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他是华东军区副参谋长，本来应该授衔，为何授衔前被调离军队

在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中，除了转任地方的军队干部没有授衔之外，大多数被评级授衔了。其中，还有一些因为历史问题没有授衔，反而在授衔前被调离军队，像周骏鸣。

周骏鸣，早年是冯玉祥西北军。冯玉祥在中原大战失利后，部队被蒋介石整编，周骏鸣所在的部队被改编为第26路军。这支部队由于不是蒋介石嫡系，经常受到排挤，当炮灰等，全军上下对蒋介石很不满意，最终在共产党的策动下发起了宁都起义，周骏鸣也在其中。

第26路军起义后，部队被改编为红五军团，他出任军团团长。但没有多久，部队受到王明路线排挤，周骏鸣找到朱德希望回老家发展革命，经过同意后，他离开了红五军团回到确山老家。

他到家乡后一开始没有找到当地组织，所以拉起了一支几十人的队伍就发动了暴动，遭到当地守军的围剿。后来，一边战斗一边寻找组织，最终联系到确山共产党员，并担任了地方要职，在鄂豫边地方工作。

1934年，由于叛徒出卖，组织遭到破坏，周骏鸣与组织失去联系。不幸在1935年被俘，在监狱度过五个月。出狱后，他向组织汇报了鄂豫边地区遭到敌人破坏，而且自己也被俘了，所以一直没有联系省委。

由于自己被捕过，不想再去鄂豫边工作，怕之前被俘组织遭遇破坏说不清楚，自己希望调离，单独到其他地方开辟根据地，上级得知他的情况后给予了批准。

1936年，他在确山、信仰一带拉起了一支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从最初的7人队伍，发展到了一百多人。因此部队也改变了番号，成为了鄂豫边红军游击大队。

抗战爆发后，这支部队最初改编为豫南抗日独立团，后来进行统一整编后，改编为了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他任团长。后来，他升为新四军第五支队副支队长、新四军师参谋长、师长等职。

抗战结束后，华中野战军成立，他出任参谋长，后来部队与山东部队合编为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他出任了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为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做了很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华东军区副参谋长。按照他的这个级别，至少应该也是准兵团级授中将。但最终在授衔前被调离了部队，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1935年被捕的历史问题没有搞清楚，而错失将衔。

后来，他担任了水利部副部长、林业部副部长等职，也没有受到格外重用。在经历特殊时期后，他担任了省政协副主席，活到了102岁去世。

1988年赵南起被授上将，在授衔前一年，有老干部举报他是卧底

我军在1988年又恢复了授衔制，当时一共有17位将军分别获得了晋升，或直接被授予上将军衔。然而，在这17位被授衔的将军中，却有一位将军非常特殊。因为他是一个朝鲜人，是此次授衔中唯一的一位少数民族上将。

然而，关于这位将军的授衔问题，曾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那是在授衔的前一年，也就是1987年，有几名退休老干部突然举报这位将军，说他有可能是敌军的特务和卧底，决不能授予他上将军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而这位将军就是赵南起。

赵南起，虽然祖籍吉林永吉，但他却并不是中国人。赵南起出生于朝鲜忠清北道的清源郡，他的家乡被日本占领后，13岁的赵南起就跟随家人南下逃难，最后在中国的东北吉林定居。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了。因为此时，赵南起的爷爷已经老了，非常思念故土，就问自己的孙子们，想不想回到家乡朝鲜去。

但是，由于赵南起已经对中国有了特殊的感情，决定不回去。于是他对爷爷说：“我虽然不在中国出生，但却在中国长大。这里就是我的祖国，这里有我的家，我是不会回去的。”爷爷百般苦劝无果后，就带着赵南起的弟弟赵南元回到了朝鲜。从此以后，赵南起和弟弟赵南元一别就是34年，双方杳无音讯。

解放战争时期，赵南起主动参加解放军同盟和吉林命运队，积极发动人民群众，主动支援前线，为我军建立起了一条秘密，但又关系庞大的联络网络。

1947年，赵南起因为政治立场坚定，被上级推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开始自己的革命生涯。由于赵南起组织能力强，工作能力突出，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器重，职务升迁得很快。

