的腑,是府库的府,引申为内在、涵养、包含等,也就是说内在不测之神的“变化之为用”,包含在五运阴阳之中,内在于五运阴阳的“变化之为用”,通过分析五运阴阳的动态变化规律,就可以了解神的“变化之为用”。不同的是,神的“变化之为用”是“应”的内动力的外在形式,是“神”的具体化,和五运阴阳的普适性,还有所区别。五运阴阳是宇宙万物气化活动的共性,属于“常道”,“应”在具体事物是特殊,事物不同“应”有不同,属于“非常道”。

有神则有“应”,自然万物无不动态变化,无不内涵其“神”。由于“神”不同,“应”千差万别。铁应自然之气则生锈,树应自然之气则参天,人应自然之气则生老病死,药物发挥治疗作用。没有多样化的“应”,则没有丰富多彩的世界,没有千姿百态的变化,这所有一切,都在“神”响应自然的指令下发生、实现的,都是宇宙自然规律的结果。

从“九星悬朗,七曜周旋”运行的天象,“寒暑弛张”变化的气象,“生生化化,品物咸章”生化的物象,我们了解到天地自然与物化规律的内在关系,了解到在这个关系中最具有根本性的因素就是五运阴阳。五运阴阳在不同事物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决定这些形式的“变化之为用”的内在力量-神,也就有了不同的类别。

神与阴阳、气是一致的,也是一体的,不是超然于阴阳、气之外的神,是在阴阳自然法则作用下,通过气而发挥作用的生命的内在规律(活力规定性)。

宇宙的神机、太阳系的神机、生物界的神机、人的生命神机,相通相应。天地自然的任何一个神机的调控机制破坏,就会发生天地不交、气候不时、风狂雨乱的天灾。无论生物界还是非生物世界,神机应变为亘古之常道。“阴阳不测为之神”,没有神,便没有日月星辰运行,没有石头风化,没有海水蒸发,没有生命活力,没有新老更替,没有生命进化存在。任何一种“物”,都内涵其神,有着“阴平阳秘”的稳定性。“阴平阳秘”是“神”因应调节的稳定器。

西汉的思想和方略,是怎么从无为而治转变到独尊儒术的?

从战国末期到西汉,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总趋势都是走向大一统。战国时代七雄并立,百家争鸣。到了秦朝,六国覆灭,天下归一。而在文化上也实行了“焚书坑儒”、“以法为教”的政策。西汉前期,推行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期,无为而治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被提出来。但是儒学想取代黄老学的正统地位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反映了西汉政府治国方略的大转变。

一,无为而治和内忧外患的冲突汉朝建立后,推行了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政策。其主要的思想原则也就是“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在政治上,减少秦朝以来的苛政严刑,尽量不要改变过去的政治体制,“遵而勿失”;在经济上,推行了休养生息,减免赋税,尽量不修大工程,以免耗费民力财力;在外交上,采取怀柔、和平等措施,尽量减少战争的爆发。


?汉代画像石《庖厨图》

经过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的经济到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进入了繁荣的局面,史称“文景之治”。到汉武帝继位之初,国家的经济达到了顶峰状态,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描述到“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虽然其中不免夸张之辞,但休养生息给西汉带来的繁荣还是足以说明。


汉阳陵:文景之治的证明

但无为而治过分强调不干预,也开始加重一些政治矛盾。在经济上,由于政府干预较少,使得民间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要么成为了流民,要么依附于豪强地主,成为了农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在政治上,地方的诸侯王势力羽翼丰满,对中央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在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便是西汉诸侯问题的全面爆发。在外交上,匈奴强盛,不断侵扰边疆地区,而南越等国也反复无常。


汉代宅院

因此,继续推行过去无为而治的政策已经难以调节这些地方和外部出现的新问题,无为而治必定将被一种新的统治思想取代。而这时候儒学经过荀子、贾谊、董仲舒等人的不断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学派的思想,改造儒学,使得儒学成为了一门能够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服务的新儒学。因此,新儒学取代黄老学派的地位便成为了历史趋势。

