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九的爱情：旧式爱情的样板

【作者：刘绪义】

人类的爱情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古人的爱情很少写在纸上，说在嘴上，除了极少数文人的爱情因其诗文的流传而被后人熟知以外，绝大多数人的爱情湮没在历史的尘埃深处。也很少有人去关注某个时代的旧式爱情，不明白旧时爱情装下了佑大中国社会的某种深层特性，也是看懂中国的极好渠道。

去今不远的晚清历来受到学界和读者的关注，那些名臣巨宦屡屡成为史家笔下或者电视观众的最爱。然而，关于他们的爱情却依然尘封在幽深的时光隧道。晚清名宦有一个特点，大多来自于底层社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等，他们的爱情婚姻呈现出一个与现代何种不同的特质、面貌？不妨以人们不大关注的曾国荃为例，揭开旧式爱情的一角。

光绪元年，52岁的老九受到两宫太后的召见，几天后补授陕西巡抚，五天后复又改授河东河道总督。四月初三，老总离开京城，二十二日抵达开封。

这是一次很平淡的任职，河督在古代是一个好人不大愿意当，而坏人爱当却当不好的官。这次朝廷将河督之任委派给老九，大概是相中了他铁桶围城的本事，寄希望于他能来一个铁桶治河。但是到了次年八月，新的任命又降落在老九头上，朝廷让他赴山西担任巡抚。

这次任职河督时间虽然不长，老九也曾长时间在河堤上巡察督饬，沐风栉雨，得知巡抚山西的差事，老九向朝廷报告了自己旧病复发。交卸河督大印后，老九赴汉口就医，再次请求开缺治病，他这样申述自己的病情：

目恙未愈而怔忡滋甚，头昏气弱，目眩耳聋，百病丛生，终宵不振。良以昔年随臣兄国藩驰逐军次，皆系臣为前驱。所至这域，与贼对垒不出一里二里之间；临阵交锋，不过两箭三箭之远。身受重创者七次，血流襟袂者数升，至今每遇朔风严寒，臣辄措躬无所。偶有小恙，梦魂犹在锋镝之中。

此情此状一半出于至诚，一半是因为山西巡抚这个职位不是老九想要的。他感叹其他人幸运能任职浙江巡抚，自己“往山西苦寒之地者较为运气稍次”。这个时候老九再没有必要搞行藏之术了。阿兄离世，再无人襄助其谋略，自己也领受过闲居之慌和无钱之苦，若不是真病，老九断不会再度请求开缺。真正的原因是“山西冷于河南”，他向曾纪泽吐露心曲，“拟请修墓假又难于措词。且待交卸后方可定计。人之一生，全恃运气，官运在西北，不能强要到东南，亦势使之能也。”[1]

信中所言“修墓假”，提示了一个信息，修谁的墓呢？文中没有交代，其实就是替熊夫人修墓。事有凑巧的是，四月二十二日，也就是老九抵达开封，任职东河总督的当天，夫人熊氏病逝于湘乡老家。

这个熊夫人是老九的正室。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年），十四岁的老九与同邑处士熊超群之女成婚，生子三、女四。老九的这个熊夫人，道光五年十月十二日出生，笄年嫁入曾家，三十八年间，夫妻感情不错，五十一岁而病逝。和很多乡下女人一样，当老九率吉字营东征期间，熊夫人一直在老家抚养着孩子。我们从几段非常珍贵的记载中能够透视老九与熊夫人之间的感情。

