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是中国传统医学创立的重要时期。东汉晚期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着《伤寒杂病论》,成为中医学的主要奠基人。
张仲景(公元150年~219年),名机,河南南阳人。他总结前代的医学经验,写成《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后代流传下来的,只有经过晋代名医王叔和改编过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种。张仲景在中医学上的卓越贡献,主要是在诊断和治疗两方面。诊断方面,在辨明症状时,他先分析是阴症还是阳症,由阴阳而辨明表里,再辨明虚实、寒热,这就是中医诊断学上的八纲。在治疗方面,他用汗、吐、下、和概括了各种症状的疗法。这些都是以后中医的准绳,张仲景也被后代中医奉为“医圣”。
东汉时,另一位著名的医生是华佗。华佗精于方药、针灸,特别精于外科手术。在施行手术前,他让病人服用他发明的麻沸散,进行麻醉。施行手术后把创口缝合,涂上膏药,就能逐渐痊愈。华伦能剖腹破背,剪截冲洗肠胃,还能做需要高度精确而复杂的脑科手术。关于他的精湛医术,在民间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传说。在一千七八百年前,中国医学就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实在令人惊叹。华伦认为人要经常运动,促进血脉流通,饮食消化,就能减少疾病。他创作“五禽之戏”,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活动姿态来锻练身体,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健身操。东汉时期,药物学方面也获得了出色成就,它集中反映在东汉初年编成的《神农本草经》上。《神农本草经》是中国最古的一部药物学著作,记载了365种药物的性能和用途。
中医古籍,尤其是《内经》,在传承过程中亦经历过秦汉之际的文字变革,在理论上亦与汉代经师一样同讲阴阳五行。董仲舒是儒家最早言说五行者,强调「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规律。中医学也非常强调「天人合一」思想,其具体表现为《黄帝内经》中的「天人相应」学说。
「君臣佐使」学说也是封建等级制度在中医学中最明显的体现,体现儒家思想对于封建等级秩序的推崇,明显带有儒家对于秩序的强调。
经学的产生与分类
经学产生于西汉。由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将全国图书以及学术集中到咸阳城,秦亡后,项羽焚烧咸阳,致使大量先秦典籍消失于历史舞台,六经除了《易经》之外,其他几未能幸免于难。汉代之初,高祖刘邦并不重视这些儒家经典,从「文景」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秦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传世。
经学的繁荣本质上是为顺应封建统治,在汉武帝时期发展尤为辉煌,因为从儒士的地位可以看出统治者对于儒学的推崇。公孙弘是个狱吏出身的儒生,汉武帝为了提倡儒学,公元前124年,让他擢升丞相,封平津侯。公孙弘前,丞相皆为列侯贵族,公孙弘出身贫士,竟得封侯拜相,《公羊》学因此成为最时行的学术。凡是士人和官吏,必须学习儒经,才能得到任用或升迁,儒学独尊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经学有古今之分
汉代经学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其中,「文景」时期从部分老年秦博士、儒生等处收集来的经学书籍,因为文字、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版本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地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
古文经学所依据的经书一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因其是用战国及以前的古文字所书写,故称之为古文经。汉景帝末年鲁恭王兴建王府,坏孔子宅,从旧宅墙中发现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皆收入秘府(即官方皇家图书馆);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坏老屋,得几篇《尚书》。这些出土的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与通行的五经相比,不仅篇数、字数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差异,此后即统称为古文经。
学者在研习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思想派别,后经相互争辩、互相渗透和整合,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汉朝是经学发展最为繁荣和昌盛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儒生通过对经学进行阐述发展的过程,使经学的思想深深渗透到普通民众之中。
经学的流变与经学大家
经学的流变是儒士对于儒家经典不断解释注疏的过程,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学也经历不断发展流变的过程。儒家经典起源于孔子编著的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作为儒家经典的最早成果,也是经学研究最早的范本。西汉初年《乐》失传,儒家经典留存《诗》、《书》、《礼》、《易》、《春秋》,因此被称为「西汉五经」。到了东汉年间,除上述五经外,另外二经究竟为何一向聚讼纷纭,据王国维《汉魏博士考》,应为《孝经》与《论语》。