从1948年时，赵南起历任总务副科长，地委秘书和吉林省委办公室秘书等职。尤其是通过在基层队伍的斗争中磨练，赵南起迅速积累经验，逐步茁壮成长起来，仅仅在短短的2年时间里，就已经成为了我党的一名优秀的年轻干部。

1950年，赵南起出任情报作战参谋，跟随首批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作战。由于精通韩语，所以赵南起经常承担起，为我军首长翻译资料和审讯俘虏等重要工作。1952年，当五次战役结束后，赵南起出任志愿军司令部的参谋处的作战参谋，同时负担交通运输和计划科科长等职务，担负 汽车 运输计划和总调度工作。

在血与火的战场考验中，赵南起临危受命，认真负责，勇挑重担。为我军突破绞杀战，保证前线作战将士的后勤物资供应，居功至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3年，赵南起圆满完成抗美援朝作战任务后，跟随最后一批志愿军部队，撤退回国，并且还光荣地受到了伟人的亲切接见。1954年，赵南起正式出任吉林延边军分区的政治主任，注重军队的特点规律和树立模范带头典型，以点带面，很快就将工作做到了吉林和沈阳同军区的典型。

从1977年起，赵南起出任吉林省军区政委，副省长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书记等职。然而却在1979年时，赵南起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香港的秘密信件。

那个时候的海外来信非常敏感，所幸赵南起本人问心无愧，政治觉悟很高，并没有擅作主张自己处理此信，而是将公安局长和公安保卫部门的同志一起叫来，当着众人的面打开了这封海外来信。

但赵南起身为国家高级干部，不方便回信，就只能将此信上交给了省委领导，并针对此事情还作了专门汇报，让公安局备案。而自己却将34年的兄弟思念之情，深深地埋在心底。

1987年春节，当赵南起深入民间，去给群众拜年时。有一位老大娘特地找到赵南起说，自己家里有一台收音机，能够收到外国的频道。她从收音机里得知，说韩国有一个叫赵南元的人，发了一个寻人启事，正在寻找一个还在中国的哥哥。听他的描述，与赵南起长得很像。

因此就发生了在1988年授衔的前一年，吉林省几位离休干部，联名向国家递交了一份举报信，检举赵南起有一个弟弟在韩国，曾利用广播寻找人，企图对国家进行秘密活动，有卧底和特务的嫌疑，不赞同授予赵南起上将军衔，也不同意他出任总后勤部长等职务。

然而，赵南起是一位饱经革命战火考验，对党绝对忠诚的干部。于是，他就专门找到上级领导进行沟通，并将人证物证，一一罗列出来，也表示自己完全可以无条件地接受组织的审查，职务是升是降，军衔授与不授，他都可以坦然处置，但他是对国家绝对忠诚的党员。无论在何时何地，任何岗位上，都愿意心甘情愿地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尽忠。

因为时隔不远，证据清晰，所以国家很快就还了赵南起一个清白。并且还在1987年任命他为全军总后勤部长职务，并在1988年国家恢复授衔后，授予了他上将军衔。

2000年，赵南起时隔60年重回故乡朝鲜，与自己的亲人团聚。当时，韩国民众都邀请他落叶归根，但却都被赵南起义正言辞地拒绝了。他说：“中国养育我，党培养我成才，我一辈子都是中国人。

在五六十年代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中，金寨籍有59名，谁有这些将军的详细资料，包括他们的事迹和轶闻

洪学智、皮定均、张贤约、林维先、李耀、陈先瑞、曾绍山、滕海清、徐立清、丁世芳、卜万科、于侠、马琮璜、王凤梧、方子翼、方升普、邓忠仁等。

1、洪学智

洪学智（1913—2006），安徽金寨人。1929年3月参加革命，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生涯中，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政委、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副师长、军区副司令、军区司令、纵队司令、军长、兵团副司令等职；

参加了长征、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总后勤部部长、省农机厅厅长、重工业厅厅长、石油化工局局长、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政协副主席等职。

