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文化之发生在汉代的第一次马种大改良

马是人类重要的家畜之一，尤其在古代，无论军事、交通、生产、生活都离不开马。马与一个王朝的军备强弱，国势盛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占人说：“马者，兵甲之本，国之大用，妥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济远近之难。”我国自古对养马非常重视，马被列为六畜之首，特别是在被称为封建盛世的汉唐两代，养马的规模更大。后世有“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的说法。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三次马种大改良，前两次发生的时期就分别是汉代和唐代(第三次是建国后)，在接下来的马背文化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发生在汉代的第一次马种大改良。

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汉代养马之风盛行。汉代的西部和北部边境，有许多水草茂盛的草场，是发展畜牧业的首选地区。为提高中原马匹的品质，汉朝统治者还大力引进良种马，对原有马种进行改良。中原地区原有马种，由于长期圈养和驾车，其奔跑能力及耐力均大大降低。对于速度和耐力要求极高的骑兵来说，这种马并不理想。汉文帝时晃错在论及汉朝与匈奴的军事差别时说：“(匈奴人的马)上下山坂出入溪涧，中原之马弗如也;险道倾仄，且弛且射，中国之骑弗如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及也。”《敖铁论·备胡篇》也说：“匈奴之地广大，而戎马之足轻利。”千里马于是就成了中原人梦寐以求的宝马。

中国北部和西部自古盛产良马，那里有广裹的天然草场，是牲畜的乐园。生活在那里的匈奴人，“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驼、驴、骡……”中原人很早就知道这些马，并不断引进。甲骨文中就有“取马”、“氏马”、“来马”、“入马”的记载，说明当时中原王朝与周边的羌、马羌、鬼方、土方等少数民族进行马匹交易，引进他们的民马。西周时周边少数民族也经常向周王朝进贡马匹。战国时期从周边流入内地的马更多。《荀子·王制》：“北海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人得而畜使之。”《战国策·楚策》中苏秦对楚王说：“大王诚听臣愚计……燕代之民马佗必实于外厩”。但是中原地区的饲养方法使这些马的优点很快丧失。古人云：“马食谷则足重不能行”，不是因为马吃了粮食而足重不能行，而是由于马的生长条件，特别是从放养盖圈养，从骑乘改拉车，使马的速度和耐力大大降低。所以只有利用引进马种对原有马种进行改民，才能使中原马的性能大幅度的提高。

入汉以后，北方草原上的优良马种蒙古草原马开始引入内地。蒙古草原马体质粗糙结实，四肢坚实有力，蹄质坚硬，抗严寒，适应性强。在荒漠、半荒漠地区生长良好，体型属兼用型，乘用、挽用持久力强。汉初，汉朝通过与匈奴的互市获得马匹。自汉武帝时，双方发生战争，但仍愿意通关市。但是汉朝通过战争获得的马匹数量更大。如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汉与乌孙出击匈奴，校尉常惠等共获其马、牛、羊、驴骡、驼七十万头。公元89年东汉大将军窦宪破北匈奴单于于私渠比海，获其马、牛、羊、驼百余万头。所以《盐铁论·力耕》说：“是以骡驴，街尾入塞，马，尽为我畜。”对于内附归降的匈奴人，汉朝政府在边郡地区设置“属国”，“因其故俗”，以资安置，即不改变其原来的游牧经济和生活方式。还在他们生活出现困难时给予接济。如东汉建武二十六年(49年)匈奴发生严重雪灾，光武下令由河东郡转拨匈奴米二万五千解，牛羊三万六千只。建武二十九年又赐南单于羊万头。建初元气南匈奴又发生蝗灾，章帝命禀给其贫民三万口。匈奴人与汉人杂居相处，相互学习，逐渐接受了汉文化。汉人也跟他们交换马种和学习养马技术。所以说，汉代养马业的发展与句奴地区马匹的大量输入分不开。

木兰从军为何还要自己买马阿？

问题很好，涉及到很多方面，要解决必须熟知当时的军政制度和马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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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畜牧业史中，以养马的历史最为丰富。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已开始养马。由于马在战争、交通、仪礼及耕垦曳引等方面的重大作用，很早就被称为“六畜”之首。历代政府因战备需要,多大量养马,并设官管理。民间也养马以供耕驾。至汉、唐时期，养马业臻于极盛。北方和西北的游牧民族尤以养马发达、牧草肥美、精于骑术著称。中唐以后，土地兼并剧烈、人口大量增加、牧地相对缩小，加以统治者实行禁养等原因，致使官民养马均趋于衰落，清代以后尤为明显。传统牧场也因过牧、滥垦及沙化而大为缩减，草原养马业已无复往日的繁荣。

