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出土的秦汉以前医药文化资源(续三)

全国各地出土的秦汉以前医药文化资源(续三)

关键词：秦汉以前 出土文物 医学文献 西北 华中 华东 医药器物

(接上期)

3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

1983～1984年间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连续发掘了大量汉代竹简。其中有三类著作都是和医学有关即：《脉书》5种医籍，《引书》6种医籍和有关法医内容的汉简。现分述如下。

3.1《脉书》5种医籍

《脉书》现存共65支简，2028字(不包括缺文和拟补入的字)。实际内容系包括了5种各自独立的古佚医书。这5种医书前面虽然均未题书名，但其中3种为马王堆出土古医书的不同传写本，故仍应据原书分别称之，另外2种则均系首次发现的古佚书，故应据其原书文字予以定名。这5种医书分别是：

(1)《病候》——(相当《脉书》的第1～15简)。全书文字基本完整，据释文统计共存524字，而所能辨识出的缺文则只有近30字左右。书中分别论述了全身67种古病名(另有1种病名缺文)，每种病名均分别记出其症状或所患疾病的部位。这些病以内科病为数最多，其次为外科病、五官科病、妇科病和儿科病。但全书没有提到任何治疗方法。

(2)《阴阳十一脉灸经》丙本——(相当《脉书》的第16～47简)。此书全文与马王堆出土医书的《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及《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内容全符。仅有个别文字小异，故为同书的不同传本。将其与甲、乙两本互勘时，书中保存的文字共915字，较之甲本多332字，比乙本多122字。不仅可以相互弥补，而且其现存的同书文字也是最多的一种。

(3)《阴阳脉死候》乙本——(相当《脉书》的第48～52简)。此书全文与马王堆出土医书的《阴阳脉死候》(即甲本)内容全符，仅有个别文字小异，故为同书的不同传本。但此书甲本在马王堆出土医书中系直接抄录在《脉法》一书之后，与乙本直接抄录在《阴阳十一脉灸经》丙本之后的次序有异，这也可以看出本书具有其更古渊源的独立性质。从现存的字数上来看，此种乙本的《阴阳脉死候》共166字，也较之同书甲本现存共89字为多。

(4)《六痛》——(相当《脉书》的第53～54简)。此书是一种独立的古佚书。共111字，首尾完整。但其内容特点与体例均与在其前面抄录的《阴阳脉死候》乙本，和后面抄录的《脉法》乙本迥然有异。全文为四言协韵体，共记述了人体的6种组织即：气、血、肉、筋、骨、脉的生理机能及其发病的疼痛症候，并指出必须特别重视加强调摄预防，以免疾病的进一步发展而危及健康生命。

(5)《脉法》乙本——(相当《脉书》的第55～56简)。此书全文与马王堆出土医书的《脉法》(即甲本)内容全符，仅有个别文字小异，故为同书的不同传本。此本所保存的文字共312字，较之甲本现存的188字多出124字。因而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甲本的缺损部分，而且也将甲本残文中某些因模糊而失误的释文得以纠正。

3.2《引书》6种医籍

《引书》现存的条数共130条。实际系包括了以养生、导引为主，而其内容又各自独立，其编写体例也互有不同的6种独立古佚医书。为了便于考察，现将这6种医书各析为一卷，并暂据各书的主题特点与排列次序的先后予以命名，分别说明如下。

(1)《四时养生法》(即《引书》的第1～5条)：此书分别记述了在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人们应作到合理生活起居要求及禁忌事项的养生方法。并且标明这是“彭祖之道”。

(2)《导引九法》(即《引书》的第6～14条)：此书分别论述了“交股”、“尺蠖”、“指”、“埤”、“累童”、“袭前”、“××(原名缺文，下同)”、“引阳筋”及“××”等九种名称的导引法。每种导引法的叙述方式均系先说明具体动作要领后再将其导引名称记出。

