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的官员选拔机制，浅论门阀士族对政权存亡之间的关系

正如《贞观政要》所言“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人才选拔可以说是古代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活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权的兴衰，魏蜀吴三国的兴衰与其选人制度同样息息相关。由于三国身处乱世，而两汉的察举制到东汉末年时已经变质，因此魏蜀吴三国虽仍以两汉的察举制为主，但同时又以一些五花八门的方式为辅。

察举制仍是主要选官制度，但东汉末年已经变质所谓察举制，从字面上来看“察”有考察、检查之意，“举”则有举荐之意，主要是指由地方或中央官员考察并举荐，再经由中央朝廷考核使用的一种人才选拔机制。

该制度自汉高祖刘邦下求贤诏为发端，汉高后时予以继承，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开始出现具体科目。到汉文帝时，又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确立了先举荐后考察的基本形式。到汉武帝时，又对“察举制”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如建太学作为官员储备基地，并完善了各种科目，从而使得察举制开始成为两汉的主要人才选拔方式。

察举制的科目其实也有很多，按照举期大致可分为常科和特科两类，其中常科主要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四个科目；特科种类杂多，尤以“贤良方正”最为重要。

孝廉：这是最常见、最重要的一科，也是得人最多的一科，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孝敬父母、清廉勤政，而这也是古代对官吏的最基本要求，最初以郡为单位进行举荐，东汉和帝后，改以郡国人口为单位，即人口不满10万三年举荐一人，不满20万两年举荐一人，满20万每年举荐一人，40万以上每年举荐两人，120万以上每年举荐六人。茂才：本为举秀才，东汉光武帝时为避讳改为举茂才。举茂才在西汉时并非常科，直到东汉光武帝后才成为常科。举茂才比举孝廉更为严格，““茂才”不仅要求州举，且多为现任官员。由于人数少，且更严格，因此茂才起点较高，多被任命为县令（千石），而孝廉则多被任命为郎官（六百石）。察廉：察廉就是察举廉吏的意思，多为上级官员举荐低级官员，因为官廉明而被举荐，此后得以升补。一般情况下，察廉的对象被限制在“斗食”至“六百石”的低级官吏。光禄四行：所谓光禄四行，主要是指满足“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节俭）”四种品行的官员，相较于前面几种，此科更为严格，不仅举荐者只能是丞相和御史，且被举荐者也只能是光禄勋的属官。

除了以上常科之外，还有贤良方正（公正无私、敢于直言者）、贤良文学（德行兼备者）、直言极谏（提出重要治国方略者）、孝弟力田（尊老爱幼、勤于耕作者）、明经（通晓经学者）、明法（通晓律法者）、明阴阳灾异（懂阴阳之学者）、勇猛知兵法（作战勇猛、熟悉兵法者）等特科。而除了“察举制”之外，两汉还设有征召、辟除、荐举、博士弟子考课、任子、纳赀等选拔途径作为补充。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东汉末年时，由于世家大族、地方豪强不仅掌握着教育资源，而且对地方话语权形成了垄断，以至于“察举制”已经彻底沦为了世家大族、地方豪强垄断权力的工具，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荒唐局面。

三国仍以察举制为主，为限制士族而多措并举虽然察举制已经暴露出了一定的弊端，但由于没有新的选官机制能够取代，再加上各政权为了稳固统治，不得不对士族进行拉拢，例如刘备取益州之后，为取得益州本土士族的支持，便与益州豪族吴氏进行了政治联姻。因此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各政权在人才选拔方面仍然以察举制为主。

不过，随着宦官和外戚集团的消亡，原本平衡的朝中局势，开始呈现出士族一家独大的情形，魏蜀吴三国在依旧以察举制为主，确保士族利益不受损害的同时，也在时刻防范着世家大族。例如刘备在白帝托孤之时，由于嫡系和荆州集团损失较大，于是拉拢东州集团对本土益州集团形成压制。此外，为了保证朝政势力平衡，魏蜀吴三国又通过其他人才选拔机制，为朝廷注入了更多新鲜血液。