中国马种的起源和演进蒲氏野马曾被认为(Equu-sprzewalskii)中国北方马种的祖先。经过 3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和调查研究，证明中国家马的祖先是野生马种E.caballus，其前一代为三门马(E.samenensis)，它们都曾生存于中国北方广大地区。中国南方马种则起源于云南马(E.yunanensis)，它们的化石分布在以四川、云南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属龙山文化的山东历城城子崖、河南汤阴白营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过马骨。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早期文化遗址出土的马下臼齿，经碳素断代并校正，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经鉴定与现代马无异。又据《周易·系辞下》载，黄帝、尧、舜时“服牛乘马，引重致远”，说明当时马已被驯化和用于使役。

中国古代马体一般比现代马种为高，历代曾出现过许多所谓“千里马”。春秋时卫国有六周尺（合今138厘米）以上母马3000匹。汉景帝时禁止高五尺九寸(合今135.7厘米)以上的壮年马出关,此高度正与秦始皇陵出土的陶马俑相等。宋代买马标准高合今 130.2～145.7厘米。明代以来,由于战争的耗损和养马业的衰落，除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尚保存部分善种外，中国马种呈现退化趋势。

古代养马地区的分布中国古代主要养马区与近代基本一致，但传统农区因社会经济条件与生态环境的变化，近数百年来马匹显著减少。

西北产马区这一地区包括古代西域,草原丰美,各族人民历来以畜牧为生，盛产良马。2000多年来即为中国主要的良马资源地。陕西、甘肃地区养马也有悠久历史。公元前约900年,非子在□、渭之野为周孝王养马有功受封,成为秦国的始祖,秦马也因此有名。以后汉、唐时的大型国营养马场，即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唐代安史之乱后，陇右陷于吐蕃，畜牧仍然发达。宋、明两代行茶马制度，每年从西北地区向内地输入马匹数以万计，其中也包括了唐马遗种。明代在陕、甘二省屯垦繁殖军马，又建养马场，直至河西走廊远处。清乾隆年间，设马场于西宁至嘉峪关外，伊犁、巴里坤两地马场规模尤大，还牧养由内蒙古和玉门运去的种马。

塞北产马区长城以北广大的草原是蒙古马种的古老产地。战国以后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在此相继兴起，拥有庞大马群。通过民族间的贸易、战争和迁移,这一地区的大量马匹自周、秦以来不断传入中原。如唐代在北边设马市,贡马有的甚至来自贝加尔湖一带。明、清宣化、大同等边塞重镇每年向塞外市马定额达 3.4万匹，并听任民间在边塞自由贩马。从辽、金、元到清代，察哈尔草原都是主要养马地。元代统治期间牧马地从西伯利亚东南部，经察哈尔至黄河下游，共划分为12个大牧区。清代在察哈尔全境组织蒙族发展养马，全国军马大多取给于此。

西南产马区西南包括西藏地区养马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巴蜀商贾已在这里进行马匹和其他畜产贸易。东汉曾在四川、云南设置马苑。到宋代，西南马匹资源更受到重视。北宋到明末的茶马贸易，蜀马和以大理马为代表的滇、黔马是主要对象。西南马适于山区生 态环境，不乏名贵良马，但作军用多不及北方马。据《桂海虞衡志·兽志》记载，南方所产“果下马”，高不逾三尺，以广东德庆所产最佳。

关东产马区东北地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产马地。春秋、战国时的东胡及继起的鲜卑、乌桓，都是骑猎部族。鲜卑东面嫩江、松花江流域的扶余人以营农为主，也产名马。契丹、女真族先后建立辽、金后，曾设有宏大的群牧组织。辽国养马达百余万匹，金世宗时仅7处群牧所养马达 47万匹。明永乐年间设马市于辽东等地，收购来自松花江至黑龙江一带的马，并设立辽东苑马寺主持养马。清代早期也在东北设立马场，但养马业显著衰退。后因大量移民关外垦殖，迫切需要畜力，养马业又有发展，东北三省成为近百年来全国马数最多的地区。

