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先后至尧，舜，禹时期的“道学”学术思想发展

中华文明的本质是道德修身治世文化。翻开《史记》第一卷，太史公就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尊道贵德、修身治世、法治昌明的时代。

这一历史时期，共有五位贤君圣主统领天下、协和万邦，他们分别是轩辕黄帝、颛顼、帝喾、唐尧和虞舜。五帝时代，是继“三皇”时代之后，出现在华夏大地上的一个辉煌的历史时期。

在三皇时代的道治与德治社会之后，随着人们私心和贪欲的增加，尊道贵德的信仰与信念开始因为私心贪欲的阻隔有所淡化，不能保持住纯真的“少私寡欲”的状态，由三皇之一的伏羲所倡导的易道治世也就失去了道德心灵并行不悖的稳定支撑，仅凭易道文化已经难以达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发展。在社会开始“离道失德”的重大转折关键时期，另一位人文始祖黄帝诞生了。

黄帝，居五帝之首，与伏羲共为中华人文始祖。黄帝姓公孙，姬姓，号轩辕氏，建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生活在约公元前2717年－公元前2599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因他为少典之子，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

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明确记载：

“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依附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黄帝得到各部落的拥戴，被拥为联盟共主，融合了黄河中下游直至长江流域的众多部落，建立起了中华民族的前身——华夏族。

他和炎帝一起被后世尊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黄帝不仅具有定国安邦的雄才伟略，而且是践行“内圣外王”，将修身与治世圆融相合的一代奇才，还为后世留下了《黄帝内经》和《黄帝四经》这两部最著名的经典。

黄帝对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在于他创立的法道文化思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接伏羲易道文化，下传老子德道文化。黄帝认为，自然的法律是来源于道，人间的法律是依据自然法则而生成的。

《黄帝四经》开篇就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

"道生法"，是他法道思想的根本和源起。他认为"道法"是人类法律的母亲，常规法律只有遵从大道而制定，才能"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

据史料所载，黄帝生有异于常人的禀赋，一生从未停歇追求大道的脚步。早期即遇到广成子真人的一位徒弟而初识“至道”。他二十九岁改姬王而称玉王时，就以德令行天下，并且亲自前往崆峒山拜广成子老先生为师，“再拜稽首”，求其“至道”，前后长达三个多月。

广成子曰：“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大约十年后，宁封子在青城山著成《龙腾经》，黄帝专程前往拜读，并筑坛于山，祭拜大道而领受经典，他赐宁封子先生为“五岳丈人”。其间又垂问宁先生真一之道的奥义，宁封子则指引黄帝寻找峨眉山天真皇人，轩辕遂又前往峨眉山请问“真一之经”。

黄帝在五十八岁左右确立中国最初始的“联邦体制”，保留十二氏图腾，作为黄帝所属之“相”，亦作为天下人之属相，十二氏与十天干相配，一年一个值班。

黄帝对史传的“河图”同步内观外应，以应天象，画野分州，以分星次。自此百官以为“星官”，十二相及二十八宿均“天人相应”“天人合一”。

黄帝提出以德治国，“修德振兵”，以“德”施天下，以道修德，惟仁是行，修德立义。尤其是设立“九德之臣”，教养百姓九行，并建立了刑罚制度。

黄帝轩辕氏内圣外王，带领先民造文字，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养蚕驯兽，开发原始农业，实行田亩制。从田亩制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文明程度。史书记载，黄帝之前，田无边际，耕作无数，黄帝以步丈亩，以防争端，将全国土地重新划分，划成“井”字，中间一块为“公亩”，归政府所有，四周八块为“私田”，由八家合种，收获缴政府。对农田实行耕作制，及时播种百谷。还穿土凿井，发明杵臼，开辟园圃，种植果木蔬菜，种桑养蚕，饲养兽禽，进行放牧等。

“黄老学派〞产生于战国中期，原是齐国稷下学官的一个学派。战国中后期，由于长期以来的诸侯纷争，各国朝野都希望政治统一、和平安定的局面出现。黄帝作为华夏祖先，曾经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文明时代。在当时的思潮下，黄帝便成了人们所推崇的政治家，一时为 “学者所公述”。当时的道家也积极吸收黄帝思想中的尚法宗旨，形成了以 “道德” 为核心，以老子、黄帝为共同的创始人的新道家学派，该学派以“黄老之言为学派的指导思想，因此时人称之为“黄老学派”。

“黄老学派”的代表作是《老子》，核心思想是提倡“于民休息”的“无为政治。西汉时期，统治者鉴于秦王朝“举措暴众而用刑大极”以致被迅速推翻的教训，将“黄老学派〞的学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并将它运用到政治和法制实践中，以安定社会、恢复经济、缓和阶级不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不盾。尤其在文、景两帝时期，黄老之学盛极一时。

儒、道两家所称“先王”或“先圣”的政治哲学思想，皆秉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的精神之外，《尧典》所载帝尧为政的首先要务，就是“治历以明时”。所谓“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乃是建立一个天人之间，互相关联的天道观念，确定天文与历法的重要，以为顺天应人的政治基础。因此进而建立对天地，山川、神祇的尊敬，焚柴举燎，封禅四岳，从此建立天人关系的类似宗教信仰。同时在人文方面，定器物，制律、度、量、衡，作刑法以辅助政治教化的不足。及至大禹时代，社会文明渐趋进步，人心思想也愈趋复杂。所以在舜、禹禅让授受之际。

三代文化自确定天、神、人三位一体的思想以后，后世儒家的天人合一学说，与道家人神同体的观念，以及道教的敬天、事神等宗教仪式的建立，都是基于中国上古三代文明而出发，若加以神格化，便形成为宗教思想，如加以人格化，便成中国的人文哲学，而且因此亦可了解中国文化何以特别注重人生哲学的根本原因之所自来。

道家或道教，都通称之谓“黄老之术”。其实，所谓黄帝的学术，并无专书可考，正如司马迁所说：“黄帝者，学者之共术也。”所谓“共术”，就是指中国文化的渊源，都裁定从黄帝时期开始，所以称黄帝的学术，即是代表中国文化原始渊源的总括概念。

人类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正在逐步开启一个德治与法治并重的时代。历史选择了东方文明，黄帝法道思想必将在新的历史时期绽放新的光芒，发挥民族复兴文化基石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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