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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道家学者,医药学家葛洪的医药思想探微!

云修行 2023-09-18 06: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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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东晋道家学者、炼丹家、医药学家,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葛洪一生“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

主要著作有《抱朴子》、《肘后备急方》、《神仙传》等。葛洪作为一名“兼修医术”的道家代表,其医药思想也极为深远广博。

本文主要通过对《抱朴子.内篇》、《肘后备急方》的窥探,以了解其医药思想和对后世的影响。

一、“气”的理论

精气神是构成生命的三个基本要素,其中以气最根本。

葛洪对“气”理论也极为重视。《内篇.至理》云:“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也”。道家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天地万物都始于气。

根据气的性质,可以分为阴气与阳气,阳气清轻而上升为天,阴气浊重而下沉为地,阴阳二气相合而成万物。葛洪指出:“夫人生先受精神于天地,后禀气血于父母”。由此可知,人生前先受外在天地的精神,阴阳交媾后而受父母之气血(气属阳、血属阴)。

可以说,人是天地之精神、父母之气血和合的产物。因此万物都是“负阴抱阳”,既处于气的环境之中,又存气于人体之内,无时无刻都需要气来维持各项生命活动。

正因如此,“气”的问题成为一切生命活动的前提条件,而行气健身则成为首要任务。葛洪在明确“气”的重要的前提下,便在《内篇》中提出了“行气”的概念。道经云:“善行气者,内以养身,外以却恶”。

葛洪认为通过对气机的调节能使人身强体健,身心康泰,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人之所以生病,其原因在于人体气机的紊乱促使脏腑功能不调,因而导致疾病的产生。一个“阴平阳秘”的人,才是一个健康的人。身心过度劳累,不仅会导致外邪六淫的入侵,同时也容易使内在七情产生病变,即所谓:“外感六淫,内伤七情”。

要保持健康的身心,一方面需要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来抵御外邪的侵袭;另一方面拥有一个愉悦淡然的心境,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使得情志不易过激。因此只有真正做到“正气内存”,才能使一切疾病皆而远之,最终实现延年益寿的目标。

二、药物学

葛洪作为一名道家学者,在总结晋以前神仙理论的同时归纳了仙药的炼制方法,包括了外丹与服食。外丹实际上是将矿物质置于丹鼎之中经化学反应而生成的丹药;服食是指通过食用草药来达到长生成仙的目的,但其主要内容仍围绕药物对病证的治疗而展开的。

据《内篇.至理》载:“理中四顺,可以救霍乱,款冬、紫苑,可以治咳逆……当归、芍药之止绞痛,秦胶,独活之除八风,菖蒲、干姜之止痹湿,菟丝、苁蓉之补虚乏,甘遂、葶苈之逐痰癖,括楼、黄连之愈消渴,荠苨、甘草之解百毒,芦如、益热之护众创,麻黄、大青之主伤寒”。

这里葛洪将常见易取的药物与病症一一对应,以方便记忆与诊断,同时在《内篇.仙药》中对黄精、五芝、天门冬、雄黄等多种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习性产地,入药部分以及治病作用都做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

葛洪学医著书实则是对社会现状的一种担忧与关切。他说:“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相杂错,其九十三卷,皆单行径易,约而易验,篱陌之间,顾眄皆药,众急之病,无不必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 在当时的偏远村户疾病一旦发生,由于各种条件的不允许难以及时的治疗,导致死亡率变高。

因此葛洪将之前的医书按药物的种类进行筛选分类,仅存留一些简单有效且方便易取的药,以供百姓参考。这种为病人着想的“仁心”是值得赞扬的。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肘后方》中对疟疾种类、症状与治疗的描述。据《肘后方》卷三“治寒热诸虐方”中记载,葛洪将疟疾分为温虐、瘴虐、劳虐,共计方剂三十余首,其中以“青蒿方”为著。“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中医认为,青蒿性寒味苦微辛,具有清热退蒸、清暑截疟、除湿杀虫的功效,主治阴虚潮热、头目眩晕、外感暑湿、疟疾黄疸、皮肤瘙痒等症。

著名药学家屠呦呦教授根据《肘后方》的记载,成功的从青蒿中提取出抗疟的有效成分——青蒿素(Artemisinin)和双氢青蒿素(Dihydroartemisinin)。2011年9月,屠教授凭借这种高效、速效、低毒的新型抗疟药,获得了美国“拉斯克医学奖”(Lasker Medical Research Awards)。

葛洪通过对药物的“分类归整”、“药证相应”,不仅对当时疾病的治疗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由于各种原因而带来的医疗问题,同时对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的“法象理论”也具有一定启迪作用,以及为后世在药物学上的重大突破提供了理论来源。

三、疾病观

《肘后备急方》作为一本手册性质的医著,总结了晋以来医疗发展的许多成果,不仅对常见疾病的症状、治疗方法进行详细的论述,同时对葛洪疾病观也体现的十分全面。对于葛氏疾病观,可以从疾病认识与疾病治疗两个方面来阐释。

