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朱橚对中医药的贡献

周王朱橚对中医药的贡献

在我国灿烂的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中，有不少帝王将相在文学艺术方面颇有造诣，留下了不朽的作品，令今人赞叹不已，但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所建树的却是凤毛麟角，明朝周王朱橚对中医药的贡献让他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备受后人推崇。

周王朱橚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洪武三年封为吴王，洪武十一年改封为周王，洪武十四年就藩于开封，建文三年因参与燕云篡位活动，被建文帝削去藩王爵位，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恢复了他的爵位，洪熙元年去世。他前后在开封居位了四十一年。据《二十五史》记载“橚好学，能词赋，尝作《元宫词》百章”，更难得可贵的是，朱橚对中医药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即“雅好医术”。在开封期间，他组织人大量刻印医学书籍，闻名全国，以致于医学书籍的大量刻印成为明朝印刷史上的一大特点。朱橚不但促进医学知识的传播，还亲自组织撰写了《救荒本草》和《普济方》两部医学巨著，成为中国医史上的著名人物。

朱橚初就藩于开封时，中原地区连年灾荒，民众食不果腹，无奈以野菜充饥，误食中毒者屡见不鲜。看到这种情况，他决意研究野生植物，就亲自带人跑遍河南境内的“山野平地”，“咨访野老田夫”，采集实物标本，初步筛选出440种植物。为了进一步观察这些植物的生长情况，他又专门在开封周王府内辟设园圃，引种野生植物，每日观察、研究、记录它们的生长情况。为辨别某一植物是否有毒，口感是否合适，他都要亲自尝一尝后才加工成食品。最后朱橚把可供灾荒时食用的414种植物的资料编辑成《救荒本草》，该书详细地记载了每种植物的名称、出产环境、形态、性味、加工烹调方法。为了达到使人们可以“接图而求之”的目的，他还特地请画师把植物的叶、花、果、枝干绘成图，附在每种植物介绍后面。在此书中仅以往其他中药书籍没有收载的植物就达276种。现代学者认为，《救荒本草》不仅是一部药食两用的植物学专著，而且是十五世纪初期植物学研究工作记录的典范，它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药物学、农学、营养学的内容。该书在20世纪30年代由外国人译成英文出版。

编撰我国古代中医药历史上最大的中医方剂专著——《普济方》是朱橚对中医药学的又一重要贡献。据有关资料记载，《普济方》编撰于永和四年，全书共168卷，分为1600论，收载药方61738首。该书集明朝以前方书之大成，由朱橚、滕硕、刘醇等共同完成。在编撰形式上采取每论下即有疾病的论述，又有相应的方剂和治法，达到了“是书于一证之下，备列诸方，使学者依类推求，于异同出入之间，得以窥见古人之用意，因而折衷参伍，不至为成法所拘”的目的。更难得可贵的是，《普济方》搜罗广泛，保存了明朝以前的大量医学文献，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如李时珍在编著《本草纲目》时虽然浏览文献达八百余种，但不少失传医籍他无法看到，幸得《普济方》中摘引，《本草纲目》中所附药方源于《普济方》中的比例相当大。

