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国、降清与归隐：明清朝代更迭之际的张氏命运抉择（上）

崇祯九年（皇太极即汗位的第十年，1636）四月，皇太极正式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清。崇祯十一年（1638年），多尔衮率清军入关，在京畿、河北、山东等地抢掠达半年之久，攻下州县七十余城。当时明政府内部朝臣为主战与主和吵得不可开交。兵部尚书杨嗣昌与总监高起潜都主张议和，主战将领卢象升坚决反对。最后，崇祯帝朱由检决定起用卢象升抵抗清军。但杨嗣昌等人却在兵力及粮草配给等方面暗中阻挠。几经苦战，卢象升只剩下五千兵马，而且人困马乏，粮草皆断。卢象升请求支援，杨、高等人置之不理。最后，卢象升率众在河北巨鹿贾庄，与清兵血战数日，终因寡不敌众，壮烈战死。（张海英，《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178页）

就在这场抗击清兵侵掠的战斗中，张淳的长孙张秉文也壮烈殉国。

张秉文（1585—1639年），字含之，号钟阳。生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卒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初二。是张淳长孙，张士维长子，也是清代大臣 张英的大伯父。 “公生而魁梧朗秀，发未燥时，曾王父即许为远器。”曾王父即祖父张淳，张淳对他期望很高，其时他已退居乡里，亲自教他读书。张秉文读书过目不忘，十三岁就补邑诸生。他博览群书，当时人称他为“腹笥”，意思是说他“腹有诗书几千卷”。

爷爷张淳亲自指导他写科举文章，每天写几篇，他为文“端雅醇茂”，而且顷刻而就。张淳见此大喜，说：“福泽之气扑面而来，这个孩子一定能高中。”果然，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中应天乡试第81名，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会试第73名，殿试三甲第64名，赐同进士出身。

中进士后，张秉文在刑部观政（实习），不久授任浙江归安县知县，他认为县令之任繁琐沉重，没有赴任，于是改任徽州府学教授，在此任上他“倡明正学，奖励多方，所简士皆一时名俊”。1612年升任国子监助教，1614年升任户部山东司主事，管验粮厅，1616年管临清钞关。京杭运河会宁至临清虽经明成祖永历帝疏浚，但到万历年，长期干涸，商船久不通行，关税欠朝廷很多。张秉文多方调剂水量，安排通航，做到“下不病商，上无缩额”。开通了商运，关税不仅有了保证，而且还有盈余，偿还了前任积欠的关税，被上下誉之为“廉能”。

升任户部湖广司员外郎、郎中，1619年升任江西抚州府知府。在知府任上，他“务崇敦大，廉明镇静”，在流贼纷起之际，给了广大民众以休养生息的机会，被称为“卧治”，把他和西汉时的东海太守、淮阳太守汲黯相提并论。（注：据称汲黯为东海太守，“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后召为淮阳太守，不受。武帝曰：“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后因以“卧治”谓政事清简，无为而治。）张秉文治理抚州三年，抚州人为他肖像勒石，建祠纪念，百余年不废。

1622年升任江西省副使。1623年父亲去世回乡守孝三年，1626年补任湖广荆湘道，1627年升任建宁兵巡道。当时，福建流寇纷起，沿海一带没有宁日。张秉文运送军粮，募集将士，制订了实用的防御战略，确保了建宁一带高枕无忧。