二,独尊儒术确立的艰难过程在汉武帝继位之初,朝中有许多大臣已经开始支持儒学。如田蚡和窦婴都喜欢儒学,《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魏其、武安俱好儒术”。而汉武帝本人由于从小接受卫绾等儒生的教育,因此也十分喜欢儒学。但汉武帝上台之初,国家实权还掌握在窦太后的手中,而窦太后则是黄老学派的坚定维护者。她曾要求宗族人员都必须习读《老子》等道家书籍,稍有非议则遭到惩罚。早在汉景帝之时,儒生辕固生就差点被窦太后处死。因此,汉武帝要推行儒学必然会面临巨大的阻力。


影视中的窦太后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下令要求中央和地方的官员向朝廷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也就是广招人才。此时的丞相卫绾提出说举荐的人才必须是儒生,“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武帝同意推行此政策,这是“独尊儒术”的第一次尝试。然而由于窦太后掌握大权,独尊儒术就只能成为一纸空文。


汉武帝

第二年,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希望汉武帝能够亲政,建议上书不必经过窦太后。结果很快,赵绾和王臧被捕入狱,被逼自杀,而丞相窦婴、太尉田蚡也被免职。这次事件表明窦太后的势力依然十分顽固,而刚刚继位之初的汉武帝显然武力和窦太后抗衡。


东汉太学讲学画砖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武帝在和窦太后的斗争中开始取得了胜利。公元前138年闽越国进攻东瓯,东瓯向汉朝求救,汉武帝“遣中大夫严助持节发会稽兵,浮海救之”。这说明汉武帝已经掌握了军权。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正式设立了“五经”博士,将儒家经典《诗经》、《礼记》、《周易》、《尚书》、《春秋》作为官方的教材。五经博士的设立标志着儒学开始正式从未正统思想,而黄老学派开始退出了政坛。第二年,窦太后去世,标志着无为而治的时代正式结束了。

三,独尊儒术的正式施行窦太后去世的第二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再一次发布了推举贤良的对策。董仲舒提出了“天人三策”,向汉武帝献上了三个建议:第一,推行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学说,将君权的合法性归结于天命,将君权神权化;第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认为不是孔子的学术活动都应该加以禁止,以统一思想;第三,建立太学,为以儒治国培养人才,在民间大规模建立学校,以教化百姓,“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


董仲舒

汉武帝很快接受了董仲舒的思想,并且开始全面推行以儒治国。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命令命令丞相公孙弘在长安设立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太学由博士任教授,初设五经博士讲授《五经》。在地方,汉武帝下令建立郡国学校,地方的教育系统建立了起来。在太学儒学的子弟为“博士弟子”或“太学弟子”,有免除赋役的特权。这些学生通过了严格的考试程序后,有机会从政当官。自此之后,学习儒学成为了当官的主要通道,以至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


汉代教育

大约过了10年后,汉武帝开始实行了儒家的“改正朔,易服色,兴礼乐,行封禅”,进行了大规模的礼仪制度改革。公元前113年,汉武帝改年号为“元鼎”,接受儒家的天命观;前110年,汉武帝东巡,到泰山进行了大规模的的封禅活动;前104年,汉武帝宣布改订礼制和历法,“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汉武帝的这些政策都符合了儒家“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神学思想。


岱庙

在法律上,儒家思想开始也开始渗透其中。针对秦朝刑法过于严酷,缺乏人文关怀的缺陷,西汉的儒生开始“援礼入法”,用儒家的思想来改造刑法。董仲舒和公孙弘等将“五经”的经义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并且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至此,儒家的经典就拥有了法律的作用。董仲舒告老还乡后,“朝廷每有政议,数谴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得失”(《后汉书》)。于是董仲舒写下了《春秋决狱》一书,记录了232个例子作为样本,“动之经对,言之详矣”。汉武帝也要求诸子学《公羊春秋传》,为以后处理国事打好基础。春秋决狱的实施标志着儒家经典的法律化,有效地化解了儒家伦理纲常和法律之间的矛盾。

当然,儒学的推广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全面体现的,由于篇幅有限,不再一一列举。在新儒学的指导下,汉武帝实行了大规模的制度改革,如实行了推恩令,设立刺史制度,中外朝制度等等,实现了从无为而治到大有为的转变。

新儒学为了迎合了汉武帝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需求,因此汉武帝能够全面推行独尊儒术。独尊儒术对中国历史上造成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从汉朝之后,儒学便一直成为了历朝历代的官方思想,而儒学也在不同吸收其他学派和宗教的理论而不断改造。

中国宋代哲学家朱熹提出事在理先属于什么观点

程朱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

真正的唯物主义,说的是人的主观思想能够符合客观规律,进而利用规律。
而程朱理学是假借“天道之理”的形式唯物,来让人们服从“天道”,是政治手段。
当然了,程朱所“借”不是现代唯物思想,而是中国古代哲学道家思想的朴素唯物理念。

道教形成的准确时间?

