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与胡适的交谊——梅光迪杂写之五

徐艾平

第746期

英国文豪培根曾言，没有友情的社会，不过是一片繁荣的沙漠。人生在世，不能没有友情。但又有谁的友情，会不起一点波折，始终甜蜜如初恋呢？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梅光迪与胡适，对于他们由少年期的相亲相爱，到后来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而发生争执，直至后来天地悬隔、人事日非、交情渐淡，都不能不表示深切的理解与同情。

1910年8月16日，作为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之一，胡适由上海登轮赴美。临行前，他请求仿佛热恋中的友人梅光迪“必以一言相赠”。受此重托，落榜的梅光迪，想起去秋以来两人在沪上的相识相知，特别是为应考入都后那一段如胶似漆的交往，又联想到庚子之役祖国遭受的奇耻大辱，以及用退赔的庚款所举办的留美事宜，大发感慨道：“以救国赎命之资易而为君等谋教育，在美人，好义之心固不可没，而吾国人所责望于君等，则救国之材而四百兆同胞所赖以托命者也。”又言：“君奇士，兹其行也，直驱趋共和之祖国，暇时与彼士贤豪长者游处，究其道国之详，异日学成归来，焉知事功不能与华盛顿相映？其无负于吾国人之责望也必矣。”

这篇名为《序与胡适交谊的由来》，交代了作者自1908年寄迹吴淞江上，由慕名而相识，又由相识而相知胡适的过程。乍看题目，仿佛交往了很久，实际才不过两年。两年前，在复旦公学就读的梅光迪，因室友胡绍庭介绍，得与胡适结交；一年前，在北上应游美之试的轮船上，与胡适巧遇舟中，彼此惊喜过望，“每浪静月明，相与扺掌扼腕，竟夜不稍休止”；入都后，胡适数次前来梅光迪寓所拜访，而梅光迪也“逾时不见君（胡适）而不欢”。显然，这是少年期最美好的经验，超越了利害，不掺杂丝毫虚假做作，而彼此欣赏、互为吸引，既缘于出众的才华、高洁的性情，又离不开姣好的容貌、潇洒的举止。

留学哈佛时期与杨杏佛（右）、朱经农（中）合影

这篇短短的序文，写在他们恋人般难分难舍的时刻，然而在对两人交往略作交代后，立即转入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彰显了晚清民初那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有出息青年的独特精神风貌。从后来两人有据可查的近二十年交往史，这种为了造就完善的个人，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互相帮助、互相勉励、互相提醒，乃至不惜以诤言相劝、据理力争的纯真友情，始终弥漫在他们的日记、书信中，令人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1911年夏，经过一番努力，梅光迪实现留美目标。对于这份荣耀，在大洋彼岸的好友似乎更加喜悦。8月1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见北京清华学堂榜，知觐庄（梅光迪）与钟英皆来美矣，为之狂喜不已。”9月5日又记道：“阅报知第三次赔款学生今日抵旧金山。”可见，关注与期待何其热切。然而，刚到美国，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欣赏和接受标准不同，两人即在书信往还中发生激烈争辨。胡适在日记中屡屡记道：“得觐庄一书”（1911年9月22日）；“作书寄觐庄，约二千言”（9月26日）；“得觐庄所寄《颜习斋年谱》，读之亦无大好处”（10月3日）；“得觐庄一书，亦二千字，以一书报之，论宋儒之功，亦近二千言”（10月4日）；“得觐庄书，攻击我十月四日之书甚力”（10月11日）。显然，此番争论，主要集中于对宋儒的不同看法。

胡适给梅光迪的信已无法见到，而梅光迪至胡适的信件，却被胡适保存了相当一部分。即以胡适1911年10月11日所收到者（梅光迪10月8日信）为例，看他们到底争些什么。

适兄足下：得来书，读之如冷水浇背，诚初料所不及也。细观尊意，其回护程朱与诋毁习斋处，皆强词夺理，不能道其所以然。如习斋言行皆甚鄙陋，不知足下何所指？且即习斋一生言行观之，其不合于圣人之徒者亦鲜矣。其万里寻亲骨，则为孝子；其不事科举，则为高士（习斋虽曾应科举，后仍弃而不为）；其慨念种族不忘故国，则无愧于亡明遗老；至其讲经济政治，亦不让同甫、介甫。 显然，与胡适回护程朱不同，梅光迪力挺颜习斋。

