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生活的年代，距离黄帝已经2200余年，正处于天下割裂、群雄纷争的周朝末期。这是个历史的分水岭。庄子之前还有一个道学巨人——老子，生活在春秋年间，而庄子是生活在战国年间。

“春秋”以当时鲁国编年体史书《春秋》来命名，战国的名字则以西汉刘向的史书《战国策》为命名。

这两个时期，在名义上，基本还是属于东周的范畴，这个时期，周王势力减弱，进入诸侯割据争锋、社会风起云涌的历史阶段。据不完全统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有三十六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大小战事480多起；而战国255年，也至少有230多起战事。无数平民流离失所，无数士兵沙场饮血，有无数生灵涂炭的人寰悲剧，也有无数昨日贵胄公候、明日阶下刑囚的人间冷暖……可是，恰恰是这个时期，是华夏文化大融合时期，也是羲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也是世界上著名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诞生的文化巨人灿若星辰，诸子学说上千家，最后形成在历史上有深刻影响的学派，也有10余家；春秋战国百花齐放的诸子，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石，照亮了人类思想漆黑的夜空，成为了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轴心，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非常特殊。

览阅尘封而又鲜活的历史，很多人都经常出现错觉：当今天的世界迎来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又一个诸子百家时代展现在人们眼前，今天的百家，已经是全球范畴的百家，今天的诸子，已经扩大到世界范畴的诸子，这是个被放大的诸子百家时代；但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诸子总是要归于大道，百家也是道学的不同分支——这是文化的根本规律，也是时代的必然。

我们来看看战国时代，它上承春秋乱世，中续百家争鸣，后启大秦帝国。这个时期，图强求存是各诸侯国主旋律，因而才有了苏秦张仪等纵横家施展才华的舞台，也有了孙膑庞涓战场争锋的根本驱动力。随着兼并战争进一步加剧，产生了所谓的战国七雄，七雄分别是：燕、赵、魏、韩、楚、秦、齐。但是战国时期，不仅仅只有七个国家，这时的周王朝境内还存在着宋国、卫国等国。我们的主人翁庄子，就是生活在宋国的蒙地的一位管漆园的小官。

庄子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多灾多难的环境之中。在玲珑看来，任何一种学说之兴起，莫不与大时代的环境有密切之关联，庄子学派之兴起自然不例外。由上述观之，战国之世，上既无天子以统裁诸侯，下亦乏霸主以齐一号令，各国贪婪竞争，先利后义，辟土地、争城池，杀人盈城盈野，所以庄子曾感慨地说：“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在混乱的大环境中，民生势必凋敝，人生势必悲苦。

生活困苦

此时，庄子的生活和一般百姓一样，可用“贫苦”来形容。《山木》其中一篇写庄子的生活：

“庄子衣大布而铺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

他穿着补过的粗布衣裳，以整齐的麻丝作为带子，缚在鞋子上，拜访魏王。魏王问庄子为何如此疲困？庄子以为自己是贫困而不是疲困，是因为自己处于一个昏庸愚昧的时代，只有谨慎处世始能防止祸患。在此，庄子认为自己只是物质生活上的贫乏，并不是精神生活上的空虚，而精神的苦闷是黑暗的现实造成的。另外在《外物篇》中也提到庄子向监河侯贷粟，他因为穷困而急需援助，虽然故事的重点在讽刺官府的无情及伪善，但由此可知，庄子在物质生活方面确实穷困及匮乏。

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读书人要解决眼前的困境，唯一的出路就是出仕。在国君唯才是举的战国时代，读书人的确可以因做官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享受富贵荣华。然而，庄子就是跟一般人不同，就史料中的记载来看，庄子只做过蒙漆园吏。

其实庄子曾有做官的机会，《史记》中记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子却笑着告诉使者，“千金”及“卿相”虽然可以让人获得名和利，但人犹如供桌上的牲品。可见，庄子宁愿“游”在穷困的环境中自得逍遥，也不愿被世俗的名利羁绊；他视富贵如浮云，将名利权势看作累赘；他亦知道名利官禄可能带来祸害，所以一生不仕。

司马迁云：“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及生活中，庄子要如何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要如何在逆境中得到精神的超越？庄子不愿因做官而改变自己，于是将心力放在著作上，他将自己的生命寄托在文字言语当中，以荒诞浮夸的言辞娱乐自己、表达心志，使自己内心自在自适。

庄子生在纷乱之世，既无以扭转寰宇，又不能远离人群。他与“鸟兽”同群，内在之疲惫、痛苦、无奈及无助，盖可想见。他在《齐物论》中有感而发：“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伦常丧绝、社会失序，进而使人们形成一股“成心”去看待人世。于是，真理泯灭者有之、是非纷争者有之。芸芸众生中，鲜少有人能超脱人生之苦难，只能想办法保住性命，在乱世中找到生存的方式。

庄子所生存的人间世，是权力横行作恶的时代，而处乱世之中，人与权力之间的界面乃被缩小、窄化为君臣之间的关系。在此，我们实难以入世与出世的二分法来看庄子的处世态度，不过，庄子自有其对二分法的看法：“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

庄子真正关心的是圣人究竟该如何保全他自己的生命，在存活与死亡之间已经没有太大差异的时代，庄子于是主张追求——逍遥自在的境界。而所谓“逍遥游”的境界，就是在无限的痛苦及现实的悲苦中，要求自己能超拔而出，拥有自由快乐的心境，进而达到精神自然和谐的欢愉境界。

在《庄子》中，虽然有不同的论点和思想，但总归而言，都是在追求生命痛苦的解脱及自在。至此，《庄子》在与环境的缠斗挣扎中诞生了。

百家争鸣

诸子百家争鸣是我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期。面对战国时期不同的社会问题及战争纷乱，孔子以来建立的儒家思想——仁义之说，已经完全不符合当世。各学派提出了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及人生哲理。

庄子以继承老子的姿态出现，属楚文化的陈、宋为中心的老庄学派且为道家的右翼；齐国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则是道家的左翼；相容并包的稷下之学，使百家争鸣发展到高潮。百家争鸣的现象在《庄子》一书也曾出现：

“然则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果孰是邪？”

从这一段话，看出和庄子同时的学说有儒、墨、杨、名家等许多派别，庄子借着和惠施的对话，透露出当时各种学说充斥的情形，并询问惠施彼此的高下。

各学派以文辞互相辩论，以发扬自己的学说。不同的学说存在于战国时期，学术的花朵四处绽放，如孟子力倡仁政，韩非主张用法，庄周则强调生命价值，各有不同观点，各自对当代及后世学术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以庄子的观点来看，人世的价值、伦理，皆并非绝对的概念，似乎可以随意崩解。世间万物，在庄子眼中显得何其薄弱！

毕竟所谓大、所谓小，所谓长寿、所谓夭折，都只是人世间所创造出来的相对观念，甚至连“生”、“死”的藩篱，都能在这样的概念下被瓦解。

生与死、可与不可、是与非，这些只是“道”作用于“形而下”，而形成的各种相对概念。只有真正回归“道”本质，才是宇宙绝对不变的真理。

而一切事物，若能够回归原本面貌，就自然能到达乘云气、骑日月、游乎四海之外的庄子眼中，那“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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