中原产马区中原自古车骑驰逐，养马颇盛。春秋、战国时期养马成风，后曾一度衰落。草原民族南迁，又使中原畜牧复盛。但因引入大量蒙古马种，使原有马种逐渐消失。山西雁门关为塞北马种入口地，唐代在河东（今山西）设有牧监，马产甚蕃。北宋牧监主要分布中原地区，全盛时多达14处。但有些牧监已和种植业发生矛盾，经营又欠善，以致有衰落趋势；但从辽、金、元各代在侵入这一地区后长期征掠马匹数量之多看来，民间养马仍很可观。北宋王安石的保马法，明代的官马民牧，主要都在这里推行。直到清代禁止民间养马，加之人口日繁、牧地不足，中原养马业才一蹶不振。

东南产马区 中国素有“南船北马”之说,东南地区养马业不发达，但也并非绝对不宜养马。如春秋末期长江下游的吴国因战车需要，马匹一度发展很快。自唐至宋代，都曾在南方浙江、福建、江西、湖北等地建立养马场。明初在江淮之间和苏南地区兴办牧监达14处，在中国南方历史上是空前的。

马匹用途的变化养马最初是为了食肉。殷代曾用马作祭品。《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时，青海一带部落曾献“食马”。后因马在军事、驿运等方面的重要性,不再用作祭品和殉葬品,而且严禁宰马。据《周礼·夏官》记载，周时马的主要用途可分为供繁殖用的“种马”、供军用的“戎马”、供仪仗及祭典用的“齐马”、供驿运用的“道马”、供狩猎用的“田马”和仅可充杂役的“驽马”6类。按周代制度，仅周王可同时兼养6类；诸侯不许养前两类，大夫只许养后两类。这种约束到春秋时期即被冲破。

关于各种马匹用途的起源和演变，据《周易·系辞下》和唐《通典·礼》记载，黄帝、尧、舜时已发明马车。殷墟出土的马车构造已颇完备。殷、周时马车普遍用于车战、狩猎和载运。马耕的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汉《盐铁论·未通》说,汉代“农夫以马耕载”,同书《散不足》篇又说：“古者”马“行则服扼（轭），止则就犁”，当系事实。骑马始自何时，尚难确指。但把它广泛应用于生产和战争，无疑始自北方游牧民族。战国时中原各国为了对付北方骑马民族,纷纷改战车为骑兵,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即其显例。驿马的地位历来仅次于军马。因古代陆上交通主要靠驿站，而无论驿骑或驿车都离不开马。春秋时已有驿，至汉、唐更发达。唐代每30里置驿站,每站备马8～75匹不等。元代靠驿运联系各□国，《马可波罗游记》称每驿站有马20～400匹,全国共有驿马30万匹。此外，马还被用于运动。在反映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内蒙古狼山地区岩画中，已有马术表演的形象。在中原，马术始见于汉代宫廷娱乐，至唐代空前发达，出现了马背演技、舞马、赛马等项目。打马球起源于西藏，在唐代宫中盛行，迄明代发展成为一种军事体育运动。至于马乳饮用,则自古通行于草原民族,秦汉时传入中原。汉宫中设专官和匠工制成马乳酒，供皇室饮用，后传至民间。因其味甘，为古代医学家所推崇。

养马技术的发展中国传统养马技术内容丰富，远在西法传入前已长期应用于民间，成效卓著。除不少已失传者外,主要有:①相马术。春秋时伯乐、九方皋等相马名家辈出，并著有《相马经》。汉武帝时依大宛马铸“金马”为良马式立于长安。东汉马援著《铜马相法》，并铸立铜马模式于洛阳宫前。此后千年续有相马著作问世，如唐人撰写、明代改编的《相良马宝金歌》等。②阉割术。③饲养、繁殖与调教法。战国军事家吴起对先秦养马曾有总结性的阐述。北魏《齐民要术》指出养马要“食有三刍，饮有三时”，也为后世所师法。在马的繁殖方面，唐、宋时已采取直肠妊娠检查法，并有登记申报制度；明代又有发展。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对良马的控肥法和调教法很有特色。蒙族发明的套马杆以及西北地区的绳圈捕马法等，迄今仍在应用。④马种改良。汉武帝时从西域引入大宛马、乌孙马等，除供御用外，主要作种马，可视为中国马种改良的嚆矢。从汉末到隋、唐，续有西域良马输入，包括大宛马和波斯马，又有塞北草原部族的各色贡马，经过杂交，使唐马益壮。现在的河曲马和祁连山南北的地方品种就是唐马遗种。

