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黄帝内经》开启了中国古代精神医学的历史？

《黄帝内经》中国古代精神病学理论之渊源，始于《皇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内经》一书对前人的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用癫、狂二症来概括精神疾病的分类方法。《内经》中所言“狂症”，是一类以精神运动性兴奋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类似现代精神病学所说的躁狂症的精神病；而“癫症”则是一类以妄想幻觉或退缩为主要临床表现、类似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病。《内经》的阴阳失衡论对后世中医精神病学中所说的“重阳者狂，重阴者癫”传统认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素问•宣明五气论》说：“邪入于阳则狂”，《素问•生气通天论》亦有：“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

根据中国古代学者的说法，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抑制情绪来避免情绪过度激动引起的疾病(或治疗疾病)。《黄帝内经》中有一段话说:“不要让心发怒。”。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的不仅仅是旨在重组病人思考自身经历的方式的个体化方法。尽管像心理药物或认知行为疗法这样的治疗方法很有帮助，但它们并不能解决所有导致精神疾病的潜在问题。社会和文化的特点对我们情感的形成和表达有很大的影响。例如，把愤怒看作是对某些事件的普遍自然反应，与文化无关，这是错误的。在特定情况下，某些群体的成员比其他具有不同文化规范的群体的成员更有可能表现或感到愤怒。我们评估甚至体验情绪的方式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

“许多文化并不认为他们的情感是有生命的而更多的是作为某种东西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在那些文化中，情感是人们一起做的事情，相互之间。所以当我生气的时候，这就是你我之间的事情”

精神疾病通常是由遗传易感性和情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谓的焦虑、愤怒、快乐或其他反应，几乎总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规范，这种规范通过与社会的互动，从小融入到个人的期望和行为倾向中。这就是为什么，例如，某些不孝行为或对父母或老人的不尊重会在某些东亚文化中造成巨大的耻辱，但在许多西方文化中却不是这样。文化因素也使得某些群体，比如亚裔美国人，比美国其他族裔群体更不可能寻求精神病医疗保健。

这些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闻，比如早期儒家学者，他们认识到个人的行为和态度不仅仅是由于个人的性格和决定。这就是为什么孔子教导说，如果你想变得有道德，你必须小心你周围的人。他建议我们应该只交那些道德上至少和我们一样好的朋友。成为和谐和当涉及到精神疾病时，这是相关的，因为这种疾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支配的行为和情感规范的问题。儒家学者可能会说，我们现代世界中，现代经济和消费文化所要求的以自我为中心造成的异化，在驱动精神疾病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当代儒家学者杜维明写道，根据儒家的观点，“以自我为中心很容易导致封闭的世界... ... 进入瘫痪状态”。促进自我中心和自我关怀的社会——从看似无害的”自我定义”关切，通过各种个人和消费者选择，到腐蚀性的缺乏同情心或对社会中其他人的关心——是可能向个别成员灌输导致精神疾病的行为和态度特征的社会。

有道德的社会的一部分，对于健康行为、态度和情感的发展是必要的。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糟糕的、邪恶的或不健康的社会中，我们的信仰、情绪、期望和态度(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就会以批判的方式被混乱。

我们可能不同意中国古代学者关于精神疾病和情绪如愤怒、高兴或焦虑之间联系的确切性质，但现代精神病学的研究表明，我们应该牢记他们的观点，即我们的行为和态度的共同影响特征是如何导致精神疾病的，并且必须在治疗中发挥作用。

《内经》不仅描述了多种精神疾病的症状，论述了病因病机，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方法。

1、癫症：癫症即精神分裂症的阳性症状(幻觉、妄想、思维障碍、敌意等)、阴性症状(思维贫乏、情感淡漠、社会退缩、意志缺乏等)和情感症状(抑郁、焦虑、情绪不稳等)；《内经》中对于癫症的治疗原则是依据疾病的变化而灵活施治，“点刺放血”。除了针灸治疗以外，《内经》还提出了一些药物治疗的原则，如《内经》记载了吐下之法的治疗纲要，后人将其发展成为癫症药物治疗中的“祛痰法”。

2、狂症：狂症即精神分裂症的兴奋状态；在《素问•病能论篇》中有这样的论述：“有病怒狂者……使之服以生铁落为饮，夫生铁落者，下气痰也。”以生铁落饮治疗狂症，开拓了镇心安神法治疗狂症的先河。汉代张仲景则在《内经》的基础上于《伤寒杂病论》中创用白虎汤、承气汤之类以清热泻火法治疗因实热引起的神志异常。此外，今天中医临床治疗狂症所采用的活血化痪、涤痰开窍、针灸、精神疗法等治疗方法，均可以在《内经》中找到其源头。