汉唐两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为富庶的时代,也为经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环境。唐朝开始,儒家经典中将五经中的《礼》拆为《仪礼》、《周礼》与《礼记》,《春秋》拆做《左传》、《公羊传》与《谷梁传》,形成「唐九经」。
唐文宗开成年间,儒家经典在九经上添《尔雅》、《论语》、《孝经》,刻做石经,由此形成「开成十二经」。北宋时,承继唐代九经定制,但是《孟子》的地位有所上升;南迁以后,《孟子》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升格为经,与开成石经合做十三经,被称为「宋十三经」。
经学发展的高峰以及奠定经学最终构架的是「四书五经」,这一构架为朱子所定,与五经上增设「四书」,随着朱子学的繁盛,这也成为了儒家经典最为著名的编订方式,为后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经学大家对经学发展有影响
一项学问的发展需要代表人物的思考和推动,经学的发展正式得到大儒董仲舒的推动才走上正确的发展轨迹。孔子以后董仲舒以前的儒学是汉人称为朴学的原始儒学,其特点是,一方面,思想上还拘泥于残余的领主制度,不能完全符合新的地主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儒家还是各种学派中的一派,不能吸收各种学派,使统一到儒学里面来。
董仲舒生于汉景帝、汉武帝时候,西汉政治上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学术上统一的条件也成熟了。儒学经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摆脱了原始阶段,成为阴阳五行化的、完全适合地主统治的西汉今文经学。某些汉儒把董仲舒当作孔子的继承者,因为他创造了今文经学。董仲舒根据他的哲学观点,提出许多影响甚大的建议。这些建议,极大部分被汉武帝采纳并得到实行。
董仲舒的主要观点有:首先是「大一统」。董仲舒认为孔子修《春秋》,把一统当作首要的大事,因为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义。现在学士们各持异说,朝廷无法一统,法制屡变,臣民不知所从。应将不属于《六经》、不合于孔子的学说,一概废绝不用,专用儒术。这事实上顺应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迎合和封建统治者对于皇权至高无上的追求。
其次是「更化」。汉初基本沿袭秦朝的制度,因此有「汉承秦制」之谓,郡县制优秀。但是秦行法家政治,刑罚惨刻,因此董仲舒主张更化,要求以仁德代替严刑,也就是要求以儒家学说代替法家学说。
再次是「推阴阳灾异」。在落后社会里,占卜术常是人们行动的指南。董仲舒取《春秋》所记天变灾异广泛地予以附会穿凿,使《公羊》学彻底的阴阳五行化。自从董仲舒开出这一条道路,《公羊》家以外各家的经师,都认为这是一条最合时的道路,把大量迷信成分加入到经学里,藉以取得朝廷的信任。经学阴阳五行化,成为西汉今文经学的基本特点。
此外还有「断狱」。儒家谈德治,向来与法家刑名之学对立。董仲舒据《春秋》经义附会汉朝法律,决断了许多疑难大狱,儒法两家合流了。他的判词集合成《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流传久远,至东晋时还有人引用它来辩护自己的冤狱。
两汉经学对中医学的影响
经学的传承牵系著中国学术的大脉,经学自孔子删订六经之后,又经历了秦汉两代相接的特殊历史变革时期,演变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支风格迥异的经学派别。这两种经学派别之争一经肇始,便一发而不可收,自汉时起绵延至今。
章太炎先生曾言:「讲国学而不明派别,将有望洋兴叹、无所适从之感。」中医古籍,尤其是《内经》,在传承过程中亦经历过秦汉之际的文字变革,在理论上亦与汉代经师一样同讲阴阳五行,在两千余年经学统领中国传统学术核心的背景下,今古文经学对中医学的传承产生重要影响。
中医典籍地位确立与经学关系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始成为2000多年来封建主义的主导思想。对于儒家思想的推崇主要通过对儒家典籍的推崇和注疏来体现的。从孔子编订六经,到西汉五经、东汉七经,一直到宋代确立的四书五经,经学不断发展变迁,虽然在数量上变化,但主体内容仍然是儒家典籍。
受经学影响,中医对于典籍也很是推崇。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类似于经学中的五经,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医界有先贤曾说:「不读医经,纵成仓扁,终为技术之流。」蔡陆仙也讲:「医书之有经,亦犹儒家之有六经也。六经所以载道,『辨治乱与兴衰之轨辙。医经所以昌明学术,莫不由是焉……』」
经学传承模式影响中医典籍传承
经学强调注不破经、疏不破注,株守家法、烙守师法,形成了信而好古、言必称尧舜的价值取向。董仲舒《春秋繁露》虽然自成一说,但并没有突破儒家确立的价值理念;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是对儒家经典的注疏,是对儒家理念的一脉相承。
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类似于经学中的五经,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历代对中医进行注疏,中医典籍《黄帝内经》标志著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的医学典籍。
《难经》是阐发《黄帝内经》的疑难和要旨的第一部书;《伤寒明理论》是对《伤寒论》的注解之作;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类经》,是对黄帝内经进行全面研究的著作。历代医家经过临床实践,提出各自理论,或者自成流派,但是核心离不开《黄帝内经》等典籍。
