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罗马文明衰落而秦汉文明能够持续发展

【文/徐卫民】

秦汉与罗马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有代表性的帝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西有罗马，东有长安”妇孺皆知，也展现出东西方发展过程的异同。由于东西方在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上的巨大差异，因此在世界文明进程中也出现了不小的差别。正如恩格斯讲的：“随着野蛮时代的到来，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这时两大陆的自然条件上的差异就有了意义。一是由于自然条件的这种差异，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个阶段的界标在两个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1

近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潘岳的《秦汉与罗马》，颇有收获，以三万言比较全面的对比了世界历史上几乎处于相同时期的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异同，并分析了产生异同的原因，其中不少见解是有见地的。作者认为，秦汉与罗马，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高峰来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别人的低谷。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中国历史远非完美无缺，否则就不会在近代遭遇惨败；中华文明仍需转型提升，才能真正体现与时俱进的能力。两汉的独特价值，在于一体与多元并存。一体保证凝聚，多元保证活力。这些观点值得读者和学界思考。

公元前3世纪中叶，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公元前3世纪末，西汉王朝建立。其后双方日臻强盛，罗马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成为“世界”的霸主；汉朝也奠定了西逾流沙、东濒沧海的广袤版图，君临“天下”，成为大汉帝国。这两个分处东西、遥相辉映的大国，在人种、语言、宗教信仰、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极大，是从全然不同的背景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各自又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文明的主要表现形式体现在都城文明上。秦汉时期都城功能是为维护其中央集权服务的，以 “天人合一”为设计理念，都城中的各种设施与布局均以此为目的，宫殿是城市的核心，高大雄伟。其功能主要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手工业、商业处于次要地位，而且都城中市场的设置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都城中缺少市民活动的公共建筑和广场。罗马城的设计除了考虑统治者的政治功能之外，在都城中也有老百姓可以随意活动的地方，广场文化得到了充分体现。广场是都城的核心，成为市场和集会之地。统治者在这里修建庙宇、宫殿、政府机构，是政治、宗教、商业和公众活动的中心。大量修建的公共建筑成为罗马城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为城市建设和市民服务的。

秦汉时期都城与古罗马城尽管都显示出“好大喜功”的特征，建筑物都富丽堂皇，但建筑物服务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尽管罗马城和汉长安城在建筑材质、风格等方面具有很多不同，但是，由于同属于帝王所在地，在各自的国家都拥有不同凡响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两座古城在一个方面却是不谋而合的，即都在想方设法地将城市建设与帝国的强盛结合起来，使建筑能最大限度地表现君王的威严和显赫。古罗马时期的着名建筑学家维特鲁威在盛赞罗马建筑的伟大时，就曾直言不讳地将“显示了伟大的权力”作为首要因素，秦汉时期宫殿建筑也有“非壮丽无以重威”的要求。古罗马城的中心从庙宇迁至城市广场，在城市功能区调整中得到完善。汉长安城在变迁中也在不断拓展其城市功能，改善城市功能划分，但其主要目的则是是为中央集权服务。

秦汉和罗马，虽然所处地区自然环境，以及东、西方民族在各自成长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政治结构和文化体系的不同，其他如各自城市的建设功能和目的、各自的社会阶层结构等各方面均有差异，但作为同时期东西方的两个帝国，在城市的规划和建造规模都是科学缜密和气派华丽的。都城功能是影响建都和定都的重要因素，并决定了都城未来发展的方向。秦汉与罗马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都城的公共性上。出现这种差异与所处地区自然环境，与东、西方民族在各自成长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政治结构和文化体系的不同有关，也与各自都城的建设功能和目的、各自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差异有关。

秦汉时期的都城是统治者获取或维护权力的手段或工具，是藉以宣示王朝的合法性、突显国家权力的象征符号，是国家、官府威权的象征。都城的形态和空间布局，主要是基于某些制度安排而形成的，是权力运作与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在等级森严的秦汉社会，其本身要适应礼制的需要，从而也被赋予了某种“文化权力”。总而言之，是权力“制造”了都城，制度“安排”了都城的空间结构。而罗马城早期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主，以卫城、庙宇为中心，受民主制度的影响，以都城广场为中心。罗马广场是罗马城的核心，原为沼泽地带，大约公元前6世纪加以整修，成为市场和集会之地。历代统治者在这里修建庙宇、宫殿、政府机构。帝国时期添置尤多，而且规模宏大，十分壮观。广场上还有店铺和摊棚，是政治、宗教、商业和公众活动的中心。使罗马的公共建筑散发出奢侈、豪华的辉煌气氛。