3、痫症：痫症相当于现代医学的癫痫，包括在《内经》所记述的“巅疾”之中痫症今天仍属精神病临床上的常见病，主要采用针灸疗法，根据患者不同的症候特点，选择相应的针刺部位。

4、郁症：中医精神病临床对于郁症的施治，是以药物治疗为其主要治疗手段的，《内经》中已有木郁、火郁、土郁、金郁、水郁五郁和情志内郁的论述。书中虽尚未提出具体治疗该症的方剂和药物，但却已概括了中医郁症的治疗大法，如《素问•六元纪大论》指出：“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

魏晋隋唐

魏晋至隋唐时期对于精神疾病多立意在“感受外邪”，提出精神疾病由“风热之邪引起”。隋末巢元方等人撰写的《诸病源候论》一书中《风狂病侯》谈到精神病病因是“风邪入并于阳所为也”，用气血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医精神病病机学说及临床上的辩证分型；系统地提出了按内、外、妇、儿的临床特点进行划分的方法，使古代精神疾病的分类渐趋合理；在对现代精神疾病的认识方面亦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如详细记载了因服石（魏晋时期道学玄学崇尚服石炼丹，精神病学多带着迷信色彩，常将某些精神疾病归于“尸鬼之说”）及酒精中毒所导致的精神障碍。除此之外，《诸病源候论》对于各种系统划分的各种精神病症也总结了包括中药、理疗、针灸等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为后世中医临证提供了新的思路，至今对中医临床仍有指导意义。

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创立了中国古代精神病学三大学说——“火热说”、“痰说”（如《范进中举》中描述：众邻居道："老爷，恭喜高中了。适才欢喜的有些引动了痰，方才吐出几口痰来了，好了。快请回家去打发报录人。"）和“气血说”。

朱丹溪，金元四大家之一，作为滋阴派的创始人其学术思想，尤其是他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影响深远。“痰”作为中医精神病的病理基础，虽然早在汉代张仲景的《金厦要略》中即已提出，但还不甚明确，朱丹溪首创了中医精神病的痰迷心窍学说。治疗以吐法为先，诸法并用，对于郁症，更是创立了能解诸郁的名方越鞠丸，使郁症的理、法、方、药更加系统和完整。

宋金元时期的诸医家不仅只注重外邪亦重内伤，认为情志变动和脏腑机能盛衰会对发病与病变产生影响，因个体体质、气质、认知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而造成了是否发病以及症状表现的个体差异。这个时期发展的五志学说（喜怒思忧恐）突显中医特色的精神病学，尤其是以中医治疗情感性精神病。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的“神智门”，尝试将精神病从内科中独立出来，提出“癫痈”、“郁症”、“痴呆”等精神疾病名称，李时珍、王清任等开始意识到大脑在精神疾病的发病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前一阶段热播的《女医•明妃传》中提到的祝由之法，即包括中草药在内的，借符咒禁禳来治疗疾病的方法，按现代医学观点看待，属于心理学之心理暗示、催眠部分。 “祝”者咒也，“由”者病的原由也。“祝由”的概念很广，包括禁法、咒法、祝法、符法，以及暗示疗法、心理疗法、催眠疗法、音乐疗法等，并非仅仅祝其病由而愈其病。有些病原因已明，可是祝之不愈，这说明祝法不起作用，就要改用禁法，或符法，或配合药物治疗。

精神疾病通常被认为是个人失调的问题。现代精神病学关注个体经验、行为和思想的特征来诊断精神疾病，并且侧重于个体治疗方法。如果你患有抑郁症，这可以理解为你对环境的反应，基于你的基因特征，思维模式的混乱，或者个人问题和情绪状态。西方对精神疾病的治疗遵循同样的个人主义路线。个人被提供药物和治疗，这当然是有帮助的。

但是，这种对个人的强调会导致我们忽视共同的治疗方法。经常被忽视的是社会规范、文化信仰和公共态度对精神疾病的影响。中国古代学者对此很了解。

这些思想家认识到，一些精神和行为失常被归类为疾病(病) ，并在中国最早的已知医学文献《黄帝内经》(其中最古老的部分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中进行了讨论。这篇文章描述了许多精神疾病，最突出的是典型的精神疾病，以不快乐、头痛、红眼睛和烦恼的心灵为特征，以狂躁健忘、狂躁、活跃等症状为特征。早期的中国医学学者认为，这种精神疾病有多种原因，包括情感过度丰富、欲望无法控制、器官“生命能量”耗尽——以及所属的社会。

在许多早期的哲学和医学文献中，精神疾病与情感有关。《管子》中有一段文字指出，只有在没有那些能够扰乱心智、导致心智“失去原有形式”的极度快乐、愉悦和愤怒的情况下，和谐而有效的行动才是可能的。中庸把和谐与适当的情感约束联系起来。《黄帝内经》中有一段写道: “怒火满腔而且没有尽头，就会伤害心灵。”。据中国古代学者称，就像工具和机器一样，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使用我们的身体，这些方式会过度使用或伤害它们，从而导致伤害和疾病(包括精神疾病)。这是对疾病本质的敏锐洞察。