颜习斋，名颜元，清初儒家代表人物之一，颜李学派创始人，一生以行医、教学为业，继承发扬孔子的教育思想，主张“习动”、“实学”、“习行”、“致用”几方面并重，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文武兼备、经世致用的人才，对程颐、程颢、朱熹等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家 “穷理居敬”、“静坐冥思”的主张，给以猛烈批判。

梅光迪欣赏颜习斋，既在于他的教育主张，更在于他的核心价值观，以及由核心价值观驱使下的言行举止，即上文所引述的“慨念种族不忘故国”（忠）、“万里寻亲骨”（孝）、“不事科举”（节）、“讲经济政治”（义）。

然而难道程朱不是儒家正宗，不讲忠孝节义？

梅光迪继续写道：

足下谓朱注为千古第一伟着，足下徒排除汉儒说经而推尊晦庵。迪以为晦庵（朱熹）说经之谬误与汉儒兄弟耳。足下何独薄于汉儒而厚朱子乎？吾今敢大声疾呼，晦庵实为千古叛圣第一罪魁，其《纲目》尤刺谬不可思议，其知人论世尤荒谬绝伦。吾谓自有晦庵而儒学范围愈狭，如晦庵之于管仲、晏子、张子房、孔明等，皆以杂霸之说或申韩之学抹杀之，不得与于儒者之列。 一个将其着作奉为“千古第一伟着“，一个批其为“千古叛圣第一罪魁”，俨然水火之势，不可调和。

哈佛大学校园

胡适书信未见，其如何立论，如何回护程朱诋毁颜元，无法全面掌握。但解读梅光迪回信，仍然可以揣摩两人价值观上的更多差异。

梅光迪说：

吾人论古当问其人之有功德于吾民与否，不当问其学术之纯驳；其有功德于吾民者，皆圣人之徒也。故孔子亦极推重管晏。晦庵与介甫（王安石）不合，非但痛诋介甫，并丑诋其妻其子，造谣污蔑，使介甫蒙奇冤。晦庵与张南轩善，遂掩其父浚丧师之罪而铺张其功。晦庵之言行如此，非鄙陋而何？介甫蒙奇冤三百年，后人以晦庵故不敢为之白，习斋独毅然推重介甫，至今为介甫之学益明，非习斋之功乎？足下推尊同甫（陈亮）、介甫而独毁习斋，夫此三人者固相似，皆有经世实用之人，皆与晦庵为大敌。知三人之学之有用，则知晦庵之学之无用，二者不可并立者也。 学术争论本为寻常事，而且宋明理学虽长期被统治者推为一尊，但批判的浪潮也此起彼伏，不稍停歇，清初颜李学派的兴起即为一例。在二十世纪初，两个饱受中国传统教育的二十岁左右年轻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为了一个本来争论不休的学术问题，大打口水战，不知情者难免会掩口发笑，然不能不令人起敬。显然，他们的争论是认真的，严肃的。当胡适指梅光迪为世俗所渐染，摒程朱之书勿书，梅光迪正色道：“不肖自七八岁时，家君即以程朱之书课读；今其虽悟其非，然仍当读其书，盖正以读其书，始能知其非，此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即将来有所撰述，凡关于排斥程朱者，亦必因证其言行事实，而后能折服程朱之鬼于地下，非徒造言污毁只顾痛骂者所能了事也。”

梅光迪是极具正义感的人，同时又十分固执，自己所认定的道理，尤其是非面前，绝不肯有丝毫苟且，作半点让步。然而事过之后，往往能够反省，主动认错，因此而使友情得到进一步升华。

就在关于程朱、颜李争论的同时，旧友胡绍庭、许棣棠（怡荪）（皆胡适绩溪乡亲），均有书信致胡适，并询问梅光迪近况，令其大为感动。因为出国前，梅与此两人曾生龃龉，不欢而散。他在致胡适信中说：“绍庭、棣棠，不以迪事介怀，甚所感激。”（1911年11月25日）“迪自去秋与绍庭别，即不相见至今矣。前在复旦时与绍庭本称密友，因迪性僻隘，不能容物，又有童心，遂至龃龉，及今思之愧悔良深，望足下为仲连，俾两人释前衍、复旧好，迪亦将致函绍庭谢过也。”（1911年11月23日致胡适函）在25日的信中，对胡适真诚地指出其为人处世及做学问方面的毛病，感激地说：“迪一生大病，幸得良友道破，感激欲涕。”又进一步发挥说：“吾人一生成败全在师友。得师固难，得友亦难。迪窃尝思之，吾人择友，志同道合，性情之际又能契合无间者固好；其有一于此不能强同者，正可藉以收他山之助，以长补短，彼此借镜耳。”