1.疾病认识

葛洪对疾病的认识,一方面体现在对急性传染病的病症特点,临床表现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另一方面为了正确的认识、区别和诊断疾病,而创出了一些新的检测方法。

据《肘后方》记载:“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后,疮瘢紫黑,弥岁方减……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仍呼为虏疮。”这里清楚的描述了“虏疮”的命名方式、性状特点以及临床表现。虏疮发病时间短,全身长疮,治疗不及时便会死亡,治好后,疮瘢呈紫黑色,一年后才能消退。

根据这种描述,现代医学发现,葛洪所说的“虏疮”,实际上就是天花(Smallpox)。经研究表明,天花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急性出疹性疾病,经呼吸道进入人体,3~5天后,出现天花痘疹,常伴有败血症、骨髓炎、脑炎、肺炎、支气管炎、失明等并发症,死亡率极高。

直至18世纪末,爱德华.琴纳才研究出牛痘疫苗以防止天花,因而开辟了免疫学的新领域。葛洪对天花的认识,为后世医家在诊断和治疗方面的不断突破与创新开辟了道路,对现代免疫学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葛氏对病原体的观察也极为细致,他说:“山水间多有沙虱,其细略不可见,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虫在水中著人身,及阴天雨行草中,亦著人,便鑽入皮裹。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三日之后,令白节强,疼痛寒热,赤上发疮,此虫渐入至骨,则杀人……已深者,针挑取虫子,正如疥虫,著爪上映光方见行动也,若挑得,便就上灸三四壮,则虫死病除”。

葛氏对沙虱病的发病原理、病理表现,治疗方法等角度的来论述,以时间为顺序,描述出不同阶段的临床表现,这种细致的观察与严谨的医学态度,在当时社会是难能可贵的。沙虱病,医学上称为恙虫病(scrub typhus),是一种由恙虫立克次体所引起的急性发热性斑疹伤寒样疾病,主要表现起发热、皮疹、溃疡以及局部或全身的淋巴结肿大。

20世纪中叶,美国学者立克次,发现了恙虫病的病原体(命名为立克次体),同时研制出疫苗来预防恙虫病,而这一研究却比葛氏的沙虱病晚了一千五百多年。

葛洪为了能够准确的认识和判断出疾病,防止因病症相似,而导致误治、乱治等问题的产生,因而提出了一种新的检验方法——“尿检法”。这种方法主要针对的是黄疸患者的检查。

“比岁又有虏黄病,初唯觉四肢沉沉不快,须臾见眼中黄渐至面黄,及举身皆黄,急令溺白纸,纸即檗染者,此热度已入内,急治之。” 在这段文字中,大部分是描述“虏黄”(黄疸)的临床表现,黄疸之证从巩膜到全身均为黄色。值得注意的是,“急令溺白纸,纸即(黄)檗染者”一句,葛洪指出:若在患者的尿液中浸入白纸,白纸立即呈现黄色。

这种方法就是古老的“尿常规”检查,在当时的科技水平,还不能够对尿液中的成分进行细致的分析,只能通过对尿液颜色与清浊的判断,这种方法虽然不科学,但却是一种尝试性的发展,现代医学中对尿便色泽的识别,是判断是否患有黄疸的一个重要参考。

2.疾病治疗

《肘后方》作为魏晋时期医著的代表,其治疗思想也相当完备。首先,葛洪对每一种病症都有数方或数十方与之相对应。如治患胸痹痛方,方剂六首;治卒大腹水病方,方剂十七首;治卒得咳嗽方,二十首;治卒心痛方,三十一首。

其次,葛氏对“同病异证”也有所重视,因此在编著时也极为注意。如治发癫狂病的中,分为治疗癫疾方(八方),治卒发狂方(二方),治卒狂言鬼语方(二方);治耳聋诸病方中,分为治耳卒聋方(三方),治耳痛有汁出方(一方),治耳中有脓血出方(一方),治耳中常鸣方(四方),治耳卒痛方(二方);又如在治寒热诸虐方中,将疟疾分为温虐、瘴虐、劳虐,共计方剂三十余首,其中以“青蒿方”为著。将青蒿以水浸渍,绞汁服下,其治疗效果在医学上也得到证实,同时“青蒿方”还促进了药学的重大突破,推动了现代药学向前发展。

20世纪中期,免疫学从微生物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新兴科学,发展极为迅速。《肘后方》作为魏晋医学的重要史料,不仅对天花、结核病、痢疾、沙虱病、丹毒等疾病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说明,其中对狂犬病的治疗也提出了创造性的治疗方法,该方法可以称为中医免疫思想的启蒙。“治狂犬咬人方……又方,仍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

葛洪的这一发现,却给法国的巴斯德一定的启迪。1882年,巴斯德成功地从狂犬的脑组织中培育出狂犬病毒,并研制出“减毒活疫苗”——狂犬病疫苗(rabies vaccine)。

