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4日的这一仗，红军吃了大亏。战役地点在皖南太平县谭家桥，红10军团8千余人遭受国民党数倍于我的敌人围堵，牺牲大部，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寻淮洲师长战场受重伤后牺牲，稍后方志敏、刘畴西等红10军团首长被俘，英勇就义。后来的军事家们在总结这次战役的失败，找出了一些原因。特别是当时率400余人突围出来的红10军团参谋长粟裕，后来对此做了深刻的剖析。
一、红10军团当时是由红7军团与红10军组成不久的一支队伍。下面也就2个师，其中19师的师长寻淮洲是当时最年轻的红军将领。刘畴西为军团长，在上面听从项英指挥。这两只队伍有不同的特点，寻淮洲的19师善于打游击战，刘畴西兼任师长的20师善打阵地战。
这两支红军队伍的合编，后来被认为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后来粟裕大将和朱德元帅都有比较一致的看法。朱德说，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不行。经验还是要把正规军变为游击队。说明当时国民党军队在实力上远远强大于红军，红军绝对不能硬碰硬，蛮干，这在战略上，必须有清醒的认知。
而1934年的红军是在李德博古的手里掌握，“左”倾错误的影响很大。
二、中央军区对红10军的指挥系统安排不当。当时中央军区的司令员是项英。不仅保留了乐少华的政委职务，却把颇具指挥能力的寻淮洲降为师长，而且没有进入决策机构——军政委员会。寻淮洲原来就是红7军团的军团长，打过很多胜仗，也正是因为善于作战指挥，跳跃式提拔，而成为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因为没有一定的决策权，以至于在谭家桥战役的一场关键战斗的决策中，他的正确意见没有得到采纳，直接导致失败。
三、军团长刘畴西决策该果断的时候优容寡断，不该打的战斗却十分武断。本来这个人资历很高，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以及原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打过胜仗。谭家桥战役，是红10军团南下的第一个战役，国民党调集了10万部队，而军团长刘畴西得到一个情报说国民党军的“追剿”部队正分三路扑来，中路之敌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与浙江保安纵队一部孤军突进，其前锋已抵达汤口地区。
刘畴西认为这是个机会，可以打一个伏击战，而作战经验丰富的师长寻淮洲反对冒险，认为搞不好，会全军覆没。由于刘畴西的执意，这一仗不仅打了，而且正如寻淮洲判断，天时地利都不行，特别是王耀武作为蒋介石的嫡系，装备精良，失败难以避免。当然还有具体战术上的指挥，总之，这一仗打错了。
四、这一仗的结果是红十九师的一至六连大部阵亡，寻淮洲师长受重伤后牺牲，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负伤。军团政委乐少华被敌人一枪击中右胸。当时有人在叫：“政委，快跑，白匪来了！”乐少华不愿被俘，就用手枪向自己扣了一下，人就昏了过去，过了一会儿被担架抬走。战后撤退时，只有粟裕带领400余人突出重围，刘畴西与方志敏等受伤被俘。蒋介石很看重刘畴西这个黄埔一期的学生，派人劝降，刘畴西坚决不为所动，最后与方志敏一起英勇就义。
五、粟裕带出来的400人后来成为革命火种，日后发展成为闽浙军区独立师、新四军第2支队、华野第4纵队、第23军，转战大江南北，终于成为燎原大火。14年后的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国共决战的序幕拉开了。而这一仗恰是粟裕对阵王耀武。
此时，粟裕是率领15个纵队共32万大军攻城的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代司令、代政委，王耀武则是率领14个旅共10万人防御济南的山东省主席、第2绥靖区司令。粟裕亲拟了作战口号：“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9月24日，济南全部解放。化妆出逃的王耀武在寿光县被民兵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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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毛主席于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曾关切地询问了一个问题：“川陕苏区，还有多少红军？巴山游击队怎么样？”
而这支被毛主席所挂念的队伍，在很多年之后，形成了巴山游击队的系列文化，他们在 历史 上，是悲壮的。
许世友 在抗战快要胜利的时候，还写下了一份《反省自传》。
在那份自传中，许世友这样描述：
在四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都来看我，他们没有一个不哭的，一连三天，都是军级师级的干部哭，过去都是老同事，感觉没出路了，我想了几天，对他们说，我要去四川，那里有刘子才，他们有一万多人，又是我的老部下。
