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备受现代人推崇，全靠这6个字

古人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不过，生活方式再是不同，安身立命的基本价值观还都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尤其涉及到做人、做事方面，古人们往往更能够严于律己，这一点是大多现代人达不到的思想高度。

在中国近代，曾国藩算得上是一位影响力较为深远的历史人物了，而与他在清末取得的功绩相比，世人尊崇他的更是一直以来曾国藩留下的处世之道，从很多史实中都能看得出来，曾国藩严于律己的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总结来看，他留给世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便是这六字箴言：立功、立德、立言。

人生在世，如若不能坚守自己的行为底线还不能为自己树立远大的人生目标，与行尸走肉有何分别，大多数人都有着飞黄腾达的愿望，殊不知，如若不能在生活中方方面面努力打磨自己，那些想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而想要严于律己，不妨从曾国藩留给我们的这六个字中找到启发与答案。

立德

如果非要将这三立排列个顺序，一定是立德为最优先，心中无德之人是永远无法成为大器的，而曾国藩在当年也是从学习立德开始的。年轻时的他也是一位心胸狭隘、睚眦必报之人，可在反观自己很多不端行为和想法之后，曾国藩由衷地体会到了严于律己以及将德行放在日常行事首位的重要，由此，他还为自己立下“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座右铭。

哪怕是亲临战场那样的危机岁月，曾国藩都会坚持写日记的习惯，说是写日记，其实更是在不断反思自己每日行为是否端正的好方法，要知道，曾国藩写日记的习惯总会是详细记录，从字里行间都能看出他对于自身的严于律己，也就是在如此苛责自己的情况下，才使得他能够在朝堂之上有着颇高的人气以及过硬的政治素养。

想想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是否做到了常常反思自我，不懂得换位思考与及时改过的人又如何能够拥有令人尊重的声望呢？做人，先要立德。

立言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人们还会经常用诗词歌赋的形式表达心中的远大抱负或是对时政的见解，而对于曾国藩本人来讲，在初到京城的时候，他也是妥妥的一枚愤青，只可惜，志向高远却文笔平平，当然，老天自是不可能把所有的好事都堆在一个人身上吧。

不过，别看曾国藩文笔平庸，他对文字的鉴赏能力可谓非同小可，哪怕身居要职，平日里都有着抽出时间来读书的好习惯，再是忙碌，常常翻阅古代大家的作品，严格的阅读习惯多年来一直都不曾改变。不过，后人很理性地评价曾国藩的文笔都表示，他最大的成就就是评论能力远超创作能力，尤其是应用文写作方面，与人交流从来都没有废话、精炼至极。

所以说，曾国藩也算得上十分独特的交流专家，他的言论在如今被后人编辑成书更是畅销已久。可想而知，并不是说曾国藩的文笔有多精妙，相反，他的为人处世从与人的文字交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一点更是我们现代人要去借鉴的地方，少说废话多做事，立言不朽才是王道。

立功

所有想要专心做事业的人，没有哪个不曾抱着建功立业的野心和梦想，古人如此，现代人亦是如此。当年，曾国藩在清朝建下的最大功绩就要属他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殊不知，在当时，整个清朝有战斗力的兵八成以上都是曾国藩带领和调教出来的，要说他功高盖主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出生于普通耕读家庭的他并没有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好运，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得到的朝堂地位，很多人都觉得堪称奇迹。

其实，曾国藩的务实是最值得现代人去效仿的，想要在自己的事业基础上建功立业，别想着安安稳稳度日，不走到第一线感受真实情况，不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摸爬滚打得出实战经验，想要平地起高楼，不说是痴心妄想也差不多了，而有着先天将才天分的曾国藩正是懂得实战出英雄的道理，才有了他如日中天的朝堂地位。

其实，曾国藩最可取之处还在于他始终懂得居功而不自傲，哪怕军功赫赫也还是能够保持谦恭、谨慎的态度，时刻将国家命运放在第一位才是他最可取的地方。想想看，如今多少人在工作上取得一丁点的成绩就得意忘形，如此心量又如何能够十年磨一剑取得常人无法企及的成就呢？所以，曾国藩在立德与立言之后，更是在立功这里成就了独一无二的自己。

当年叱咤风云的李鸿章也是出于曾国藩的一手调教，只是两人的风格还是有所不同，不过，“立德、立言、立功”印证的是曾国藩凭借自身努力走出的一条自我完善之路，端身正意之下树立起的好习惯、好心境。一生拒绝假大空，脚踏实地地埋头苦干，才是曾国藩能够穿越古今受到现代人推崇的根本原因。