显然，这是十分成熟的世界观。从后来若干年他们之间的相处看，尤其是那场所谓把胡适“逼上梁山”的关于文学革命的论争，即使不免唇枪舌剑的激烈，也难掩这种交友之道的理性之光。也许正是出于这种理性，乃至所谓坚持“死理”，梅胡之交乃至之争，在严肃的面孔下，透着一些顽皮与亲切。

胡适就读的康奈尔大学

1915年夏，梅光迪完成了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学业，正待转学哈佛过程中。而此时的胡适，也即将离开康奈尔，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为了在新的学业开始前作一修整，并和在康奈尔就读的胡适、任叔永、杨杏佛、唐钺等新知故交作一畅叙，梅光迪来到风光秀丽的伊萨卡城。他们朝夕过从，相与纵谈，而话题终不离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胡适此前经过研究，早已认定“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白话才是活文字。而梅光迪正相反，绝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任叔永力挺梅光迪，联手论战胡适。在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胡适写道：

那个夏天，任叔永、梅觐庄、杨杏佛、唐擘黄（钺）都在绮色佳（伊萨卡）过夏，我们常常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从中国文字问题转到中国文学问题，这是一个大转变。这一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文字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因为他的反驳，我不能不细细想过我自己的立场。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那个夏天我们乱谈出来的。（胡适《四十自述》） 那个夏天，朋友们为了学业，即将四处星散，彼此皆以赠诗为念。9月17日夜，想起多年的友谊，尤其革命尚未破题，同志尚需努力，胡适提笔给“最守旧”的朋友写了一首长诗。他在诗中写道：

“梅君少年好文史，近更摭拾及欧美。新来为文颇谐诡，能令公怒令公喜。昨作檄讨夫己氏，倘令见之魄应褫。又能虚心不自是，一稿十易犹未已。梅生梅生勿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拟。梅生梅生勿自鄙。” 这首名为《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共六十句，四百二十字，在后来编订《留学日记》时，胡适特自跋云：生平作诗，此为最长矣。可见当时感情的波涛汹涌，不可遏止。

显然，这首送别诗的重要价值，在于首次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概念，开启了中国近代以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新文学航程；同时，也成为梅胡之间铁杆哥们般友情的一个有力见证。

哈佛大学威登纳图书馆

1917年夏，胡适完成哥大学业，即将归国。临别，作诗一首，取名《文学篇》，副题“别叔永、杏佛、觐庄。在题记中写道：吾将归国，叔永作诗赠别，有“君归何人劝我诗”之句。因念吾数年来之文学的兴趣，多出于吾友之助。若无叔永、杏佛，定无《去国集》；若无叔永、觐庄，定无《尝试集》。感此作诗别叔永、杏佛、觐庄。

胡适自幼得慈母教诲，最懂得感恩图报。他在行将与友人分别的情绪中，一一回想起人生路上、事业途中，和友人们相处、相知、互相提携勉励的美好往事，尤其1912年春由农科改文科大得梅光迪赞许支持，任叔永、杨杏佛来美后，屡于山城冬夜烹茶赋诗，1915年夏关于中国文字是死是活的争论，催生中国现代第一本新诗《尝试集》，以及1916年夏关于“作诗与作文”的激烈辩难，最终促成“文学改良”八事。往事历历在目，不堪回首，唯有诗歌聊可抒发胸臆。他在诗的最后写道：

回首四年来，积诗可百首。做诗的兴味，大半靠朋友。佳句共欣赏，论难见忠厚。如今远别去，此乐难再有。暂别不须悲，诸君会当归。请与诸君期，明年荷花时。春申江之湄，有酒盈清卮。无客不能诗，同作归来词。 友情是无比珍贵的。但岁月毫不留情。1917年夏，随着胡适的归国，过去那种一天一信片、三日一长函，每至假期不聚不快、有聚必争的热烈的交往，实际上已无法延续，而梅胡等人的少年情谊，也就此告一段落。此后，由于时空变幻，人事日非，彼此交往逐渐减少，也就成为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作者系宣城市文联主席）

制作：童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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