那次，许世友准备去四川和刘子才一起闯出一番事业，计划是他定下的，路线也是他自己规划的。
由于原红四军政委认识到这样是严重违纪，因此将许世友等三十多个人先扣了下来。
毛主席以恢弘的气度处理了这件事，并和他促膝长谈。
当时毛主席说的一段话，深深影响到了许世友，从此之后，他也成了毛主席的铁胆拥护者。
而许世友口中提到的刘子才，就是赫赫有名的巴山游击队的最初领导者。
1932年，刘子才跟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到了川北，在那里当书记。
在1935年红四方面军主力长征，在撤出川陕苏区之前，就开始安排坚守根据地的部队，这就是巴山游击队诞生的背景。
游击队刚刚创立的时候，队员是红31军政治部的部队，几经挑选，最终选择了红4军12师36团团长刘子才负责。
在游击队的组建会上，徐向前说了一段这样的话：“同志们，现在我们红四方面军为了抗日，要撤出了，党把这块由烈士鲜血夺来的红军根据地交给你们了，今后就要看你们了，打赢了是你们，打不赢也是你们。”
总政委陈昌浩也发表了一段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告诉大家，这里就是大家大显身手的地方了。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巴山游击队的命运，开始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巴山游击队要面临的，是军阀的“围剿”。
跟富裕的四川军阀比起来，巴山游击队的装备就非常简陋了，刘子才充分考虑了当时的情况，决定率部进入到巴山的老林当中，他们的活动范围，一直在川陕的交界处。
他们多次打击了反动民团，着手发动艰苦的群众，巩固着根据地的建设。
朱绍周的公署成立起来之后，就是为了对付这支游击队。
巴山游击队只能在艰苦的环境中四处转移，刘子才分析，当地的民团看起来是乌合之众，可是他们大多是本地人，非常了解当地的地形，威胁也是最大的。
在这段时间里，巴山游击队总是神出鬼没，接连取得了多场胜利，令当地的军阀头昏脑涨。
在他们活跃的地点，一个纵横300里的游击根据地被创建了起来。
这个时候，他们早已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红军主力方面也从来没有忘记他们，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毛主席几乎在第一时间就询问着苏区的红军还有多少。
张闻天也提出：要和巴南游击队取得配合，协同行动。
大家都在关怀着巴山游击队的前途。
10月，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留守在根据地的巴山游击队的一些情况，就被汇报给了中央。
中央这边也在不断想着办法，派人和游击队联系上。
1937年的下半年，何孝林终于找到了游击队，给他们送来了信件、地图等物品，并且通知游击队既然已经结束了使命，也可以回到延安，参加八路军的抗日斗争。
可那会，游击队已经在深山老林中坚持了很久很久了，他们只知道此前接受到的任务是“留守苏区”，却并不知道为何要将部队拉到延安去。
其实，巴山游击队在看到何孝林的时候内心当中都有疑问，在整个游击队中，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大家也在猜测，如果真的是组织派人来的，为何没有个熟面孔。
这个时候，让巴山游击队壮大起来的人，名叫 赵明恩 。
赵明恩在念私塾的时候，就受到了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影响，高小毕业后，他受到了张爱萍等人创立的《烂漫》影响，自己创办了《半月刊》，并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
他还曾有过一次被兵痞出卖的经历，在死牢里，他经受起各种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始终没有透露出半点秘密。
后来，红四方面军打下了达县城后，赵明恩才被解救出来。
游击队留在根据地后有过一次改编，缩编为营级单位，赵明恩便担任起了营长的职务。
是他提出了“打陕安川”的战略，在他的领导下，巴山游击队非常有起色，并且慢慢壮大了起来。
在站稳脚跟后，他就下令不征粮来减轻老百姓负担，还以开办集市的方式来促进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形势一片大好。
为了应对冰雪，他还让战士们展开了“耐寒”训练，这也是巴山游击队能够和敌人周旋如此之久的一大原因。
游击队在赵明恩的领导下实现了从无到有，建立起了纵横100里的根据地，游击区域更是达到了纵横300里。
在组织派人前来的时候，决策者也正是赵明恩。
赵明恩考虑非常全面，他觉得，游击队想要进入延安，就得走汉中平原，按照部队的正常行军速度，昼夜兼程也得走个三天三夜，那样才能抵达秦岭地区。
游击队在山里的日子过得多，只习惯打游击，白天的平原面临的风险是在是太大了，部队还没有发展到一千人，暂时无法冒这个风险。
就这样，巴山游击队错过了一次开赴延安的机会。
不过，对于外面的世界，巴山游击队一无所知。