由于朱橚对中医药的突出贡献，现代的不少中医药书籍中仍有对朱橚的介绍，南阳医圣祠还把他列入《中国历代名医像录》。

综合史实,概述中国封建制时代中医药学成就

一．独特的理论体系
中医中药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对我国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世界医学的发展都作过巨大的贡献。早在公元前二百年的春秋战国时代，《内经》、《难经》等经典著作的成书，就确立了中国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并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药的诊疗实践。中医药学体系是以中国古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阐明其间的关系，并将生理、病理、诊断、用药、治疗、预防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观念和独特的理论，作为医药学的基础。其内容包括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为基础的生理、病理学；以望、闻、问、切“四诊”进行诊断，以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纲”进行归纳治疗的一整套临床诊断和辨证施治的治疗学；以寒、热、温、凉“四气”和酸、甘、苦、辛、咸“五味”来概括药物性能的药物学；以“君臣佐使”、“七情和合”进行药物配伍的方剂学；以经络、腧穴学说为主要内容的针灸治疗学；此外还有推拿、气功、导引等独特的治疗方法。经历代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份极其宝贵的遗产。
二．中医的基础
子桓经收集整理总结的《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重要医学文献，它总结了秦汉战国及春秋以前许多医家的经验和医学成就，体现了周秦时代的医学特点，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医发展的基础。
《内经》系统地阐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过程，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内容包括藏象、经络、病机、诊法、辩证、治则及针灸和汤液治疗等等。
《难经》是一部堪与《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藉，成书于汉代之前，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补充了《内经》中的不足，与《内经》一样，成为后世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基础。从世界医药学史的角度看，中医药学不但体系独特，而且有着一系列卓越的贡献。
三．医学理论
在医学理论方面，中医药学虽然以人体为对象，但是它把人体看作是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不是孤立地研究人体，而是把人体放在自然界整体运动和广阔的动态平衡之中来进行研究。因此，在其病理学说中，非常重视疾病与人体自身精神状态、生活状态以及外部环境，特别是气候变化的关系。在临床治疗中，它反对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治病必求于本”的原则，即把握住疾病的原因和本质，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辨证施治。同时，它又把人体本身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简单、孤立地研究疾病的症候，而是把各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行全面的考察。在用药方面，它讲究药物配伍的原则，即根据每个病人虚、实、寒、热的特性，因人施药，并注意主治药物和辅助性药物的配伍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即使用现代科学观点和方法来加以考察，亦是非常深刻和具有积极意义的。
四．诊断方法
脉诊，是中医药学上一项独特的诊断方法。据《史记》记载，战国时的扁鹊已能通过脉诊确定病人的病情，然后对症下药，反映了当时已掌握了脉诊的方法。从此，脉诊成为中医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脉诊的应用表明，中国古代的医生已掌握了脉象与身体各部分的关系的知识，亦即关于心脏、血液与血管的关系，血流速度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呼吸和脉搏频率的关系等解剖生理学的知识。现代医学表明，脉搏是循环机能的综合表现，脉象因循环系统的情况改变而不同。而且，由于循环系统与身体各内脏都有关联，组织代谢的任何变化，都会给血液循环以一定影响，机体的重要疾病变化，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循环系统的功能。因此，尽管中国古代脉诊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但却是有着科学依据的。中国的脉诊很早就传到国外，除邻近的日本、朝鲜等国外，大约在十世纪时已传至阿拉伯，十七世纪时传至欧洲，对世界医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五．治疗方法
针灸是中国独创性的一种治疗方法，其特点是在病人身体的一定部位用针刺入，或用火的温热烧灼局部位置，以达到治病的目的。这一疗法大约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古人就有了用砭石治病的经验，以后发展为针炙。周代以后逐渐形成为一项专门的治疗方法。针灸疗法的理论基础是经络学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周代古医籍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等帛书，反映了当时经络学说已基本确立。《内经》和《难经》中详细记载了人身十二正经、奇经八脉和全身脉络、腧穴以及它们的分布循行与针疗、刺法、刺禁、炙法、炙禁等具体内容，并高度评价了经络的“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的重要作用，对中国医学和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经过长期的实践和丰富的经验累积，到西晋时，由皇甫谧进行了第一次较全面的总结，写出了我国现存最早有系统的针炙专书──《针炙甲乙经》，促进了我国针炙医学的发展。由于针灸疗法简便易行，经济实用，适应症广，治疗效果比较迅速和显着，特别是具有良好的兴奋身体机能，提高抗病能力和镇静、镇痛等作用，没有或极少副作用，又可协同其它疗法进行综合治疗，因此深受人们的欢迎。针灸疗法早在汉唐时就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宋元后又相继传到阿拉伯和欧洲。近些年来，针刺麻醉的问世，更震撼了国际医学界，并已传至国外，影响了世界医学的发展。故外国学者多称誉中国为“针炙的祖国”。
