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曾经是个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庞大国家。疆域广阔,拥有巴尔干半岛、中东及北非的大部分领土,西达直布罗陀海峡,东抵里海及波斯湾,北及今天的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南及今天苏丹和也门。
而这个国祚600多年大帝国,却在征伐欧洲道路上折戟沉沙,从1683年的维也纳战役开始渐渐从巅峰跌落,最终沦为“西亚病夫”,于1922年被西方列强肢解。主要原因是在一战中选错了队,使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一战本来与奥斯曼帝国没啥太大关联,因为那是欧洲内部的事,且与英法的关系不错,曾在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帮助奥斯曼打败了沙俄,而因奥斯曼与德国关系好。所以最终选择跟德国站在了一起,这一站却让奥斯曼帝国彻底崩溃。
事实上,在西方列强的眼里,奥斯曼土崩瓦解是迟早的事,而且英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希腊等国早有盘算,虎视眈眈,这样关于奥斯曼解体后利益分配的“东方问题”也就油然而生。
大家知道,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大体分为欧洲的巴尔干半岛、本部小亚细亚、中东阿拉伯人领土三大部分。一战前,巴尔干半岛的国家都已独立,但奥斯曼帝国还掌控着小亚细亚和中东阿拉伯国家。
而一战的爆发使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四大帝国全部亡国,但这当中奥斯曼帝国最惨。这是因为伊斯兰的奥斯曼帝国在历史上对整个欧洲的威胁的阴影颇深,所以欧洲人想把奥斯曼大卸八块再踩上一万只脚,才能解气放心。于是,就有协约国为肢解奥斯曼帝国的《赛克斯·皮科尔协定》和《色佛尔条约》。
其中,最为贪婪的沙俄,与奥斯曼土耳其大战241年,到了一战才见分晓。以罗马帝国继承人自居的俄国人,想要把黑海变成自己的内海,想要抢占梦寐以求君士坦丁堡(就是今天伊斯坦布尔),甚至想迁都于此,全面掌控黑海、地中海海域。
法国想要得到原本属于奥斯曼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获取在地中海东岸立足点。英国想要包括埃及、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伊拉克这些阿拉伯人居住地区的奥斯曼领土。意大利本是同盟国之一,可是战争一爆发意大利就马上反了水。最后以战胜国的身份想要奥斯曼小亚细亚的南部。
希腊在一战之时刚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去,想借奥斯曼解体之机大捞一把,想要拿回奥斯曼的爱琴海沿岸地区和奥斯曼剩余的欧洲领土。
也就是说奥斯曼土耳其被迫接受的是一个丧权辱国停战协定,大片领土都被协约国“委托管理”。昔日的属地将被协约国瓜分得干干净净。而且英国还鼓捣其周边国家妄图肢解分裂奥斯曼土耳其,如此奥斯曼土耳其将不复存在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让土耳其免受这个悲剧的历史人物出现了,这个人就是有土耳其之父之称的凯末尔。
一战结束之后,这个被土耳其人崇拜为英雄,名扬全国和欧洲的凯末尔,在安卡拉建立了民族战线,打起了保卫土耳其“不独立、毋宁死”的大旗。
面对《赛克斯·皮科尔协定》、《色佛尔条约》和英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希腊的围攻,凯末尔采取了用阿拉伯人所在的地区换取和平及各个击破上述五国,以保全土耳其核心领土的策略。
前文说到,法国人最想捞取的是叙利亚和黎巴嫩,凯末尔就答应了法国要求,以换取其退兵。其实法国人也缺乏必战的信心,所以见好就收了,与土耳其签订了停战协定。