罗马元老院（图源：搜狐网）

秦汉和罗马的重要生产区域大体都分布在北纬30-40度之间，但却是迥异的两种气候类型。季风性气候使得秦汉时期的农业得到长足发展，因为季风气候的最大特点就是雨热同季。而同纬度的罗马，由于多分布在地中海沿岸而形成的地中海气候，使得农作物生长比较困难，因为地中海气候的最大问题就是雨热不同季，对农业生产不利。在农作物最需要雨水的时候，其提供的只有热量。所以在罗马虽然重视农业，但农业的发展没有手工业与商业那样的繁荣。

罗马城是一座占地面积20多平方公里的“大理石之城”，且不说城内的神庙、议事厅、柱廊、凯旋门、大浴室等之雄伟壮观。至今走进罗马的古建筑遗址，仍不能不为其磅礴的气势所震撼。但由于东西方建筑体系、建筑材料大不相同，因此罗马式石构建筑无法展现于秦汉都城。不仅建筑物本身，连其内部的陈设也与秦汉大相径庭。

尽管罗马与秦汉相隔万里，但文化交流一直存在，且相互影响。无论汉代或罗马的宴会上都佐以乐舞，秦汉有说唱，罗马则有哑剧。双方都有的是杂技。罗马杂技声名远播。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安息使臣来献“犁幻人二”。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又献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十。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跳丸即现在所称抛球，须用双手同时抛接。汉画像石中也有类似表演，他们将球和剑一同抛接，当时叫“跳丸飞剑”。这应该是受到罗马幻人的启发。 罗马人的娱乐似乎并不满足于看抛球，最刺激而且带血腥味的项目是角斗，在罗马的许多城市中都修建了竞技场。罗马城中的科洛赛姆大竞技场可容观众5万人，是世界上最着名的古建筑之一。这在尊奉儒家学说的汉代人看来，则有点匪夷所思了。

秦汉与罗马在历史上曾经经济繁荣、国运昌盛、交通便利、文化发达。人常说，西有罗马，东有长安，一东一西代表了东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它们都曾有过无比辉煌的过去和无比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并保存着无数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虽然罗马与秦汉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汉代对罗马则充分肯定。《后汉书·西域传》说：“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清薛福成《出使日记》解释道，秦为“亚洲大一统之国”，罗马为“欧洲大一统之国”，故号罗马为大秦。

为什么罗马文明在罗马帝国灭亡后迅速衰落？为什么秦汉文明能够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影响罗马与秦汉文明的因素很多。除自然条件之外，社会环境对经济的影响更为显着。进行东西方文明的研究比较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摆在学术界面前的重大课题，路漫漫其修远兮，只有同心合力，才能使学术研究为现代社会服务，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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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与罗马⑦ | 西方对“东方专制”的误解

编者按：

西方政治学者是近年才承认中国制度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才承认中国于秦汉时期就建立了第一个“现代国家”，早于欧洲1800年。“现代国家”意味着要拥有一套非血缘、依法理、科层明确、权责清晰的理性化官僚体系。

与秦汉同时是罗马。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最大规模政治体。欧洲史上的大规模政治体，无不以罗马为精神象征。

秦汉与罗马作为两个都建立在农业 社会 之上的超大规模政治体，都需要处理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权与军阀的关系、本土文化与外来宗教的关系。但两者的结果完全不一样。罗马之后再无罗马，只有多个信仰基督教的蛮族封建王国。而秦汉之后却继续兴起了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

相似的基础，相似的挑战，不同的路径，不同的结果。本文希望通过对秦汉和罗马两个古老文明的对比分析，增进人们对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了解，促进文明互鉴，从而有利于更好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实践。

吕思勉说，“秦汉之世，实古今转变之大关键也”。对此转变，誉者赞为“从封建到郡县的进步”，毁者谤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开始”。

“东方专制主义”这一概念最初由亚里士多德定义，指君主对人民就像主人对奴隶，拥有随意处置的无限权力，不需遵循任何法律。但那时希腊罗马眼里的东方，仅限于埃及波斯；中世纪欧洲眼里的东方，仅限于蒙古沙俄，对“东方之东”的中国，几乎毫无认知。