六．外科学
在外科学方面，与西医只重视局部和体表的医治方法不同，中医坚持了整体的观念，既重视体表疾患的局部表现，更重视患者机体的内在变化；既重视手术、手法的治疗，更重视机体抗病能力的增强。这一思想，在骨科治疗中体现得更为突出。因此，在治疗过程中不仅注意了局部的处理，而且强调适当的活动和功能锻炼，同时配合活血化瘀和调理脏腑功能的药物，收到了良好的疗效。外科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包括：
最早研究和描述人体的解剖结构：关于人体解剖，在古医书《内经》中有过生动而丰富的叙述。如《灵枢·经水》说：“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剖而视之”。并对五脏六腑的形态、大小、重量，脉络的长短、走向，血液的清浊和闭管循环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且与现代解剖学的观察大致相符。北宋时的“欧希范五脏图”对心、肝、肾等内脏及大网膜的描述基本正确；“存真图”对胸腔内脏结构及消化、泌尿、生殖系统等，均有颇详细的记述，且多为后世所采用。我国在十一世纪时，解剖学仍是比较先进的。但在西方医学中，人体解剖学一般都发展得比较晚，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前多为对动物的解剖，很少有对人体解剖的研究，故我国的人体解剖学较国外至少要早十六个世纪。
对人体血液循环的最早认识：对人体封闭式血液循环及其与心、肺的密切关系，早在《内经》中已有较细致的描述。如谈到血与心的关系时说：“诸血者，皆属于心”。血在什么地方流呢？《内经》明确指出“脉者，血之府”。叙述血脉与肺的关系时，《内经》说：“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毛脉合精”。这就是说，肺与全身血脉相通，肺将精华物质带到人体各经脉，通过循环，最后又流归肺内。古人认为血流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呢？《内经》的回答是封闭管道式的，并说“阴阳相贯，如环无端”，在这里是指动静脉两类血管互相贯通，循环全身，周而复始。《内经》还对动、静脉血液的性质进行了鉴别：“血气俱盛而阴气多者，其血滑，刺之则射；阳气蓄积，久留而不泻者，其血黑以浊，故不能射。”这是根据血液流速、颜色和能否喷射等性状来鉴别动、静脉血的最早文字记载。总之，有关人体血液循环的这些精辟论述，较西方医学对此的描述要早约两千年。
最先使用麻醉药物进行腹腔手术：麻醉药物的发明，是中医外科的又一重大成就。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名医华佗，在世界上第一次使用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全身麻醉下的剖腹手术。麻沸散的药物组成早已失传，据现代研究，它可能与宋代窦材《扁鹊心书》、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所记载的睡圣散、草乌散、蒙汗药相类似。这些方子的主要药物成份是曼陀罗花，具有麻醉作用。即使不算华佗的麻沸散，宋、元、明三代所用的麻醉药也是世界最早的发明。国外直至1805年，日本的华冈青州方使用以蔓陀罗花为主的麻醉剂，被誉为世界外科学麻醉史上的首创，实际上比中国要晚得多。手术后，缝合皮肤用的缝合线是鱼鳞草，采用鱼鳞草缝合皮肤得需要技巧，否则鱼鳞草会断，缝上鱼鳞草后，针眼让草胀死，草与皮肉不会产生粘连，伤口长好后，鱼鳞草可以抽出来。后来缝合线又改成羊肠线。
七．免疫学
中国还是免疫学的发祥地，免疫思想很早就已萌发。公元四世纪初，葛洪所著的《肘后方》中记有“疗猘犬咬人方”，即当人被狂犬咬伤后，把咬人的狂犬杀掉，取狂犬的脑子敷贴于伤口上，以防治狂犬病。十九世纪时法国著名医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年）防治狂犬病的疗法，也是基于利用狂犬的病毒以增强免疫力。隋代的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又指出，服用“沙虱”（恙虫幼虫，形似小红蜘蛛，可传播恙虫病）研成的细末，可治疗恙虫病。国外直至本世纪初，才在感染该病毒的鼠类中获得病原，制成疫苗。中国古代在免疫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关于天花的防治，发明了人痘接种法。种痘法发明于何时，现说法不一，有说是始于宋代的，有说是始于明代的，但至迟在十六世纪下半叶已经使用，则是无疑的。大约在十七世纪末，中国的人痘接种法传到俄国，继之又传入欧洲，对保护儿童的健康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公元1796年英国医生琴纳（Edward Jenner，1749—1823年）发明牛痘接种法后，方逐渐代替了人痘接种法。
早在上古时期，人类就饱受天花危害。公元前一千多年，无情的天花就席卷了古埃及，尼罗河畔的居民难逃厄运，就连法老拉美西斯五世也不能幸免，在他的木乃伊面部，就有着点点天花瘢痕。
公元1世纪，天花传到了中国。东晋的南阳战役之后，因为首先是在俘虏中发现此痘，所以古人把它叫做“虏痘”。到了唐宋时期，特别是15世纪以后，由于交通发达，车来人往，天花在我国的流行也日益广泛，不仅普通百姓深受其害，皇宫里也有传染。清顺治皇帝驾崩时年仅24岁，得的就是天花病。
18世纪的欧洲，天花大流行。学校停课，工厂停产，戏院关门……整个欧洲有6 000多万人死于天花，麻子更是不计其数。人们惊恐、战栗，畏痘如虎。英国史学家马考莱称天花是“死神的忠实帮凶”。
几千年来人类受尽天花的折磨，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来战胜这“死神的忠实帮凶”吗？人们一直在思考着，盼望着，世界各地的医学家们也在努力研究着。而最早取得成功的，要算我们中国。
人们注意到：在天花流行过程中，凡患过天花而康复的人，就不会再得此病。天花在古时也被称为“百岁痘”，就是因为人得过天花后便可以太平终身，甚至寿至百岁。所以有人便尝试用“种痘”的方法来预防天花。方法是：取天花病人身上的脓沾在针尖上，然后再刺在没得过天花的人的皮肤里，这人就会得一次轻微的天花，待其康复后就不会再被传染。这就是祖国医学传统的“以毒攻毒”学说的实际应用。我国古代医家就是据此创造了预防天花病的“人痘接种法”。明代董正山《种痘新书》记载：“自唐开元（712～756）年间，江南赵氏始传鼻苗种痘之法”。这是预防天花的最早记载。据清代朱纯口《痘疹定论》记载：相传宋真宗（989～1022）的丞相王旦，原本儿女满堂，可均死于天花。后来老丞相又得一子，取名王素，活泼可爱，天资聪颖，是丞相的命根子。丞相担心他再遭厄运，染上天花，便请来峨嵋山神医为其种痘。小王素种痘后7日发热，痘出甚好，13日结痂。并且再未患天花，活了六七十年。