历史上有很多人佩服曾国藩，他到底有多厉害？

作为有清一代的中兴名臣，曾国藩的修身砺志、勤奋治学、处世为官之道颇受现代人的推崇。曾国藩之所以能在举世滔滔之中产生砥柱中流的作用，可能有诸多因素，但他广泛网罗人才，把一大批才俊智囊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把别人的能力化为己用，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曾国藩十分重视人才问题。在政治上，他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在军事上，他强调“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他把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造就人才作为挽救晚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

重人、识人、取人、用人是曾国藩的特长。一次，李鸿章向曾国藩推荐三个人才，恰好曾国藩散步去了，李鸿章示意三人在厅外等候。曾国藩散步回来，李鸿章说明来意，并请曾国藩考察那三个人。曾国藩讲：“不必了，面向厅门、站在左边的那位是个忠厚人，办事小心，让人放心，可派他做后勤供应之类的工作；中间那位是个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人，不值得信任，只宜分派一些无足轻重的工作，担不得大任；右边那位是个将才，可独当一面，将来作为不小，应予重用。”李鸿章很吃惊，问曾国藩是何时考察出来的。

曾国藩笑着说：“刚才散步回来，见到那三个人，走过他们身边时，左边那个低头不敢仰视，可见是位老实、小心谨慎之人，因此适合做后勤工作一类的事情。中间那位，表面上恭恭敬敬，可等我走过之后，就左顾右盼，可见是个阳奉阴违的人，因此不可重用。右边那位，始终挺拔而立，如一根栋梁，双目正视前方，不卑不亢，是一位大将之才。”曾国藩所指的那位“大将之才”，便是淮军勇将、后来担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观人于微”，并且准确率极高，全赖其“积久而有经验”。对于发现、造就人才的方法，曾国藩概括为八个字：“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广收，就是广泛访求、网罗人才。曾氏求贤若渴，他提出“凡有一长一技者，断不敢轻视”。每到一地，每与人通信、交谈，都恳求对方推荐人才。他常写人才闻见日记，将所见所闻，分为“闻可”、“闻否”、“见可”三类。他的《无慢室日记》中，专设“记人”一项，记录了一大批被推荐的人名，并附有自己考察之所得。曾氏提出，“衡才不拘一格”，“求才不遗余力”，反对以出身、资历衡量人。曾氏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曾氏平时极注意对僚属才能的观察了解，并从中发现了大量人才。

慎用，就是分辨良莠、知人善任。曾国藩说：“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而且收之越广，用之越慎。曾氏用人十分谨慎，恪守“不轻进人”、“不妄亲人”。为此，他高度重视人才的考察，提倡选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观人的方法主要是“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对于招揽到的人才，一方面用其所长，尽其所能，另一方面量才录用，使人才大多能各尽其职。正是因为曾氏能“冷眼看英雄”，他的幕府中人才之盛，一时无二。

勤教，就是善于磨砺、促其成才。曾氏认为，人才，特别是经办军国大事的人才都是千磨百砺锤炼出来的。李鸿章是曾氏的得意门生，咸丰十一年，曾氏率湘军攻陷九江，李鸿章从镇江前去投奔曾氏，可曾氏却借口军务繁忙，竟然没有相见，甚至在别人面前对李鸿章出言相讥。其实，曾氏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心地高傲，想挫一挫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也是曾氏培养学生的一片苦心。此后，曾氏对李鸿章进行了严格打磨。李鸿章曾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曾氏的苦心栽培，终于把李鸿章磨砺成了晚清的擎天一柱。

严绳，就是严加督责、清慎诚戒。曾氏律己甚严，“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对待下属也是严加督责，使下属都能“循循于规矩之中”。他常以恒守“清慎诚戒”四字对幕僚言传身教，要求属下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做起。对属下的管教，能区别不同对象，不同对待，或者以勉励为主，或者多加防范；在方法上则是“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体现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

曾国藩为政四十年，幕僚共计四百多人，大部分都被他培养、推荐为朝廷、军队和地方的高级干部，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等众多名臣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曾国藩的重人、识人、取人、用人已成一体，体现了一代宗师的颖悟与睿智。

喜欢历史，就回到文章开头，点“关注”。

“屡败屡战”的儒生，晚清重臣曾国藩，为何会备受后世推崇？?