道教是在我国早期封建时代形成的宗教。其信仰内容,具有汉民族宗教意识的特点。史学界与道教界一般都说它形成于东汉顺帝(公元126至144年)时代,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但若追溯到战国时期齐燕沿海一带宣扬神仙方术,《史记.封禅书》所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的方仙道与西汉时托黄帝而言神仙之术、托老子而言修道养寿的黄老道,则这种以神仙信仰为特征的宗教在我国流传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道教与佛教并称为两大宗教,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之一。道教对我国封建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同时它也形成了自已独特的宗教神秘主义体系。道教累积了大量经籍与文献资料,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组成部份。

道教内容十分庞杂,从其主体内容来探索其起源,则道教大致不外是在三种原始宗教意识的基础上衍化而来:一为鬼神崇拜,二为神仙之说与方术,三为黄老学说中之神秘主义成份。

一、鬼神崇拜
在公元前一千几百年前的殷商时代,史前时期的自然崇拜已发展到信仰上帝和天命,初步建立了以上帝为中心的天神系统;原始的鬼魂崇拜已发展到以血缘为基础,与宗法关系相结合的祖先崇拜;梦兆迷信也已发展到求神意以定吉凶的占卜巫术。这在当时是社会普遍的信仰,帝王更是狂热的信奉者。人们相信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或后果,都是天神意志的体现,而天神的意志与情绪,是依世人对他崇敬的程度以及行为的善恶而作出的报应。统治者为了取悦于鬼神(这里鬼指祖先,神指上帝,而殷人的上帝即其祖先),祈求鬼神以其无限的权威来维护他在地上的统治,相应地兴起祭祀以宣扬神威和献谀于神。《小戴礼记.表记篇》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时也就有了管理宗教仪式、卜筮吉凶和祈福禳灾的巫祝,他们的职司是掌握龟筮,而且被认为能沟通神天。所谓巫能以歌舞降神,祝能以言辞悦神。巫的专职就是托言能把神的旨意通过龟壳或蓍草卜筮传达给人,祝的专职就是奉行祈祷仪式,托言能把人的愿望申诉于鬼神。因此巫祝都是祭祀时所不可缺少的人物。统治者往往要把自己的意图披上是神的意旨的外衣,来制服被统治者,巫祝就成了完成这一使命的御用工具。后世道教宫观中司香火者叫庙祝,便是古代留下来的名称。周继殷商而统治天下,鬼神崇拜更有系统,并形成了“天命观”的神学理论。《泰誓上》:

天佑下命,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周人所崇拜的鬼神,已形成了天神、人鬼、地只三个系统。《周礼上》说:

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只之礼。

属于天神的有上帝及日、月、星、斗、宿、风、云、雷、雨诸神;属于地只的有社稷、山川、五岳、四渎之神;属于人鬼的主要是各姓的祖先及崇拜的圣贤。这些也便是后来道教所以成为多神教的来源。后世道教做法事,如建醮坛、设斋供,即古人祭祀的礼仪;唱赞词、诵宝诰,即含有言辞悦神之意;上表章、读疏文,也便是申诉和祈祷之用。因此可知汉代兴起的道教具有古代巫祝遗风,所供奉的神也大多渊源于古人的信仰。

二、 神仙之说与方士方术
神仙之说,其来甚久,早在战国时期,不仅漱正阳、含朝霞、保神明、入精气等吐纳延寿之术为世人所习慕,彭祖之长寿、三神山之仙阙为世人所向往,且载营魄而登霞,掩浮云而上升的幻想登仙之说,也已为世人所乐道和探求。

先秦古籍不少载有关于仙人、仙境、仙药等传说的文字。如

庄子.逍遥游》: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庄子.天地篇》:
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