17世纪末，人痘接种法已推广到全国，技术也逐渐完善。接种的方法也有很多，如痘浆法、痘衣法、旱苗法、水苗法等。明代隆庆年间，我国已经有了从人体上精选的毒性很小的“太平痘苗”。清代朱奕梁《种痘心法》也有了关于“熟苗”选种的记载：用生苗接种小儿后，挑选毒性小而出痘好的痂皮再接种另一小儿，如此挑选，接种7次，生苗就成熟苗了。熟苗的防病效果好，危险性也小。
这种人痘接种法也随着国际交往而传到了国外。17世纪末，先后传到了俄国和土耳其。当时的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夫人蒙塔古因患天花而留下麻脸，十分痛苦。她在君士坦丁堡看到当地孩子的种痘效果很好，就在1717年给自己的儿子也种了人痘，后来，她随丈夫回到英国，便把这种中国的人痘接种法传到了英国。英国国王知道这件事后，还特地表彰了蒙塔古夫人。
不久，中国的人痘接种法又由英国传到了欧洲各国和印度，直到世界各地。1776年初，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美军首领乔治·华盛顿在军队面临天花威胁、兵源枯竭危及全军之际，毅然决定对驻地费城天花流行区的大陆军全部接种人痘苗，避免了大陆军实际上的瓦解，从而使美国的独立战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华盛顿大规模接种人痘预防天花，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也使人痘接种法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是接种人痘，实际上是人为地造成一次轻型天花感染，难免有一定危险。有的人会因此染病而导致死亡，这不能不说是人痘接种法的缺陷。但在当时而言，它确实起到了防止天花大规模危害的作用。它比英国的琴纳（Jenner）医生发明的牛痘接种法大约要早八个世纪。而且，人痘苗的应用，也为琴纳发现牛痘苗提供了实践基础。
八．著作成就
1．世界上的第一部药学专着
在古人大量医学实践的基础上，我国于东汉时完成了第一部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这本书现虽已失传，但其丰富的内容仍被保留在以后历代编修的本草书录中，并被列为我国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这部药学经典，较欧洲可与之比美的药学书至少要早十六个世纪。
2．世界上的第一部临床医学专书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临床医学专着。东汉张仲景在刻苦攻读《内经》、《难经》等医书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人民与疾病对抗的丰富经验，总结出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伤寒杂病论》，后世将其分成两部分。其中《伤寒论》十卷，是阐述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专书；另有《金匮要略》六卷，其内容以脏腑辩证论述内科杂病为主，包括疟疾、中风、心痛、黄疸、吐血、反胃等病症。
《伤寒杂病论》不仅一直指导着我国医学家的临证治疗，而且还流传到国外，影响深远，是世界上第一部经验总结性的临床医学巨著。国外最早具有相当水平的专着是阿拉伯医学家阿维森纳所著的《医典》，但它比《伤寒杂病论》的成书至少要晚数百年。
3．世界上最早的炼丹文献
东汉魏伯阳总结了前人的经验，着成《周易参同契》，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炼丹文献，也是近代化学的前驱。世界上的科学家们也公认炼丹术起源于我国。
4．第一部脉象诊断学
脉诊是我国医学中望、闻、问、切四诊之一，也是我国医学中一种独创的诊断方法。在《周礼》、《内经》中早有较多这方面的记载，历代着名医家，如扁鹊、仓公、仲景、华佗等，都精通脉学。西晋时，王叔和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总结了前人的有关经验和资料，完成了十卷《脉经》专着，对我国脉象诊断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其特点在于正确描述和区分各种脉象，肯定了寸口（相当于手前臂高骨处的桡动脉部位）诊法的定位诊断，并将脉、证、治三者结合进行分析，故对世界医学影响很大。早在公元五八二年，我国的脉诊学就传到朝鲜、日本等国，七百年后为阿拉伯医学所吸收，并于公元十世纪被中东医圣阿维森纳在他的名著《医典》中引述。
5．现存最早的外科专着
我国南齐医家龚庆宣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于公元四七五～五○二年间总结并著述了《刘涓子鬼遗方》。这本书共三卷，扼要总结治疗金疮、痈疽、疮疖和其它皮肤病等方面的经验，收列内、外治法处方约一百四十多个，并最早创造了用水银外治皮肤病的方法。我国运用水银软膏较国外至少要早六个多世纪。
6．我国现存最早的伤科专着
唐代蔺道人于公元八四一～八四六年间著述了《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全书只一卷，重点叙述了关于骨折的处理步骤和治疗方法，包括手技复位、牵引、扩创、固定等内容；提出了对一般骨折复位后用衬垫固定，并指出要注意关节活动；对开放性骨折，则主张快刀扩创，避免感染；对肩关节脱臼，已能采用「椅背复位法」，这也是世界整骨学的首创。半个世纪以后，元代危亦林使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椎骨折也是世界上的创举，英国达维氏直至一九二七年才提出此法，较危氏法晚六百年。
7．世界药学史上的伟大著作
明朝李时珍总结我国千余年来中药学的经验，于一五九六年刊行了《本草纲目》。此书载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药方一万一千余条、插图一千一百六十幅，在当时可说是集我国中药的大成，不仅汇集了以往各药学著作的精华，也对过去某些药书记述错误及不真实的数据和结论作了一些纠正和批判。据知，十六世纪的欧洲，尚无能名之为植物学的著作，直至一六五七年波兰用拉丁文译出本书后，才推动了欧洲植物学的发展。在《本草纲目》成书后近两百年，林纳才达到相同的水平。由于《本草纲目》的辉煌成就，该书被称誉为“东方医学巨典”，先后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是研究植物学、动物学和矿物学的重要参考数据。李时珍亦被列为世界著名科学家之一。
8．世界上的第一部药典