?曾国藩他为后世所推崇的并不是他的军事指挥才能，而是他的思想。他的思想是他一生的关键，虽然他每次领导的战争都失败了，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思想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曾国藩他可以说是一味追求人生至善的一个儒生，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始终把修养身性摆在最重要的一个位置。

并且他也常把这个修养身性与家庭兴衰、事业发展、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也在对家中晚辈的一些家书中劝诫他们要懂得修养身心，要对自己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做到“吾日三省吾身”。曾国藩他的家书大概有1500多篇，其中大多数都是讲自己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等等一些心得体会。

而且写家书也概括了曾国藩他一生的一些思想财富，这也使得他的思想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而作为后世的梁启超，他也通过曾国藩写家书这个启发，自己也写了很多家书，并妥善地保存了下来。曾国藩他在治军上非常重视精神教育，他的这一点也很受毛主席的赞同，而蒋介石他也是很认同曾国藩的为人之道的。

现在人们常常去研究曾国藩他的一些思想，市场上也有很多关于曾国藩的一些图书，这足以见得他的思想是深深的受到了后世的肯定和理解的，而且即使是放在现在，他的思想也是有很高的借鉴价值的。他的自省精神是现代人所缺的，每日三省也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东西，而他最重要的是教导现代人要立志高远，不忘初心。

曾国藩谈教育：做人做到这6点，任何事都不怕

晚清名臣曾国藩在30余年的仕宦生涯里，为国为公，是中国晚清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著名学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清统治者推崇他「 ”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 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与此同时他也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一生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其教育思想在《曾国藩家书》中有充分的体现。 那么，这么一位历史名臣是如何看待教育的呢？他又是如何具体教育自己的孩子的呢？请看哲学诗画为你整理的——历史名臣曾国藩谈教育：做人做到这6点，任何事都不怕！ 1，立志 做人当从立志开始。 曾国藩认为，立志坚韧是成就事业的基础。他不断教导后辈"君子之立志……若夫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之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他认为从小树立天下为己任的远大志向，自强不息，将来才能有所作为。 曾国藩告诫子女：人如果能立志，哪怕做圣贤豪杰也不是件困难的事情。只要有了志向，哪怕是在「 ”旷野之地，热闹之场”，都能精心读书，静心做事。 2，以身作则 曾国藩特别重视教育者本人的榜样作用，认为「 ”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好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曾国藩对于古训「 ”身教重于言教”的理解十分深刻。他从亲身体会出发，以商量的口吻，中肯地向儿子提出一些建议。 比如，曾国藩在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二十日给儿子曾纪泽的信是这样写的：「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歌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每做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 3，勤俭节约 曾国藩认为懒惰和骄奢是一个很糟糕的品质，千万不能让孩子养成，一旦养成他就会一事无成，整日沉迷其中。人生的路有很长，并非是一路坦途，处处高歌，再成功的人都会有低谷失意的时候，要让孩子知道勤俭和节约，珍惜他所拥有的一切。 想想曾国藩，再看看现在。孩子们大都被娇惯坏了，父母长辈事事包办，什么都迁就孩子，明明做错了，还无限包容和讨好孩子，放任孩子养成好吃懒做、不思进取的恶习。其实这是对孩子好吗？当孩子某天长大，走入社会，进而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就会记恨父母。最近正热播的影视剧《都挺好》中的老二苏明成不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吗？ 4，看淡名利，读书做人 1842年，曾国藩尚为京官，在正月十八他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认为弟弟们只要能够「 ”发愤自立”，即使没有在科考场上得志，但也能成为他的帮手，「 ”虽不得科名，亦是男的大帮手”。曾国藩甚至举例说老家湘乡有哪些大贤大儒，并无功名，但照样怡然自乐，乡里闻名。既然不以功名为念，那么曾国藩对于弟弟和子孙的期许是什么呢？在1856年（咸丰六年）写给儿子曾纪鸿的信里，他这样说：「 ”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说得很清楚，就是成为「 ”读书明理之君子”。 曾国藩通过自我的一生告诉孩子，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才是最重要的，考不考取功名倒在其次。 5，谦虚，不自满 曾国藩说，为人切忌一个「 ”傲”字。 「 ”谦受益，满招损”，这是中国人历来信奉的做人原则，说到底就是做人不能太傲，曾国藩的家书里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一点，而且都把「 ”傲”作为重点防范对象来告诫子弟。他认为不傲是做人的基础。 在道光二十四年写给弟弟们的信中，他语重心长地说：「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曾国藩见过一些颇有才华却不得志者，原因何在？就在于傲慢蒙蔽了他们的眼光，阻碍了他们的进步。曾国藩亲眼看到这些人的傲慢姿态，自己文章「 ”实亦无过人之处”，但却心高气傲，乡试的时候骂乡试题目一窍不通，会试的时候骂会试题目一窍不通，骂了同学骂考官，一路骂下去，因为傲慢，不肯谦虚求学，最后把自己的前途也骂没了。 6，德才并重 曾国藩一生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在人才培养方面，他特别强调德才并重。他曾说："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才不可偏重。”在他看来，德才是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二者缺少任何一方，都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现在有些父母只关心孩子的成绩，却不关心孩子的品德。其实，这是因小失大。因为道德品行会影响人的一生，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指引，即便有再好的成绩，将来也未必成才，甚至还会做出有违社会道德的事情。所以，曾国藩的德育思想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现代人借鉴和学习。 结语——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做父母的不能把孩子当做自己生命的延续，父母在教育上与子女的关系，是引导者，是辅助者，而非是发布施令和决策者。 教育学家叶圣陶说，每一个优秀孩子的背后，必定同样站着一位优秀的父母。莫言说，只有最好的父母才能教育出最好的孩子。为人父母，我们一定要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告诉孩子，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在这种言传身教中，润化他们的心灵，树立他们的三观，培育好他们健康的未来。 ---------------------------------------------- 公众号：六弦商道