沙俄在一战后被苏俄取代,苏俄刚刚掌权内部不稳,急需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凯末尔就以放弃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为条件,换取了苏俄对现有边界的承认。之后,又与苏俄建交,从此有了稳定后方。
想浑水摸鱼的意大利,本来军队战斗力一般,当凯末尔拉开真要打的架势,意大利退却了。加上凯末尔给了意大利施以经济利益,意大利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而需要死磕的只剩下有英国做后台的希腊,它最想肢解分裂奥斯曼土耳其。希腊虽然历史悠久,但却惨遭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蹂躏,数千年的仇恨都算在了土耳其头上。所以,希腊一心想打败土耳其。英国人当然也想要这样的结果,因为它想掌控伊斯坦布尔。
于是,在1920年6月,希腊在英国的指使下,对土耳其大打出手。然而,过招后希腊发现自己并不是土耳其的对手。凯末尔指挥军队把希腊军队赶出了土耳其。并在1922年,凯末尔亲率大军攻入希腊的堡垒伊兹密尔,大败希腊军队。
1923年7月,土耳其与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希腊等国,在瑞士签订了《洛桑条约》。土耳其以放弃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塞浦路斯、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约旦等地领土为代价,保全了小亚细亚的核心领土,也使列强承认了土耳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
虽然拥有小亚细亚的核心领土的土耳其仅有78万平方公里,与当年庞大奥斯曼帝国无法相比,但是若没有凯末尔的纵横捭阖拼死抗争,恐怕连这也难保住,虽然失去的太多,但这对于当时土耳其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可以说,凯末尔拯救已经被肢解分裂的奥斯曼帝国,又成功把这个古老的伊斯兰帝国进行了现代世俗化改革,自己成了土耳其的“国父”,也使土耳其成为国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的欧洲国家。
公元1681年,奥斯曼土耳其获得了右岸乌克兰的宗主权。此时的奥斯曼土耳其的疆土面积已到达最大。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与欧洲数个基督教国家开战,围攻奥地利维也纳失败。这是奥斯曼帝国第二次围攻维也纳,上一次围攻维也纳是1529年。不同的是,上一次是围攻无果主动撤退,这一次却是奥斯曼帝国大败。之后奥斯曼军队遭遇了一系列失败,一直到1699年,参战各方均无力再战,奥斯曼帝国与奥地利极其盟邦签署了《卡尔洛维茨条约》,这场战争才结束。
《卡尔洛维茨条约》不仅意味着奥斯曼帝国扩张的终结,还意味着奥斯曼帝国开始走向衰落。条约规定,匈牙利不再属于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因此丧失了大片领土。
这只是开始,之后的两百多年,奥斯曼帝国屡战屡败,领土不断萎缩,直至最终崩溃。19世纪初期,拿破仑就称其为“欧洲病夫”。
之前奥斯曼帝国几乎是吊打欧洲各国,就在第二次维也纳战败前,哈布斯堡还需要向奥斯曼帝国纳贡。黑海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湖,大半个地中海也归奥斯曼帝国所有。就连东南亚苏门答腊岛上的亚齐也承认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
为什么仅仅过了两年,奥斯曼帝国就从巅峰走向了丧师失地的境地?为什么在之后的两百多年时间,奥斯曼帝国没能再续辉煌,而是苟延残喘直至崩溃?