欧洲两派大师对中国认识的争论

欧洲最初了解中国，是通过明清来华传教士们带回的信息，形成了短暂的“中国热”。凡尔赛宫的舞会上法王穿着中国服装；塞纳河边民众争看皮影戏；淑女养金鱼，命妇乘轿子。由此激起了两派大师的争论。一派是以伏尔泰为首的“崇华派”。他想“托华改制”，给自己取笔名叫“孔庙大主持”；莱布尼茨认为中国的“科举取士”类似柏拉图的“哲学王治国”；魁奈认为“中国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也要审慎遵守。”另一派是孟德斯鸠为首的“贬华派”，把中国塑造成东方专制的典型。同样是君主统治，西方人可以叫“君主制”（monarchy），而中国人只能叫“专制”（despotism）。孟德斯鸠还把中国和鞑靼帝国同归一类“东方专制”进行批判。他说，即便是西方的“君主暴政”，也要远胜于“东方专制”。再后来，黑格尔发明了 历史 从东方开始到西方结束的 历史 观，东方天然是落后、停滞、奴役；西方天然是进步、自由、文明。这些大师们，除了从传教士那儿道听途说，没人去过中国，没人看得懂中文，没人研究过中国 历史 ，甚至没分清有多少种“东方文明”。大师们对中国政制的一知半解，却被不少中国人自己当真了。

除了“东方专制”这条脉络，大师们对中国的误判还有很多。比如马克斯·韦伯。他说中国是“家产官僚制”，说官僚们都是君主家臣，说中国没有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说读书人科考做官是对“官职俸禄”的投资，期待成为“包税人”。这不符合基本史实。从汉代开始，财政就分为国家财政（大司农）和皇家财政（少府），皇帝从不用私钱支付俸禄，官僚也不是皇帝家臣。从秦朝开始，征税都是由县乡两级的基层税吏完成，“包税人”从不曾在大一统王朝时代存在过。韦伯描述的场景倒完全是罗马皇帝与家臣、与军队、与包税人的关系。对这类误判，中国史学家们想讲也没处讲，因为西方很少认真倾听过中国。现代化始终以西方为中心，中国一直处于被改造被教育的边缘。今日西方之所以聚焦中国，只是由于我们工业化的成功使他们回头看看而已。

梁启超的挣扎

我们不能跟在西方中心主义后面认识自身。中国近代以来，许多改革者都在“西方自由”与“东方专制”间挣扎。如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先后写了《拟讨专制体檄》与《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边说“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号召人民“破坏而齑粉之”；一边又承认，中国的科举制和郡县制也有皇帝与平民联手从门阀世家、诸侯藩镇手里夺取治权的积极一面，与欧洲贵族封建 历史 完全不同。之后，他访问美国，当听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扩充海军演讲中谈到“彼中国者老朽垂死，欧洲列强当共尽势力于东亚大陆，而美国亦可同时扩其版图”时，他彻夜不眠“怵怵焉累日，三复之而不能去”。几年后又写了一篇《开明专制论》，说中国古代的“专制”也有“开明”之处，儒家重民本，类似于沃尔夫与霍布斯；法家重国本，类似于博丹与马基雅维利。梁启超的自我矛盾，反映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想借西方文明改造自身，一方面又对西方丛林法则无法认同的痛苦心路。

两汉与罗马独特价值的差异

秦汉与罗马，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高峰来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别人的低谷。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中国 历史 远非完美无缺，否则就不会在近代遭遇惨败。

罗马之独特价值，在于相信有限的冲突能创造活力。罗马史家林托特说，“这个 社会 允许其最能干的公民以广阔空间实现自我、成就伟大。这个 社会 所接受的是：界限之内，有活力的冲突可能富有创造性”。罗马之失不在于冲突，而在于冲突失去了界限，又没有“一体”来予以调节，最终导致大分裂。“冲突政治”最要命的就是团结需要外敌。西方史学家们认为，罗马政制一旦排除了外敌，达到一种无人能及的优势和统治地位时，一切平衡的因素都开始越过应有的“界限”而开始崩裂。罗马之衰落，从击败迦太基成为霸主后就开始了。

两汉的独特价值，在于一体与多元并存。一体保证凝聚，多元保证活力。难在同时保持一体与多元。当一体完全压倒了多元，就开始僵化。当多元完全压倒了一体，就开始分裂。秦亡于“法家压倒一切”，西汉亡于“儒家压倒一切”，东汉亡于上下层同时分裂。如何同时驾驭“一体”与“多元”，是中国政治的永恒课题。