曾国藩：我的成功全靠——“笨”

曾国藩被称为晚清最后一位“圣人”。

无论是他的事业、家庭，还是学术造诣，他的一生都是极为成功的。

除了少有的几次仕宦沉浮外，他一生中官运亨通，十年七升的成绩，即便放在现在的官场都是极为罕见的。

他后来更是凭借着平定太平天国的战功，集太子太保、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勇毅候多项官职与荣誉于一身，一时风头无两，是绝对的风云人物。

事实上，曾国藩绝对不是“方仲永”式的早慧天才，从不少相关历史文献可以看出，他有些鲁钝，是个很“笨”的人。

曾国藩的“笨”首先体现在他的读书求取功名上。

他从十四岁就开始参加县试，前前后后考了七次，一直到二十三岁才考上秀才，并且还是倒数第二名。

在道光十二年的时候，曾国藩第六次参加科考，却被当时的学台悬牌告天下，责其“文理太浅”。

受此大辱，曾咬牙发奋，在此后的第七次考试中，他终于中了秀才，后来又顺利中举，中进士，点翰林。

对比同时代的左宗棠、李鸿章，左只比曾小一岁，但天资聪颖，是出了名的“神童”级别的人物，十四岁参加县试，名列榜首；李鸿章也是十七岁就中了秀才。

曾国藩早期也是一个脾气急躁的愤青，满怀政治抱负的他，一心想要在晚清内外交困的颓丧局势下，轰轰烈烈干出一番事业，为人处世都是典型的“硬碰硬”的风格，完全不会打太极。

道光一死，年方二十的咸丰就上台了。

他大刀阔斧，罢黜在朝不为高官，下昭“求言”。

咸丰不过说说而已，但曾国藩却当了真。

他先是上了《应昭陈言疏》，痛斥当时官场上的不正之风，以卵击石，将自己放在了满朝文武百官的对立面。

而后，他又上了《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指咸丰皇帝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刚愎自用、不讲诚信。皇帝拍案而起，盛怒之下，要严惩曾国藩，幸得朝中几位与他要好的大臣力保。

一时间，曾国藩成了众矢之的，枪打出头鸟，他成了大家集中火力，口诛笔伐的对象。

再者，曾国藩的战术也不见得高明。

曾国藩一生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属创立“湘军”，完成对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剿灭。

他由文转武，对行军打仗一窍不通，他只好通过阅读各种军事书籍来求取真经。

不同于左宗棠高明的军事智慧，曾国藩不善“巧攻”，只会“愚打”。

每场战役前，他都会做极为详细的研究，算好部署、后勤等各个环节，绝不打无准备之仗。

遇到特别难攻克的，他就打时间仗，绝不轻举妄动，直到把对方拖至筋疲力尽。

用今天时髦的心理学观点来解释，曾国藩就是典型的“粘液质”型人格，迟缓木讷、按章守制、难于变通。

曾国藩终于学乖了是在他人近中年之时。

也就是从这以后，他慢慢从一个怼天怼地怼皇上的“愤青”，变成了一个极适合官场的“老谋深算”大儒士。

曾国藩成立“湘军”后，亲自挂帅，咸丰表面上对他委以重任，实则处处提防，不肯给予他实权。他从一名二品“京官”变成了徒有虚名的地方“挂职”干部，处境尴尬。

曾先后挂职湖南和江西，打破了地方环环相扣的利益网，动了两地官员的“奶酪”，因此极不受当地权贵的欢迎。

由此可见，当时的曾国藩内心痛苦可见一斑。

恰逢父亲去世，曾国藩险棋一招，做出了他一生中少有的一次“出格之举”：他奏折一封，在奏折中对咸丰例呈自己的委屈和不易，并不等咸丰回复，就丢下尚在江西的军队，直奔湖南老家。