参与指挥了解放海南岛战役、万山群岛战役、抗美援朝等。1955年和1988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2006年11月20日在北京病逝。

2、皮定均

皮定均（1914.8.30—1976.7.7），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中将，安徽省金寨县代家岭人。

在军旅生涯中，历任红军连指导员、营教导员、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副科长、步兵学校营长、教导师第2团团长、八路军第129师特务团团长、军分区司令员、支队司令员、纵队旅长、纵队副司令员、野战军副军长、野战军军长等职。

先后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川陕苏区反“围攻”、长征、中原突围、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军24军军长、志愿军第9兵团军长、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等职，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6年7月7日在福建指挥军事演习时不幸遇难殉职，年仅62岁。

3、张贤约

张贤约（1911—2002），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野战军第6军政治委员兼迪化（今乌鲁木齐）军区政治委员。完成了剿匪、改造起义部队、守卫边防和参加新解放区建设任务。

1951年后，任西北军区空军副司令，西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总后勤部汽车拖拉机管理部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4、林维先

林维先（1912—1985），又名林新，安徽省金寨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5、李耀

李耀（1911-2003），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兼政治指导员、营长兼政治委员、大队政治委员、兵站医院政治委员、科长等职；

参加了香火岭、郭家河、瓦屋基、镇安、袁家沟口、独树镇、四坡村、西峰镇等战役战斗，参加了鄂豫皖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斗争和红军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六支队营、团、总队政治委员，豫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太岳军区第八纵队二十四旅政治委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二旅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陕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第十九军副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步兵学校政治委员，总后勤部干部部部长，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华野四大兵团司令，改编时为何仅有一位留任？陈毅：名单是正确的

1949年1月19日起，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徐州东北的贾汪召开了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总结淮海战役和部署新一年的任务，这次重要的会议整整开了一周。华野代理前委书记粟裕，在会上做了长篇报告，当然，粟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也在焦急地等待着陈毅的归来。

陈毅调任中原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之后，未参加豫东战役，在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也一直随中野司令部和总前委行动，毕竟“刘陈邓”是总前委的常委，聚在一起办公比较方便。

1948年12月底，淮海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刘伯承和陈毅已奉命到达西柏坡汇报工作。两位未来的开国元帅，随后参加了中央举行的高级干部会议，开完会已经是1月9日，陈毅随即动身南下。

因为他还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因为中原局的工作已走上正轨，还因为他要和粟裕一起，主持华东野战军的另外一项重要工作：部队整编。

早在淮海战役尚未打响的1948年11月1日，军委已经发出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的指示电，华东野战军将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只是因为战役进行期间，暂时不具备条件罢了。

一、华野奉命进行整编

粟裕在贾汪会议上，对华野的改编和整编问题，特别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央要求首先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编制，统一番号，野战军各纵队一律改为军，军下为师，三三制，一直到团，团以上全国统一番号”。

“中央军委决定，三万人左右一个军（炮兵团除外），但目前全国统一困难，暂时可以按一个野战军为单位统一编制，我们每个军编九个步兵团，另一个炮兵团，共35000人左右，除编制番号统一外，内务、装备、纪律等都要统一”。

最后一段讲话很重要：“对部队人员、马匹、武器都要弄清楚，多了要交，缺的要发，按一定手续来处理，一切要求高度的集中，提高正规化程度”！

很显然，这次整编是在华野休整期间，所进行的一次前所未有之部队编制调整，之前由于形势的不允许，从来没有进行过如此彻底的部队整编，这次整编，一切要求“高度的集中，提高正规化”。

其中针对的主要问题，是华野之前一度进行了分兵作战，这是客观现实。我们知道，华东野战军1947年1月成立后，曾以全军集中的形式，连续取得了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的大捷。