由于 西安事变 的发生，国共两党促成了合作，枪口一致对外，双方就要建立起全方位的合作，放下过去的恩怨。
中央再次抓住了机会，让国民党当局承认巴山游击队的合法地位。
可国民党此前费尽心思也没有将巴山游击队“剿灭”，这次也不予承认，他们面对这支游击队，早已是气急败坏。
当新四军成立后，何孝林再度赶回四川，向巴山游击队介绍目前中国的革命形势。
习惯了山区游击的队员们都习惯了敌人，刘子才那会估计也想不通。
为了让巴山游击队相信外面的情况，王维舟在1938年春派遣原红33军99师295团团长王正坤夫妇去找巴山游击队。
王正坤以做生意为掩护，找到了游击队联系。
赵明恩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不过他提出必须要有陈昌浩的照片等物件为凭证，不过，游击队还算是比较相信王正坤，给他送了很多珍贵的药材当礼物。
王正坤看到这件事马上就要成了，于是赶紧往回赶，想把游击队的具体情况汇报回去。
结果，回去的路上王正坤因为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而遭遇逮捕，经过了好多天才被重新放出来，可这一次，他出来之后就丧失了和延安的联系。
在延安，周总理一直等着巴山游击队的消息，等了半天都没有等到。
周总理有些着急，就找来了游击队赵明恩的哥哥赵明贞，让他给哥哥写封信，为了保险起见，周总理又让赵明恩的同学魏传统也写封信，这样就可以佐证真实性。
长期在山林里战斗，随时都要保持高度警戒状态，巴山游击队的状态，也是能够理解的。
按照周总理的意思，信件的内容分为三个方向：此前红军走过弯路，现在确立了正确的路线；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共一致对外；可国民党不愿承认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只能想办法把部队拉回来。
遗憾的是，这次联系因为时局的原因又没能成型。
几次联系“线”都断掉，此时的巴山游击队，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其实，在这些年里，巴山游击队也时刻想要回到组织的怀抱，可他们是一群执行力超强的战士，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根据地”，他们就要坚守到底。
因此，他们在接到其他任务的时候，就需要充分核实真实性，不然他们也不会动。
由于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把总部给搬到了重庆，巴山游击队就在他们不远处，时刻威胁重庆，剑指汉中。
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胡宗南新编第九师和川军的进攻都被巴山游击队给击溃了，一千多敌人鸟兽作散。
可国民党始终都不愿意放弃解决掉巴山游击队，因此采用了更绝的办法。
1939年冬天，川军164师的一个旅长联络汉中绥靖公署共计7000多人，对游击队实行了南北夹击。
这个旅长名为 李子猷 ，他本身就是巴中人，对当地的地形十分了解。
经过研究，他也发现了巴山游击队赖以生存的根基是什么，因此他干脆发狠，将游击区的所有老百姓全都赶走，活生生制造了一片“无人区”出来，就是想要围死游击队。
对巴山游击队来说，最为艰难的日子来了。
那会游击区已经是冰天雪地，可战士们丝毫没有补给品，只能靠吃草根和树皮来充饥。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巴山游击队还在殊死搏斗，他们依旧在执行着任务。
可是，一个队伍里，就怕出叛徒。
有一个名叫管业元的副营长，受不了当时的艰苦条件，干脆下山投敌了。
由于他的出卖，老管理排长被杀害，从此山上储存的粮食就没人知道在何处了。
国民党抓住了这次机会，让管业元带路上山“搜捕”游击队。
由于他非常了解游击队的情况，因此他的几次带路，都使得游击队陷入了更大的困境。
1940年3月，游击队转移到陕西碑坝附近，和大量的敌人殊死战斗，打了一场大恶战，绝大多数战士都光荣牺牲了。
游击队的领导之一赵明恩突围出来的时候，身边仅仅只剩下了3个战士。
他打算先回到老家，在那里重新开始革命，再找组织。
结果，回去的路上，他还是惨遭杀害。
刘子才是提前突围下山的，和赵明恩不在一条路线上。
他一路走到了八里铺，用此前存下的钱买下了几十斤棉花，并且给自己取了一个“符合身份”的名字：陈花匠。
他的想法是：以弹棉花为掩护，找到游击队员朱永安。
这个朱永安是一条“后路”，在此前游击队渐渐陷入困境的时候，赵明恩就提前派了朱永安回家乡先躲起来，如果巴山游击队在山里遭遇了失败，那么朱永安此时就可以出动，将大家重新组织起来。
刘子才下山后，也很快找到了朱永安，两人联系起来，又陆陆续续找到了几十个队员。
可是，在1940年5月，朱永安来到了县城打听消息的时候，还是被叛徒给认了出来。
叛徒马上将这些情报汇报给了国民党主子，国民党派人一路跟踪朱永安，最终将刘子才抓住。
一个月后，刘子才在南江县内英勇就义，至此，巴山游击队全军覆没。
可是，这个消息中央并不知道，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都十分牵挂着这支队伍的情况，还在想方设法跟他们联系上。
中央再度派出了一位名叫杨桂林的巴中人，让他再想办法和游击队联系。