在真实的世界里，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仅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制度发挥好坏，取决于运行制度的人。因此每一种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断培育出既能维护根本价值观，又能填补其缺陷的人。今天，在于是否能培育出既能拥抱世界多元，又能坚持自身一体的青年一代。

中国不是唯一的古老文明。其他古老文明也挣扎在“现代化”和“重新审视自己”的痛苦中。然而，他们必将完成现代化，也必将开始讲述被现代化一时遮蔽的古老价值。中国如能与西方完成文明对话，就会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鉴开辟出一条近路。

东方和西方，都站在自己的 历史 遗产上，谁都不可能推倒重来。但我们依然可以商量着来。

（ 此文为潘岳同志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一书的序言）

秦汉文明与古罗马文明的异同

秦汉与罗马，都是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超大规模政治体，都是欧亚大陆东西两头大致同期的古代文明，人口与地域规模也相似。罗马帝国晚期，其囊括的环地中海人口大致是5000-6000万。秦汉的人口（西汉末年标准）也在5000-6000万。
秦汉与罗马，大多数财富来自土地的租金和税收，都以经济自足为目标。罗马大兵打遍地中海，只求退役后有块土地，回去种橄榄与葡萄。就像秦汉的大兵，打仗是为了日后能“解甲归田”。
秦汉与罗马，都对后世具有独特价值。罗马之独特价值，在于相信有限的冲突能创造活力。欧洲史上，凡是追求建立大规模政治体时，无不以罗马为精神象征。两汉的独特价值，在于一体与多元并存。一体保证凝聚，多元保证活力，“基层政权出天下”，中国从秦汉开始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
相似的挑战
秦汉与罗马，都需要处理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的关系。西汉之初，巨商大贾周流天下，小农却大量破产，而投机商和大地主们从来“不急国家之事”。同样的，长期的海外征服，罗马产生了大规模的“奴隶大庄园农业”，效率技术远超小农，以致大批小农破产将土地卖给权贵富豪，加剧了土地兼并。
秦汉与罗马，都需要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罗马之初是“贵+富”政治，在王权、贵族、平民三种力量中，最强大的还是贵族。这种可以“造王”的世袭贵族，在中国称之为“门阀”，正如西汉初年都是世家子做官一样。
秦汉与罗马，都需要处理政权与军阀的关系。罗马史上，“贵族与财阀共天下”，财阀们的金钱，源源不断流入了罗马军团，将党争演化成内战。类似的西汉之初，诸侯王们引爆了分封割据的“吴楚七王之乱”。
秦汉与罗马，都需要处理国家与蛮族的关系。北方匈奴南下，与两汉打了两三百年。西迁的匈奴与中亚草原上同样为旱灾所困的游牧民族一起，冲向另一个繁荣的农业文明中心——罗马。西罗马就此崩溃，再也没有统一过。
秦汉与罗马，都需要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宗教的关系。罗马以宗教宽松为傲，万神殿里供奉着一万个神灵，不同神灵的祭司各自为政，但基督教却在罗马的躯体内形成一个日益壮大的“隐形国家”。与基督教传入罗马的同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但中国对佛教不像罗马对基督教那样轻率，产生了中国化的“禅宗”。

四大文明古国的繁荣和衰落及原因

一、四大文明古国的繁荣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是被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

四大文明古国的主要文明成就

1、古代埃及：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太阳神庙、象形文字；

2、古代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空中花园、楔形文字；

3、古代印度：印度教、佛教、外科手术、阿拉伯数字、种姓制度；

4、中国；分封制度、月历、甲骨文、青铜器.

四大文明古国创造的科学技术成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繁荣的原因?