然而全军集中作战的时间，仅仅不到半年，到1947年7月1日，华野便因为形势的变化和军委的要求，比较仓促地实施了“七月分兵”。

也就是说，到济南战役全军再次集中作战时，华野各兵团、各纵队分兵作战和发展的时间，已经长达一年零两个月（按1948年9月计），分兵的时间甚至超过了集中的时间。

关于华野分兵的过程和细节，笔者之前有专文记叙，不重复了。总之在这样的情况下，华野事实上形成了四大兵团：陈粟兵团、许谭兵团、陈唐兵团、韦吉兵团，分别活动在中原、山东和苏北地区。

这四大兵团无论是兵员数量、装备水平、战斗素养乃至于纪律作风，都不是完全均衡的，必然各有所长也有所短。而彻底实施整编的目的，就是要让第三野战军的每支部队，基本都达到一个标准线上。

1949年1月24日，陈毅司令员风尘仆仆赶到贾汪，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的工作全面铺开。

二、编制和序列的区别

关于华野各兵团的隶属关系问题，网络上始终争论不休，其实就是没有搞清楚部队“编制”和“序列”两者的区别，前者是指部队的编成形式、组织制度和使用番号，后者则是指部队的战时隶属关系。

一定要注意，两者既可以重叠，也可以出现差异，这是由战争期间形势不断变化所决定的，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所有野战军均归军委直接调度指挥，打破原有序列是比较常见的事情。

如果仅就编制而言，华野先后成立的十二个野战纵队，均为华东野战军所属，否则部队番号为什么都是“华野某纵”？这个道理明摆着。

但是在分兵作战且跨地域行动期间，为了统筹后勤供应和实施战场配合，无论哪支部队都可以临时调整“战斗序列”，在一定时期内改变指挥关系，这都是由军委统一部署和下达命令的。

比如陈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前身）第4纵队，编制上当然是刘邓所属，但是一度划给了西北野战兵团指挥。也就是说，在战斗序列上，在特定时间内，该纵队已脱离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指挥。

同样，在豫东战役期间，原属中原野战军的第11纵队，也被划归粟裕的华野西兵团指挥，即有名的“中野11纵”，这支部队直到淮海战役打响后，才正式归还中野建制。

就华野的整体情况来说，华东野战军挺进中原的两个外线兵团，也就是“华野西兵团”一分为二的粟张兵团、陈唐兵团，曾经全部纳入到晋冀鲁豫的战斗序列，以方便统一指挥和补给。

而坚持内线作战的山东兵团、苏北兵团，则暂时归华东局指挥，这都是特殊 历史 时期的产物。随着中原逐鹿的胜利，到1948年8月济南战役之前，华野再次全军集中已成定局。

三、华东野战军的四大兵团

华野七月分兵之后，九个主力纵队分成两部分各自为战（苏北单独组建了华野11纵、12纵），到华东野战军在胜利结束豫东战役之后、拟以三个纵队直插江南之前，已经形成了四个兵团的格局：

第一兵团 ：也称粟裕兵团或“粟张兵团”，由华野1纵、4纵、6纵和特种兵纵队组成，准备执行提前过江的战略任务，接受野战军司令部的直接指挥。

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由华野副司令员粟裕兼任， 副司令员由1纵司令员叶飞兼任，参谋长由华野副参谋长张震兼任。

第二兵团 ：也就是山东兵团（许谭兵团），南麻战役失利后，华野7纵、9纵去胶东休整补充，在敌人大举进攻胶东解放区的情况下，遂与原活动在山东解放区的华野2纵临时组成一个兵团。

山东兵团先期仍然属于华野作战序列，也被称为华野东线兵团，后因战场形势变化，军委将其改隶华东局指挥，因为华东局领导机关正随该部行动（华野挺进外线的主力，因此称为西兵团）。

再后来华野2纵南下支援苏北，旋以胶东地方武装升格编组了“ 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 ”，注意这个番号，它为什么还有华野的前缀？那就是在编制上，仍然属于华东野战军，但是作战序列发生了变化。

山东兵团正式命名时，下辖华野7纵、9纵和13纵等三个纵队，山东大反攻以后部队发展，又以地方军区部队升格组建了渤海纵队和鲁中南纵队。

因此该兵团巅峰时下辖五个纵队，实力是很强劲的，济南战役前奉命归建。“全军指挥，仍由粟裕负责”，指的就是山东兵团归还华野建制的时间点。

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原华野9纵司令员），政委 谭震林（华野副政委兼），参谋长为刘少卿（开国少将）。

