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生元 王宁生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第484期
周赟(1835—1911),谱名裕赟,字子美,号蓉裳,又号山门,宁国县人。同治三年考中举人,拣选知县。拟任庐江县教谕,未到任。在家乡设馆教学,兴义仓,立冢墓,捐田,立保婴堂。为人修谱,必推还润笔费,专门用于置产保赤堂,制定章程,立约“永禁溺女”。光绪十三年任青阳县训导,兼理教谕。光绪十七年,主修《青阳县志》,润笔费百金,全数捐兴育婴堂。他在修《青阳县志》考证史料时得出:“青阳之立国始少昊”“其地则少昊故宫”。即今日青阳县为远古时青阳国,此即青阳县名之由来。故青阳县的历史当在五千年上下,与华夏同龄。青阳人因周赟之定论,深感无比自豪。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周赟遭人诬陷,撤任青邑,奉上谕交部议叙。青阳文武士绅七次上书,为其辨冤,力求回任。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九,调署宿松县训导,到任三月,即捐修育婴堂。经两邑绅董禀请,通详各大宪,奖励有加。以青人禀请,安徽学使钱桂森保奏:“学有根柢,守洁才优。”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恢复原职,仍回青阳。光绪二十五年,增修《宁国县通志》。光绪二十六年纂修《九华山志》。光绪二十八年调任徽州府学教授,青阳百姓万人跪送,并送万民伞,力辞不受,赋诗谢绝。任徽州府学教授期间,“精究音韵,着《周氏琴律切音》《山门新语》《山门诗史》《周氏三字经》《六声堂学书要诀》。曾捐廉创办育婴堂于西关,又撰《小脚十害歌》,遍谕广劝。在歙九年,能举其职。”(许承尧民国《歙县志》)。他一生修纂宁国、绩溪、旌德等地家族族谱十七部。
周赟尊重科学,破除封建迷信,在各项着作、着述中,大声疾呼,告诫后人不得轻信巫言,不要过分相信佛教,要忠君爱国,尊孔崇儒,要尊重事实。反对妇女缠小足,反对溺女婴,一生积极捐款捐物建立育婴堂三座、保赤堂17座,以拯救孤寡儿童。多次捐田、捐款作为家族固定助学金财产,鼓励贫寒子弟读书上进,从而使该族后起之秀,代不乏人。
周赟一生着述颇丰,所涉领域广泛,所着《山门新语》(音韵学),先后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安徽学政邵汴生所赏识。曾国藩奏请清廷授予周赟二品教官衔,亲笔题赠“六声堂”匾额和“二品教官天下有,六声韵学古来无”的对联。邵汴生又赐“六声堂”联“本四声五声以分六声,继往开来真学问;原无极太极而合有极,经天纬地大文章。”在曾、邵两位大吏的推荐下,光绪皇帝曾御赐“六声堂”匾额,悬挂于周赟祖居绩溪县城西周氏宗祠内。周赟的六声韵学,当今更是受到中、日、韩及台湾地区音韵学者、专家所推崇。
周赟在方志编纂上亦很有建树,其所纂《九华山志》尤其让后人称颂。
一、实地详察,志成佳作
九华山闻名天下,是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境内寺庙林立,风光旖旎,以奇秀着称。历来不仅吸引了众多的信士朝山礼佛祈愿,还受到了天下文人逸士的青睐,他们或登山揽胜,或入山隐修讲学。身居三百里之距的宁国胡乐人周赟,幼时就常听曾祖父周文郁、祖父周启楹提起过九华山的神奇秀美。曾祖父周文郁多次游九华山,曾作诗《题九华天台峰》曰:“芙蓉深护洞仙家,天顶孤峰压九华。呼吸此间通帝坐,不教刘阮看桃花。”祖父周启楹经常上九华山五老峰,为其徒讲解《易经》,并作诗《游九华山宴坐岩》,诗曰:“九华一路看山行,问路惟听诵佛声。宴坐堂前锦衣石,新香一瓣为先生。”曾祖父、祖父每次归来,周赟必询九华峰岩之奇。清同治初周赟从军,屡次经过青阳,可望而不可即,视九华如海上神山,神往久之。“后试礼闱,晤诸君子于京邸,得细询山水之奇,九华、六泉(九华名泉),时萦梦寐。”