单纯了解一次战争,或者某一段历史,显然无法回答上面的问题。我们只有了解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历史,才有可能理解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而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下,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充斥着各种刻板印象。卡罗琳·芬克尔教授试图打破人们的刻板印象,尽量以一种更加中立的角度叙述这段历史,她推出了自己的著作《奥斯曼帝国:1299-1923》。这是英语世界第一本大量运用奥斯曼土耳其语原始材料写成的奥斯曼通史,在土耳其大受欢迎。
卡罗琳·芬克尔是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奥斯曼史博士,奥斯曼研究专家。她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了15年之久,对土耳其有着深刻了解。
《奥斯曼帝国:1299-1923》讲述了奥斯曼帝国自13世纪末建国起,至1927年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发表伟大演说之间的悠久历史。为我们展现了奥斯曼帝国登上霸主之位,到一步步沦为欧洲病夫,直至最终崩溃的历史脉络。
纵观奥斯曼帝国六百余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军制、税制以及认同感,这三样东西与奥斯曼帝国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联,几乎左右着帝国的兴衰。
一、从帝国支柱到叛乱之源的禁卫军
禁卫军是奥斯曼帝国的一支特色军种,在帝国不断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初,奥斯曼军队只是一支掠夺联盟,其成员很杂,宗教色彩很淡,其中有大量的基督徒。
随着征服疆域的扩大,奥斯曼开始采用少年征兵制度,建立了禁卫军。
奥斯曼人征发十几岁的少年,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以及文化教育,灌输效忠苏丹的信念。这些少年大多来自基督教家庭,主要是巴尔干地区。进入禁卫军的少年会被强制改宗。
禁卫军被视为“苏丹的奴仆”,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主力,在帝国扩张的事业中功不可没。治理帝国的官员,也基本上来自禁卫军。
然而禁卫军是一把双刃剑。一代苏丹去世后,他的继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就必须讨好禁卫军。通常的做法就是给予赏赐,比如出征前发钱,征服新区域后分战利品。
于是,禁卫军的势力越来越膨胀,甚至能够废立苏丹。
18世纪的时候,禁卫军势力很大,但战斗力却已经很弱了,完全沦为乌合之众。大量闲杂人员混进了禁卫军,领着薪水,但训练几乎没有。而兵变却愈发频繁,只要不合意就发动兵变,禁卫军已成为帝国的痈疽。
此时的奥斯曼帝国,面对北方新兴强敌俄罗斯,毫无抵抗力。苏丹塞利姆三世试图改革,结果却命丧禁卫军之手。
19世纪上半叶,马哈茂德二世终于废除了禁卫军,成立了新军,展开改革,然而为时已晚。
长期以来,为了维持禁卫军的忠诚,帝国的财政已经耗尽,而禁卫军的频繁兵变引发的混乱,更是破坏了经济和国家的统一。
17世纪末,为了应对国内外的危机,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奥斯曼帝国不得不饮鸩止渴,进行了税制改革,结果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后果。
二、不完善的税制与地方豪强的出现
1683年,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王朝开战。维也纳围城战败后,奥斯曼遭遇了一系列失败。
此时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已经枯竭,财政枯竭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战争开支、用于皇室的奢靡开支、全球商路变化导致贸易垄断收入剧降等等。
为了应对危机,帝国进行了税制改革。所谓的改革就是将包税制的三年期限改为终身制。
所谓的包税,就是将一个地区的税收权拍卖给个人,这个人先掏钱给帝国政府,然后他再向地区征税,以获得差价来为自己谋利。
这种税制本身就很落后,原本的三年期限,还可以稍微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但是为了应对危机,包税变成了终身制后,一些地方势力迅速膨胀,成为地方豪强,拥有了跟中央叫板的实力。
时间一久,地方豪强就可以截留税收,奥斯曼帝国不得不派兵镇压豪强。而用兵就意味着要消耗更多的财政收入,也就不得不将更多地区的包税期限变成终身制,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地方豪强实力的膨胀,不仅消耗了帝国的实力,而且导致了分离主义。
19世纪,一些地区独立,跟地方豪强的实力膨胀有着很大的关系。比如埃及、叙利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等地。
财政收入不足以及对外战争的失败,还导致了另一个严重后果。帝国不得不向西方列强借外债,也就给了列强干涉内政的理由。
