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史对我们的拷问

医学史对我们的拷问

韩启德

编者按

本文是韩启德院士不久前为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王吉民与伍连德的《中国医史》影印版所做的序言，韩启德院士结合自己从医数十年的体会，认为：“大医之道在精诚，孙思邈‘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警语，就是对医生境界的精辟阐释。”文中提出的医学应当回归人文的理念、医生与病人的交流、西医与中医的文化和哲学差别等，对现在的医学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经上海辞书出版社同意，本报特向读者推荐。

王吉民、伍连德两位先生撰写的《中国医史》是第一部用英文全面阐述中国医学历史成就的光辉巨著。上海辞书出版社要将其影印出版，我感到十分欣慰。出版社的同仁希望我写几句话，我就将自己近年来的一些思考进行简单的梳理，权作引玉之砖。

其实对医学史，我也是初窥其径。虽然从读书到工作，几十年间我都没有离开过医学领域，然而真正关注医学史，却是晚近之事。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我开始研究传染病的历史，之后对医学史兴趣日浓。通过研究医学史，我对医学的本质以及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深刻地感受到当前医学与人文日益脱离的趋势，这就更让我坚定了医学应当回归人文的理念。

回溯医学史，就是对医学价值的精神回归

古往今来，各类史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传世的医学史却寥若晨星。这大概是由于医学史的特殊性造成的。医学史难写，因为它不仅仅是医学科学和技术的历史，更是对生命、生、死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生问题的认识史；它不仅是经验的、逻辑的，同时也应是哲学的、审美的、人文的。回溯医学史，就是对医学价值的精神回归。

我始终认为，医学之目的原本是解救疾病苦难之中的人，这包括生理上的治愈和精神上的慰藉。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当人类已经能够将视角深入到细胞、分子乃至更微观的层面，征服越来越多疾病的同时，医学正与它最初的目标渐行渐远。

技术的飞跃让医学拥有了独立的价值，并使这种价值不断强化，但人的存在却被不断地忽略和解构。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的诘责令人振聋发聩：“人类精神方面的不健全已给社会进步造成障碍，因此也给技术进步带来障碍……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同样地，技术至上、忽视人文也会让现代医学进入死胡同。当冷漠取代温情，当交流变得奢侈，当诊疗成为流水线上机械的重复，医学也就蜕化成被药物和仪器所役使的工具，医患关系也随之由亲密转为紧张。

在如今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医疗已经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则是比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更为复杂和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如何让迷失在技术丛林中的现代医学回归人文，如何让人性和关怀重新成为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桥梁，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从医者去思索、去探究。而学习和研究医学史则是必须要做的功课，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医学的真谛，找回尘封了的对病人的爱，唤醒最初选择医生这个职业时的崇高的心灵。

望闻问切是医生与病人的真诚交流和情感对话

对于中国医学界来说，关注医学史不能仅仅关心现代医学史，而同时应该回到祖国传统医学的源头去寻找我们的根。中华民族得以数千年繁衍昌盛，以中医为主流的传统医药功不可没。然而，有着辉煌成就的中国医药学因封建帝国与世界政治、文化的隔绝而鲜为世界医学界所了解，也因此失去了与现代医学相互促进和融合的机会。上世纪30年代，王吉民、伍连德两位前辈著述《中国医史》的初衷正是深感于中国医学在世界医学史界的缺位，而立志于向世界介绍。今天，当我们有机会重新阅读和审视这部著作时，除了慨叹前人筚路蓝缕开创的光荣，还要承担起历史交给我们的责任，那就是更深刻地了解祖国传统医学并向世界介绍，以及在当今现代化进程中，寻求中医突围、发展的方向和途径，创立新医学。

自从西医传入中国以来，关于中西医的种种辩争就不绝于耳，各方对此莫衷一是。其实，争论的焦点就是对中医价值的认识。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中医，如果没有对祖国传统医学的深刻体悟，就难言扬弃。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的原理和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宇宙观、生命观、人生观一脉相承。我觉得，除了几千年积累下的医药经验和知识外，中医的价值还重要地体现在对生命的认知和医学的根本见解上。

在中医看来，生命是宇宙的一部分，生命运动和宇宙的运转遵循同样的法则。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医的理论基础，它并不意味着人被抽象和渺小化了，恰恰相反，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被扩大和提升了。生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疾病是生命自身运动的过程，而非生命的敌对方。古人有云：“生老病死，时至则行。”（《因话录》卷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站在时代的潮头重估中医，我们可以看到，祖先们把医学并不当作简单的治病，而是通过对生命体的调节，使其实现平衡，达到生命状态与自然状态的协调统一，保持生命过程的和谐。这种和谐表现为人体各部分之间的和谐、人体与精神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它反映出中国人在把握人与自然关系上的高度智慧，也让医学超越于一般的经验科学，而具有博大宽广的宇宙关怀。

