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与宋代道学的文化意义

所谓道学，即传圣人之道的学问。圣人之道，即由尧舜禹开启端，由汤、文武、周公、孔孟建立的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旨的儒学之道。到了汉唐时期，由于佛道兴起，儒学日益边缘化，到了北宋，二程在伊洛之滨重新阐释儒家经典，创立道学，因而程颐说“自余兄弟倡明道学，世方惊异”。

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引用南宋尤袤的话，对道学的含义进行论述：

“夫道学者，尧舜所以帝，禹、汤、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设教。追立此名，诋訾士君子，故临财不苟得所谓廉介，安贫守分所谓恬退，择言顾行所谓践履，行己有耻所谓名节，皆目之为道学。”（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334页）这段话将道学概括为廉介、安贫、践履、名节四个方面，清晰地勾画出道学家应具有的临财不苟得、安贫乐道不同流合污、谨言慎行知行合一、重视名节操守的品格。

二程的道学是孔孟儒学的继承和发展，被称为新儒学。儒学具有“笃父子、正君臣、尚忠节、重仁义、贵廉让、贱贪鄙、开政化、凿生民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之重要政治、社会功用。道学（理学）具有化民成俗、正己修人之作用，这从道学的四个品格中可以得到体现。而二程则将道学更具体化为成德成圣的道德修养观、诚敬为本的修身、处事之道、利不妨义的义利观、至公无私、大同无我的公心思想。当今社会，正如陈来先生所说，“不规范的市场法则对道德领域的侵入，造成了人们观念的迷失，导致一些人的意识和人际关系商品化、自私意识的合理化，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定程度受到侵害。”亟待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二程的道学精神来涵养人的道德情操，重铸被市场经济污染的灵魂。

道学”之道即圣人之道，“道学”之学即圣人之学。道学认为，中国上古时代以来形成了一个文明体系，这一文明体系表达为一个自三代相传而由孔孟发展了的思想理论体系，并内涵着中华文明主流的核心价值。然而，在后来的发展之，在内外思想文化的激荡之下，这一体系及其核心价值的传承遭遇到了危机，这就是所谓“学绝道丧”。唐代韩愈的《原道》最早表达了这种文明传承的焦虑。为了挽救这一文化的根本性危机，为了儒家文化和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二程先生建立起了道学体系，并通过居于洛阳一带的士人群体以及他们的学生的共同努力，促成了宋代道学运动的开展；这一运动经过四代传承，发展到南宋的朱熹，道学的集大成终于完成了，儒学实现了一次伟大的复兴。

圣人是一个完美地实现了本性的人，因此最像天地。正像程颐所解释的，圣人与"天道"不异。而且，"惟天地之量则无满。故圣人者，天地之量也。圣人之量，道也"。"圣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行之秀，乃生圣人。”圣人能像天地一样，因为他“固是生知”：也就是说，“只是他生知义理，不待学而知”。

程颐理解圣人的生而知之使他们能“尽天下之理”以及“尽得人道”、“尽得人理”“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程颐把气理解为介乎天赋的价值观和人的自觉意识之间的中介，这种理解使他能为所有不善的东西作出解释。

当人为恶的时候，这经常能归因于浊气的干扰。“性无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途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这种作为中介的气的存在，解释了人们何以具有不同的技巧和兴趣；它解释了为什么个人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

但是才能的优劣并不是问题所在，因为所有的人都拥有通过让才与性协来使才变好的能力。性对每个人都一样，它就是理本身。不论一个人的气清浊如何，他都能澄清他的气并自觉于理。学应该致力于实现对人本性所具有的理的自觉。他能用心来实现这一点，是因为"心即性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天下更无性外之物。"

但是当心应物并表达自己的时候，所出现的东西并不必然是善的。心必须养。二程的一个说法说明了这个问题："理与心一，而人不能会之为一。”人们不能保持心、性和理为一，因为气是不纯和不清明的。因此就有了不善、妄情，以及对片面的品质和才能的依赖。

该做些什么呢？ —个为学的真正的方法将使人们澄清他们的气，由此把它变成一个尽性的清明中介。古代为学的方法，通过文化来养气。但是，正像程颐一遍遍告诫他的门生：“今之学者，只有义理以养其心。”这种知识可以被称作道德之知，但是与其把它看做一套观念，不如说程颐看起来是把它理解为直觉地了解天地所以化生之理。

他把它与关于现象的知识、或者做事的能力相区别，因为这些一定要靠求而后得。孔子是一个圣人；因此他一定生而知之，不过孔子自己不认为如此，他说过自己犯过错误，并且学以得道。圣人与天地同，但他还是一个人，并且所有的人都是一类，只有一个性和一个理。

但是就程颐所知，圣人之外其余的人未曾"尽人之理"，因为后来的人并未生而具有完全自觉的知识。程颐用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气的性质来对此作出解释。“气清则才善，气浊则才恶。禀得至清之气生者为圣人，禀得至浊之气生者为愚人。

……然此论生知之圣人。若夫学而知之，气无清浊，皆可至于善而复性之本。”气，而不是文化，是使人们自觉于天性的中介。因此要清明就需要治理处于中介位置的气。

人可以使这种气清明，这样它就不会干扰人实现对善的自觉。"气有善不善，性则无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气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养气者，养之至则清明纯全，而昏塞之患去矣。”这就是说，当气清明之时，它就与道德准则合而为一。“方其未养，则气自是气，义自是义。及其养成浩然之气，则气与义合矣。”

道学又叫理学。理既是普遍真理，又是人的理性，也是道德价值，道学用“理”的概念贯穿天地人，对儒学作了全新的时代诠释。二程先生的理学不仅通过“天即理也”、“性即理也”重建了儒家的宇宙论和人性论，而且通过“天理”与“人欲”的对立、“道心”与“人心”的紧张，突显了道德价值的绝对尊严，还提出“格物穷理”和“尽心知天”引导人的学问修养和精神境界。经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和对佛道思想的选择吸收，古典的儒家思想通过二程先生和道学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我们要向二程先生学习，不忘本来，面向未来，致力于中华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全力促成中华文化的现代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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