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修的是什么？

其实在此之前，儒家早已经提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认为人的生死祸福都是命中注定且无法更改的，而葛洪提出“我命在我”的观点则第一次开始重视人自我的价值，抛却了对虚空神明的过分依赖。道教亦有“夺天地之造化，与天地同寿”的说法，鲜明地表达出了道教独具有的实践与探索的精神。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道教的修炼术具有了从外丹向内丹转变的理论背景，同时还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以人为基本前提和中心的基础上的。并且这一过程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理论依据作为支撑，即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

《道德经》二十五章写道：“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在道祖的观念中，人是可以与天地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去认知的，并且宇宙中的一切又都是可以放在道的层面去统一考虑的。所以一句“道法自然”，指出万事万物都是在按照自我的规律运作，人若能够找到生存中的自我本然之道，就可以实现与天地同久的宏大愿想。只不过这里提到的“久”，并非是指时间上的同一性，而是从道的层面来看，天地万物也不过是在遵循着东出西落、秋收夏长的自我规律，人若能够认识到生老病死、旦夕祸福都是一种生命规律而淡然处之，由此也就体会到了独属于人的“道”，这与天地之道乃是同一概念，故可以实现与天地同日而语的“长且久者”。

那么，紧接着提出来的问题是，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生变化，我们究竟怎么做才能够实现对尘俗的超越，达到把平凡人生进行哲学化抽离的境界呢？答案的重点依旧是这句“我命在我不在天”。

《真气还元铭》中提到“天法象我，我法象天。我命在我，不在于天”，意即说明天地与人皆法于道，而人之道是在自我人身，无须向外去所求，为“死生在手，变化由心”。《谷神赋》进一步点明“养神在心，不死由我”，是说若想要实现“不死”，则要从心上入手。万物皆有形，有形之物便有生灭。想要实现身形上的不死是虚妄，从心念上实现对俗世生命的超越，以此推进对肉体生理的炼养以及对尘世功行的实践，进而实现虽身死而名垂万久的长寿。所以丘祖在面对成吉思汗的长生之问时回答说：“世上没有长生之人，但有长寿之人，如能静心修持，皆可寿逾百岁。”

“我命在我不在天”这句话的要义在于，人的生命之存亡，年寿之长短，决定于自身，并非决定于天命，唯有通过修炼才能达到调和自身阴阳的目的，实现内心与外界相通，把生命的消逝上升为另一种形态的升华、蜕变。而只有真清静之人，才能实现此等超越。道教认为，只有清静才是进入“真道”境界的唯一途径。

《清静经》说：“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强调要知足、寡欲。《西升经》云：“圣人者去欲而入无，以辅其身也”。从有返归于无，从无臻达于无无，在得重玄之奥妙的同时，才更能体会到万物浮华的本真，从而促进自我修真之性的萌发。悟大道之理，是一个澄心涤虑的过程，是把尘世的浮华慢慢沉淀下去，用一颗明澈的心去观照到自身之道，从我们每个不同的人身上参悟到不同的“自然”。

《道德经》第五十一章中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认为宇宙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人应当顺其本来的自我，不可有意作为。孙思邈真人在作《福寿论》时提到“福者，造善之积也；祸者，造不善之积也”，指出世人所有的因缘果报都是自我功过的累积造成的，人们妄心不断，总是在奢求超出自我能力之外的事情，从而使得心神不宁，长久以往的结果便是“反误了卿卿性命”。如此，又何求于长生呢？

道教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太平经》中又说：“天地之性，万物各自有宜。”人类通过自我修炼来改变身心性命的行为，必须要建立在尊重他人、他物的前提下。成玄英在《南华真经注疏》说：“随造化之物性，顺自然之本性，无容私作法术，措意治之，放而任之，则物我全之矣。”道家修行的最高目标是“物我两全”，而非是对自我私人的成全，更不是对自然世界的强行改变。因此，“我命在我不在天”这句话就不单单是只用于对人类的修行法则，而是把一切有情有性之物都涵盖于其中的。唯有“天道无为，任物自然”，才是道的最高理想；唯有让宇宙万物任自我之性发展，使万物之命各在自我，方得各自圆融的理想境界。

文源:天医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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