马政沿革商代甲骨卜辞记有管理商王马匹的马小臣。历史上由政府管理全国官民马匹的组织制度，最初酝酿于周代。《周礼》中的校人、牧师、圉师、趣马、巫马等职司，分掌马的放牧、饲养、调教、乘御和保健等任务。除周王室与诸侯养马外,又向下级征发马匹以充军赋。春秋、战国之际已有“千乘之家”、“万乘之国”以车马代表财富的语汇。秦、汉时边郡设苑养马，并成立太仆寺，马政机关从此形成；太仆一职也由周代周王车驾的御从，变成为马政长官，位列九卿。北朝起太仆寺兼管骆驼、牛、羊等牧政。

隋唐在陇右设牧监，除太仆寺统管全国牧政外，又设驾部主管驿马，汇集官私马牛杂畜的簿籍，以凭考课，马政组织至此大备。

宋代除仍有太仆寺和驾部外，又设群牧使。政府还设茶马寺，以茶叶等向西部少数民族换取马匹。王安石创行官马民养的保马法，但不久废止，以后改行民牧制度。辽、金、元马政组织基本仿效唐宋制度，以养马于塞外为主，并大肆搜刮民马。明初在全国南北各地推行马政，在陕甘和辽东设养马场,在农区厉行官督民牧,由太仆寺、苑马寺及行太仆寺分掌其事，统于兵部。后因草场日减、官吏乱职而未见成效。清代全盛期抑制内地民间养马，养马业日益衰落，只在察哈尔等地设若干马场，政府设太仆寺、上驷院，分管口外马场。清末军制改革，把持续2000余年的马政机构合并成军牧司，但上驷院仍保留到清代覆亡。
============至于《木兰诗》的时代背景，当与北魏与柔然之间所发生的长期战争有密切的关系。柔然，亦称蠕蠕，四世纪中，在蒙古高原鄂尔浑河和土拉河流域建立政权，经常骚扰北魏。据历史记载，从公元407年到493年80多年中，双方发生的大战役就有15次之多。
从《木兰诗》中所叙木兰出征路线来看，离家渡过黄河后，经过了黑山（即杀虎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南百里。）燕山（即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杭爱山。《木兰诗》称燕山，是为了这句成九字句。）等地，也与当时情况相契合。这次出击柔然，迫使柔然退到大漠以北。接着，431年灭夏国，436年灭“北燕”，439年灭“北凉”。在北魏十多年的经营下，到这时才结束了从304年开始的一百多年的黄河流或大乱，中国北部重新统一。这次战争是进步的，符合人民愿望的。诗中的木兰参加了这十多年的统一北方的战争，打败敌人凯旋还乡。正因为这样，《木兰诗》千百年来流传不衰，木兰千百年来受到人民的传颂和赞扬。

《木兰诗》的产生时代，目前一般已认定它是南北朝时北魏时的作品。北中国从公元304年匈奴族刘渊建立北汉开始，至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共经历135年。在此期间，曾有史称“五胡十六国”的割据政权。这是我国历史上北方战乱时间最长，社会最混乱的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都遭到极大破坏。社会各种矛盾复杂尖锐，使得这些战争具有异乎寻常的残酷性。作为这种残酷性的集中表现，便是人民的大量死亡。“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口，白骨无人收。”（《企喻歌》），便是当时各族人民大量死于战争的真实写照，这里也表现了广大人民的反战情绪。“木兰诗”，也正是这种战争频繁的时代环境的产物。
《木兰诗》产生的时代，说法很多。前人有的说它是魏曹子建作（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有的说产生于隋（宋程大昌《演繁露》），有的说产生于唐（宋刘克庄《后村诗话》）。解放后，对《木兰诗》产生的时代曾作过讨论，基本上有两种说法：一说“最可能的情形是事和诗都产生在后魏”（余冠英《乐府诗选》122页）。另一说此诗产生于西魏（1954年4月26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罗根泽《木兰诗产生的时代和地点》）。

把各种说法归纳起来，有汉魏、南北朝、隋唐三种说法。近来许多人的意见肯定《木兰诗》产生在北魏（即后魏）。其理由大致为：

1.北魏为游牧部族，社会风气强悍尚武，不仅男子，就是女子对骑射也有素养。只有这样，木兰作为一个女子才能代父从军，做到“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北朝乐府《李波小妹歌》中称颂李波小妹说：“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裳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从这里看，当时女子矫健尚骑射，并不逊于男子。