光绪十二年(1886)幸得任青阳县训导,赴任时正值秋季,从水路乘一叶渔舟,近至青阳时已是拂晓,远望一轮晓月正映含在九华群峰间,九华秀逸清远,堪称入画。周赟不觉诗意兴起,吟道:“莲花九峰月,荷叶一洲霜”,“多情到江水,迎我上青阳”,喜悦之情跃然诗中。这年冬天,周赟终于第一次踏上九华这个魂牵梦萦的地方,游山揽胜憩半霄亭时,应山人之请撰写《九华半霄亭山神庙碑记》。翌年十月,又再上九华,视九华为故友为故乡,赋诗赞道:“九华寒翠润霜晨,十月湘梅绽小春。甲子岭为同榜友,陵阳山是故乡亲。莲花世界开香国,金粟如来现化身。裙屐纷纷云里去,并无一个是游人。”赞叹佛山之兴盛。后来又多次登山畅游,夜坐怀古,与好友吟诗唱和。在游览九华山后,他认为“谪仙(李白)名九华,而不知九华之奇;宾客(刘禹锡)知其奇而未知奇中之奇;阳明(王守仁)不逾旬月,亦未能尽见奇中之奇。”他们虽然写有着名诗篇,但对九华奇中之奇不能全面了解,很多游人登览而迷、卧游而阻,故“携琴载酒,出入烟霞,直以九华为半臂者,十五年于兹矣。近复穷天柱之仙踪,考姑泉之轶事,且并其奇外之奇而搜括之。”名山皆有志,九华山自明嘉靖五年(1526)始有志,经万历(两次)、崇祯至清康熙、乾隆四年(1739)共修志六次。后因兵燹等故,中断修志百余载,且旧志难寻觅。周赟心底萌发出将九华这座风景奇特的佛教圣地系统地、全面地介绍给世人的愿想。
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经青阳有识之士的提议禀请,知县谢惟喈特聘周赟主纂重修九华山志。此事正遂周赟心愿。时值多难之秋,青阳县署经费困难,无力聘请参订人员,周赟解县署之难,集主纂、参订、誊稿、校对、监刻乃至刀笔琐事于一身,只身一人修志。苦于寻不得《九华山志》旧本,从多方探寻得知九华山上禅堂清镛老和尚,多年居住在九华山,对九华山地理环境、人物风情了解甚多,且保存一套残本乾隆《九华山志》,于是亲自拜访清镛和尚,与他结为好友,朝夕相处,促膝谈心。清镛和尚终于将收藏的乾隆《九华山志》残本借给周赟,周赟感激万分,曾作画数幅相赠,并下榻于上禅堂,便于上山考证和随时向清镛和尚请教,长期在此从事山志的编纂工作。
周赟既不苟同,也不滥收,历尽千辛万苦,不孚众望,凭借对九华山多年游历和主纂《青阳县志》积累资料的基础上,旁搜远绍,征文考献,又多次上山深入实地考查,遍访九华山川寺堂文献金石碑刻,绘山制景,“濡墨以模之,载笔以范之。”历经春秋,于是年成稿刊行。周赟心愿已结,可谓是:出入烟霞十五年,一朝着志成佳篇。
二、门类齐全,体例完备
古人说:“纂志之道固多,而门类标题,则为首要。”周赟工于鉴裁,精于分门别类。光绪《九华山志》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卷首,设宸翰、新旧序、凡例、九华山志源流与历代续修衔名表;第二部分为十卷,设图记、考证、山水、方产、营建、人物、杂文、前朝诗、国朝诗、杂记;第三部分为卷末,录重修九华山志捐修、新旧志跋、叩募僧人名表。全志宸翰、序、图记、考证、志、传、录等各体俱有,尤其根据山志特点,对图、记的运用较为突出,图有全图、分图,记有宸翰记、图记等。该志对九华山图、山水、方产、营建、人物、艺文、轶闻琐事,无所不载,可谓内容丰富,门类齐全。
全志分类颇为得当。如前志佛道不分,将庵观归为一类。光绪《九华山志》则改将“庵附寺后”归为一类,道观另归一类。又如该志在艺文诗词分类上,采用以时为序与以人为纲、不分诗体的归类方法,一改前志以诗体分类“一人之名彼此重复,数朝之作前后颠倒”的弊端。
该志编次排序科学。在门类排序上,先列图记以明九华山地理概貌、次记考证以厘清沿革,再依次为山水、方产、营建、人物、艺文,排序遵循了先自然后人文的事物之间逻辑关系。在第二层次——目次的排列上也讲究排序的科学性,如山水门下各目顺序,以山脉走向来排列九华诸山水地貌条目,避免了那种先分山水,再分别排列的割裂山水有机联系的排序方式。
他注意总结前志,不仅在篇目内容设置上因时厘革,而且在编纂行文上吸取前志体例不统一的教训,无论是卷首序作的题款与排序,还是艺文中诗作题款的统一,乃至与青阳县志的交叉处理等行文上都因事起例,制定了统一规定,做到全志体例规范统一。安徽当代方志学家欧阳发教授在主编的《新编方志十二讲》一书中,评价该志体例比较完备,条理清楚。
三、特色鲜明,彰显形胜