它们都起源大河流域，这些地方自然地理条件都比较优越，尤其是河流提供了肥沃的冲积平原和有利的灌溉条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从而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其它科学技术，创造出伟大的古老文明。

同时，它们的科学技术都产生于社会实践，属于同一类型，即青铜时代的农业实践模式。这使它们的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共同的地方，在许多方面都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三、四大文明古国的今天

1、巴比伦

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世界上最为险恶、冲突不断的地区。

2、埃及

绝对的历史文化宝库、旅游圣地，可是经济却基本停滞不前。

3、印度

长时间被殖民，基础设施落后，宗教的融合远比其他困难的多。

4、中国

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在20世纪初期很颓弱， 八国联军的入侵使的中国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中国不是最强大的。

现在的中国从80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创造了新的文化，使得中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高速发展。

四、四大文明古国衰落的原因

它们都建立在农业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是农业文明的代表，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欧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经济迅速出现，而四大文明古国的农业文明却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18世纪以后不约而同的落后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

四大文明古国的衰落还有许多历史原因，如宗教的影响，外族的入侵等。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都由于外族的入侵而失去了独立，中断了古代文明。如公元前525年古埃及被波斯帝国灭亡;公元前1595年古巴比伦被赫梯灭亡;古印度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北部遭到外族入侵，近代又长期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扩展资料：

古中国有黄河和长江，古印度有恒河和印度河，古埃及有尼罗河，古巴比伦有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四大文明古国均产生于大河流域并繁荣起来，主要原因为：
原始社会时期生存条件比较恶劣，首先要解决的人的吃饭问题，河流区域最容易引水灌溉，同样容易生长草木繁殖动物，长此以往，从事农耕的村落到发展工业的城市的过程就形成了。

四大文明古国的衰落：

古埃及公元前32世纪左右建立，公元前343年被波斯灭亡。

古印度分两个阶段，哈巴拉文明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至前1750年，于公元前18世纪灭亡。哈拉巴文化衰落后，游牧民族雅利安人在印度创立了更为持久的文明。到了公元前6世纪初，相传在印度形成了16个国家。经过长时期的兼并战争，公元前4世纪，在南部的恒河流域建立起以摩揭陀为中心的统一国家。孔雀王朝在阿育王时代发展到全盛时期。公元前187年，孔雀王朝最后一个国王被推翻。此后，印度半岛再也没有统一过。?

古巴比伦：公元前3500年进入文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250年是两河文明的鼎盛时期，公元前612年灭亡。

中国的文明没有断裂，主要由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很容易使外来入侵者融入其中并在征服胜利后被“汉化”。历史上，中原曾两次遭到少数民族入侵，一次是忽必烈带领的蒙古人建立了元朝（1206—1368），另一次是满洲人建立了清朝（1616—1911）。虽然他们逐鹿中原，取得地位，却最终被“汉化”，用中华文明的思想来建立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中华文明从未被蒙古或满洲文明所取代。中华文明的延续不断，关键是了解其是一个不断累积而非相互取代的过程。