2.北魏实行“军户”制度，征兵以军户为主要对象，作为“在籍军人”，虽老弱也不能免（吕思勉著《两晋南北朝史》第1302页）。西魏虽然也实行征兵制（府兵制），但要求应征对象须具备一定条件，并不象北魏那样，而是“择魁健材力之士以为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51兵考）。从《木兰诗》的内容看，可以肯定木兰家为在籍军人，属于“军户”，父老弟幼，也不得不应征。因此，《木兰诗》产生于北魏之说，较符合历史实际。

3.《木兰诗》中谈到的黑山（今内蒙呼浩特东南杀虎山）、燕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杭爱山），均为柔然（又称蠕蠕或茹茹）居地，历史上并无西魏与柔然战争的记载。而柔然为北魏的劲敌，历史上记载从公元四○七年至四九三年约八十多年之中，双方大战役有十五次之多，平均五年左右发生一次战争。这是《木兰诗》产生于北魏的第三个根据。

关于马鞍马镫等（高分悬赏）

马在我国被驯养，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马以其快捷健走、力大温良的优点，很早就被人类所认识。早期马多被用来驾车，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军队最初都是以步兵和兵车混合为主，动辄都是几十万，而骑兵最多不过五六千骑。直至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才为赵国训练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改变了原来的军队装备，这是军事史上一项伟大的变革。此后，各诸侯国都非常重视发展骑兵。
但是，在当时骑马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因为还没有发明马镫。在公元前亚历山大率军东征，横扫中亚大地时，他的将士们的双腿是在马腹的两边空荡荡地悬垂着，没有任何支撑。他们靠着大腿的力量，用力夹住猛烈颠跛的马以保持自身的稳定。这种艰辛可以料想。而马镫是骑马时踏脚的装置，没有它，当马飞奔或腾越时，骑士们只能用双腿夹紧马身，同时用手紧抓马鬃才能避免摔下马来。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是我国考古的重大发现。在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中出土了许多与真马大小相似的陶马。马身上马具齐备，但就是没有发现马镫。
马镫虽然很小，作用却很大，它可以使骑士和战马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把人和马的力量合在一起，发挥出最大效力。马镫最早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但准确的时间目前学界尚无定论。
最早的马镫实物，发现于公元3世纪中叶到4世纪初的中国东北的鲜卑人活动的区域，出土地点在辽宁省西部与内蒙古赤峰相接的北票县。1965年，考古人员在北票县北燕贵族冯素弗墓中，出土了一对木芯长直柄包铜皮的马镫。这对马镫长24．5厘米，宽16．8厘米，是国际上现存时代最早的马镫实物。
吉林市郊帽儿山墓地是20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其年代大致相当于西汉中晚期至南北朝。1993年在帽儿山墓地18号墓中出土了一副马镫，用铜片夹裹木芯，以铆钉缀合加固。这是我国出土年代较早的马镫。北燕是慕容鲜卑所创建的王朝，当时在东北地区与高句丽互相争夺地盘，双方都很重视发展骑兵。由于慕容鲜卑与北方草原游牧地区关系更为密切，便率先发明了马镫，从而使其骑兵的战斗力猛增。
1965年至1970年，南京象山发掘了东晋琅琊王氏族墓群，7号墓中出土了一件装双镫的陶马，墓葬年代为东晋永昌元年（322）或稍后。这件陶马的双镫是已知马镫的较早实例。
1965年在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发掘了北燕冯素弗墓。北燕是公元四世纪初迁至辽西的汉族统治者冯氏在前燕、后燕基础上建立的鲜卑族国家，冯素弗是北燕王冯跋的弟弟。这是一座时代明确的北燕墓葬。墓中出土了一副马镫，形状近似三角形，角部浑圆，在木芯外面包镶着鎏金的铜片。
[编辑本段]欧洲最早的马镫
欧洲最早的马镫，出土于公元6世纪的匈牙利阿瓦尔人的墓葬中，以窄踏板直柄金属马镫为主。阿瓦尔人是来自蒙古高原的柔然人的后代。柔然人的重点活动地区是阴山以北的草原，与鲜卑人及北魏王朝发生多次战争被打败之后，柔然人于6世纪沿欧亚草原之路西迁到匈牙利定居。因此，有些西方考古学者认为：是柔然人从中国北方把马镫传播到欧洲，甚至认为阿瓦尔人的马镫就是中国传统的直柄横穿金属马镫，或者有中国工匠直接参与到为阿瓦尔人制做马镫上来。因此，马镫被称为“中国靴子”。