灵枢《经脉篇》：“灑灑振寒，善呻数欠颜黑，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则惕然而惊，心欲动，独闲户塞牖而处”……。“《素问·脉要精微篇》：“衣被不敛、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之乱也”。并对狂癫的定义和区分进行了描述。《素问·病能论》首先提出用“生铁落饮”治疗“阳厥”狂怒者，“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 。

《内经》还提出了“视由”的治疗原则（类似于近代的心理治疗），提出首先要知道导致其心身迷乱的原因为何，然后找到针对这种迷乱物的克制方法，顺势利导的接收心理暗示的过程。《灵枢》提出针刺手太阳、太阴、阳明、足太阴、头、两顑等治疗方法，癫疾始作者而引口啼哷喘悸者，候之手阳明、大阳、左强者攻其右，右强者攻其左，血变为止，具有一定疗效。

隋末巢元方等集体编撰的《诸病源侯论》，成书于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全书共五十卷，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种疾病，共计六十七门，一千七百三十九候，其中“风癫候”、“风狂病候”、“鬼邪”、“鬼魅候”，以及“温病狂言候”、“角弓反张候”、“癫狂候”、“与鬼交通候”、“产后风虚癫狂候”、“驚痫候”、“惛塞候”等均涉及神经精神科疾病，使古代精神疾病的分类渐趋合理，并对类似现代分类的中毒性精神病、传染性精神病、儿童精神发育不全等进行了探讨。对促进精神疾病的诊断治疗临床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精神医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医学分支，中国精神医学发展史已有不少探讨。公元前二、三世纪我国《黄帝内经》开创了中国古代精神医学的始端，《吕氏春秋》将精神病称为“苛疾”，“苛，鬼神下（烧）人病也”，我国南宋在一千多年前就建有养济院开始收容智力、精神残疾流浪者，显示我国精神医学发展的历史并不晚于西方国家。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医书中最早的典籍，成书于春秋战国（公元前二至三世纪），《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二部分，共18卷162篇，内容极其丰富，大致有人与自然、阴阳五行和脏腑经络三方面，涉及内外妇儿各科，虽然精神医学起步较晚，但《内经》中也多有涉及。

《内经》认为，形与神俱，乃成为人，形与神离，则形骸独居而终，“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内经》把人的精神活动归之于“心神”的功能，“心藏神”，“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神不仅主持人的精神活动，而且统管人的五脏六腑”，《灵枢·本神篇》指出：“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博谓之神”“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后脑髓生”。“神者，水谷之精气也”。“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

《内经》还论述情志变化能引起精神异常，认为情志致病的机制在于脏腑气机的紊乱，而躯体内脏变化可累及情感，“多喜为癫”“百病皆生于气”，“大怒伤肝，大喜伤心，思虑伤脾，悲忧伤肺，惊恐伤肾”的七情内伤论。

《素问·阳明脉解篇》论阳明发狂的症状十分生动：“病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踰垣上屋，所上之处，皆非其素所能也，……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歌…”。《素问·厥论篇》“阳阴之厥、则癫疾欲走呼，腹满不得卧、面赤而热，妄见而妄言”。

我国古代并没有出现西方大规模收容院的模式，精神病人都采取家庭护理。富裕家庭会聘请仆人予以照料，贫穷家庭则只能将患者囚禁家中。传统中医治疗精神病主要使用药物、针灸、推拿三种手段，只是根据病理不同和各家经验差异，药方、针灸、推拿手法和穴位等方面有所变化。精神疾病的特殊性，使中医治疗也诞生了新的更有针对性的“意疗法”，根据情志相生相克和形神理论，通过语言疏导、暗示和音乐舞蹈等手段，用于调节情志和治疗精神障碍。

即使是古代中医有丰富的精神病研究和治疗方案，但毕竟疗效有限。按照“巫医同源”的说法，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在遇到发作行为怪异的精神病的常见做法一方面是寻求医学帮助，另一方面就认为是鬼怪所致，为病人祈福祷告或请法师驱邪抓妖。一直到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和人文哲学传到中国，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使传统中医学受到批评与摒弃，中国近代的精神病学与传统中医断裂开。而随着西方人士和留洋学生在中国开办精神病学课程、建立精神病院，西方现代精神病学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之后，中医精神病学便未再得到进一步完善。

相比于西方古典医学，中医学更加完善实用，但这种完善使后人很难打破束缚求得创新。古代精神病学几经发展，仍然突破不了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医经典体系。“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中医在精神疾病的诊疗作用，依旧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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