参考资料：

——四大文明古国

历史沉思一：古罗马为什么衰落

学者们的结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罗马衰落不是由单一的因素导致的，所以研究也应该从多个纬度出发。本文就是从多个角度的分析，追溯罗马衰落的原因。 我建起一座巍峨的纪念碑，比青铜器还要坚固，比埃及金字塔还要雄伟，我将永远不会消亡。这是古罗马帝国一位诗人对其祖国的赞美之辞，希望自己的祖国永远的强大，但是，尽管古罗马帝国确实强大过很长时间，却最终还是没能逃脱灭亡的命运。但我们要想知道古罗马是为何灭亡的，首先应该知道它是如何形成的。 古罗马帝国最初形成于意大利半岛中部拉丁平原北端，由台伯河下游流域的几个村落逐步发展而来。起初罗马是一个从早期王政时代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共和国，但罗马居民似乎天生具有尚武的倾向，在共和国几乎所有的时期都在不断地与别的民族交战，不断地攻城略地。罗马共和国自其建立以来二百多年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连绵不断的历史。 共和国疆域不断的扩大给其本身带来了及其重大的影响，最为根本的影响则是――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转化。一方面，到公元前一世纪末，它已经成为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在这片政治地理十分复杂的广袤的土地上，分布着众多不同种族、文化、宗教和政治制度的区域、部落、城市和王国。 这些不同的区域被罗马用武力统一到了一起，与以前的城邦体制不同，这些区域成为了罗马直接管辖的行省，罗马用强大的行政体制对它们进行管理。另一方面，随着疆域的扩大，罗马的公民权也开始扩展，越来越多的行省城市的居民获得了公民权，这样，具有共和精神的罗马公民被淹没在了没有共和传统的广大臣民的海洋中，罗马的共和制开始向专制制度转变，罗马公民对国家的政治参与越来越少，政治成为了和他们毫不相关的事情。 罗马帝国兴盛了四百多年，在公元476年，强大一时的罗马帝国被日尔曼人消灭，但是，正如罗马帝国不是一天或一年建成的，它同样也不是一天或一年灭亡的。它的灭亡是很多因素长期积累演变的结果，这些因素具体是什么，那些因素的作用更为重要，长期以来就是学者们争论的话题，本文将简略地浏览一下关于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观点，然后再就自己的观点作深入的阐释。一：形形色色的观点学者对古罗马帝国的衰亡撰写了大量的论著，提出了多种多样的、不胜枚举的观点，有些简单生动、缺乏论证，有些角度新颖、娓娓动听，有些观点深刻、但过于笼统。但这些观点对人们了解古罗马的衰亡有着重要的帮助，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古罗马衰亡的新的角度，所以，在论述自己的观点前，先简述一下其他学者的观点是有帮助的。美国的罗马史专家罗斯托夫采夫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一书中，探讨了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他认为罗马通过城市统一了意大利，当罗马帝国扩张到西欧地区时，它自然会使城市成为罗马化的中心。但是城市的财富来自乡村，乡村农民激烈反对城市市民的剥削。在罗马帝国的和平环境下，城市居民逐渐不能适应军营生活，公元3世纪危机时，帝国政府只好招募农民参加罗马军队，军队中的农民与乡村农民联合起来，反对城市的压迫。因此，贵族以及依赖贵族的古代文明的衰落就是由于军队中的农民与乡村农民的联合反抗。1916年，维兰德密?斯密科维奇在《政治科学季刊》上发表《罗马衰亡的重新考察》一文。他认为，罗马的灾难开始于共和国时期，共和国晚期，意大利很多地区的农业已经衰落了。各个行省的耕地逐渐沙漠化，荒地无限扩大。大量土地抛荒导致仍然耕种土地的农民税收负担加重，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社会生存所依赖的物质条件恶化。所有这些使西罗马帝国难逃灭亡的厄运。1917年，埃尔沃斯?亨廷顿在《经济季刊》上发表气候变化和农业衰落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一文。他的论证方法非常奇特。美国加里福尼亚地区有一种树龄达到3000多年甚至4000年的红杉树，这种红杉树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一年都长出一个年轮，根据年轮数可以推断树龄，而且这种树的年轮纹理之间的距离是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气候有利时，也就是降水量大的年份，年轮纹理间距比较大，反之则较小。所以根据红杉树的年轮纹理的间距可以推断出该地区降水量的历史。而且亨廷顿认为加里福尼亚地区的降水历史与罗马统治时期地中海地区的降水大体一致。基于红杉树的特点和两地降水历史大致相同的假设，所以亨廷顿认为，西罗马帝国的衰亡是由于公元4、5、6世纪降水量不足而造成的。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邓尼?弗兰克则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西罗马帝国的衰亡。通过仔细研究许多拉丁文墓志铭，他发现这些墓志铭上的奴隶多是希腊人的姓名。因此，他断言，罗马和拉丁西部遇到希腊和东方奴隶的入侵：由于这些都是被释放的奴隶，所以他们都取得了罗马的公民权，罗马公民的成分发生了变化。