同治元年正月，大哥曾国藩接到了在家的四弟曾国潢寄来的一封密信：

国潢敬密呈伯兄大人座右：

今年二月，卿宜人（注：曾国藩季弟曾国葆的夫人）去世之后，看八字者来，有请年科三（注：曾国葆嗣子纪渠）八字者，断之曰：八字颇好，今年欠吉，要五尺布插田，要五尽布过年尽称为奇。后十一月，沅弟（即老九）寄信来，说在营为事恒公（曾国葆）病痛，许观音戏三天，要九弟妇率科四、科六（曾国荃之二子纪瑞、纪官）速速酬完。九弟妇拆作两天，十二月初四、五酬完。初五夜，打卦至百余个之多，竟不领受。后戏子才上床，（曾国葆）去世之信即到。科四母子盖信神，因有看八字者说沅弟明年断不可打仗亲自出队，话语颇不吉利。九弟妇母子苦欲求大伯父另派一人往金陵督兵，求谕沅弟来身边办事云云。弟不深信邪说，想兄亦以谓然。因九弟妇再三苦言，是以附呈。叩求伯兄大人审核发为祷。

信中所说的“五尺布”，是指包在头上的长白布，湖南乡间叫拖头、孝布。意思说，曾纪渠这一年要两次戴孝。一次是为嗣母戴孝，在插田时；一次是为另一长辈戴孝，在过年时。这个长辈是谁，算八字者并没有明说。但巧的是，都应验了。插田时，曾国葆夫人去世；过年前，曾国葆病死在金陵前线。

曾国葆之死如此凑巧，震惊了在乡下的老九夫人。她强烈要求在家的曾家老四国潢向在安庆的大哥求情，一年内不要派老九亲自督兵。这就是密信的情由。

湖南自古巫风遍地，乡下女人迷信八字、巫卜者很多，老九夫人也不例外。她生怕自己的丈夫在战场上遇有不测，“再三苦言”，为丈夫向大伯求情。从这里，可以看到熊夫人很关心自己的丈夫老九的安危。

同治二年正月十一日，曾国藩给九弟写信：

余自接澄弟密信一片，已决不欲令弟军雕剿各处。上年凯章病重，余即批准令其回籍调养。况弟谊属手足，岂亲爱反不如凯乎？况澄意但请调至安庆身边，并不求回籍乎？目下金陵大局苦于无人接办，而尽可不必远出雕剿，尤不宜亲身督队，除坚守金陵老营外，有余力则派人助剿含、巢、无、庐一带。今年一年望弟笃守恐惧和平四字，以弭灾而致福。[2]

从信中可以看出，老九夫人的陈情，在曾国藩这里是起了作用的。先后失去两位亲弟弟之后的曾国藩，不得不对老九更加关注。尽管他可能不相信乡下算八字者的话，但面对骨肉亲情，面对九弟媳妇的苦求，做大哥的不可能置之不理，而且这正好也暗合自己欲令九弟退兵的主意。他要求老九不要远出，更不要亲自督阵，谨守“恐惧和平”四个字，顺势以避“八字”所预言。

此时的老九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夫人在牵肠挂肚，他正因左臂疼痛厉害，不能伸缩，自言“大约系风、寒、湿三者为患。此处本疼痛已久，因肝气不舒畅。腊底、新年懒于调治，又不无拂意之事接于耳目，是以因寒带发，痛不可当。”假如老九知道远方的夫人在牵挂，无疑是莫大的慰藉。假如熊夫人知道老九的状况，可能会更担忧。

旧时乡下女人大都不善于或不大敢表达感情，男人就更加了。

巧的是，老九的外祖母也姓熊氏。 老九对这个熊夫人是否关心、牵挂，史无记载。老九和熊夫人聚少离多，但老九将自己的妻侄熊登武带在身边，使其由一个中右哨的基层小兵，成长为一个湘军总兵，最后晋升为武将最高等级之提督。也算是光大了熊氏门第，是对夫人的一种回报吧。