《庄子.在宥篇》述广成子对黄帝言:「我修身二千百岁矣,吾形未尝衰。」《庄子.田子方》:「夫至人至矣,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庄子出发于出世思想,在《逍遥游》、《大宗师》、《天道》、《列御冠》、《刻意》、《天下》、《应帝王》、《达生》、《田子方》等篇章中,均有对仙人、仙境的描述。

列子》更引申庄子对“仙人”、“真人”、“至人”之赞美,更夸饰仙境之美妙与神秘。《列子.汤问篇》说:渤海之东很远的地方有一大壑,名曰“归墟”,其中有五座山,一曰岱舆,二曰员 峤,三曰方壶,四曰瀛州,五曰蓬莱。仙人居于“归墟”的五个大山上。

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

又说,在北海之北很远很远的地方,有名“终北”之国,无风雨霜露,不生鸟兽虫鱼草木;国中有名“壶领”之山,顶有口名滋穴,有泉水涌出名神瀵,香过兰椒,味过醪醴,分四股流遍全国;人们“不竞不争” 、“不骄不忌”、“不媒不聘”、“不耕不稼”、“不织不衣”、“不死不病”,整天相携歌唱,饥倦则饮神瀵,经旬才醒。

《列子.黄帝》更用幻梦勾画了一个“华胥氏之国”,说那里“国无师长”、“民无嗜欲”,人们“无夭殇”、“无爱憎”、“无利害”、“无畏忌”,“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步”。又说,在“海河洲”中有“列姑射山”,山上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吸风饮露,不食五谷”,“不偎不爱,仙圣为之臣。不畏不怒,愿悫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歛,而己无愆。阴阳常调,日月常明。风雨常均,字育常时,年谷常丰。而土无札伤,人无夭恶,物无疵疠,鬼无灵响”。《列子.周穆王》中说,天上有一个“化人之宫”,“构以金银,络以珠玉”,“耳目之所观听,鼻口所纳尝,皆非人间之有”。

“仙境”皆被描画得美妙而神秘,所谓“仙人”亦皆被描绘成外生死、极虚静、不为物累、超脱自在的能飞行的神人。

有关神仙说的最脍炙人口的一段材料,则是司马迁撰《史记.封禅书》中的一段记述: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

又《史记.武帝本记》云,李少君言于武帝:

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

神仙之说,大抵先出于西北山岳与东南滨海地带。究其原因,其社会因素是:在社会日趋繁荣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向深山、海洋开始了探险与开拓的事业,因为山岳与海洋中确有景物宜人的好地方,人们或因避难,或因为风浪所漂泊而偶至妙境,人们的眼界宽阔了。以后这种信息便辗转相传,引起世人之仰慕,欲开拓新的领域或遁离灾难的人,便开始他们的探险,于是蒙有浪漫色彩或宗教幻想色彩的神仙之说便产生了。再者,神仙之说的产生还有其自然因素:山岳和海洋中常出现一些使当时人感到惊异、迷惑、神秘的自然现象,如云雾幻景、深渊奇洞、海市蜃楼等,人们把幻奇之境,当作天地之间的另一世界,于是神话也便油然而生。

伴随神仙说的产生,巫觋之辈便利用之更为渲染神怪,大肆宣扬,有的并利用当时萌芽的科技,蒙以宗教色彩,以为求仙之方术,游售惑世。这样的人就叫方士,或方术之士。

据《汉书.艺文志》,汉时将方术分为四类,即医经、医方、房中、神仙。《后汉书》中的《方术列传》中包括天文、医学、神仙、占卜、相术、命相、遁甲、堪舆等等。古人将一切技艺皆称之为方术,不过我们这里所讲的乃是那些宣扬长生不死,认为服食及祭祀可以成神仙的人所兜售的神怪奇方。

我国古代传说的方士有籛铿(彭祖) 、容成、西王母、素女等,史籍记载最早的方士则为周灵王(公元前571—前545年)时的苌弘。《史记.封禅书》:

是时苌弘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苌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