清代着名方志学家章学诚在论及山水志时说道:“(山志)以形胜景物为主,描摹宛肖为工,崖巅之碑,壁阴之记,以及雷电鬼怪之迹,洞天符箓之文,与夫今古名流游览登眺之作,收无孑遗,即征奥博,盖原无所用史法也。”山志应以山为记述主体,突出反映山川形胜景物。周赟编纂的光绪《九华山志》秉承了章学诚的山志编纂思想。
该志在篇目内容安排上,除专设图记、山水、营建三卷反映九华山水形胜,还在人物卷中记载了不少开发传扬歌咏九华形胜的名人学士,在三卷艺文中收录了大量的名人逸士登山揽胜之作,全志反映形胜景物内容的篇幅占一大半,浓墨重彩地彰显了九华山水形胜。
在编纂方法上,重视运用图这一最能直观反映山水形胜的表现手段,首创绘制九华山水全图,并绘制“九华十景”图,每景绘一图。每图撰记文与诗各一篇,每首诗为一种诗体,共创制十体即十锦诗,分别为四言诗、乐府诗、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骚体、杂体诗(宝塔诗)。诗文图并茂,精心描绘出了九华的山水形胜,令人神往。
他集李白诗句作《桃岩瀑布》诗,曰:“疑是银河落九天,将船买酒白云边。桃花流水窅然去,便欲烧丹从列仙。”此诗分别摘自李白的《望庐山瀑布》、《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山中问答》、《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四首诗中。它既说明作者对李白的无限崇拜,对李白的诗烂熟于心,又说明作者有高超的作诗才能(笔者亲见周赟阅读的32卷《全唐诗》,每一页都有眉批:有分析、有改写、试写、有评议),将他人名言警句信手拈来,巧妙拼配,天衣无缝,可谓一绝。他作有一至九言诗(杂体诗,亦称宝塔诗)《九子泉声》:
泉,泉。
滴沥,澄鲜。
透沙石,涤云烟。
一瓢饮处,九子岩前。
雪飞千尺练,冰裂七条弦。
夜静远闻莲漏,雨余恕作涛喧。
鹤露松风声许和,高山流水调相连。
辟世枕之为吾洗耳,大旱用汝代龙行天。
万古源头活水来不竭,银河一泻到海芒无边。
从诗的形式、诗的内容、诗的意境来分析,它如同一篇文字清丽的韵文,虽句式长短不一,却合平仄又押韵,既写景抒情,又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哲理,读之令人回味无穷,真是绝妙佳作。
周赟在撰写图记,绘十景图,作十景诗的同时,分别用正、草、隶、篆等书体书写《序》《图记》《九华十景诗》等内容。纵观周赟的草书多晋唐韵味,在怀仁集王字“圣教序”上下了很深的功夫,后又临过宋代米芾、明代董其昌书风。字的形态变化自然流畅,点画用笔到位,即使有些笔画带有草味,也不敷衍而过。细观之,其字大都中锋运笔,起收含蓄。墨色润枯调剂得当,浓淡、虚实相间,富有变化。结体着意变化,字态端庄但不呆板。整体字清秀可掬,不枝不蔓,线条劲挺有力,质感较强。周赟的篆书(主要是小篆),取法“二李”(李斯与李阳冰),同时他又不泥古,善于从同时代的吴让之(照载)、杨沂孙篆法上汲取其精华,融入了他的小篆结体与笔法,显得结体开张,笔势外拓与内掖交错,富于变化,显得有灵动之势。志中周赟书法作品可称上乘之作。《九华山志》真可谓是诗、书、画三绝,在众多的山志中独树一帜。
在内容取材上,周赟力求搜括九华的奇中之奇;志山水形胜,不仅取材形胜的自然形态内容,还力求熔载与之相关的人、事、物资料,反映出形胜蕴含丰富的佛教等历史文化。他将神话传说和人文遗迹融汇到自然奇观中,从诸多九华美景中概括出着名的“九华十景”,将九华奇秀上升到更高的境界。语言上注重文采。志山水、形胜、营建,或描摹宛肖以显风光胜象,或以雄词伟藻、韵文彰名胜之美,或博引诗文状物叙事反映其景观文化,使所记山水皆有形有神,收到身临其境、引人入胜之效。时人称赞该志:“极记载之能事,至于词翰之妙,固海内有目所共赏。”
(作者高生元系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宁国市退休教师,王宁生系宁国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制作:童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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