通过对13900个墓志铭的研究，他推断罗马城中近90％罗马出生的居民是外族血统，曾经建立罗马帝国的罗马人现在让位于外来种族。正因如此，罗马从元首制过渡到君主制这是专制主义的胜利，东方宗教的传播，拉丁文学的衰落，曾经建立帝国的人治理国家的天赋不断降低。 二：罗马衰亡的根本原因――经济基础的变化在解释古罗马帝国衰亡之前，首先应该先阐明一个问题，就是古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古罗马帝国统治者的衰亡不是一回事，这个问题和后面的分析关系紧密。简单来说，古罗马帝国的衰亡是指古罗马帝国政治制度的衰亡，而古罗马帝国统治者的衰亡则是指统治古罗马帝国的帝王及其家族的灭亡。古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一种体制性衰亡，这种衰亡不是某个帝国统治者的灭亡，而是这种帝国统治体系本身的灭亡。 古罗马帝国的衰亡的根本原因源于自共和国时期便开始的不断的对外扩张所导致的经济基础的变化。罗马共和时代土地制度总的发展情况是：征服意大利时期，基本上是小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时期，虽然出现了土地的集中，但不是主要的经济形态，那时的耕种者还是以小农为主，使用奴隶尚不普遍。在田间辛勤劳作的农民在当时备受推崇。一部罗马文献这样写道：我们祖先，赞扬一个好人的时候，就称颂他是一个好种田人，一个好农民。凡是受到这样称颂的人，认为是获得了无上光荣。古罗马共和国以城市为依托，但其经济性质并不是商品经济，而是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人们的生产主要是为自己提供生存物质。广大的农村地区虽然和它所属的城市发生经济上的往来，即用自己的农业剩余产品去换取城市里生产的必备的生活用品，但这种交换不是普遍的日常化的成熟的交换经济。每个农民都拥有自己的一块土地以维持他的家庭生活，小农是帝国的基础。小农通过自己的劳动，给城市提供必不可少的粮食，而通过农民和城市之间的交换，帝国才能够建立统一的货币、税收体系，从而保证整个帝国经济上的统一。而经济上的统一正是帝国整个政治体制统一的基础。在这种小农经济之外，还有一种经济形式，即由罗马的贵族所经营的庄园经济，这种经济通常占有很大的一片土地，通过奴隶来维持庄园的生产。庄园经济就其经营方式而言，包括中等规模的奴隶制农庄和分散出租给佃农的出租地，古罗马奴隶主要源于战俘、被征服的居民以及海盗掠来的人口，他们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被当成是会说话的工具，处境十分悲惨。庄园经济也同样不是交换经济，贵族们通常是自给自足，庄园的奴隶不光进行农业生产，也从事各种各样的手工业的生产，每个庄园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的封闭的堡垒，但这时的庄园经济尚不是古罗马帝国的主要经济形态。此时，围绕着土地的占有和分配问题，平民和贵族已经开始产生激烈的矛盾。但由于对意大利的征服和罗马统治者推行的移民政策，这一矛盾得到相对的缓和。商业活动也已经产生，帝国的形成使地中海成为国家的内湖，从而形成地中海商业网，罗马贵族卷入了经商致富的活动。商业兴盛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罗马和意大利一些城市出现了分工专业化、产品多样化的大规模手工业作坊。对外扩张刺激了高利贷和金融业的发展，出现了专门经营存款、贷款、汇兑等业务的钱庄及金融业的发展。但商业并没有成为普通公民的日常行为，基本上是贵族之间的活动。古罗马的这种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并没有能够持续很长的时间，公元前3世纪中叶罗马大举向意大利境外扩张，土地问题变得尖锐起来，主要变现在土地兼并加速和小农的破产。从罗马的对外扩张中获得最大利益的，首先是有权势的贵族，其次是骑士阶层，他们将大批金钱投资于意大利农村，通过兼并小农的土地――通常是应征入伍、连年在异域作战的那些农民的土地，扩大自己的农庄。土地的急速兼并导致罗马的自然经济开始迅速地瓦解，庄园经济则开始强盛起来，开始成为罗马帝国主导性的经济形态。庄园经济形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小农的破产和流氓无产者的出现。农民破产后，只有少数人能能谋得工作，他们以罗马公民的身份来到罗马城，靠国家的赈济和富人的施舍生活，充权贵的门客及其在政治上的支持者，从而沦为罗马社会中的寄生阶层，成为了罗马政客利用的工具，成为了帝国政治不稳定的助推器。到了帝国初期，庄园经济继续发展，主要是由于帝国政局的稳定；帝国境内的有秩序与和平以及土地私有制原则的确立，国家对土地私有者的保护，部分自由民鄙视劳动和不愿务农的倾向，也促进了大地产的发展帝国时期的奴隶制与共和国相比也发生了变化，首先，对外战争减少了，奴隶来源减少，奴隶的身价相对来说有所提高；其次，家生奴隶数量增加，在奴隶营中集体生活的奴隶有些开始有了家庭生活和少量的私有财产；再者，长期积累的经验使奴隶主阶级认识到：奴隶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虐待奴隶会使他们早死，给主人带来损失，长期从事生产劳动而获得的经验和磨炼增加了奴隶的才干和技能，使他们成为主人不可缺少的帮手和依靠，所以奴隶主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残酷对待奴隶。由于这种种原因，公元1、2世纪，尽管奴隶仍构成社会的最低层，但他们所受的实际待遇以及他们的社会地位总的来说有了很大的提高。当局势发展到这一步时，罗马帝国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了，它必然要衰落。