川康特委的饶茂文也得到了消息，也在想办法搜寻着游击队的消息。
可是，饶茂文最终还是在南江县打听到了消息，知道了这支队伍经过了5年的浴血奋战，最终已全部牺牲的结果。
这支游击队，从来没辜负过使命。
在1935年底的时候，他们已经发展到了1200多人，规模已经相当之大了。
1952年，李子猷在被检举揭发后也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他自己写道：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以北上抗日为名，把枪口对准了巴山游击队，赵明恩、刘子才等人并不愿意投降，他们对共产党非常忠诚。
1987年，徐向前题词：巴山游击队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2003年，在南江县，曾经的巴山游击队指挥部也被修建成为纪念馆，后来也成为了重要的教育基地。
红军长征，能打的巴山游击队没有去往延安，有多重原因，虽然他们最终全部牺牲，但他们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热情，令人无法忘怀。
赵明恩：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巴山游击队领头人 达州晚报
巴山游击队的艰苦卓绝斗争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巴中市 历史
40军的韩先楚部队在参加抗美援朝的战争中78师只是被美军打败了，并没有被美军全歼。被全歼的不是韩先楚的部队，而是陈赓手下的三兵团。最后，军旗是被胜利的美军抢走的。
1950年秋，韩先楚同志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志愿军党委常委，兼任19兵团司令员，参与指挥了第一、二、三、四次战役。第二次战役中，他指挥部队在德川、宁远地区将伪军两个师大部歼灭，打开了战役缺口，继而在三所里地区截歼美军及其盟军部队，对夺取战役胜利起到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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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后，韩先楚同志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8团副团长、689团团长，率部参加平型关战斗，并随八路军129师主力南下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38年4月，在晋东南反日伪军九路围攻中，他于武乡地区率部与敌进行白刃格斗，掩护了兄弟部队安全转移。
韩先楚同志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和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担任过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8年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68年增补为中央委员，他是党的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党的七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参考资料：—韩先楚
吴起镇，位于陕西省延安市西北部吴起县的中部，相传魏国大将 吴起 （约公元前400年），在此屯兵驻守多年，因此而得名，在 历史 上是军事要塞，。
1935年10月19，寒风料峭，居住在吴起镇的十几户人家，都穿上了厚厚的棉衣。这天，小镇上突然来了许多身着单衣、脚蹬草鞋、面黄肌瘦的红军。
这支军队，就是 一个月前由长征中的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的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
9月18日，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毛主席交给红一军团直属部队侦察连连长梁兴初一个任务：
梁兴初率红军侦察连伪装成国民党中央军，来到了哈达铺，国民党当地干部不敢怠慢，马上吩咐手下人去办理。红军战士于是得以去当地邮局拿报纸。其中就有七八月出版的《大公报》。
苦苦为中央红军寻找落脚点的毛主席，从这些报纸中得到了重大消息： 在的陕西北部，有刘志丹等人领导的红26军、27军及苏区根据地存在，而且十分活跃。同时还了解到，徐海东等人领导的红25军已与陕北红军会合。
这一重大消息，对于长途征战的中央红军而言，犹如久旱逢甘露，于是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会议，决定到陕北去，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