19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其实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帝国政府欠着大量外债,国内大量产业也都掌控在西方列强手里。地方豪强更是成为列强用来对付帝国政府的工具。比如巴尔干半岛诸多国家的独立背后,就有西方列强的操纵。
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还能存续,完全是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他们需要在这里维持势力平衡。
三、认同危机
卡罗琳·芬克尔在叙述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时,强调了认同危机。事实上,从整个叙述来看,认同危机从奥斯曼帝国建立时就存在。
奥斯曼帝国的起始时间被定在1299年,这个时间是奥斯曼人自己定的。这年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有意义的事情,纯粹是因为吉利。按照伊斯兰历法,这一年是700年,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将建国时间设在这一年,就是为了增强认同感。
事实上,奥斯曼人第一次现身史书,是在1301年,奥斯曼军队在一次战役中击败了拜占庭军队。
为了证明建国的合法,奥斯曼帝国史学家在15世纪编造了一个梦:第一任苏丹在圣人家中留宿时,梦见肚脐上长出一棵大树,树荫笼罩了全世界。圣人解释说,这意味着真主将皇帝的宝座赐予你和你的子孙。
14世纪,奥斯曼只是西亚地区诸多土库曼部落中的一支。他们不断吞并周边的其他小国,到了14世纪末,成为最具威胁的力量。为了提高自身血统的高贵,奥斯曼人自称祖先来自土库曼的乌古斯部落,实际上这无法考证。
攻占君士坦丁堡后,奥斯曼帝国以罗马帝国继承者自居,暂时得到其治下的基督徒的认同,但是西方国家是完全拒绝的。
1478年,克里米亚汗国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带来了一项政治资产,就是克里米亚汗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但是在伊斯兰世界,奥斯曼帝国依然有很多竞争者,比如伊朗的萨法维王朝,埃及的马穆鲁克。
16世纪,奥斯曼帝国消灭了马穆鲁克王朝后,获得了圣地保护者的称号,算是得到了一半穆斯林的认同。而另一半穆斯林,萨法维王朝依然不认同奥斯曼的领导地位,双方打了几百年。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封建王权逐渐不再被认同。
19世纪,民族主义泛滥,奥斯曼帝国境内生活着许多民族,并没有一个主体民族。由于帝国之前实行宗教宽容政策,虽然伊斯兰教被奉为国教,但穆斯林并不占主体地位。在西方列强的操纵下,地方豪强的怂恿下,奥斯曼帝国境内分离主义愈演愈烈。
为了应对认同危机,奥斯曼帝国先后提出奥斯曼、伊斯兰、泛土库曼等等身份,希望获得民众广泛认同,但全都失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的领土所剩无几,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此时凯末尔提出的土耳其人身份获得了普遍认同,也铸就了现代土耳其国家。
不过,曾经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了。
四、奥斯曼帝国到底因为什么而衰落?
卡罗琳·芬克尔在《奥斯曼帝国:1299-1923》的叙述中,军制、税制以及认同感是驱动奥斯曼帝国扩张的三驾马车,当帝国扩张结束时,这三架马车却没能维持帝国的持续发展。
当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时,历代苏丹都力图改革,想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维持帝国的荣耀,这三架马车已经成了阻碍。
但是,军制、税制和认同感的落后并不是导致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原因,这三者的落后其实是奥斯曼帝国衰落的表现。帝国的衰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对比一下东方的中国,奥斯曼帝国一直在跟西方接触,而且很早就开始向西方学习,但最终依然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而东方的中国,在19世纪后期才开始学习西方,最终也沦为了半殖民地,结局非常相似。
两国有相似性,经济结构上都是以农业为主体,政治体制上都是专制王朝。无论是早改革,还是晚改革,两国都没有及时触及最根本的经济层面,也就是没有跟上工业化的脚步。这是两国落后的根本原因。
改革仅仅局限于军事技术层面,后期则是全盘照搬了西方政治体制。但是落后的农业经济根本无法支撑这种改革,最终导致了两国都沦为了半殖民地国家。
只是中国相对幸运一些,在认同感上没有太大问题,也就避免了奥斯曼帝国分裂为40余国的下场。
因为凯末尔击败协约国军队,取得了土耳其独立战争的胜利。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土耳其语:Mustafa Kemal Atatürk,1881年5月19日-1938年11月10日),土耳其的国父,被赐予Atatürk(阿塔土克)就是“土耳其人之父亲”一姓。土耳其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作家,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总理及国民议会议长。