(3)《导引三十二法》(即《引书》的第15～46条)：此书分别论述了“引”、“阳见”、“穷视”、“则比”、“凫沃”、“旋伸”、“臬栗”、“折阴”、“回周”、“龙兴”、“引”、“蛇”、“××”、“大决”、“××”、“支落(?)”、“受据”、“参倍”、“悬前”、“摇肱”、“反指”、“其下”、“虎引”、“引阴”、“引阳”、“复鹿”、“虎偃”、“甬莫”、“复车”、“鼻胃”、“度狼”、“武指”等32种名称的导引法。惟此书与前书的编写体例不同，即在首先记出每种的导引名称之后再说明该导引法的具体动作要领。

(4)《四十四病导引》(即《引书》的第47～94条)：此书分别论述了“内疸”、“项痛”、“疸”、“病肠”、“病”、曲筋”、“两足不能匀而膝善痛”、“踝痛”、“膝痛”、“股×痛”、“两手少气”、“肠”、“背痛”、“腰痛”、“肢尻之上痛”、“益阴气”、“×”、“足下筋痛”、“蹶”、“癃”、“厥”、“膺痛”、“夜日卧厥”、“心痛”、“阴(病)”、“”、“腹痛”、“腹胀”、“及咳”、“肩痛”、“瘛”、“辟”、“喉痹”、“鼽”、“口痛”、“失颌口不合”、“肘痛”、“腕痛”、“左、右手指痛”、“目痛”、“痿”、“聋”、“耳痛”、“及颜痛”等44种疾病的导引法。全书的编写体例是首先记出病名，然后记出该病的一种导引治法(仅“心痛”及“目痛”二病名有3种导引法)，但未记出导引法的具体名称。这也是和以上二书体例不同之处。

(5)《导引之效》(即《引书》的第95～120条)：记有“觉(原作“学”)”、“闭息”、“堂落”、“蛇甄”、“凫沃”、“周脉”、“厕比”、“阳见”、“启口”、“吒”、“抚心”、“臬栗”、“虎顾”、“引倍”、“支落”、“鸡伸”、“反摇”、“反旋”、“熊经”、“复据”、“禹步”、“前厥”、“反”、“指”、“敦踵”等25种导引法，每种均用一、二句话的简单文字表述其主治效果，但不涉及具体动作要领。

（6）《病原说》(即《引书》的第121～130条)：此书整篇为论说体裁。首先谈普遍致病的原因及需要应用导引、呼吸之法进行身体保健的重要性。其次论述了富贵人士及劳动者主要致病的原因。最后简要总结了健身的法则。

3.3法医方面汉简

此类汉简可见于张家山出土的《奏谳书》一书中。《奏谳书》是一部选录自春秋末至西汉初有关司法审讯过程的22个实际案例的法律著作。全部汉简共227支，出自247号墓中。此书的释文及李学勤氏对此书的解说论文均分别发表于《文物》杂志的1993年第8期及1995年第3期。在全书22个案例中记有司法部门检验受伤结果(相当法医鉴定)。兹将其中叙述较详的案件可以举以下二例。

其一是“黥城旦讲迄鞠”案，此案系某人因曾一度遭受错误的法律判罪，施以酷刑，屈打成招后，再次向其上级司法部位申请昭雪平反，经过上级司法部门重新通过相当的法医检验，明确其被施刑后肢体受伤程度与情况，认定其无罪而重新予以判决。

其二是“不知何人刺女子婢最里中”案，此案是记述有人在乡里中刺伤了女子婢，并抢走钱财后逃走。经女子婢的上诉，司法官员(即“狱吏”)经过详细的讯问调查，又通过法律程序全面检验了女子受伤的情况，查看了致伤的凶器(“九寸”的刀)，以及扣捕了犯罪嫌疑人后在验明人证、物证的条件下，确定了犯罪者的案例。

以上二个案例虽然对法医检验的细节记述不多，但仍不失为有关早期法医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4湖南省张家界市大庸

1994年在湖南省张家界市大庸地区考古时发现了一块木牍医方。其上记有方剂名称为：“赤方”。其方剂组成残存有赭石、麻黄、术、茯苓等药物及各药的剂量。据王淑民意见，“”字原应系“蛊”，此方应即治疗赤蛊一病的药方。其说可信。