所谓“设射狸首”,即汉代魇胜巫术,足见方士苌弘乃巫觋之遗绪。

战国时的方士,乃巫觋转向服食与祭祀,他们只有方术而没有堂皇的理论,与诸子百家相比较,显然黯然失色。战国末朝出了个方士叫驺衍,他将阴阳五行说相胜相克的原理与社会朝代之兴衰更替相结合,更推而论社会事物之变化。驺衍因此而得显于诸侯,从而也启发了其它方士。《史记.封禅书》中说:

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由于秦始皇幻想获得不死之药,因而方术之士十分活跃。得到秦始皇宠信的第一个方士便是徐市(福)。《史记.秦始皇本纪》:

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上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徐市入海求神药,数年不得,费多,恐受谴,诈骗秦始皇说:「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继徐市而得宠信的有燕人卢生和韩终、侯公、石生等。他们为秦始皇求仙人羡门、高誓及不死之药,均归渺茫。卢生入海还,托以鬼神事,奏籙图书,说:「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卢生还说秦始皇:

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下,未能恬淡。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

秦代法酷,方不验辄死。世上哪里有不死仙药?方士卢生等便偷偷跑了。秦始皇大怒,他说:

……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秦始皇迁怒于诸生,将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他的长子扶苏向他解释诸生与方士的不同,秦始皇更怒将扶苏远谪边地,北监蒙恬于上郡。

秦始皇之后,最宠信方士的便是汉武帝刘彻。第一个得他宠信的是方士李少君。《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李少君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汉武帝,帝尊之。李少君说:

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

汉武帝信了李少君的话,于是“亲祠灶,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后李少君病死,汉武帝不说他死了,而说“化去”,又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求蓬莱安期生之属”。其后又有亳人薄诱忌奏词泰一方,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帝,谓能以方术夜致武帝已亡之王夫人及灶鬼之貌,得拜文成将军,获赏赐甚多;后因以帛书饭牛,云牛腹有奇,武帝察觉后诛杀文成将军。又有胶东宫人栾大,谎言尝往来海中,曾见仙人安期、羡门之属,黄金可成,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武帝宠信栾大,拜为五利将军,栾大常羽衣,夜祠欲以下神。栾大佩六印,贵振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史记.孝武本记》)。后栾大以方术不验被诛。又有齐人公孙卿,为武帝至东莱山候神。这时武帝令入海求神山的方士达数千人,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计。公孙卿还说“仙人好楼居”,武帝令长安作蜚廉桂观,甘泉作益延寿观,使公孙卿设具而候神人。一概终无所验,武帝始“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自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遣方士求神仙,到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才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中间经过四十五年之久,此时汉武帝已六十八岁。他曾对群臣自叹曰:「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资治通鉴》卷廿二《汉纪十四》)

《汉书.艺文志》对“神仙”及专务神仙术的方士,作了一段评论: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不为之矣。」

总之,方仙道所信奉的神仙说,也就是以后道教的最基本的信仰与特征,方士们所行之术,如人主微行方、祠灶、谷道、却老方、求仙术、候神、望气、导引、祠泰一、夜祀下神方、斗旗方、按摩方、芝菌方、重道延命方、烧炼等等,也都是后来道教所信行的方术。道教源出神仙家,方仙道为道教前身,这是历史事实。

由于方仙道诞欺怪迂,方术不验,受到社会明智之士的攻击,信仰和专务神仙说与方术的人,便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辟蹊径。这就使神仙家有所分化,同源而异流,一派是仿效驺衍的方仙道,另一派是继起的,依附于黄老之学的黄老道。

三、两汉之黄老道
西汉初期,文帝景帝两代(公元前179—前141年)皆以黄老清静之术治天下。《史记.儒林列传》中说:

……乃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

《史记.外戚世家》中说: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之学,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据太史公司马谈谓,黄老之学系出河上丈人。《史记.乐毅列传》中说:

……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

太史公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西汉初,曹参相齐,「其治要用黄老术,并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史记.曹相国世家》)曹参、陈平、窦太后等多喜黄老,因而黄老之学,蔚然而兴。不过那时的所谓黄老之术,乃是专就国家政治而言。神仙家与黄老学说在性质上本不相同,黄老学说尚未与神仙家发生关系,这是在概念上必须弄清的。