中医是以人为本的。它强调医生与病人的沟通，望闻问切就是医生与病人的真诚交流和情感对话，它在诊治中也特别注意人的心理活动，关切人的内心感受，而这又与中医仁爱救人的准则始终相随。在古代中国，医术被称为“仁术”，仁者为爱人，因此，在中国传统中，尊重生命、关爱病人是医生的基本道德。最好的医生并不一定是诊疗技术最高明的，但必然具备高度的仁爱精神和高尚的道德人格。大医之道在精诚，孙思邈“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警语，就是对医生境界的精辟阐释。

西医和中医是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差别

不可否认的是，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两股浪潮的激荡之下，今天的中国传统医学面临着比王、伍两位先生著书时更为窘迫的境地。中国传统医学在当今医学系统中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应该沿着什么方向和途径发展，中国传统医学是在抱残守缺中沉沦，还是在融合创新中涅槃？这是《中国医史》对我们的拷问。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是善于传承和发展自己优秀的主流传统文化的。对于中医，我们应该深入地去了解它，应该对它怀有温情与敬意。我们要清楚，西医和中医的区别不是简单的新旧之别，更不是先进和落后能一言以蔽之的，它们是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差别。发展中医，并不是医学的一个流派对另一个流派的反抗和复辟，而是使相异的医学传统在交流中共同推动整个人类医学的进步。

生命的拷问

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为什么在这里？这是每个人对生命的拷问。

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到了一定年龄都会有这样的拷问，我最近就很纠结，我为什么而活。

也许这个问题太大，以至于自己一直在这里纠结着。后来我想通了。 这个大问题其实包含着许多的小问题。那么一个个小问题解决了那么大问题就消失了。

我从哪里来呢？父母生下了我，这不是我的选择，是我父母的选择，而且父母也为我付出了他们的所有，所以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好纠结的。这也应该是天意，让父母生下我，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拥有一世的生命，我不会纠结，不会哀怨。

我到哪里去呢？——去你应该去的地方。这应该是禅语。每个人从生下来就有了他自己的归宿，冥冥中已经注定，但你自己却是茫然不知。但我们静下心来，仔细体会自己的内心，跟着感觉走，可能更能找到自己生命的方向。我们要去的地方可能就在我们身边，但会被许多的物质遮住了方向。

我为什么在这里？这是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在这里的目的，或任务，或意义是什么呢。其实这些都不重要，我只知道我来这一世就是为了绽放我的生命，让自己每天过的开心，当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我们不后悔来这里就是了。

生命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在恰当的时候，他总是给你这样的拷问。所以我们能否有勇气去面对这样的拷问，是否可以从容应对这样的拷问，是需要我们对生命的深刻认识与理解的。

在近代医学史中影响医学发展的三大发现是什么?

应该是人体解剖，微生物，青霉素
人体解剖标志着，近代医学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从而产生叩诊的发明，临床教学的开始，预防医学的成就等一系列的成就。人体解剖是近代医学摆脱宗教，封建的束缚，快速走向发展
微生物，青霉素
微生物领域随着病原体的发现充实起来，建立在这上面的学科也逐渐发展起来，如免疫学、预防医学等。微生物致病的发现是西方医学史上的一次飞跃，解决了很大一部分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问题，使人们的生命数量和生活质量都得到了一次很大的提升。
青霉素
为什么会有青霉素呢，普通的药物居然是医学发展的三大发现之一？是的，青霉素是人类治疗细菌性感染的第一个武器。增强了人类治疗传染性疾病的能力。