本想借此从皇帝那里换取实权，却没想这一把“同情牌”让咸丰顺水推舟，顺势解除了他的兵权，曾国藩彻底心凉了，只得在替父守孝的日子闭门读书。

也恰是这一年多的守孝时间，彻底完成了曾国藩的“蜕变”之路。

痛定思痛，他开始从黄老之学中寻求解脱之道，开始静下来思考自己前半生的为人处世之道。

笨笨的老曾，终于开窍了，他读懂了老子的至理名言，以柔才能克刚，太过刚直的性格，一旦走得太着急，就容易剑走偏锋，伤人伤己。

当后来咸丰重新启用他时，曾国藩好像换了一个人。

他变得谦虚、低调、平和，他开始把那一套曾经所不齿的“官场文化”为己所用，并逐渐炉火纯青，但唯一不同的是，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和惊人的自控力，以免使自己堕入浊流。

曾国藩的成功，用的就是老掉牙的笨办法——“立志”与“守恒”。

在《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家训》等著作中，这个随处可见的“恒”字诀始终是高悬在曾头上的“紧箍咒”。

曾在入朝为官后，就决定要当个完美的人，向“圣人”看齐。他用“日课”的方式来监督自己，晨起到晚上睡觉，大小诸事，皆写进日记，时刻反省和醒悟。

曾的这种“恒”字诀，某种程度上也是笨人的方法，在今天看来甚至有几分可笑。

他读书，一本书没有看完，绝对不去看其他书；一句话没有读通，也绝不看下一句。

在求“恒”这条路上，曾国藩可以说是毕生都在和自己进行斗争。

为了坚持完成每日读书和写字的任务，心性爱热闹的他曾走在社交活动的半道上，愣是逼着自己回家坐进了书房。

他看书、作文、练习书法，几十年如一日，即便在军务最为繁忙的时候，他都每日坚持着这几个习惯。

特别是在他成功戒除多年烟瘾后，曾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求恒之路，因为几十年的烟瘾都克服了，那还有什么事情不能从容应对呢？

在这一点上，曾国藩以难得的“苦行僧”精神，磨炼了自己的立志求恒品性，这在当时今日看来是尤为难得的。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句话在曾国藩身上得到了很好体现。

曾国藩一生朋友圈广泛，师门英才辈出，他的门生遍布天下，占据着清朝地方上的各重要职责部门，累计出任总督的有13人，出任巡抚的有14人之多。

而他所用社交之法也不过一个“宽”字 。

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说大话，不求虚名，”做事“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别人以巧以伪欺骗他，他却仍然以宽容之心相待。

在涉及金钱、品性、人格修养等等方面，他对自己的子女子侄要求严苛，但在求取功名，谋求财物方面，曾国藩对自己的子女却未加多的要求。

他不求子女闻达天下，家财万贯，只希望自己的孩子 “努力读书，绝不怕没饭吃。”

面对贫穷困顿的远亲近邻，曾国藩常常教育子女要施以援手，对家境凋敝的亲家，要多加扶持，不可轻视疏离，更是让自己的儿子要多多给岳母写信，常去看望。

朋友殉难，曾国藩供养其妻儿；下属因公殉职，曾不忘每年给其家眷寄钱。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左宗棠之间的半世纠葛。

在众多讲述曾左二人的资料中，都提到了影响左宗棠一生的“科考情结”和“渝亮情结”。

左年少成名，名满湘乡，奈何科考之路坎坷，只一个小小“举人”；曾才气平平，宦途却异常顺利。

相遇之时，一个是巡抚“师爷”，而一个却已经是朝廷的二品大员。

因此，左宗棠一生都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待曾国藩，对其大有鸡蛋里挑骨头之意，挖苦打击，以怨报德，极为严苛，而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左宗棠后来身居高位，除了自身不可多得的谋略与军事才华外，更与曾对其不遗余力的举荐息息相关。

在如此以德报怨的曾国藩面前，左宗棠终究还是低了头。

“宽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师耳。” 这是方宗诚对晚年曾国藩的评价，勾勒一副再平凡不过的肖像画，但细细想来，“愚笨”又何尝不是一种大智慧，毕竟，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至柔也至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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