葛氏与巴斯德同样都用狂犬脑来治疗狂犬病,但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葛洪即使想深入研究,受种种因素的限制,也是无法完成的,但“以脑治病”的思想,却比巴斯德早一千五百多年。这种对疾病细微的认识与创造性的实践,在中国医学史上也是非常伟大的,对现代免疫学也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葛洪的疾病观,在疾病认识方面,对一些传染性较强的疾病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详尽的记录,同时提出了以“尿检法”为代表新型医学检查法,为正确的认识病症和精准的治疗疾病提供了技术支持。

在疾病治疗方面,通过有效的运用草木药类的药性特征、配伍应用以及方剂的选择,最大程度的为患者进行诊治,这是一种“仁心”、“仁术”的体现。对于一些创造性的治疗方法,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疑难杂症,对后世传染病学、免疫学、内科学等临床治疗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四、养生论

道家重生贵生,对人生与生命的重视,体现在对生命的极大热情,其爱生护命的主要方式就是养生。养生不仅是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道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葛洪作为一名“行医修道”的代表,在养生方面上也有其独特的思考。

葛洪的养生理论,笔者认为,可以从生活方式和修行方法两个方面来阐述。

根据《内篇.极言》记载:“是以养生之方,唾不及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卧不至疲,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凡食过则结积聚,饮过则成痰癖……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伤脾,苦多伤肺,辛多伤肝,咸多伤心,甘多伤肾,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伤者,亦不便觉也,谓久则寿损耳。”

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养生之法必须做到以下几点:衣着方面,随气温的变化及时更换衣物,做到冷而增衣,以御寒凉;热而解衣,以散暑热。饮食方面,不能到极饥极渴时而去饮食解渴,饮食时又不能过饱,解渴时又不可过多。

在食物口味上,要注意五味选择,不能过度偏好。中医五行学说认为:肝属木,其味为酸;心属火,其味为苦;脾属土,其味为甘;肺属金,其味为辛;肾属水,其味为咸。五脏遵循着五行生克化制的规律,一旦五味有所偏颇,便会产生五行相克,五脏互伤的情形,最终导致神散精离,气竭命终的局面。

行为方面,要掌握“适度”的原则,凡事不可太过,否则必有损伤。葛洪指出,唾及远则伤精,目久视则伤血,坐至久则伤肉,卧至疲则伤气,行疾步则伤筋,这些行为在日常生活中都容易被忽视,时间一长便会“积劳成疾”。

葛洪在养生方中做出说明,一方面是强调任何过度行为举止都有可能对人体造成损伤。另一方面就是劝诫我们要注意的良好习惯的养成;

在修行方法上,《内篇》中都有所涉及,主要集中在《微旨》、《释滞》、《杂应》三篇。这里笔者主要以“行气”为中心,希望通过一种修行法,能够的深入的了解其中玄妙,同时也为充实葛氏“气”理论的内容。

气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葛氏医药理论的哲学基础,气的运用在养生方面凸显尤为鲜明。“行气”亦作“食气”、“服气”、“炼气”,指呼吸吐纳及导引等养生方法的内修功夫。“初学行气,鼻中引气而闭之,阴以心数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吐之,及引之,皆不欲自耳闻其气出入之声,常令入多出少,以鸿毛著鼻口之上,吐气而鸿毛不动为候也。”

这里介绍的就是行气之法,鼻吸闭气,心中默数,用意志来引导气在体内运行,然后从口中缓慢吐出,需要注意的是应保持吸多呼少,细腻无声的原则。

葛洪认为,行气的功效可以治百病、入瘟疫、禁蛇虎、止疮血、辟饥渴、延年命等。《内篇.至理》则指出:“今导引行气,还精补脑……若能兼行气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药,但行气而尽其理者,亦得数百岁。善行气者,内以养身,外以却恶。” 道家认为,自然是大宇宙,人身是小宇宙,通过修炼天人是可以相通的,而行气实际上就是让自然之气与人体之气相汇相通,从而达到与自然信息的传递和互换,最终到达以气养心、以气养形、延年益寿、得到成仙的目的。

葛氏的养生理论在对普通大众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强调了好的身心在于良好生活习惯,好习惯能强身健体,祛病远疾。修行方法是针对修行之士而言的,同样也适用于大众。正确的修行方法,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远离疾病,而且还能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可以说,《抱朴子.内篇》是道家养生学真正形成的标志。

葛洪作为一名“兼修医术”的道家代表,其医药思想极为深远广博,不仅体现在对中医理论的构建,草木药学的创新,疾病治疗的探索,养生理论的总结,而且在“治未病”的预防观,“济世为怀”的行医观等方面也有所彰显。同时,启发了后世在传染病学、药学、免疫学等方面创新与突破,对现代医学的发展具有极强的推动作用。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别一天到晚吃饱了没事做,不要浪费一点时间偷懒不用功,饱食伤身,不坚持做一件事,就会一事无成。教育人们不要一天到晚吃饱了不做事,不要浪费一点时间放弃用功。这句话出自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的《抱朴子-外篇·勖学卷第三》。