唐高宗时，李绩等人对《本草经集注》详加订注，增药一百一十四种，分为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米谷及有名未用等十一类，凡二十卷，名为《新修本草》（后世称为《唐本草》）。别又撰《药图》二十五卷、《图经》七卷，一起于公元六五九年由唐皇颁布于世。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撰颁布的药典。它比世界上有名的《纽伦堡药典》要早八百八十三年。《新修本草》书成后八十七年，在日本始出现传抄本。
9．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着
宋代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着，在法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除了以上所举的一些事例外，在中国医学还有诸如种痘、司法检验及营养疗法等领域的创见和成就，也列居世界之显位。故有人说：中国除了“四大发明”外，中医药应是对世界的第五大贡献。从医学发展史和现状看，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夸张。
九．著名医家
扁鹊
扁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正式传记的民间医家，擅长内、外、妇科、儿科治疗技术。其医术特点为调节五脏六腑和以毒攻毒。扁鹊曾为太子治尸厥，实际上太子患的是羊毛疔。扁鹊擅长治疗半身不遂、头痛、痈、羊毛疔和瘀,在接骨和针刺上也有独到之处，在火灸方面有自己的创造性，在学术上自成一派。扁鹊的医术当时在列国中名列第一，无人能比，但他也很孤傲，个性极强，我行我素，经常出言不逊，得罪了不少人，让人下不了台阶，砸了许多御医们的饭碗。御医们对其恨之入骨，都有害他之心。后被秦国太医李某派人骗到郊外用棍棒击昏，再用车碾死。
扁鹊给百姓看病不要钱，他说爱给不给；可是对有的人给钱他也不想看。给有身份的人看病，他也盛气凌人地说你爱看不看，非我谁也看不了。因而也得罪了有身份的人。扁鹊的医术在当时就比后世的李时珍高出许多。只不过李时珍思想活跃，会收集民间验方，会整理着书传播四方，而扁鹊则死心眼，不善写作，思想只局限在看病上，他的治疗技术都是他个人的经验。他说不给后世留下一点东西，让后人自己去学习，去探索。他一生什么著作也没有写。《难经》不是他写的，是后世文人墨客强按在扁鹊身上的，那时的文人厚古薄今，总说古时好，这已经在人们的意识上形成一种定论，所以张冠李戴、篡改历史事实的戏法层出不穷。
张仲景
张仲景，名机，据传当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约生于东汉和平元年（公元一五O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活了七十岁左右。
他自小好学深思，“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
他是处在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目击心伤。“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论》自序）。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论》自序）。当时，在他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而张仲景竟尽得其传。何颙在《襄阳府志》一书中曾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
为了更好地开阔眼界，“博采众方”，和同行交流经验，张仲景到了繁华的都城洛阳一带行医。当时文学史上号称“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之一的王粲（字仲宣），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诗人。他和张仲景交往密切。在接触中，张仲景凭自己多年的医疗经验，渐渐发现这位仅有二十几岁的作家隐藏着可怕的“疠疾”的病源。有一天，他对王粲说：“你已经患病了，应该及早治疗。如若不然，到了四十岁，眉毛就会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会死去现在服五石汤，还可挽救。”可是王粲听了很不高兴，自认文雅、高贵，身体又没什么不舒服，便不听他的话，更不吃药。过了几天，张仲景又见到王粲，就问他：“吃药没有？”王粲骗他说：“已经吃了。”张仲景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神色，摇摇头，严肃而又深情地对王粲说：“你并没有吃药，你的神色跟往时一般。你为什么讳疾忌医，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呢？”王粲始终不信张仲景的话，二十年后眉毛果然慢慢地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死了。
张仲景热爱医药专业，很重视临床实践，时时“平脉辨证”，认真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相传张仲景五十岁左右，曾在长沙做太守。当时，他还时刻不忘自己的临床实践，时刻不忘救治人民的疾苦。但他毕竟是个大官，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入民宅，又不能随便接近普通老百姓。这怎么办呢？他想出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群众进来。他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之上，挨个地仔细给群众治病。时间久了，形成惯例。每逢初一、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就聚集了许多来自各方的病人等候看病。为纪念张仲景，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病人看病的医生，通称“坐堂”，那医生就叫“坐堂医生”。
那时，张仲景虽然当官，但并不热衷于官位。不久，他“见朝政日非”，叹息地对人说：“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遁去陷于少室山（《得汉医学丛书·丛桂偶记》），专门总结经验，搞医学著作。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著作在公元二O五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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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奠邦是做什么的