通过上述考证与论述，可以确认：最早的马镫发现于公元3—4世纪鲜卑人活动的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这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对世界的一项伟大贡献。
马镫发明后，很快就由中国传到朝鲜，在公元五世纪的朝鲜古墓中已有了马镫的绘画。至于流传到西方的马镫，是首先由中国传到土耳其，然后传到古罗马帝国，最后传播到欧洲大陆的。
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对中国发明的马镫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关于脚镫曾有过很多热烈的讨论……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占优势的是中国。直到8世纪初期在西方（或拜占庭）才出现脚镫，但是它们在那里的社会影响是非常特殊的。林恩·怀特说：‘只有极少的发明像脚镫这样简单，但却在历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响。’”，“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制度一样，中国的脚镫在最初却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
事实上，欧洲人是踩着中国人的马镫进入了骑士时代的。
[编辑本段]发展历史
中国有据可考的马镫，出现在北魏时期，这种马镫是木芯长直柄包铜皮的挂式马镫。其后，这种马镫通过高句丽向东传播，扩散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继而出现了窄踏板金属马镫在欧亚大草原上的广泛传播。在中国南方地区，约在公元4世纪也已出现了马镫。总之，木芯长直柄马镫是东西方各类马镫的源头。其后，马镫也被高句丽人掌握和改造，用木芯包铁镫代替了北燕的木芯包铜镫。
马镫的发明几乎可以和轮子的发明相提并论。有了它，骑兵可以更轻松的在马上做各种动作，人类战争史才真正迎来了骑兵无敌的年代。马镫的历史有两千多年的时间了，最早是用皮革制成的。马镫有银、铜、铁鎏银、铁等不同的材质。它是马具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部件。是为了帮助骑士上马而发明的。
中国最初的马镫只有单独的一个，垂系马鞍的革带也很短。骑士上马之后，马镫就没有实际用途了。古人在原始马镫的基础上，通过改良，制作出真正的马镫，就是现在的双马镫。马镫的产生和使用，标志着骑乘用马具的完备，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军事上，它使骑兵上下马迅速，人骑在马上不易坠地，控制战马更加自如，马镫解放了骑兵的双手，增加了战斗力。在日常生活中，马镫使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人，甚至妇女都可以稳稳的骑在马上。骑马的姿势也更加潇洒大方。
[编辑本段]考古类型学分析
为了使研究尽量客观，我们尽可能地搜集经科学发掘或有准确出土地点的马镫，并参考相关的雕塑和壁画，一共选取了188件标本，绝大部分为实物马镫。由于个别地区实物标本贫乏，所以我们还选择了一些雕塑和壁画中的马镫作为补充资料。我们选取的标本年代主要集中在4世纪-9世纪。10世纪以后，马镫样式趋于统一，仅选取了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标本，以说明马镫发展演变的完整过程。
尽管马销样式繁多，但是仔细分析，不难发现马镫的区别主要在于悬系部分。依据悬系部分的特征，种类繁多的马镫可以归类为四个类型，即直柄横穿型马镫、壶镫、T形柄金属马镫和8字形马镫。这四个类型既相互关联，又各自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A型 直柄横穿型马镫，总体特征为直柄，柄上有一横穿。该型马镫演变趋势为横柄越来越短，踏板越来越宽；镫环形状虽然也有不同，但不像镫柄和踏板那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不作为分式的主要依据。根据镫柄和踏板的变化，A型马镫可分以下八式：
AI式：木芯长直柄马镫。镫柄为长条状，其长度与马镫通高之比约为二分之一，柄上部有穿，柄根部渐窄；马镫通体厚度相同，踏板略微向上凸起。此式马镫质地为木芯，三面包铜片或外包皮革。
AI式马镫在3世纪中叶～4世纪中叶出现于辽宁朝阳地区，均出于鲜卑人墓葬中。