《抱朴子内篇》主要讲述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灾却病,属于道家养生范围。其内容可以具体概括为: 论述宇宙本体、论证神仙的确实存在、 论述金丹和仙药的制作方法及应用、讨论各种方术的学习应用、论述道经的各种书目,说明世人修炼的广泛性。

扩展资料:

《外篇》论时政得失,托古刺今,讥评世俗,述治民之道,主张任贤举能,爱民节欲。《四库提要》谓其“辞旨辨博,饶有名理。”鲁迅赞其“论及晋末社会状态”。

《外篇》还阐述了进步的文学观,强调要注重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主张立言必须有助于教化,同时提倡文章与德行并重。认为文学是发展的,今胜于古,既要反对唯古是尊,又要反对厚今薄古。强调文学批评要注意作者的风格、个性,要广录博收,反对偏嗜和浅尝。

葛洪在《抱朴子》一书之中,将玄学与道教纳为一体,将神学与道学纳为一体,将方术与金丹纳为一体,将丹鼎与符炁纳为一体,将儒学与仙学纳为一体,从而确立了道教的神仙理论体系。

不饱食以终日 不弃功于寸阴是谁说的格言?

一、出处

不饱食以终日,不弃功于寸阴是晋代科学家葛洪在治学上的一句名言,出自《抱朴子 · 勖学》。

二、释义

意思是不要整日就只是吃饱喝足(却不去多思考多探索),不要因为懒惰少花一点时间造成功亏一篑。

扩展资料:

1、葛洪(公元284~364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东晋著名医药学家.汉族,晋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他曾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

2、葛洪是中国东晋时期有名的医生,是预防医学的介导者。著有《肘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侯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

3、其在炼丹方面也颇有心得,丹书《抱朴子·内篇》具体地描写了炼制金银丹药等多方面有关化学的知识,也介绍了许多物质性质和物质变化。例如“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即指加热红色硫化汞(丹砂),分解出汞,而汞加硫黄又能生成黑色硫化汞,再变为红色硫化汞。描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

参考资料:-葛洪

葛洪养生方法概述:归潇峰

葛洪养生方法概述:归潇峰

道教作为一个重生贵生的宗教,对生命洋溢着极大的热情,为了实现长生成仙的终极目标,延年度世成为历代高道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葛洪作为魏晋时期道教理论的集大成者,对养生方法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东晋道教学者、炼丹家、医药学家,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著有《抱朴子》内外篇、《肘后备急方》、《神仙传》等。葛洪不仅是神仙道教的奠基人,作为一名“兼修医术”的道教代表,对后世的中医学、药物学、免疫学、传染病学都有不同程度的启迪。本文主要通过梳理《抱朴子·内篇》中的养生方法,力图从另一角度来呈现葛洪对道教养生学的贡献。



葛洪作为“兼修医术”的道教学者,不仅撰写了《肘后备急方》、《玉函方》等医学著作,更希望借此方便百姓治疗疾病,这种思想体现了他对社会大众的深情关切。葛洪认为,人的身体是易伤难养的,一旦有所损伤就很难及时康复,因此如何“养身”就显得尤为重要。葛洪从“治未病”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不伤身”来减少疾病的发生。因此他提出了“生活养生”的观点,而“不伤”、“适度”则成为葛氏“生活养生”的基本原则。葛洪指出:

才所不逮,而困思之,伤也;力所不胜,而强举之,伤也;悲哀憔悴,伤也;喜乐过差,伤也;汲汲所欲,伤也;久谈言笑,伤也;寝息失时,伤也;挽弓引弩,伤也;沈醉呕吐,伤也;饱食即卧,伤也;跳走喘乏,伤也;欢呼哭泣,伤也;阴阳不交,伤也;积伤至尽则早亡,早亡非道也。(《内篇·极言》)

如果一个人去做自己力不能及的事,或是过度的喜悦悲哀,就会有所损伤。平时饮食过饱、饮酒过度,或是睡觉休息不适时,也容易损伤身体。因此,葛洪认为,只有懂得养生、摄生的人,才会起居有常、饮食有节,才会懂得调节筋骨的方式, 知晓调和营卫、预防疾病的方法,明白节宣劳逸的重要性,了解“忍怒全阴”、“抑喜养阳”的道理。只有如此才能减少疾病的产生,从而减少对身体的伤害,也就更易于实现“尽享天年”的人生理想。

如果只避免这类“伤因素”来预防疾病、保重身体是远远不够的。“伤因素”可以避免,但日常中的许多必要行为却无法避免,其中有些行为还会对人身体造成的伤害。养生应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据《内篇·极言》所载:

是以养生之方,唾不及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卧不至疲,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凡食过则结积聚,饮过则成痰癖……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伤脾,苦多伤肺,辛多伤肝,咸多伤心,甘多伤肾,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伤者,亦不便觉也,谓久则寿损耳。(《内篇·极言》)

对大众而言,日常的养生法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衣着要随气温的变化及时的更换,做到寒凉增衣,暑热解衣;其次,不能到极饥极渴时才去饮食解渴,而饮食时又不能过饱,解渴时又不可过多;第三,食物的口味方面,应注意五味的搭配,不能过度偏好。中医五行学说认为:肝属木,其味为酸;心属火,其味为苦;脾属土,其味为甘;肺属金,其味为辛;肾属水,其味为咸。若过度偏好一味,则导致五味不平衡。正如《素问·五脏生成篇》所说:“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这“五味之伤”正是遵循着五行五脏之间的生克化制而产生的病理表现。因此五味一旦有所偏颇,便会产生五脏互伤的情形,最终导致神离精散、阴阳决离。第四,行为上要掌握“适度”的原则,凡事不可过度,否则必有损伤。这里所指的唾、行、听、视、坐等都是日常生活中必要的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行为。如果长时间的行步、视听、坐卧而不注意休息,那就很容易产生疾病。《内经》中说:“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素问·宣明五气论》)这里的久视、久卧、久坐、久立、久行,就是行为过度劳累的表现,因此任何行为只要持续过久便容易积劳成疾,伤及人身。可以说,过度劳累是疾病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葛洪从“不伤”、“适度”两个基本原则出发,力图描绘出一个饮食有节、起居有度、不伤不损、劳逸结合的“摄生者”的形象,希望通过“摄生者”的养生原则,以此来强调生活养生的两个原则对人身保健的重要性。葛洪对“生活养生”的细致说明,一方面是为了强调过度或者持久的行为都可能对人体造成损伤。另一方面是劝诫我们要注意的良好习惯的养成,有良好的习惯,才能有强健的身体,最终才能祛病远疾、养生延年。



葛洪不仅从生活上来指导百姓如何养生,作为神仙道教的奠基人,他更多的从修行方法上来论述养生方法。纵观《抱朴子·内篇》所记载的养生术式,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行气与导引。

“行气”这个词是葛洪首先提出来的,根据任继愈先生的定义,“行气”亦作“食气”、“服气”、“炼气”,指呼吸吐纳及导引等养生方法的内修功夫。因此,葛洪所述的“行气”之法,实际上就是指呼吸吐纳的方法。据《内篇》所载:

初学行气,鼻中引气而闭之,阴以心数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吐之,及引之,皆不欲自耳闻其气出入之声,常令入多出少,以鸿毛著鼻口之上,吐气而鸿毛不动为候也。渐习转增其心数,久久可以至千,至千则老者更少,日还一日矣。

夫行气当以生气之时,勿以死气之时也,故曰仙人服六气,此之谓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时,其从半夜以至日中六时为生气,从日中至夜半六时为死气,死气之时,行气无益……又行气大要,不欲多食,及食生菜肥鲜之物,令人气强难闭。又禁恚怒,多恚怒则气乱,既不得溢,或令人发欬,故鲜有能为者也。(《内篇·释滞》)

这里所介绍的是关于行气的准备工作以及具体的操作方法。首先,饮食情绪方面应该少食生冷不洁、肥厚油腻、鲜美可口的食物,同时需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做到不愤不怨,不恚不怒,否则就容易导致气机不畅而难修行气。这就要求我们行气之前应该“不多食”、“禁恚怒”、“ 多静少躁”。其次,修习时间方面,应在“半夜以至日中六时”,中医认为,午夜子时至日中午时,是阳气渐生渐长之际,属于“生气”之时,对行气者而言,此时行气能吸纳天地的阳气,对身体大有裨益;而“日中至夜半”为“死气”之时,即使行气也无功效。如果已经做好了前期准备,那么之后便开始学习行气之法。修行者先以鼻吸气而后闭气,心中默数,然后缓慢的从口中吐出。呼吸时应该注意气的轻、缓、匀、长,遵循吸多呼少,细腻无声的原则。对于行气的功效,根据《内篇·至理》所述,可分为两方面,内可以“养身”,能治百病、辟饥渴、延年命,外可以“却恶”,能入瘟疫、禁蛇虎、止疮血,即总结为“内以养身、外以却恶”。功效中的“延年命”是行气的最终目的,同时也是养生所要追求的人生目标。葛洪说:“今导引行气,还精补脑……若能兼行气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药,但行气而尽其理者,亦得数百岁。”(《内篇·至理》)通过行气将人体内外之气相互交汇,实现以气养心、以气养形,最终实现延年益寿的理想。