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一张报纸定去向”。
9月27日，中央红军进占甘肃南部的榜罗镇和通渭。随后，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10月7日，中央红军在宁夏六盘山的青石嘴，击败了前来堵截的敌骑兵团，扫清了阻碍，摆脱了追敌，当天下午，一鼓作气，翻越六盘山。之后，长驱直入，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
当中央红军进入吴起镇时，当地老百姓误以为是国民党匪军又来骚扰，仓皇逃避一空。红军战士在街上与窑洞内外，到处发现“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刘志丹”的标语，确定这已是陕北苏区了。历尽千难万险的红军战士纷纷兴奋地欢呼：“我们真的回到自己家了！”
中央红军从1934年10月10日开始踏上长征之途时，共八万六千余人 ，经过367天的艰苦卓绝的转战，抵达吴起镇时，只剩下七千二百人。
抵达吴起镇的第二天，10月20日上午，毛主席部署“切尾巴”战斗时接见了时任保安县游击队队长的张明科，希望游击队配合，歼灭尾追而来的国民党骑兵。
张明科原来是刘志丹家的长工，后在刘志丹的引导下参加革命。
得知张明科是刘志丹家的长工，毛主席的谈话自然也就转向了一个月来心心念念的刘志丹。
张明科在回忆录里记述了自己当时的情景：
毛主席问他：“刘志丹同志现在在哪里活动？”张明科一听，一下子紧张起来。毛主席见状，又问道：“你知道刘志丹同志在什么地方吗？”张明科只好说实话：“被关押起来了。”
毛主席闻言大惊，猛然站了起来说：“为什么？什么时候关押的？”
张明科回答：“10月初被押起来了，为什么关押我不知道。”
这时张明科看到自己对面坐着的一位长胡子老汉(以后他才知道是长征中蓄胡须的周恩来)急切地问道：“现押在什么地方?”张明科说：“听说押在瓦窑堡，共押起几百人。”
毛主席又问他：“谁能知道详细情况?”张明科回答：“只有骑兵团政委龚逢春知道详细情况。”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立即让他派人骑快马快找龚逢春。
22日凌晨，毛主席接见了闻讯赶来的龚逢春。龚逢春把陕北“肃反”扩大化，以及当时陕甘边区和陕北根据地红军发展情况向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如实汇报。
从 龚逢春的汇报中，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全面掌握了西北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的严峻局面。
原来，1935年9月15日，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25军经过长征，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红27军在 延川县永坪镇会师， 组成红15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红25军到达永坪后，成立了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作为陕甘苏区的最高领导机关。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改组西北军委，由聂洪钧任主席。刘志丹被排挤出最高领导机关。
然而，就在红15军团粉碎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的关键时刻，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中共陕甘晋省委以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在后方、聂洪钧在前方主持发动了错误的“肃反”。
“肃反”的首要目标就是被他们看成右倾人物的刘志丹。
10月6日，刚刚指挥完崂山大捷的刘志丹，突然接到要他去瓦窑堡开会的通知。刘志丹飞身上马，奔向瓦窑堡。
走到半路时，一名传递命令的通讯员骑着马迎面而来。到了跟前，通讯员翻身下马，向刘志丹敬过礼，便拿出一封信递上去，说：“这是给军团部的急件。”
刘志丹接过信，拆开一看，原来是保卫局秘密命令要逮捕的人员名单，名单上第一个人就是他。
刘志丹先是一惊，之后陷入沉思。他想到的不是逃避和对抗逮捕，而是红军内部的团结。他很快冷静下来，将信塞进信封重新封好，递还给通讯员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
执行“左”倾路线的那些人，本来决定以让刘志丹去瓦窑堡开会为名，逮捕刘志丹。然而，送信的通讯员并不知情，就把信送给了当时担任副军团长兼总参谋长的刘志丹。
随后，刘志丹骑上战马，坦然来到瓦窑堡。他一到瓦窑堡，推行“左”倾路线的几人立即严密封锁了消息。刘志丹镇定自若，与“左”倾路线推行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结果被撤销了一切职务，被捕入狱。