汉武帝刘彻继位后,他是既崇尚儒术,又崇信神仙。这时儒家出现宗教化趋向,谶纬学说也随之兴起。神仙家在当时情况下,欲摆脱方仙道的声名狼藉,更需要打起新的旗帜,建立新的神学体系。受儒家尊崇尧舜、神化孔子的启示,神仙家便效法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的方式,攀附当时在社会有影响的黄老之学,况且黄老学说也确有可供神仙家附会和利用的神秘主义成分。神仙家尊崇黄老,更觉黄帝、老子地位、声望高于尧舜、孔子,既可利用历史上庄严的神圣人物来自尊其教,又可附会其学说以自文其教。神仙家开始是推崇黄帝,继之才抬高老子,汉武帝以后逐渐形成为具有宗教色彩的黄老道。总之,是将依托的黄帝、老子宗教化,借以行世和发展。

汉武帝即位二十八年,汾阳巫人于土中得宝鼎献于帝,方士们遂捏造妄语,谓黄帝当年亦得宝鼎,广事封禅,常与神会。又言黄帝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又言黄帝且战且学仙,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最后骑龙上天。《资治通鉴.汉纪十二》中说: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因嬖人奏之,上大悦,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公,申公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黄帝接万灵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龙,与群臣后宫七十余人俱登天。″」于是天子曰:「嗟乎!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如脱屣耳!」

《史记.孝武本纪》记载:

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尝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

从此以后,宣扬神仙之说,皆托名于黄帝,而老子乃属道家。淮南王刘安(汉武帝之叔)虽喜神仙,但他所著《淮南子》亦未将道家与神仙家混为一谈。《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说:

淮南王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

《中篇》、《枕中鸿宝苑秘书》都言神仙方术,是专论神仙方术的最早著作,但这仍不能说是宗教经典,因为没有神授立教的说法,也没有后来道教的那一套符籙谶仪;且老子其人虽已被神秘化,但还不是天神。《汉书.艺文志》列举各家书目,在道家类既列有《黄帝》,也列有《老子》,在神仙家类则只有《黄帝》而无《老子》。这说明神仙家只是一种学术流派,或者说是术多「诞欺怪迂」的一种学派。到东汉,这种托始于黄帝的神仙流派,又有所演变,其特点就是神化老子。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

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佛陀),斋戒祭祀。

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给楚王英诏书说: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此时的所谓黄老,与西汉初期的黄老之学在性质上便大不相同,后者已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了。到东汉桓帝时代(公元147-167年),老子已被进一步神化,被捧上神座而享祭祀。《后汉书.桓帝纪》记载,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两次派人「之苦县祠老子」。次年又「祠老子于濯龙宫」。《后汉书.祭祀志》中说: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祠老子,九年,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淳金扣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

《后汉书.王涣传》谓桓帝信仰黄老道,「悉毁诸房祠」,黄老道的名称始见于此。黄老之学也在此时正式发展成为黄老道。《隶释》卷三有延熹八年的《边韶老子铭》,其中谓,当时信道者附会了老子「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不自生也」和「浴神不死,是谓玄牝」的话,说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以三光为终始,观天作谶,降升斗星;随日九变,与时消息。规矩三光,四灵在傍;存想丹田,太一紫房。道成身化,蝉蜕变世,自羲农以来,世为圣者作师」,将老子神化。后汉王阜《老子圣母碑》说:

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

将老子说成了「道」的化身。又《后汉书.襄楷传》上桓帝书中说:「或言老子入夷而化胡。」这都说明,老子已是天神,与佛陀同受崇拜。从此没落的方仙道,经过两汉的逐渐改头换面,以黄老道的名号而复更兴,至东汉而广为流传。《后汉书.皇甫嵩传》:「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蓄养弟子,跪拜首过。」

黄老道所尊崇的黄帝、老子,也是后来道教所信仰的至尊之神。我认为黄老道是神仙家攀附黄老之学,制造其宗教理论体系的酝酿阶段。方仙道以游售方术为主,而黄老道则不仅讲术,而且也宣扬修道养寿了。

结语
殷商之鬼神崇拜、战国末兴起的方仙道,两汉末之黄老道,乃是道教信仰的渊源。万变不离其宗,不管道教的形成及其发展发生何种表现形态上的变化,都无不是源本于上述三者演变而来。鬼道、方仙道、黄老道乃是道教的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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