第三兵团 ，亦即陈唐兵团，也是华野打到外线去的主力部队一部分，由华野3纵、8纵和10纵组成，兵团司令员陈士榘（华野参谋长兼）、政委唐亮（华野政治部主任兼）。

该兵团最初属于华野作战序列，后短时间转隶中野指挥，济南战役前归建，看见了吧？也是序列有过变化的例子，因此不要钻牛角尖。

第四兵团 ，也就是苏北兵团，以山东南下支援的华野2纵，和原在苏北的华野11纵、12纵组成，主要任务是坚持苏北根据地牵制敌人，内线作战期间受华东局指挥，济南战役前该兵团主力归建。

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原华野2纵司令员）、 政委陈丕显、副政委为吉洛（姬鹏飞）、参谋长覃健，因陈丕显并未实际到任，因此第四兵团又被称为韦吉兵团。

四、第三野战军的四大兵团

1949年1月26日起，在陈粟的共同主持下，华东野战军正式对部队进行改编和整编，主要工作是部队编制和高级干部的调整，并报请军委批准。

整编命令于2月9日发出，从此华野正式改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 。

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

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粟裕

第一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

可以看出，分兵时期的一兵团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二兵团政委谭震林、三兵团政委唐亮，仍然回到野司担任重要职务。

因此各兵团主要首长的人事调整，成为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也是难点所在，经过反复酝酿和研究，最终确定的兵团首长名单是：

第七兵团 ： 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启龙。

兵团部以原第二兵团（山东兵团）机关的大部 为基础组成，原兵团司令员许世友调任华东军区所辖的山东军区任职，因以原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接任，也算是顺理成章。

第七兵团政委谭启龙，华野成立时曾担任1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叶飞兼），此番直接晋升兵团政委，貌似有些破格。

其实并不尽然，之前在“东南野战军”筹建期间，谭启龙已被任命为渡江先遣纵队政委、中共江南工委书记，显然那是准备重用的。

至于许司令调离山东兵团，主要因其济南战役前一直在胶东养病，所以身体原因确是 历史 事实，济南战役结束后仍回胶东休养。

不过在济南战役打响前，许司令直陈军委对兵力部署提出质疑，以及曲阜会议中华东局书记的讲话所指，也都不是空穴来风，只能说原因很复杂。

第八兵团 ： 司令员陈士榘，政委袁仲贤。

兵团部以原第三兵团（陈唐兵团）的临时指挥机构为基础组成，也就是原华野“野司”的一部分机关，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由此成为原来四位兵团司令员中，唯一延续兵团司令员职务的将军。

这个过程跟东野参谋长103出任四野的兵团司令员，很有一像。第八兵团以江渭清任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何以祥任参谋长。

鉴于原兵团政委唐亮调回三野总部工作，第八兵团政委由华东军区副参谋长袁仲贤调任。袁仲贤政委虽然不是那么威名赫赫，却是黄埔一期毕业的老革命，之前的文章有过介绍。

第九兵团 ： 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

兵团部以原第二和第四兵团机关各一部组成（即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 关于宋时轮由10纵司令员直接晋升为兵团司令员，其实早有征候。

在淮海战役的徐东阻击战中，宋时轮曾经奉命统一指挥华野7纵、10纵、11纵，组成了“阻援兵团”，大破邱李兵团的进攻，这已经是按兵团司令的级别使用了。

宋时轮黄埔五期毕业，资格是很老的，1938年已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1945年随陈毅到华东工作，在华野尚未成立时，已经是山东野战军的参谋长。

华野成立之前宋时轮的工作有所变故，后出任10纵司令员，遂有“排炮不动，必是十纵”，晋升第九兵团司令员并不意外。

原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改任第十兵团政委，所以九兵团政委由原华野4纵政委郭化若升任，黄埔四期生！