当这种庄园经济开始成为罗马帝国的主导经济形态时，罗马帝国不论是扩张还是不扩张，都无法阻止其经济形态的这种转变。扩张自然会改变经济形态，不扩张同样有这种效果，这是因为，如果其不扩张，则庄园所能得到的奴隶就会越来越少，奴隶减少，庄园主就不得不开始把更多的农民变成庄园的农奴，由于古罗马的农民本来就不是完全独立的农民，而是受到庄园主一定的控制，农民转变为农奴这一过程就变得比较容易。农民的减少，是对小农经济的巨大的破坏。随着庄园经济的兴盛，罗马帝国越来越不像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也越来越不像是一个以城市为核心的帝国。庄园经济一般都是以乡村地区为核心，在这里就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共同体。帝国的城市开始无法得到充足的物质供应，帝国的统一的货币、税收体系也无法实行，帝国已经不是真正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因为现在已经有了如此多的独立的庄园经济。由于经济上的分裂，帝国的两大支撑体系，官僚和军队开始受到削弱，国家已经很难给官僚提供可观的货币工资，关了对帝国体制的忠诚也就不断降低。对于军队来说，不再有充足的资金来招募士兵，同时由于大量的农民变成了农奴，且受到庄园主的强大的保护，兵源也就大大减少，帝国不得不开始从周边的蛮族招募士兵，这种蛮族士兵对帝国没有真正的忠诚。所以，古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一种体制的衰亡，是一种中央集权体制的衰亡，当古罗马帝国的经济基础以开始变为以庄园经济为主体时，也就出现了封建经济的萌芽，而封建经济要求一种封建体制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这与古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是完全矛盾的，所以，古罗马帝国也就必然要灭亡。三：罗马衰亡的其他原因 （1）政治方面：上一节指出了经济基础的变化才是古罗马帝国最终衰亡的根本原因，而人们常说的政治原因则不是特别重要，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只是罗马具体的统治者衰亡的原因。罗马帝国时期，罗马政治制度最明显的政治缺陷是缺乏明确的继承法，因此在帝王的继承上就出现了很多的纠纷和矛盾，而内战往往是事情的结局。公元235到284年的战争就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帝国时期，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再也不能给民众提供参与政治的机会，共和国下的积极的公民变成了帝制下的臣民，人们对国家开始漠不关心、无动于衷，对国家稳固必要的忠诚开始削弱。这一切给国家的稳定和长久带来了隐患，但并不一定带来罗马帝国的衰亡，若和中国的历代王朝作一个对比，这一点将更加清晰。 中国的历代王朝也常常发生政治上的激烈争斗甚至内战，臣民对国家也基本上是漠不关心，但这只是导致王朝的灭亡，但却从来没有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的灭亡。与之相同，罗马的政治动乱也不可能带来帝国体制的灭亡。 但是，罗马政治上的动乱却加快了帝国政治体制的衰亡的步伐，此外，罗马帝国政治机构及其官员的腐败也是罗马帝国衰亡的促成因素，罗马帝国建立之初，行政力量高效而廉洁。奥古斯都，这位统治着如此大的疆土、如此多的臣民的君主，在他的工作岗位上一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他整顿原有的官僚机构，力图让那些有才能有经验的人担任各级官职，并对各行省的官员实行严密的监管。他的工作被他的继承者们继续着，罗马政府自从奥古斯都以后在不断完善着。早期罗马帝国的繁荣与兴盛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结于帝王的贤明、统治机制的完善和官员的廉洁。但是，廉洁和高效终究不是专制制度的常态，专制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罗马帝国后期，实行绝对专制的君主制，形成了毫无制约力的皇帝独裁，致使最高统治集团腐败盛行，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在政府公开的行政机构各个部门中已完全可以觉察到了。政治腐败给人们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经济负担，加重了官员和普通公民之间的矛盾，削弱了罗马公民对帝国的忠诚。（2）文化方面：古罗马帝国时期文化上的变化也对帝国的衰亡有着很大的影响，倘若为数众多的罗马人作出巨大的努力和奉献，罗马也许会得救，但愿意为公益事业努力工作的人微乎其微。，帝国后期的人民再也没有罗马早期公民拥有的那种高度发达的公共道德。共和国和帝国早期时的公民富有爱国心和荣誉感，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尚武精神，美德和荣誉是罗马共和国的宗旨。传统美德和道德精神使人人争先为国效力，这种精神帮助罗马经历了众多的严峻考验。然而，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和太平盛世的来临，世风日坏，腐败堕落的现象到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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