施奠邦简介施奠邦个人资料介绍
施奠邦同志1924年9月5日出生于上海崇明县。196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出身于中医世家，幼承家学，1942年随父行医，从事中医内、外、喉科等医疗工作。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学习，1957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中医研究院附属西苑医院内科消化系研究室，从事肝炎、肝硬化腹水以及其他消化系疾病的研究工作。历任室副主任、内科主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院长。1982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5年3月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八届政协常委；中国科协第三、四、五届常委，第六届荣誉委员；第二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第三届顾问；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组织编写或主编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综合本分卷、《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及民族医学共18个分卷。撰写了“脾胃病辨证论治”、“中医肝病治法”等论文多篇。
施奠邦同志为祖国医学的继承和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对我国当代中医科学有承前启后的重大影响。他一生勤奋治学，广撷博采，学贯中西，善于继承，勇于创新，是德技双馨的中医学家。从事中医药事业60余载，在治疗多学科疾病尤其是内科疑难危重病症方面，见解卓越，对《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著作有精深的研究，深入吸取古今医家的宝贵经验，具有独到的辨证论治观，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建立了一整套有自己特色的科学治疗方法，疗效显著。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学习计算机技术，将研究和治疗医案输入，形成完整的记录档案，成为中医学的宝贵遗产。他在晚年呕心沥血，花费10年心力，精镂细刻，主编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他逐字逐句审核，为了一个词或一个医案，常常查阅大量的古今文献资料，予以一一核对，保证了这部书高质量的完成。
在他担任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期间，为筹备和建立北京针灸骨伤学院及大型中医医院——望京医院做出了重大贡献。扩建了西苑医院500张床位的病房楼，并在原中心实验室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加强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为中医科学院的建设发展尽心竭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他医术高超，医疗作风严谨，经过专门遴选，长期承担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并受国家委派赴印尼、越南、赤道几内亚、朝鲜、阿联酋等国家，为其政要担任医疗保健任务，受到这些国家领导人的赞扬和表彰，为扩大祖国医学在海内外的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临床工作的同时，他还承担了大量的临床教学任务，先后培养了5名研究生，数十位朝鲜、越南、韩国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进修生以及一批批来自国内医学院校的数百名学生和进修生。他曾3次到台湾地区，2次到日本进行讲学或参加学术交流，在日本第43届东洋医学年会上被邀作了题为“肝脏疾病的中医药治疗”的特别演讲。并在《日本东洋医学杂志》第43卷第3期上予以发表，他的中医学术思想已经影响到世界上30多个国家，为中医药事业后继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
施奠邦毕生以为患者忠诚服务为自己的信念，对待病人无论尊卑贫富，均一视同仁，处处为病人设想。他始终坚持在临床第一线工作，对中医药治疗疑难病、多发病疗效显著，其精湛医术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尤其是在他年逾八十，仍不计报酬高低，按时应诊，甚至连续工作6～7小时而不休息。他高尚的医德医风，不仅受到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的尊重和爱戴，更受到广大患者的欢迎和赞许。对于伪科学手段赚取不义之财的应诊邀请，他坚决予以拒绝和抵制，保持晚节，令人尊敬。
施奠邦同志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光明磊落的一生，是为人师表、谦虚谨慎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一生，是为党的中医药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力的一生。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人民的健康事业，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国内外中医药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他无愧为人民的好医生，无愧为我们的好领导，他的奋斗精神和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原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施奠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12月6日18时30分不幸逝世，享年82岁。
施奠邦同志的逝世，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和中医药界的重大损失，而他崇高的医德医风、无私奉献的精神、儒雅谦逊的风范，永远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全体干部职工学习的楷模，他永远活在全院干部职工的心中。