按，蛊与字上古音均为见母纽，属双声通假，故能成立。蛊是一种古病名，由来已久。如《易经》在其《杂卦》及《蛊》篇中均记有“蛊”病之称。在《周礼·秋官·庶氏》中记有：“掌除毒蛊”，汉代郑玄注：“毒蛊，毒物而病害人者”。在《左传·昭公元年》中也记有：蛊为“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说文解字》则释为：“蛊，腹中虫也。”在传世古医籍中最早可见于《诸病源候论》一书。即：“凡蛊有数种，皆是变惑之气也。”至于蛊毒包括的种类，迄唐代时期已经相当众多，如《千金要方·蛊毒第四》说：“蛊者千品，种种不同。”故这次出土汉牍上的“赤蛊”，当为蛊病种类中的一种。另据《诸病源候论》在对蛊病的分类时说：“面色青黄者是蛇蛊也……面色赤黄者是蜴晰蛊也。……。”而在《太平圣惠方·治五蛊方》中则将这种“蜴晰蛊”列为五种蛊病之一。而所谓“面色赤黄”的蛊，和汉牍上的“赤蛊”有无关系，尚不知道。

至于这首“赤蛊方”的药物配伍组合及其方义，由于原文残损较多，这里从略。(未完待续)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100700)马继兴

河南中医药文化的辉煌历史

河南是中医的发源地，中医是华夏民族文明发展中的一大步，在历史上，河南的中医药成果对中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河南也是医圣张仲景的故乡。对于河南的中医药文化你了解多少？下面的河南文化为您带来更多内容。

中医药文化起源于中原

我国古代社会以农为本。黄河中游地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平原广袤，土壤肥沃，河流纵横，为农耕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先民们在漫长的生活和劳动实践中中，逐步认识自然，发现了能缓解病痛的动植物，从而产生了药物知识，有了医药活动，后来又发明了针法、灸法和外治法等。

留下了有关医药起源的传说。如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制医药”、“以疗民疾”，黄帝和岐伯、雷公等讨论医药等。到夏商周时期，“伊尹创制汤液”改变了人们的用药习惯，开阔了用药领域，使医药学知识不断得到丰富，治疗方法也丰富多彩。这为战国以后中医学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这些都充分说明河南是中医药的重要发祥地，中医药的源头在中原。

中医药巨着诞生于中原

战国秦汉三国时期，医学家把阴阳五行学说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古代辨证法思想引进过来，作为中医学的说理工具；把道家思想中的精、气、神等合理概念和摄生的论点，移植于到中医学并构成它的重要内容；儒家“仁义道德”思想中进步的内容，对发展医学伦理学有积极作用。

中医药学的经典着作《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等医学经典的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医药理论的形成。而这三部中医药学巨着主要是在中原地区完成的。唐代医家孙思邈，也曾长期在中原地区行医，着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集方剂之大成，并收录了医圣张仲景有关伤寒的部分病证,使医学理论和医圣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可以说中医药理论在中原形成，中医药经典在中原诞生。

中医药科学发达于中原

《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成为后世中医理论之源；《伤寒杂病论》创立了辨证论治原则,完备了理法方药的理论体系，其所载方药被尊为经方,在唐代，《伤寒杂病论》就先后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在日本尤为推崇;《神农本草经》记录了药物学知识，提出了中药学四气五味、君臣佐使等理论;张从正创立了攻下学说,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这些都对中医药理论的形成、丰富和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宋金元时期，是中医药学发展的兴盛时期，其标志是医政设施的进步和完善。此时的医学重心在中原。北宋都城在开封，设立“翰林医官院”、“太医局”，还有保健或慈善机构，把医药行政与医学教育分立起来。同时还设立“御药院”、“尚药局”、“医药惠民局”等专职药政机构。

宋代医家王惟一，发明并铸造了针灸铜人，经络腧穴一目了然，将针灸的临床与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为针灸学的发展，尤其是针灸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医药大师荟萃于中原

中原大地历代名医辈出，人才荟萃，是对中医药学发展贡献最大的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春秋战国至明末，史传中有籍可考的全国5000多位名医中，河南就有912人。最着名的东汉时期南阳人张仲景，开辨证论治之先河，被后世尊为“医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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