第十兵团 ： 司令员叶飞、政委 韦国清。

兵团部以第四兵团（苏北兵团）机关大部为基础组建，叶飞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治委员，陈庆先任参谋长，刘培善任政治部主任。

叶飞之前是华野一兵团的副司令员，华野1纵司令员兼政委，所率领的华野1纵是响当当的王牌主力，在粟裕不兼职的情况下，晋升兵团司令员也属情理之中。

五、第三野战军四大兵团的实力

华东野战军在整编为三野的过程中，采取了兵团部与原辖各纵队“拆开重组”的方式，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为了打破山头主义，进而实现“高度的集中”。所以各兵团所辖的各军，大致是按原华野各纵的数字番号排列的。

第七兵团 ：下辖第21军（华野2纵）、第22军（华野3纵）、第23军（华野4纵），以及济南战役起义部队和鲁中南纵队合编的第35军。

整个兵团拥有四个军133000余人，兵力数字在四个兵团中排名第二。

第八兵团 ：下辖第24军（华野6纵）、第25军（华野7纵）、第26军（华野8纵），以及由淮海战役起义部队（何基沣部）和江淮军区部队合编的第34军。

整个兵团拥有四个军127000余人，兵力数字在四个兵团中排名第三。

第九兵团 ：下辖第20军（华野1纵）、第27军（华野9纵）、第30军（华野12纵），以及淮海战役起义部队（张克侠部）和渤海纵队合编的第33军。

整个兵团拥有四个军138000余人，兵力数字在四个兵团中排名第一。

第十兵团 ：下辖第28军（华野10纵）、第29军（华野11纵）、第31军（华野13纵），以及由胶东纵队改编的第32军。

整个兵团拥有四个军108000余人，兵力数字在四个兵团中排名第四。

可以准确统计出来，第三野战军四大兵团16个军的兵力数字为506000余人，平均值在31600人左右，各军各师的人数，并非完全相同。

三野另保留特种兵纵队、两广纵队（后划入四野序列）两个纵队建制，加上野司的警卫团和直属、后勤部队等，三野总兵力共计581000余人。

实话实说，历来部队整编的最大难点都是人事安排，所以华野在整编过程中也不例外，尤其是兵团和军级首长的名单更是焦点，个别干部对任命不满意，发牢骚闹情绪，甚至有的直接找到陈老总。

为此，陈毅在会议上严厉批评了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提出了四条重要意见，其中第四条也算是总结：

“干部的安排可能是有缺点的，不会百分之百是完满的，但这个名单是正确的，经过反复研究的，是比较妥当和很谨慎的，希望同志们拥护，不准说长道短”。

这也充分说明，在华野整编为三野的过程中，陈老总亲自来坐镇的必要性，毕竟威望在那摆着呢，而在谈到部队编制时，陈毅则要求：

“编制表主要是为了限制人员装备，比较充裕的部队不能超过，凡是人数超过的纵队，一定要老老实实拿出来补充不足的纵队，不得打埋伏；编制表是为了不使部队穷富两极分化，我们要反对本位主义和平均主义”。

陈老总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谁也不能不听了，而制度和原则一旦确定下来，后面的事情就顺利多了，到1949年3月底，第三野战军的整编工作基本完成，即将大举南下饮马长江了！

六、第三野战军兵团首长的军衔

既然成为人民解放军正式的兵团司令员、政委，这些将领自然就是“正兵团级”，按照1955年的授衔标准：“正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上将”。

那么兵强马壮的三野八名司令员和政委，理论上都应授予上将军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是这份兵团首长名单只是1949年初产生的，在后续的战争期间，各兵团是有一定人事调整的。

比如第八兵团， 后以王建安兼代政委，再后第三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兼任政委；第十兵团政委后由张鼎丞改任等等。另一方面，军队级别的评定过程，是一个综合的考量，职务并非唯一的标准。

最终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有：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而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于1956年补授。

第七兵团政委谭启龙调地方工作，未授衔；第八兵团政委袁仲贤成为首批驻外使节，未授衔；第九兵团政委郭化若，被授予中将军衔；第十兵团政委韦国清，被授予上将军衔，可见，情况还是不太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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