1881年5月19日出生于奥斯曼帝国的萨洛尼卡。1895年升入玛纳斯提军事预备学校,1899年进入伊斯坦布尔军官学校,1902年进入哈拜参谋学院。1905年毕业,授上尉军衔。1911年参加意土战争。1915年晋升为上校,指挥了著名的加里波利之战。1916年晋升为将军。1920年在安卡拉召开大国民议会,宣布组成代表国家的临时政府。1921年8月任国民军全权总司令,击败协约国军队,取得了土耳其独立战争的胜利。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正式成立,凯末尔当选为首任总统。
执政期间,凯末尔施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凯末尔改革,涉及国家体制、法制、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使土耳其成为世俗国家,为土耳其的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38年11月10日在伊斯坦布尔去世,享年57岁。
1881年3月12日,凯末尔出生于奥斯曼帝国的萨罗尼卡。1887年先后就读于法特玛太太区立小学和沙姆西先生小学。1893年转入萨洛尼卡幼年学校,学习成绩优异。因与一位老师同名,被该老师命名为凯末尔·穆斯塔法。
1895年升入玛纳斯提军事预备学校。1899年进入了伊斯坦布尔军官学校,1902年进入哈拜参谋学院,因数学成绩优秀,获得“凯末尔”之称(阿拉伯语意为“完善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此时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已经日薄西山,沦落为西方列强欺凌争夺的半殖民地。青年凯末尔的爱国主义意识被唤醒。在军校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法国启蒙学者的著作和土耳其大诗人纳默克·凯马尔的爱国诗篇,进一步认识到封建领主的贪婪残暴、民族压迫的深重与苏丹(奥斯曼君主)专制制度的野蛮落后。于是,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一个秘密革命小组,办了一份手抄小报,写文章揭露苏丹的黑暗专制统治。1905年毕业,授上尉军衔。凯末尔因参与政治活动被逮捕,后被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放逐到大马士革第五军营服役。1907年,在马其顿第三军团服役时,凯末尔加入了青年土耳其党,并参加了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1908年革命,已获少校军衔的凯末尔在革命中立下功劳。但革命后,凯末尔因为批评当局而被调离伊斯坦布尔,后被派往保加利亚担任武官。在保加利亚期间,凯末尔对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提高了自己的军事素养。 1911年,凯末尔因批评当局而被调离伊斯坦布尔,不久参加了土耳其与意大利在的黎波里塔尼亚(今利比亚)进行的战争,晋升为少校。1912年10月—1913年5月,调任奥斯曼帝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武官,晋升为中校。
一战爆发时,凯末尔已是土耳其驻保加利亚大使馆的武官,他敏锐地指出,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参战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凯末尔主张土耳其应保持中立,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 作为军人,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奔赴前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被任命为新编第19师师长。1915年晋升为上校。在达达尼尔海峡保卫战中,他两次率领土军成功地阻击了协约国的登陆,赢得了“伊斯坦布尔救星”的美誉。由于战功卓著,第二年4月,他被晋升为准将军衔。
1916年8月,因保卫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获得“伊斯坦布尔的救星”和“帕夏”的称号,名扬全国和欧洲。后被任命为第二军团司令,晋升为将军。然而,凯末尔的军事天才并不能挽救奥斯曼帝国战败投降的命运。主词条:土耳其独立战争、凯末尔革命
1918年10月底,奥斯曼帝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许多领土均被协约国“委托管理”。昔日的属地被协约国瓜分得干干净净。老谋深算的英国还鼓动奥斯曼帝国的周边国家,妄图将它肢解分裂。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在协议中奥斯曼帝国非但将丢失15世纪以来占领的所有领土,土耳其民族世代生存的土耳其国家固有领土也被分割殆尽。在控制了安纳托利亚地区军队之后,凯末尔立刻通过电报与地区内所有帝国军队取得联系,并联络多个民族主义团体,之后与劳夫·奥尔贝、阿里·福阿德·哲别索伊及瑞菲特·贝尔等国民运动领导人会晤,发表阿马西亚公告。国难当头,凯末尔挺身而出,“不独立,毋宁死!”他着手把全国各地分散的爱国组织统一起来,他向战友们发出呐喊:“祖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正处在危机中”;他号召战友们:“只有民族的意志和毅力才能拯救民族的独立”。不久,凯末尔毅然辞去军职,全身心地投入到拯救祖国的斗争中。