这场疯狂的”肃反“，致使二百多名党政军干部被杀害，原红26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六十多名领导干部被关进了瓦窑堡监狱，随时面临着被活埋的危险。
彼时的陕甘苏区上空乌云滚滚，千钧一发，随时都可能酿成一场浩劫！
听完龚逢春的汇报后，毛主席感到事态严重，他怎么也没想到，从哈达铺开始自己心心念念要寻找的刘志丹及其战友，此时竟然身陷牢狱、随时都有被杀的危险！他当机立断， 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
随即，毛主席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中央去瓦窑堡接管了保卫局，先将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
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虽然胜利到达吴起镇，完成了艰苦卓绝的战略大转移任务。但是，新的落脚点西北根据地，内部状况和外部环境都面对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就内部而言， 错误“肃反”使西北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遭到逮捕和杀害， 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加之反动派大造谣言煽动说，“25军是国民党派来的假红军，把你们的革命领袖都杀了”，这就激起群众 极大疑虑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大片根据地沦丧，人心、军心空前动荡，几个县先后“反水”……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 在15军团内部，也在酝酿内讧。 贺晋年是 陕北红27军的军长，组建 红15军团时，他担任由27军改编的第81师师长。贺晋年见到杨尚昆时说： “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25军他们打起来了。”
就外部而言， 蒋介石妄想消灭红军，彻底摧毁西北根据地。蒋介石调遣东北军张学良部、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中央军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等部大兵压境，“围剿”红军的兵力达十余万人，形势十分危急。
面对这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会议，经过充分磋商，决定兵分两路，来化解危局：
一路由毛主席、彭德怀率领中央红军主力，与15军团会师，合力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
一路由张闻天率领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全力解决错误“肃反”问题，稳定内部。
10月30日，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离开吴起镇，沿洛河南下，于11月2日到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甘泉县下寺湾 。
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军委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15军团编人红一方面军建制。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毛主席兼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下辖红1军团和红15军团。
尔后，红一方面军总部和红1军团即从下寺湾地区向甘泉以南道左铺地区红15军团驻地开进。毛主席、彭德怀在红15军团驻地会见了徐海东、程子华等人，给予了亲切的勉励。
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后，蒋介石极为恐慌，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以董英斌部4个师为西路，自庆阳、合水出动，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以王以哲部1个师为东路，先由洛川前推，然后经羊泉镇沿葫芦河西进。国民党军东西并进，妄图于葫芦河、洛河之间围歼红军。
在掌握了国民党军的部署后， 毛主席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部，尔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
11月20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第109师，兵分三路，沿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进攻。毛主席指挥红军，以一部兵力节节抵抗，将敌诱入直罗镇红军早已布好的“口袋”。