朱橚被认为是最愚蠢的儿子，为何却写了一本书名垂青史？

朱橚因为忍藩王期间被他有谋反心的老丈人利用离开了富庶的开封藩地而回了老家凤阳，因为朱橚被朱元璋大骂愚蠢至极，此后被朱元璋贬到了云南。但是朱橚却志不在官场上，而是酷爱医药，再被贬的日子里一直组织人员编写《袖珍方》，此后他反反复复被召回或者被贬，却从来都没有放弃医药书籍《袖珍方》的撰写。

朱橚是在朱元璋登基后三年被封为吴王，后来又被朱元璋登位藩王周王，封地在开封，在封地期间，朱橚就没有怎么管理，而是一心研究医药。后来他那有野心的老丈人冯胜就骗取朱橚离开了封地前往老家凤阳，朱橚因为被朱元璋说是?自古至今愚蠢无有如此者?。之后就把朱橚贬到了云南，朱橚为此还特别开心。打雷了云南朱橚更是积极的研究医药，组织相关人员编写了《袖珍方》记录相关的草药。

但是毕竟是自己的儿子，不久后朱元璋又召回朱橚回了南京，不久后又送他去了藩地开封。朱允炆登基后，开始削藩，第一个就是愚钝的藩王朱橚，朱橚在那一次学繁重被贬为平民送往了云南。再这期间无论是在哪，朱橚一直没有被外界的事件所干扰，一心完成《袖珍方》的编写。

在靖难之役后，作为同父同母的兄弟朱棣又把朱橚从云南解救了回来，还要给他加官进爵，但是朱橚不喜欢当官拒绝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整日的研究医药。之后他发行了很多关于医药上面的书籍，比如《救荒本草》、《保生余录》、《普济方》，包括之前的《袖珍方》，这些都是给后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中医药的历史及现代贡献

分类:医疗健康
解析:

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弘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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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时间 2004/07/12 14: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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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达

一、中医药文化的先进性

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统称，距今已有3500年以上的发展历史，是在充分汲取了我国汉族及藏族、蒙族、苗族、彝族、傣族、 *** 、鲜族等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理论及对疾病防治经验系统总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方医药学体系，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传统医学理论最系统、内涵最丰富、应用最广泛、保留最完整的突出代表。

经过几千年的医学实践证明，中医药学不仅在历史上曾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过重大贡献，而且在现代医学和生命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无论是从阴阳互动的平衡观、脏腑经络的整体观、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以人为本的生命观、三因治宜的辩证观对疾病的预防控制上，还是在人类生育、健康、衰老、疾病、死亡等生命现象全过程的科学认识方面，尤其是在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延长人类生存寿命，防治慢性病和老年病，对目前现代医学病因不清、疗效不佳的各种疑难杂症及高死亡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肾病综合症、慢性阻塞性肺病等疾病以及新型的高致病性传染病，如非典型肺炎（SARS）、禽流感，甚至对21世纪有黑死病之称的高致命性传染病如艾滋病等，都显示出了中医药独特疗效和显著优势。对于患有现代社会文明病及占世界城市人口70%－80%的亚健康人群，传统医药学及中医养生学在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尤其是在对于13亿中国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及独特优势。

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东方医学最具代表性的中医药产生了浓厚而广泛的兴趣，并加大了经费及人员投入，希望能从古老的传统中医药学中领悟其现代生命科学的真谛，寻求解决数量在不断增加的人类疾病的最终方案。与现代西方医学生命科学物质还原论研究相反的方向上，传统中医药学对疾病辨证、动态的宏观认识和对生命现象整体把握，在疾病防治尤其是适应WHO提出的生理―心理―社会及环境适应能力的社会医学模式方面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可行性。从疾病生物医学到生命医学，从生命医学到生态健康医学，中医药最具有实践应用价值和科学发展价值，是人类医学生命科学价值体系的完整体现和先进文化的突出代表。在未来后现代医药学发展时代，中医药不但不会消亡，将继续为13亿中国人民及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而且中外医学界有识之士尤其是从事边缘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已基本达成共识，中医药所代表的先进的生命观和科学的医学方法论将引领世界未来医学生命科学的发展方向并将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