AII式：木芯包金属直柄马镫。镫柄较I式变短，为短粗的条状，其长度与马镫通高之比小于或等于三分之一，柄上部有一长方形横穿，柄根部略窄于上部。踏板微凸，其宽度与马镫通体厚度基本相同或略宽。
AII式马镫质地为木芯，四面包铜片（通常鎏金）或铁片。AII式马镫4世纪开始流行于我国东北地区，5～6世纪流行于朝鲜半岛和日本。
AIII式：长直柄金属镫。镫柄为长条状，柄端带横穿的部分加宽，呈横置的长方形或方形。踏板宽于马镫通体厚度，有的踏板上还带有小突起。
AIII式马镫最早的标本见于宁夏固原北魏漆棺画墓（固原县文物工作站， 1984： ），年代为484~486年（孙机，1996：122）。但是这种长直柄金属镫在我国流行时间不长，迅速为新式样马镫所代替；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则一直沿用到7世纪。
AIV式：窄踏板直柄金属镫。镫柄大大缩短，其与横环连接的部分成短柱状，形似柄颈，从而使柄部看起来很像镫环上扁形的“耳”（苏联学者称为“带薄片耳”型镫），镫柄为圭首形或方形；穿位于镫柄的中部或下部。踏板一般都较为平直或略微向下弧，其宽度大于马镫通体厚度，但不像后来的金属镫那样踏板中间有一道突起的脊）。
AIV式马镫质地为金属，以铁制为多，亦有铜制。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AIV式马横标本是宁夏固原李贤墓出土的明器铁马镫，年代为569年。AIV式马镫的分布十分广泛，几乎传遍欧亚大陆各地。
AV式：马蹄形镫环直柄金属镫。银柄圭首形或方形，穿位于镫柄的中部或下部。镫环为马蹄形，踏板宽大，中间有一道横脊，两边略微下卷。
AV式马镫均为金属质地，一般为青铜制。目前所见AV式马横标本均有豪华装饰，采用鎏金、包银或错金银工艺，制作极其精美，其中或有等级之分。这种马镫数量不多，只在内蒙古、陕西和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了少数几例。
AVI式：宽踏板直柄金属镫。镫柄以方形为主，亦有圭首形；穿位于镫柄的中部或下部。踏板宽大，微微下弧，中间有一道横脊，两边下卷，有的踏板上还有接孔AVI式马镫以铁制为主，亦有铜制。AVI式马镫分布广泛，几乎遍布整个欧亚大陆。
AVII式：镫柄进一步缩短，柄颈退化；穿变得宽大，其位置与镫环极为接近：一般位于紧接镫环上端处或在镫柄与镫环之间。欧洲维京人墓葬（ 9－11世纪）中出现一种马镫：长镫环，镫环上端为宽大的穿，有的穿上还带攀。维京人的马镫基本上与AVI式马镫相同。AVII式马镫分布广泛，几乎遍布欧亚大陆。
AVIII式：镫柄退化，仅存镫环，镫环梁部有穿。
AVIII式马镫是10世纪金属马镫的典型代表，后来逐渐成为欧亚大陆马镫的主流。
B型 壶镫。 直柄，柄上端有穿，整个马镫形似圆壶，将足前部包住。壶镫是一种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马镫，目前只见于日本和朝鲜半岛南部。壶镫制作工艺分为两种：一种是先做出镫架，再把镫环前部的镫架包上皮革；另一种是用木头旋制出壶形镫。后一种马镫出现较晚，始见于7世纪。依据壶镫不同的制作工艺，可将其分两个亚型。
春秋网Ba型：镫架包皮革壶镫，变化趋势与直柄横穿型马镫相似。据镫柄和踏板的变化，可以分为三式。
BaI式：长直柄，柄上端有穿，形似AII式马镫镫环前套上皮囊（表一，31）。BaI式马镫镫架为木芯包金属。无论从形制还是从材质，都表明BaI式马镫与AII式马镫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可以说，BaI式马镫是All式马镫本地化的产物。
BaII式：长直柄，穿位于镫柄上端，踏板呈半月形（表一，34）。BaII式壶镫在6世纪采用木芯包金属雕架，6世纪末逐渐为金属镫架取代。
BaIII式：镫柄大大缩短，形成一个柄颈，将宽大的穿连接在雕环上，踏板呈半月形，镫架为金属制。
Bb型：木旋壶镫，用木头旋制而成，其形制与BaII式壶镫相同，但材质不同（表一，36）。流行于7世纪。
C型 T形柄金属马镫。带有T字形短直柄，踏板宽于马镫通体厚度。这种金属镫的T字形短直柄可能是直柄横穿型马镫的一种变体，因技术或其它原因无法做出穿部，而采用直柄上加横杠的工艺来代替。
春秋网C型马镫仅见两件标本，均为铁制。一件发现于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库德尔格，另一件发现于我国新疆克尔木齐。库德尔格墓葬年代为6－7世纪。克尔木齐那件马镫最初被认为是战国至汉代遗物（新疆社科院考古所，1983：图166）。从形制上看，这件马镫的踏板宽于马镫通体厚度，除了镫柄略有不同外，与郑仁泰墓、独孤思贞墓所出马镫非常接近，年代应在6—7世纪。最近出版的《新疆古迹大观》已正确将其断为唐代之物（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340）。