根据杨玉辉教授《道教养生学》的说法,导引是指通过肢体的锻炼为主要形式,同时与意念、呼吸等方法相结合的修炼方法。葛洪的《内篇》基本总结了所有的导引术式,如伸屈、俯仰、行卧、倚立、徐步、吟息等,同时还提出了如熊经、鸟伸、龟咽、鸢飞、蛇屈、猿据等新的导引术,但未记录具体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导引是动静相合的养生术式,在练习时应结合行气之法,两者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以呼吸吐纳的行气为“静功”(属心神),以肢体锻炼的导引为“动功”(属身形)。形神相依,动静相和,因此导引之动便能通利关节,强壮筋骨;导引之静便能收纳身心,调理气机。

抱朴子云:“明吐纳之道者,则曰唯行气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则曰唯导引可以难老矣。”(《内篇·微旨》)通过行气吐纳、屈伸导引,达到以气养心、以气养形的“形神统一”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能够收心纳意,强健体魄,培育正气,祛病远疾,延年度世。



如果说,行气导引属于外在的物质性养生,那么宝精守一便是内在的精神性养生。所谓“宝精”就是珍惜自己的精气,使精气封固而不泄;“守一”是指将自己的意念集中在某个部位,相当于全神贯注在一个地方。宝精和守一是葛洪养生方法中内在精神性养生术式的典型。关于“宝精”的问题,散见于《内篇》中,抱朴子云:

人复不可都绝阴阳。阴阳不交,则坐致壅阏之病,故幽闭怨旷,多病而不寿也。任情肆意,又损年命。惟有得节宣之和,可以不损。(《内篇·释滞》)

又患好事之徒,各仗其所长,知玄素之术者,则曰唯房中之术,可以度世矣……人不可阴阳不交,坐致疾患。若纵情恣欲,不能节宣,则伐年命。善其术者,则能却走马以补脑,还阴丹以朱阳,采玉液于金池,引三五于华梁,令人老有美色,终有所禀之天年。(《内篇·微旨》)

精气神是人体的基本物质,早在《太平经》中就提出了通过对人体内部精气神的修炼,达到治身养生的目的。中医认为:“精”是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其中构成人体的部分称为“生殖之精”,又称“先天之精”, 是生殖的根本,具有繁衍后代的功能;维持生命活动的部分是“水谷之精”,也称为“后天之精”,是从饮食物中摄取的营养物质,这些物质是维持生命活动和机体代谢所必不可少的。两者之间关系密切,先天是后天的根本,后天又能充养先天。因此,古代的中医名家都十分注重保护人体之精,葛氏也不例外。

葛洪认为宝精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方面是过度重视宝精的问题,而断绝一切房事。如果阴阳不交,那就违背了人的正常生理需求,便会导致气血壅滞,使疾病产生而不能长寿,这样对健康反而有害;另一方面,过度轻视宝精的重要性,一味的恣情纵欲,纵欲不节,使真精耗竭,最终折损年命。所以,宝精的关键就在于做到“节宣之和”,才能还精补脑,阴阳互补,终享天年。

宝精的养生法是葛洪从中医角度提出的,而作为另一个内在的精神性养生法—守一,则更多的从道教教义的角度来阐释。葛洪认为“玄”或“一”是与“道”相对等的,它们都是天地万物的始祖,都能孕育天地,生养万物。正如庄子所说:“我守其一,以处其和”。(《庄子·在宥》)这里庄子就提出了“守一”的观点,“守于一处”使得体内阴阳之气的处于和谐的状态,而葛洪的守一方法则更多的强调形神关系。葛洪说:

夫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于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于烛,烛糜则火不居矣。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根竭枝繁,则青青去木矣。气疲欲胜,则精灵离身矣。(《内篇·至理》)

葛洪为了说明“形是神的物质基础”,通过堤与水、烛与火两个比喻来说明形与神的关系。如果堤岸不固、蜡烛不存,会导致水不能留,烛火不能燃;反之,若只有堤岸、蜡烛而无流水、烛火,那二者也会变的黯然失色。因此葛洪十分重视形与神的辩证关系。葛氏认为形体的过度劳累会导致神散气竭,肯定了形体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道教对生命的重视和身形的关怀。同时更应注意到无形的之物—神。神是生命的核心,是一切生命活动主宰,因此如何调和形神关系,真正实现“形是神的物质基础,神是形的生命表现”,这是葛洪所要思考的问题。基于此,葛洪关于“神与形”的养生方法也随之产生,即曰:守一。

守一是指将自己的意念精神集中在身体的某个部位。从定义来看,守一似乎更侧重精神对形体的作用,而并非注重形神的相互作用。葛洪所谓的养生其实包括了外在的形体养生和内在的精神养生,而大部分的养生方法,都是以外在的形体为衡量标准。这里的守一是以内在精神性养生为出发点,通过“形须神立、形者神宅”的辩证关系来达到形神共养、内外兼备的目的。

《抱朴子·地真》云:

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少欲约食,一乃留息;白刃临颈,思一得生;知一不难,难在于终;守之不失,可以无穷。