战后，在乡下赋闲八年之久的老九北上任职，离开熊夫人，不过两年光景。熊夫人死时，自己刚刚履新，消息迟到了个把月，因而老九对自己此次出山，颇为后悔。他对侄儿纪泽说：

去年被王孝奉牵率而自己太欠老成，关心账目，遂致一念之动，轻率而出。

如有在家中，我夫人之恙必可望早痊愈也。

余夫妇贫贱劳苦，时常以道义忠孝相勖，我之所以少咎戾于父母之前，事奉贤侄父母不至于大相谬背者，皆侄婶母劝训之力。至于伺候我之病，教育儿孙成人以承我之欢心，犹其余技耳。所以近三十年来，余钦我夫人之妇德，刻刻不敢妄自主张，其中我之错处极多，然心中钦敬妻室纯粹之德。亦尝能自己认错，所以伉俪之情笃于普天下之人。[3]

信中，老九对熊夫人的追忆、愧疚与怀念，令人感动，他对夫人的评价也颇高，称她是一个有妇德的人，对自己屡有规劝，尤其是“伉俩之情笃于普天下之人”这一句，恐怕不是大话虚话。

因此，曾纪泽在受命所作之墓志铭中说：

生而颖迈，虽出穷乡僻左之域，而举止肃穆，不学而能。世空名胄之女望见光采，自愧以为弗及。方吾家寒俭，叔母布裙推髻，操劳于井臼中馈，而舂容大雅，不失琚瑀珩璜之度。

这些溢美之辞当然不足全信。但生活在曾家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虽然贵为一品伯夫人，确实却不敢有侈汰傲慢之态。

老九从军九年，摧锋饮血，经纶夷险，吉凶息耗，朝夕数变，熊夫人在家只怕也真的是每天都处在忧危之中。兄弟分家之后，家中大小事务，都靠她一手之力。“千端万绪，朝暮孜孜，则又在罢瘁磨炼之中也。”儿子曾纪瑞、曾纪官也说：

吾父率师转战而东也，吾母每夜热香中庭，吁求天神，匍匐百拜，切切祷祝。祝而复拜，恒尽丙夜，风雨雾黳，严霜炎皓，不为休止。……吾兄弟皆弱年侥幸列身庠序，吾母不色喜；及屡应乡试不第，吾母亦不以介意，但勖以立志修业，宠辱不惊而已。[4]

儿子眼里的母亲应当是真实的，老九对熊夫人也颇为满意。他请纪泽撰文时感慨地说：“人之生世，以名为重，然非文不足以永其名，得佳文而与集以俱传，所谓附骥名彰，诚不诬也。熊夫人事我之孝顺，笔难殚述。我之隐疚在心，侄之深知也。以吾侄如椽之笔，表彰叔母之隐德，亦足俾巾帼忠孝之典型，流传于千载之后，且纾我不尽悲悼之忱。”[5]

老九是个幽默有趣的人，他不狎妓不赌搏，也很顾家，每打完一仗，他都要请假一段时间回乡休息。作为一个性格开朗的人，难得他流露出悲痛之辞。他对夫人的愧疚当发自内心。

老九还知道，当他在前敌凶战时，“夫人固无日无夕不焚香祷告天地神明，愿以身当灾厄，而以长命报国之祥，惟移于我身之上也。其誓于天地也，则以随丈夫之命以为命，积诚以感神明。是以我虽迭濒于危难，而常有神扶持。此等忠诚孝敬，实为千古所少，有其尤不可及者。”他对纪泽述及夫人之德尤令人感慨：

我性暴躁，间或不驯，偶有触于吾父吾母之意恉，其端将露，夫人则以大义绳之，婉词箴之。我间或不能承文正公贞忠报国之隐微，而夫人则以初终之义劝之。至于外名利富贵，重廉静贞节，挽回我之不合于义者，实不可万言罄数。而其治家之宽严得中，教训子女之悉合乎圣贤之训，此皆吾侄所目睹而亲承之者。