1628年升任广东按察司，巡视海道。当时海盗猖獗，巡抚退守广州，命张秉文担任监军，驻守虎头山。张秉文命令兵营修建战船、炮台，训练水兵，激励斗志。1630年，福建海盗李之奇，驾舟10艘，聚众由广东汕头市海滨的莱芜岛入南港侵犯广东澄海县城，张秉文带着刚刚训练的士卒，亲冒弹石，指挥作战。当时海雾四起，飓风突发，贼兵迷失方向，官兵越战越勇，生获李之奇。1631年升任福建右布政使，因病归乡。1635年补任江西右布政使，1636年升任山东左布政使。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清兵分几路入关，其中一路为 大将军多尔衮所领人马，最为剽悍，从河北青山口一直打到山东济南，临近年关时，将济南城团团围住。而此前，兵部尚书杨嗣昌令山东巡抚颜继祖将军队转至德州，去防备清兵攻打北京城。而清兵却避实就虚，从德州度黄河南下，连下州县十七座，奔袭济南。两军擦肩而过，留下了一座危如累卵的空城。此时，济南城内只有乡兵五百，莱州援兵七百，全部守军加起来不足两千人。张秉文一面流星快马，急报朝廷，请求援兵，一面捐出全部家产，募集士兵，犒劳士卒，动员城中百姓拿起武器保家卫国。

张秉文衣不解甲，在济南城头苦苦死守。他天天盼着朝廷的援军到来，谁知兵部沿书杨嗣昌不作回答，替皇上督师的太监高起潜在临清坐拥重兵，偏不来救。另一路援军大将 祖宽、倪宠见状亦观望彷徨，贻误了战机。可怜山东布政使张秉文，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职行政官员，率济南百姓守城十余日，终于在次年正月初二被清军攻破城池。张秉文又率兵民与清军展开巷战，终是寡不敌众，中箭阵亡。清军攻占济南城，直至三月才撤退出关。

这一仗，清军俘虏了分封济南的德王 朱由枢，掠走人口五十余万。

这只是明末一系列败仗中的一场。而在这场败仗中，布政使张秉文以身殉国的忠臣形象却依然是高大的。尤其在明末那些抗清战争中，多少人折节而降，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洪承畴者流。在济南保卫战中，连明德王都做了阶下囚，他却能忠于职守，城在人在，最后以身殉难。堪称忠公体国，大节大义。他死后，朝廷表彰，赠太常寺正卿，在大明湖畔建专祠祭祀，建牌坊供人凭吊。清乾隆年间，赐谥“忠节”。

张秉文之死，给张氏家族带来了崇高的气节，但是也给张氏后人带来了深重的忧虑。当时，老家桐城的日子并不好过，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六围桐城，每次围困桐城，其先驱都是被起义军驱赶的桐城民众，桐城民众像被割韭菜一样的割了六七茬，加上天灾，生活日益困苦。另一方面，张氏家人也开始注视北方崛起的大清政权，眼下虽有一批忠臣烈士为国捐躯，但势如猛虎的大清兵与溃不成军的大明兵，两相对照，加深了他们对国事艰难的忧虑。在晚明的迷雾中何去何从，这个地方上首屈一指的大家族陷入了迷惘。

在朝代更迭之际，张氏一门出仕或归隐，已经是个两难选择。

从恩情与道义上来说，他们是倾向于大明王朝这个行将没落的帝国。因为他们家族中有两个人，张秉文和张秉贞，都是一方诸侯，一个官至山东左布政司，一个官至两浙巡抚；而且，张秉文抗清阵亡，以身殉国，方、陈二夫人也以身殉夫，他们和来自北方的“异族”有杀父杀母杀兄之仇。从相关资料看，张氏家族此时大多居住金陵，一则是官宦于此，一则是躲避流寇。总之，他们与大明王朝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也与大清王朝有着血海般的深仇。

等到兵荒马乱的景象稍稍安宁，王朝鼎革之际，张氏家族也从金陵迁回桐城。“是时，吾宗人多自江宁回田亩，总为一乡，吾叔（注：指张秉谦，生于明万历戊午年即1618年，距明亡26年，卒于清康熙乙卯年即1675年）为之区画，皆有次第。是时，兵燹初定，册籍淆乱，粮重役繁，正赋之外，耗且数倍。”这说明，社会虽然暂时安定下来，但是老百姓的负担还是比较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流寇的肆杀与清朝的重赋，老百姓选择了重赋，只求把安稳而俭朴的日子过下去。随着清朝的入关，清王朝对全国统治的确立，张氏家族和普通的国人一样，大多选择了归顺新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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