11月21日子夜，红军主力分别由待机位置向敌展开，并于拂晓向敌发起突袭。红1军团从正北和西北方向，进攻直罗镇北山，断敌退路；红15军团从西南、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进攻直罗镇南山及东南地区，阻敌东逃。一直激战下午2时，敌109师大部被歼，其残部500余人退入直罗镇东南土寨内，负隅顽抗。
此时，敌东西两路援军已迫近直罗镇。为继续歼敌，毛主席指挥红军以少数兵力围困敌109师残部和阻击西援之敌第117师，主力迎击东援之敌106、111师。两师遭红军阻击后，于23日沿葫芦河狼狈西撤。毛主席下令红军乘胜追击，在张家湾歼敌第106师1个团。
被红军包围在直罗镇东南土寨的敌109师残部待援无望，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24日上午被红军全部歼灭，师长牛元峰被击毙。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
直罗镇战役是毛泽东军事指挥才能的一次体现。战役打响之前， 毛主席审时度势，准确判断了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制定了集中兵力，首先歼灭沿葫芦河东进的4个师中的1至2个师后，再转移兵力寻机各个歼敌的方针。 由于抓住了葫芦河这个既便于粉碎国民党军两线封锁计划，又便于红军尔后发展的战略枢纽，红军最终夺取了直罗镇战役的重大胜利。
在毛主席在军事上部署粉碎国民党的“围剿”期间，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率中央机关，于11月7日到达瓦窑堡后，成立了“五人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陕北的“肃反”问题。“五人委员会”于当日首批释放了刘志丹、高岗、杨秀山等18人。
当陕北老百姓得知刘志丹和他的战友出狱的消息后，非常兴奋，奔走相告：“老刘得救了，陕北有救了。”
11月30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为刘志丹等人平反，并分别给在“肃反”中犯有严重错误的戴季英和聂洪钧以最后警告和严重警告处分。同时宣布根据“五人委员会”的报告形成的《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
然而，由张闻天主导形成的 《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 ，对刘志丹等人的平反是不彻底的，导致他们此后几年仍受到不公正对待。刘志丹牺牲后，他的档案上甚至还写着“此人犯有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判词。
毛主席在指挥直罗镇战役取得胜利后，于1935年12月13日来到瓦窑堡。在江西中央苏区，毛主席也深受“左”倾路线推行者的打击，他才不信刘志丹犯有什么“右倾错误”。
为了表示对蒙冤入狱的刘志丹的慰问和支持，第二天，毛主席不顾鞍马劳顿，立即接见了刘志丹，对他表示了深切的慰问和关怀。
纠正错误“肃反”，这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一项“民心工程”。陕北《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中唱道： “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这绝不仅仅是文艺作品的艺术手法，它形象生动的表达了残酷的错误“肃反”解决后，陕北老百姓的欢快舒畅的心情。只有经历了那段坎坷岁月的西北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才能深切理解这两句歌词的深刻涵义。
纵观从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到11月24日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在这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毛主席文武兼运，主要使出两大妙招：“文”的方面，果断处理了陕北“肃反”事件，稳定了根据地内部，增强了团结，赢得了民心，这是政治上的奠基；“武”的方面，部署和指挥了直罗镇战役，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西北根据地，这是军事上的奠基。
文武兼备的毛主席，接连施出这两大妙招，让经过一年多艰苦转战、初到陕北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成功在陕北落脚，并很快站稳了脚跟，从此中国革命打开了全新局面。这两大组合式的妙招，充分展示了一代伟人毛主席在重大 历史 转折关头的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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