D型 8字形马镫。整个马镫的形状如同阿拉伯数字8，上面弯曲出的小圈为控系用的圈鼻，下面为销环。D型马镫均为金属质地，一般为铁制。该型马镫可分为两个亚型。
Da型：马镫的镫鼻与横环连接部分不交叉，大多在镫环上方形成一个圆形或扁圆形的小圈鼻。这种类型的马镫亦有早晚之别，早晚变化主要体现在颈部的有无和踏板的宽窄，可分两式。
DaI式：长颈8字形马镫。镫鼻与错环之间采用长颈，形制上明显模仿直柄横穿型马镫，踏板略宽于马镫通体厚度。
DaII式：无颈8字形马镫。镫鼻与雕环之间无颈，踏板定于马镫通体厚度，有越来越加宽的趋势，晚期或带装饰。
Db型：镫环与横鼻连接部分采用卷曲工艺，镫鼻呈圆形或三角形。
8字形马镫起源于南西伯利亚，始见于6-7世纪，后来传人中亚和欧洲广大地区。这种马镫似乎从未向东方传播，中国境内、朝鲜半岛和日本至今尚未发现。8字形马镫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采用西方传统的锻造工艺制作。而直柄横穿型金属马镫通常采用东方传统的铸造制作。8字形马镫的早期形式明显模仿直柄横穿型马镫。由于长直柄型马镫不适合用锻造工艺制作，长颈8字形马镫后来迅速被无颈8字形马镫取代。
据以上讨论，马镫源于中国东北鲜卑墓出上的木芯长直柄马镫。5世纪在中国北方出现的金属马镫是在木芯长直柄马镫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对欧亚大陆军事变革产生直接影响的是金属马镫。直柄横穿型马镫和海东的壶镫以及南西伯利亚的8字形马镫均有渊源关系，后两种类型的马镫是在直柄横穿型马镫影响下，结合当地制作工艺特色发展起来的。
马鞍 一般使牛皮包裹三合板木架,而后用钢板做为骨架
对于这一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在考古中发现西汉马鞍和两汉马镫的实物和雕塑、绘画等方面的证据，传统观点是这样认为的：“西汉时，马鞍、马镫仍未出现，多少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⑴、“……（西汉）但马镫仍未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⑵ 而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及本文所说的“马鞍”并非指其广义上所含概的所有用于隔开人体和马背的物体，而是指其狭义，即两端上翘的“高桥马鞍”。那么事实真的如上面所说吗？这里就要对此进行一下粗浅的讨论
第一个革新（这只是一般性的看法，但其实际的发明顺序不一定是这样）是高桥马鞍的出现，马鞍两端从平坦转为高翘，限制了骑手身体的前后滑动趋势，提供了纵向的稳定性。第二个则是马镫的使用，它通过固定双脚提供横向稳定性，同时在马鞍的协助下将人和马结为一个整体，使骑兵利用马匹的速度进行正面冲击成为可能。西方学者这样评论进入欧洲的匈奴人携带的新装备：“马鞍是人与马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关键。匈奴人独特的马鞍引起了罗马人的惊奇。他们的马鞍不像罗马人的那样由裹住马肚子的皮革制成，匈奴人的马鞍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有一个两头高的木制托架。这样不论马怎么跑，骑士们都能稳稳地坐在马背上。……相反，罗马人笨拙的骑术使不少骑手经常在战斗中失去平衡，而从马上掉下来，这通常很危险，有时甚至是致命的。……除了马鞍，匈奴人还从亚洲带来了一项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欧洲人从未见过的马镫。为了防止腿在长距离的骑马后会疲劳，人们在马鞍上系上了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这样，脚就有了可踏的地方。……尽管当时这种马镫还不完善，但它给骑手们一种安全感，同时也能让他们在马上站起来向各个方向转身。由于有了木马鞍和马镫，匈奴骑手们能在骑马的过程中朝每个方向射箭。”⑶ 鞍镫的引进，在欧洲来讲是一件大事，正是它使骑兵取代步兵成为中世纪战争的主力，“一旦马镫成为8世纪的法兰克人通用之物，马匹不仅能用于迅速集中力量，并且也能用来作战了。速度可以转化为突击。”⑷“马镫使中世纪穿戴沉重的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⑸ 由此可见其重要的程度。
台风马鞍
“马鞍”也是一种台风的名称，由世界气象组织(简称WMO)台风委员命名。该台风的序号为9-4，英文名Ma-on，中文名马鞍，名字来源于中国香港，其意义为山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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