玄一之道亦要法也,无所不辟,与真一同功。吾内篇第一名之为畅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并思其神,分为三人,三人已见,又转益之,可至数十人,皆如己身,隐之显之,皆自有口诀,此所谓分形之道。(《内篇·地真》)

这里涉及到“一”的概念,所谓“一”,意即从无形之道中派生出来的混沌之气,与“道”相似。天师张道陵在《老子想尔注》将“一”直接定义为“道”,曰“一者道也”。所以“一”就是道,“一”是道的别名。葛洪受玄学的影响,将“玄”、“一”与“道”直接对等,认为它们是天地万物的始祖,都能孕育天地,生养万物。

守一之法又分为“守真一”和“守玄一”。守真一能使修炼者进入思神存真、与神相通的状态,得长生之根。长生之根的要义在于“少欲约食”。少欲是指减少欲望,可使我们变得清静质朴,淳朴至善;约食是指适度饮食,能保证身体健康,疾病不生。守玄一是引导修炼者进入“玄览”内观的状态,得分形之道。分形之道就是“金水分形”。道教认为,通过“金水分形”可以见到自身的三魂七魄,如果修炼者不被魂魄所制,则可不衰不老,所以分形之道就是统摄魂魄之术。分形之道关键的在于“三一”,即从形体(一)分形而见魂魄(三七)。通过守玄一就实现了从“一”到“三”的转变,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最终不受魂魄所制约,不衰不老。不论是长生之根的“守真一”,还是金水分形的“守玄一”,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追求“百害却焉,年命延矣”。

葛洪从中医理论和道教哲学两个角度出发,分别论述了宝精、守一两个内在的精神性养生方法。通过对形神关系的重视,一方面希望通过形神之间的转换将内在的养生功效外显于形体,进一步肯定了内在养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内在养生的强调,以此告诫人们要注意养护形神,只有形神俱健,才能真正实现“内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恶,使祸害不干。”(《内篇·微旨》)葛氏通过形神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内外统一,最终进入了形神兼修的养生佳境,实现了延年度世、终享天年的养生目标。



道教作为一个传统宗教,养生方法的构建始终围绕长生成仙而展开。为了实现得道成仙的终极目标,历代高道做了许多尝试性的探索。葛洪作为一名神仙道教的理论家,一方面从“忠孝和顺仁信”等儒家纲常出发,希望通过引导群众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使提高修养成为得道成仙的通路;另一方面通过服食丹药来直接实现长生成仙,因此金丹药饵为历代修炼者所尊崇。金丹药饵作为独特的养生方术,葛洪正确的认识到了二者的特殊性,故在《金丹》、《黄白》、《仙药》等篇中做了不同程度的阐述。他说:

余考览养性之书,鸿集久视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计矣,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者焉。然则此二事,盖仙道之极也。服此而不仙,则古来无仙矣……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内篇·金丹》)

如果金丹不能实现长生成仙,那么古往今来就不会有神仙存在,因此服食金丹是成仙的重要方法。葛洪认为,这些矿物药石通过长时间的加热会产生变化,而且烧的越久变化就更加奇妙,同时所提炼出的物质(金丹)是不会腐坏的。葛氏从类比推理的角度出发,将物质的属性推及到人,认为人服用了这种不腐的金丹,最终也会不老不死,永葆身形。正基于此,葛洪十分注重金丹的特殊性,故在《内篇·金丹》中存留了许多金丹的文献史料。第一,丹法的记述,所谓丹法是指金丹大药炼制的方法。这里记述了赤松子丹法、石先生丹法、崔文子丹法、墨子丹法、玉柱丹法等三十余种,而且有的还介绍了原料、炼制时间以及制作过程。第二,丹药的说明,是指对丹法所炼出的丹药进行解释说明。如《金丹》篇中记载的饵丹、柔丹、伏丹、寒丹、九转之丹、九光丹等。这些丹药由于原料、制作工艺存等方面的不同,最终导致功效也不尽相同,但都可以“服之得仙”。

葛洪在梳理这些丹法与丹药的同时,记录下了炼丹过程中发生的化学现象。如《内篇·金丹》云:“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成丹砂。”这里的丹砂其实就是硫化汞(HgS)。因此它的化学反应是:

HgS+O2→Hg+SO2? ? ?Hg+S→HgS

丹砂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生成水银(Hg)和二氧化硫(SO2),由于水银有亲硫性,因此与硫磺化合形成硫化汞(丹砂),此时的丹砂呈黑色,由于丹灶却属于密闭容器,黑色的丹砂随着温度的变化就升华为晶体状的硫化汞,此时的硫化汞(丹砂)便呈赤红色,外观与原先的丹砂并无区别。

又如《内篇·黄白》中说:“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曾青就是硫酸铜(CuSO4),那么这个化学反应是:

CuSO4+Fe→FeSO4+Cu

通过曾青与铁的化学反应,将铜从硫酸铜(曾青)中析出,使铁取代了铜,因此铁表面会镀上一层红棕色的铜。由于铁表面已经是铜,所以这个置换反应就中止了,但内部还是铁,故曰“外变而内不化”。

葛氏对金丹术的梳理,体现了道教对长生成仙的不懈努力与追求。通过葛洪对炼丹著作的整梳,一方面详密的记载了许多丹法与丹药,收集了失传的炼丹著作,为研究炼丹术的发展提供了文献史料;另一方面通过整理丹书,将形而上的丹道理论转化为形而下的炼丹技术,为丹药的炼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推动了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葛洪从类比推理的角度出发,宣扬金丹是长生成仙的捷径。由于逻辑上的不严密造成了荒谬的主观推论,最终导致金丹养生的不科学性。作为一名医药学家,葛洪在诊断疾病和整理文献时,形成了一套自己特有的用药习惯,构建了一种以草木药物为主的养生方法,称为“服饵”。所谓服饵就是指服食由草木药物所组成的药饵。抱朴子云:

理中四顺,可以救霍乱,款冬、紫苑,可以治咳逆,萑芦、贯众之煞九虫,当归、芍药之止绞痛,秦胶,独活之除八风,菖蒲、干姜之止痹湿,菟丝、苁蓉之补虚乏,甘遂、葶苈之逐痰癖,括楼、黄连之愈消渴,荠苨、甘草之解百毒,芦如、益热之护众创,麻黄、大青之主伤寒。(《内篇·至理》)

葛洪根据百家医著作中出现的且方便易得的药物进行了部分罗列,同时与病症一一对应。通过对药物的简单罗列,不仅方便了自己对药物的记忆与学习,而且也方便患者对药物的选择与使用。这种行为体现了葛氏严谨的医学态度。在《肘后备急方》中葛洪将这种严谨的态度发挥的淋漓尽致,第一,注重“辩证论治”是指对同种病症的进行分类,通过区分病证以增强药物治疗的针对性。如在治寒热诸虐方中,将疟疾分为温虐、瘴虐、劳虐等并附方剂三十余首;第二,注重“多方对证”是指多首方剂针对同一病证,实行多方剂治疗,扩大了疾病治疗的途径。如治患胸痹痛方,方剂六首;治卒大腹水病方,方剂十七首。

《抱朴子·仙药》云:

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役使万灵,体生毛羽,行厨立至……中药养性,下药除病,能令毒虫不加,猛兽不犯,恶气不行,众妖并辟。(《内篇·至理》)

道教学者葛洪一方面通过药物来治疗疾病,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终极目标,对药物划分了等级。葛氏根据《神农四经》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即上药可飞升成仙,中药能修心养性、下药可除疾治病。从长生成仙的角度出发,他认为仙药之上者为丹砂,其次为黄金、白银、石桂、石英等,再次是茯苓、地黄、麦冬、黄连等。因此在《仙药》篇中对天门冬、黄精、五芝、云母、雄黄等十五种药物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包括了形态特征、产地品质、入药部分以及功效作用都做了记载和说明。由于金丹养生术所存在的问题,葛洪对丹药的重点从金丹转向了药饵,通过对草木药物的整理与归纳,知晓药物的药性以及适应症,以希望实现祛病养生,长生成仙。

抱朴子云:“虽服草木之叶,已得数百岁,忽怠神丹,终不能仙。”(《内篇·仙药》)金丹与服饵是葛洪养生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追求长生成仙。但如果单用金丹或是药饵,仍然是不能成仙得道的。葛洪指出,服饵作为长生之方术,金丹作为成仙之捷径,两者只有相须为用,才能协同增效,以期仙道。值得注意的是,金丹与药饵虽然是古代的养生方法,但由于大量主观的臆断的充斥,认为服之即可得仙,虽然最终未能实现终极目标,但却对化学、药学等领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对金丹而言,这种探索性的炼丹推动了后世化学技术的发展;对药饵而言,对药物的辨别与运用对后世药物学的重大突破给予了启迪。

葛洪作为东晋时期“兼修医术”的道教学者,对道教和医学两个领域都有极为深入的研究,要实现健康长寿、长生成仙的目标,养生成为最佳途径。葛洪以成仙得道的宗教理想为最终目的,结合了以健康长寿的医学理想为主要手段,寻找到了医道之间的共同点,将二者有机结合,并以此为基点实现了医道相通。葛洪通过对养生方法的整理和归纳,实现了长寿与成仙的相统一。通过行气吐纳、屈伸导引外在的养生方法,达到舒活经络,强健筋骨,增强体魄的目标;通过宝精、守一内在的养生方法,使形神相互统一,进入了形神兼修的养生佳境,实现了延年度世、终享天年的养生目标;通过金丹服饵的成仙之法的捷径,最终将长生成仙的终极目标变为可能。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包含了一种较为完整的道教养生学的学科理论结构,可以是道教养生学真正形成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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