能够对丈夫“大义绳之，婉词箴之”、“以初终之义劝之”，这样的女人也算得上是闺中模范了。老九虽然手笔宽博，但其实受惠的倒是整个家族更多，而对于自己这个小家，他并不主张奢侈。他所欠之债也多出于公益，而不是家庭享受。熊夫人没有沾染豪门习气，“男课耕读，女责纺织，则言传身教，无间晨昏”，“忧勤艰苦，始终不渝。”教育孩子，“勿有挟以骄人，勿视听非礼，勿交接荡检之士”，“我家门第昌大，汝父兄皆出，敬待宾朋，临御仆隶，必诚必敬，与夫出纳资财，酌剂丰俭之宜，皆汝职也。”在熊夫人病势沉重之际，她还在念叨“某孤贫之老媪不能自存，宜分谷十石以赈之；某婢事我谨慎，宜择良家子而善嫁之。”[6]

然而，在儒家传统社会，只有妻子为丈夫守孝之义，却无丈夫为妻子守孝之规。夫人病逝于老家，老九竟不得请假，更不得回籍见夫人一面、送其最后一程，料理其后事，其内心之悲疚可想而知。正是出于这种感情，老九在河南反复嘱咐纪泽，一定要为熊夫人择定一处好墓穴，将后事尽行托付给侄儿。老九与熊夫人的爱情就这样结束了，从老九身上，也不难发现古代行走官场的士大夫或者征战于外、经商于外的男人他们的爱和情大抵如此，平实如茶、酸酸甜甜之间饱含无奈。老九的爱情堪称旧式爱情的样板。

进而，老九以看病的名义使出耐字诀、拖字计，吁请赴汉口就医，这样便能离家近了许多，“倘如所请，则可另想主意。”至于什么主意，老九没有说，但很有可能是想借机回乡看看。如果朝廷不允，则“只得一心前进”。

老九一心想再出现奇迹，如两年前那样，本是补授陕西巡抚，可是没几天就改授东河总督。缓几步，拖几个月，说不定圣意改变，也未可知。

然而，这一回，老九失望了，朝廷只许他二个月假。老九赶回长沙治疗，没有多久，十二月，朝廷催促其上任的谕旨又到：山西地方紧要，着即驰赴新任。光绪三年二月二十六日，老九自长沙起程赴晋。四月二十三日，驰抵山西省城太原接任山西巡抚，身后留下的是他长长的遗憾。

熊夫人死后，老九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直到多年后才续弦。据《大界曾氏四修族谱》记载，老九后来的情史，一路都不怎么顺利。他先后有几次续弦三个侧室：

一是薛氏，扬州人，咸丰三年（1853年）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卒，年仅22岁；二人相差30岁，如此青春年华就逝去，令人唏嘘。一是李氏，贵州人，同治二年（1863年）生；一是侯氏，扬州人，同治八年（1869年）生。这三个妻子，大概因为与老九年龄悬殊太大，都没有生育。尤其是值得叹息的是后两位，她们在老九身后的情形都不见记载。这种年龄悬殊的婚姻不大可能有多少爱情可言，大概率也不是来自大户人家，更多的可能是出于照顾老九自己起居所需，其情感自然无法与熊夫人相比。

老九的爱情有灵有肉，富有质感，让人感觉伸手可及，和所有的旧式爱情相比，似乎更少了一点利益勾连，又缺乏旧时文人如陆游、沈复他们那种浪漫气息，感觉离我们更近。然而，即便如此，古人的旧式爱情中女人总是处于被动无奈的等待之中，不用说白头偕老了，很多时候连临终之际见丈夫一面都是奢望。

[1] 《曾国荃全集》（五），谕纪泽侄，光绪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2]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致沅弟，同治二年正月十一日

[3] 《曾国荃全集》（五），谕纪泽侄，光绪元年五有初七日

[4] 《曾纪泽集》，《叔母熊伯夫人墓志铭》，岳麓书社，2005，P.202-205

[5] 《曾国荃全集》（五），谕纪泽纪鸿侄，光绪元年五月十五日

[6] 《曾纪泽集》，《叔母熊伯夫人墓志铭》，岳麓书社，2005，P.20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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