在他的推动下,议会在1920年1月通过了庄严的土耳其独立宣言《国民公约》。宣布土耳其应该享有完全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废除治外法权。这一文献,被称为“新土耳其的独立宣言”。但是,协约国很快正式占领了伊斯坦布尔,驱散议会。妥协的苏丹政府决定解散议会,逮捕凯末尔党人。凯末尔抓住时机,于1920年4月23日在安卡拉发起召开大国民会议,成立了以他为首脑的国民政府。他开始组建正规军,并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建交,缔结了友好条约,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的同情与支持,为独立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1920年6月,希腊军队在英国的支持下,大举进攻,企图扼杀土耳其的独立运动。危难时刻,凯末尔出任国民军总司令,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突破希军防线,把希军赶出了土耳其,活捉了敌军总司令。凯末尔领导土耳其人民最终赶跑了外国侵略者,协约国不得不于1923年7月24日在瑞士洛桑会议签订了《洛桑协定》,正式承认土耳其的独立和主权。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凯末尔当选为共和国首任总统,安卡拉被确定为首都。两天后,大国民议会根据凯末尔的提议,废除了封建的苏丹制。 主词条:凯末尔改革
1923年9月,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与罗麦里亚护权协会基础上建立人民党。1924年4月,大国民议会通过了新宪法,实行一党制。11月人民党改名为共和人民党,总统兼任党主席,总理为副主席,党国制度正式得以确立。自1923年直至1938年凯末尔去世,凯末尔一直连选连任共和国总统、党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其权力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1925年2月,土耳其东部各省爆发叛乱,在托钵僧的唆使下,叛乱者联合起来准备推翻共和国,使哈里发复位。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47人被判处死刑。此次叛乱之后,凯末尔查封寺院,禁止托钵僧活动,并以严厉手段打击任何反对改革的势力。1926年,土耳其以当时最先进的瑞士《民法》为蓝本,颁布了《民法》。民法中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和休妻制等习俗,规定男女平等,妇女可以自由结婚、离婚,穆斯林妇女可以和非穆斯林男子结婚,女子有权参与国家一切政治、社会生活等。但改革也有妥协的一面,如没有强制规定妇女必须摘除面纱,以避免社会的强烈反弹。至1927年,在凯末尔的铁腕镇压之下,所有反对他的宗教、政治、军事力量都被镇压下去,凯末尔全面掌权。
1928年,土耳其通过立法,将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此后又禁止使用阿拉伯字母。在政府的支持下,各种传播西方文化的展览会、学术团体和艺术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34年的一项立法规定,每个人都必须有姓氏。而在此之前,只有名门望族才能拥有自己的姓氏,大多数土耳其人有名无姓。姓氏改革后,议会授予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姓,意为“国父”,故凯末尔全名为穆斯塔法·凯末尔·加兹·阿塔图尔克。从1935年开始,广播电台上播放的几乎是清一色西方音乐。在教育领域中,大学中的神学系被取消,原有的大学被按照西方模式改造,各种类型的世俗学校纷纷建立起来。依照凯末尔的要求,这些学校必须向学生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
凯末尔的晚年开始与土耳其人民疏离。他将以前苏丹的主要住处多尔马巴切宫整修一新,花在那里的时间较多健康状况日益变坏,当确诊他患肝硬化时已为时过晚。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以极大的毅力和尊严忍受病痛,于1938年11月10日上午9时5分在多尔马巴切宫去世。凯末尔曾说过,我终归于尘土,而共和国却将永存。凯末尔领导土耳其15年,身后给土耳其留下了一只精锐强大的部队,一个根除了专制的共和国,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一个文明有序的社会,一个崭新的土耳其民族 。
凯末尔的遗体通过伊斯坦堡运至安卡拉,等待适合的墓地。数年后墓地建成:安卡拉的一座壮丽的陵墓,其中安放凯末尔的石棺,并包括一座纪念他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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