二、全面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优秀文化

中医和中药是传统医药优秀文化不可分割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要继承和弘扬中医药就必须首先对中医药有一个正确、客观、全面、系统的理解与认识。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自上而下过度强调了现代中药研究、中药现代化和中药科技产业化的发展问题，而严重忽略了对现代中医研究，中医对中药研究的主体指导地位以及中医产业化开发的问题，出现了“胡子眉毛一把抓”和“一手硬、一手软”的政策导向问题。没有在中医与中药的研究及发展方面实现平行互动。由于中药西制、中药西用、废医存药倾向，并以中西结合为名而实行以西代中为实的策略，导致了如马兜铃酸事件、龙胆泄肝丸事件、小柴胡汤事件等所谓“问题中药”的社会争议，接连不断地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中药信誉危机，这不仅对中药产业经济发展是一个信誉重创，而且在中国加入WTO后将为国外西药大举进入中国市场扫平了道路。因此，在弘扬中医药的口号下必须重新审视我们过去的政策导向及具体策略，必须以最大程度地满足13亿中国人民卫生保健的实际需求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必须站在为人类医学生命科学做出更大贡献的历史高度。在促进中药现代化研究与产业化发展的同时，一定要同时加强传统中医药研究开发并推动中医产业发展。

在发展中医药国际化之前首要目标应是中医药本土化发展的最大化。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本土是中医药文化的发源地，而且还因为中医药在中国最具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最具经济可行性。中医药本土化发展应成为中医药国际战略的重中之重，因为它是最大的经济，也是最大的政治。

中医药现代化应在中医药研究与研究中医药两个方面同时展开，相互促进，互为条件。中医药国际化不仅是技术标准的国际化更是民族文化的国际化。偏面追求唯技术论和唯成分论，只有加速中医药的消亡，我们这一代人将成为历史的千古罪人。只有在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之间实现东西方医药学双向接轨，以文化辅轨，以理论接轨，以服务为基础，以产品为载体，才能真正体现中医药的价值，才能真正实现中医药国际合作与发展战略。

中药现代研究方面应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应以复方中药制剂的方剂学研究与开发为重点，创立具有中医药学科特色的现代中药复方制剂质量控制及临床疗效两大标准体系。中医现代研究方面应在充分保留传统中医基础理论内涵的同时，以中医现代医学生命科学表述研究为重点，创立具有中医药学科特色的现代中医生命科学理论及其标准语言体系，尤其在经络基础研究及应用技术开发方面是中医最具国际化发展机会的重大领域，应创立具有中国比较优势的现代中医经络文化并以此为基础大力开发具有巨大经济与社会价值的全球经络养生产业。

在继承和弘扬中医药方面，除以往重视国家各大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科技资源与技术力量之外，还应加强对民间中医药技术与人才资源的开发，尤其是对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民间验方与治疗技术及各医院门诊的内部制剂和协定处方的研究开发给予高度重视，在技术、资金以及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

中医药的灵魂在其独特的先进文化，而中医药的活力在于其丰富的临床医学实践经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疗效是硬道理，尤其是中医药人体临床应用的医学实践研究更具有科研开发的可行性和应用推广的实用性。过去以往比较重视对中药新资源、新成分、新机理、新标准的药学、分子生物学研究和实验动物药理学研究，却对在生命整体水平上的医学实践及临床比较学研究重视不够。而且目前所推崇的循证医学研究又缺乏中医药学科特色及文化内涵，不能完整系统地体现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控制方面的技术优势，需要在未来进一步开展具有中医药特色并充分体现中医药比较优势的循证医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工作，在此之前不宜将现代西方循证医学研究方法生搬硬套地用于中医药研究，否则将丢失对中医药循证医学研究的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尽管循证医学的初衷有利于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一切传统医学、自然医学疗法及成果在疾病临床治疗规范方案中的应用推广，但不要因为所采用和实施的具体方案有误而影响到我们最终目标实现。

在继承和弘扬中医药方面不仅要重视科技与产业化发展，而且更要努力并加快培养与未来中医药发展相适应的能够真正领会中医药真谛，有坚实的中医理论与实践功底，又具有现代生命科学广泛知识的新型人才。因此必须从加强中医药的传统文化教育入手，不仅要继续重视和加强中医药高等教育，而且还要努力发展传统医学文化的中等教育，甚至从小学开始就要将祖国医学养生文化植入全民素质教育之中。因此，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不仅是中医药行业内的头等大事，也是全民族发展的大事，应在社会及经济发展的高度给予重新认识和政策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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