1、军功爵制。军功爵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经诞生，两汉时期予以了沿用，由于三国处于乱世，战争逐渐趋于常态化，因而军功爵制再度成为了一条极为重要的晋升之路，再加上大量寒门武人加入军队，使得这一时期诞生了大量名将。例如蜀国上将魏延便是出身寒门，进而“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又如吕布、张辽等人“以骁武给并州”。

2、征辟制。作为汉朝除察举制以外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三国时期此制度得以沿用。所谓“征辟”，“征”是皇帝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到朝廷充任要职，“辟”则是中央官署的高级官僚或地方政府的官吏任用属吏，再向朝廷推荐。例如蜀国名臣马良、陈震、廖立，皆是“先主领荆州牧，辟为从事”。

3、世官制。虽然春秋战国以来世卿世禄制已经逐渐崩溃，但三国时期这一制度却再度出现，具体表现便是任子制度，魏蜀吴三国均有不少的将二代和官二代，通过任子制得以顺利入仕为官，例如东吴名将朱桓之子朱异，便 “以父任除郎，后拜骑都尉”。又如蜀汉张飞次子张绍，“继承张飞爵位，官至侍中、尚书仆射。”

如上所述，魏蜀吴三国在坚持采用察举制的同时，又通过其他选官制度，在取得世家大族支持的同时，确保了朝政的总体平衡，然而这种平衡却只是短暂的。

魏蜀吴制度改革丧失士族支持，司马家族拉拢士族成最后赢家曹操、刘备、孙权作为君主，并非没有看到察举制带来的弊端，因此他们在维持这种微妙平衡的同时，也在寻求着官僚制度的改革，从而确保自己的政权能够稳步发展，不过三国由于形势不同，采取的方式也完全不同。

马谡便是征辟失败的典型案例

刘备的蜀汉在丢失荆州之后，其势力范围主要以益州为主，为了防止益州本土士族一家独大，他采取了维持荆州集团优势地位，拉拢东州集团的方式对益州集团形成压制，因此蜀汉采取的主要选官方式就是“征辟”，而这种思想在诸葛亮执政时期表现的更为明显，蜀国的重要官员基本全部是征辟入朝，且朝中大权基本就集中在诸葛亮、蒋琬、费祎等人身上，“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咨断，然后乃行。”然而由于蜀国的持续衰弱，对人才的吸引力极为有限，再加上征辟制带来的不稳定性，则是导致蜀汉中后期人才凋敝的一个重要原因。

孙策因弹压士族被杀

东吴与蜀汉的情形颇有些类似，在孙策因弹压地方大族而被刺杀后，孙权一方面采取了与世家大族妥协的政策，因而使得朱氏、张氏、顾氏、陆氏四大家族长期把持朝中大权，如张昭长期活跃于朝堂，又如顾雍曾担任东吴宰相，陆氏则一门“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这是东吴末期朝政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东吴与蜀汉一样有大量官员通过征辟进入朝堂，如刘基“权位骠骑将军，辟东曹掾”，又如张承“权为骠骑将军，辟西曹掾”，再如朱据“黄武初，征拜五官郎中”等。

曹操选官“重才不重德”

而曹操则与蜀汉和东吴采取的方式完全不同，曹操先后三次下诏，颁布唯才是举的命令，即选拔人才“重才不重德”，此举为曹魏吸收了大批出身寒门，却又苦无出路的人才，正如《宋书·恩幸传》记载， “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曹操在位期间，“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为选人宗旨，使得大批寒门人才各司其职，从而确保了曹魏政权的迅猛发展，而世家大族的地位也一定程度得到了削弱。

当然，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也不是傻子，蜀汉对益州集团的打压最终使其失去了本土士族的支持，魏国攻蜀时谯周更是直接劝刘禅投降亡国；而东吴后期暨艳案和吕壹案的爆发，则标志着皇室和江南士族关系的决裂，以至于晋灭吴时东吴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九品中正制

曹魏方面情况比较特殊，曹操由于没有世家大族的支持，始终难以完成篡位之举，直到曹丕继位后在陈群的建议下施行九品中正制，这才换来了世家大族的支持，从而顺利篡汉建魏。而司马懿又通过改革九品中正制，设立“中正”的方式使得“九品中正制”再度沦为世家大族掌握权力的工具，进而获得了世家大族的鼎力支持，为最终的西晋篡位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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