春秋战国,中医有用针、用药和重切脉的三大派。西汉时代已汇合为医经和经方两大派别。在金元时代有被称为「四子学派」的四大医家,即刘完素、李东垣、张子和、朱丹溪;刘完素创立火热论;李东垣师承于张元素,主补脾,著《脾胃论》;张子和立论邪之法而主攻下;朱丹溪则撰著《阳有余阴不足论》、《相火论》而创立了滋阴学派。
经学推动中医学理论范式的作用
天人合一理念
儒家宣扬的价值理念在中医学中同样能寻找到明显的印记。董仲舒对儒学的新解释一方面是为顺应封建专制统治,倡导「君权神授」,宣扬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汉武帝的推崇;另一方面,新儒学对各家思想的融合,即包括对道家思想的融合,董仲舒是儒家最早言说五行者,强调「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规律。
中医学也非常强调「天人合一」思想,《黄帝内经》主张「天人合一」,其具体表现为「天人相应」学说。《内经》反复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刺节真邪》),「人与天地相参也」(《灵枢·岁露》、《灵枢·经水》),「与天地如一」(《素问·脉要精微论》)。认为作为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天」与作为具有精神意识主体的「人」有着统一的本原、属性、结构和规律。
因此,《内经》的天人合一观是天道观的表现所在。《内经》「天人相应」学说,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一是从大的生态环境,即天地(大宇宙)的本质与现象来看「天人合
中医产生于原始社会,神农尝百草,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采用“四诊”,治疗法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祝由等。西汉时期,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出现了“医工”,金针,铜钥匙等。东汉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已经对“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有所认识,总结了“八法”。华佗则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还创立了健身体操“五禽戏”。唐代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并总结经验,收集5000多个药方,并采用辨证治疗,医学院,医学分科接近完备,并且统一了中国针灸由于传抄引起的穴位紊乱,出版《图经》。金元以降,中医的发展出现了一片繁荣,以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金元四大家为代表的河间学派、易水学派等中医流派出现,极大的补充了中医学的理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和新思路。明清以后,随着瘟疫的大范围流行,医学家们有感于用治疗狭义伤寒的方法来治疗温病的不足,经过数代医学家的努力,终于形成了一整套治疗温病的理论方法,温病学派诞生。在明朝后期成书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标志着中药药理学又一次的总结,对医学和自然科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同一时期,蒙医、藏医受到中医的影响。在朝鲜东医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例如许浚撰写了《东医宝鉴》。
自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同时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中国出现许多人士主张医学现代化,中医学受到巨大的挑战。人们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同属中国医学体系的日本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亦是如此。2003年“非典”以来,中医开始有复苏迹象。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医作为“古为今用”的医学实例得到中国共产党政策上的支持而得以发展。现代,中医在中国仍然是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之一。
在国际上,针灸引起了医学界极大兴趣,世界卫生组织的观点认为,针灸已被证实在减轻手术后疼痛、怀孕期反胃、化疗所产生的反胃和呕吐、牙齿疼痛方面是有效的且其副作用非常低,然而,对慢性疼痛,背部疼痛以及头痛,数据显示出模棱两可或者争议性。。WHO认为很多针灸和一些草药的有效性得到了科学双盲研究的较强支持,但是对于其它的传统疗法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而且不能忽视未经研究的传统疗法存在的安全性及危险性等问题。WHO在2002年5月26日发表“2002-2005年传统医药研究全球策略”,邀请全球180馀国将替代医学纳入该国的医疗政策。 1996年,学界对中医气本质、经络实质、阴阳、五行、藏象和中医哲学观等都有了新的创造性的认识和解说。如邓宇等发现的:气是‘信息-能量-物质’的统一体;分形分维的经络解剖结构;数理阴阳;中医分形集:分形阴阳集-阴阳集的分形分维数,五行分形集-五行集的分维数;分形藏象五系统-暨心系统、肝系统、脾系统、肺系统、肾系统;中医三个哲学观-新提出的第三哲学观:相似观-分形论等。
还包括近代针灸经络的发展史,近代中医气的进展简史,中西医结合史,中医中药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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