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成《道德经》第三十七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道”永远是不妄为又无所不为的。侯王如果能坚守住它，万物就会自我化育。化育就会有贪欲萌生，我就要用“道”的无名质朴来镇服它。无名的质朴，就是要人们不起欲望。不起欲望就宁静了，天下就自然正常了。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它是无为的，可是别忘了它还是无不为的，无不为就是没有什么不可作为，意思就是有为，道既是无为，又是有为的。“无为”和“无不为”看起来是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           “无为”并不是不做，而是不妄为、不乱做，也就是不要按照个人的意愿、个人的心计去做，而是要按照自然法则来做。“无不为”是指没有什么不能做的，没有什么不去做的，没有什么做不成的。“道”是无为的，正因为无为，所以什么东西都“为”了，都做了。也就是说只要你不去恣意妄为，那么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成功。可见，“无为”是前提，“无不为”是结果。

        “侯王若能守之”，侯王若能守住这个无为之道。那么，“万物将自化”，万事万物啊，也就是指老百姓啊，那就会自我变化，自我化育，自我成长。这个太重要了，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你要让所有的员工，所有的百姓，都激发出他们内在的那种潜能，那力量是无限的。在老子看来，最理想的政治、最高明的管理就是“无为”。一个高明的领导，如果他“无为”了，那么得到的结果恰恰是“无所不为”，什么事情都办成功了，原因就是他是遵循了天道规律而不是出于个人的意愿。这样人民就会自我变化、自我化育、自我成长，不受任何人的控制，他们会自然而然地、自觉自愿地去工作，他们的自我能力、自我潜能就会充分地调动起来、激发出来，他们的自我价值就会得以实现。这比管理者用强硬的手段、用法律法规去指使下属、限制员工所起到的作用要大得多。

        埃及金字塔是怎么建的？大家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是奴隶主拿着皮鞭赶着奴隶们建造的，对不对？绝对不是，绝对不可能。这是谁发现的秘密呢？是一个宗教士,一个瑞士的宗教士,他在入狱之前,能制造出几万分之一秒误差的手表,可是一到监狱里后他连百分之一秒误差的手表都做不出来。忽然有一天他发现这个秘密，他通过自己制作钟表的亲身体会断言：“金字塔的建造者，绝对不会是奴隶，应该是一批欢快的自由人！”因为只有欢快的自由人才能发挥自己的潜能，才能创造出如此精细、天衣无缝的工程。后来这个说法被证实了，最近有报道说，在埃及金字塔，胡夫金字塔周围不太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些墓，这些墓里埋着的人当然不是法老，因为法老就埋在金字塔里。那埋着的这些是什么人呢？那肯定就是建造金字塔的工人。这些工人是奴隶吗？一看这个墓里埋的人的状态就知道他们绝对是自由人，不是奴隶。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是奴隶会是什么状态？会有一种痛苦状，乃至骨头也会有一定的损伤。但从出土的状态看，没有任何痛苦状，非常安详，也没有其他外力的损伤。那就证明了这个观点，那些建造金字塔的人，是在极度放松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我无为而民自化”。自己产生这种创造。

        “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一旦在“自化”的过程中，出现贪欲了，怎么办？人在生活中，就会产生许多的欲望，乃至贪欲。法家当然是制之以刑，绳之以法。老子则主张以“无名之朴”来镇服他们。

        “无名之朴，夫将不欲。”“无名之朴”就是“道”，“道”是不可名状的，也是朴实无华的，是人的原本状态。只有用“无为”之道去引导他们，他们才能够被镇服，才能不起贪欲。

        “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一旦大家都不起贪欲了，天下就安静了，就平安无事了。“自正”，通行本作“自定”，而帛书本作“自正”，意思就是平安正常。

        老子这一章讲了政治之道、管理之道，按“无为”来统治、来管理，其结果就是天下百姓“自化”、“自正”。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淳朴、和睦的民风，每一个人才会觉得清静和幸福。也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出无穷的创造力。如果用严刑峻法来压制人的欲望，肯定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以身试法的大有人在。

         再来看一下孔子的管理思想，他虽然没有提出无为而治，但同样也是不主张用强硬的刑法的。孔子说过，如果一个统治者用命令和刑法来治理天下，那么人民虽然可以免于犯罪但没有羞耻感；如果用道德礼仪来治理天下，那么人民就有羞耻感，就会自觉地远离罪恶。

         后世儒家提出的“致良知”、“讲良心”也是这个意思，不必要强制别人，而是要让大家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良知良能，自觉地按良心办事，不要违背自己的良心。这可看成是“无为”思想的发展。

         孔子主张“德治”，老子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法治”，对我们现代管理来说，应该都是有价值的，它们并不矛盾，三者应该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关键是要看自己的部门、自己的企业处在什么状态之下，缺什么则补什么。我认为，“无为而治”与“德治”、“法治”并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无为而治”是治理的最高境界、最高原则，“德治”和“法治”是治理的具体方法、具体法则。只要不是依据个人的意愿、个人的私欲，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处境进行“德治”或“法治”，这又何尝不是顺其自然的“无为而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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