医学史的各国发展

在巴基斯坦，考古学家发现在印度河流域的人，即使在早期的哈拉帕时期（公元前3300年）已经有了医学和牙医学的知识。
阿育吠陀是源自2000年前的南亚的医学。它两个最著名的文献包括了《印度药书》（CHARAKA SAMHITHA）和《外科书》（SUSRUTHA SAMHITHA）虽然这些著作表达的源自吠陀经的一些医学看法极其有限，历史学家有能力示范早期的阿育吠陀与早期的佛教和耆那教直接的历史关系。看起来阿育吠陀最早的基础建立于公元前两千年的古代药草实习综合及源自公元前400年以后的包括佛陀在内的思想家的大量理论的概念的形成、新的疾病分类学和新的治疗法。
根据《印度药书》，健康和疾病不是预先决定的，人类的努力可使生命延长。《外科书》定义医学的目的为治疗病人的疾病、保护健康的人及延长生命。这两部古老的文献包括了检查、诊断、治疗及预后（对疾病的发作及结果的预言）的详情。《外科书》著名在描述各种形式的手术，包括鼻成形术、毁坏的耳垂的修复、会阴膀胱切石手术、白内脏外科及一些其它的切除术和手术过程。
阿育吠陀谈及医学的八个分支：内科医学、外科（包括解剖学）、眼、耳鼻喉和头部等疾病与治疗、小儿科、精神病学和心身症、毒物学、返老还童之术及催情之术。
除了学习这些，阿育吠陀的学生被认为知道在准备和应用医学不可缺少的十门技术：蒸馏、操作技巧、烹饪、园艺、冶金术、制糖、药剂学、矿物的分析与准备、金属的混合和碱的准备。不同的科目是在教导相关的门诊科目时教导。例如：解剖学的教育包括在外科的教育内。
在入会仪式结束时，老师将给一个严肃的致词，指引学生到一个纯洁、诚实及素食的生活。学生为了病人的健康而努力奋斗。他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背叛病人。他必须衣着端正及避免饮酒。他必须保持镇定和自制，时时刻刻衡量自己的谈话。他必须持续地增加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在病人的家他必须有礼貌及谦虚。如果病人无法治疗，他必须保密如果可能伤害到病人或其他人。
学生正常的训练期看起来长达七年。在毕业之前，学生必须通过一项考试。然而，医生必须继续通过文字、直接的观察及推论来学习。此外，医生也必须出席会议以交换知识。医生也被命令从山上的人、牧人及住在森林的人获取知识。 包含在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的医学知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
相反地，《埃及伯斯纸草文稿》（成书于大约公元前1550年）充满了咒语、驱赶造成疾病的恶魔的方法和其他的迷信。《埃及伯斯纸草文稿》可能是最早记录了肿瘤的文件，但是由于对于古代医学术语缺乏了解，它可能只是指简单的肿胀。
《卡阍城妇科纸莎草文稿》
已知被称为“生命之屋”的医疗机构早在埃及第一王朝的古埃及被建立起来。
已知最早的医生是公元前27世纪的古埃及法老左塞尔的Hesyre的“牙医和医生的长官”Hesyre。 最古老的关于医学的巴比伦文献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的前半部的古巴比伦时期。最详尽的巴比伦医学文献却是在巴比伦国王Adad-apla-iddina（公元前1069年至1046年）统治时期的由博尔西帕城的医生Esagil-kin-apli所写的《诊断手册》。
随同当代古埃及医学，巴比伦人介绍了诊断、预后、身体检查和药方的概念。此外，《诊断手册》介绍了治疗和病因学的方法及经验主义、逻辑学和诊断、预后和治疗的合理性的使用。此文献包含了一份含有许多病症的名单并经常详述了试验上的观察和用来结合在病人身上所观察的病症与其诊断及预后的合理的规则。
《诊断手册》以一组合理的公理和假设为基础，其中包括了一些现代看法即通过视察病人的症状，我们可能确定病人的疾病、病因、病情的发展及复原的机会。病人的病症及疾病可通过一些医学上的方法如绷带、油和药丸来治疗。 波斯的医学的学习与实施有一个长且成果丰硕的历史。波斯在东西方的交叉处的位置使它成为古希腊和印度医学发展的中心。许多贡献被加入到这个知识体中在伊朗被伊斯兰化之前及之后。
波斯的第一代医生在Jundishapur学院接受训练。医学医院有时候被声称已被发明。例如：腊泽斯成为第一位系统地使用在医学用途上使用酒精的医生。
《医学全书》是一本由伊朗化学家腊泽斯编纂的最完整的书。在这本书里，腊泽斯记录了来自他自己经验的临床个案和提供了各种疾病非常有用的记录。
介绍了麻疹和天花的由腊泽斯编纂的《Kitab fi al-jadari wa-al-hasbah》在欧洲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Mutazilite （一间伊斯兰教神学学校）哲学家和医生阿维森纳是另一位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医学正典》有时候被认为是医学史上最著名的书。它曾经是欧洲的标准书本直到启蒙时代。 自从在1991年在奥地利及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上发现了冰人奥茨，人们已经认为医学的历史已经变得更加长。他大约46岁，在身上超过40处有纹身。大部分纹身所坐落的位置是在医学分析也显示她曾经有过的疾病或疼痛如关节炎的地方。他的死亡发生在公元前3300年，而他的尸体是欧洲所保存的最古老的木乃伊，如今被保留在波尔查诺的博物馆中。希腊时代曾经有几十年的时间法律允许医生可以将奴隶或犯人活活解剖来做研究，但后来又禁止活人解剖。
因为亚洲和欧洲社会的发展，信仰系统被不同的自然系统所取代。希腊人自希波克拉底开始就发展了一个体液医学系统，治疗被认为是恢复体内体液的平衡。《古代医学》一部关于医学专题著作，由希波克拉底大约于公元前400年所编纂。类似的看法在中国和印度也得到支持。在希腊，自从盖伦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医学的要旨是通过控制饮食和卫生来维护健康。解剖学的知识非常有限，只有很少外科或其他治疗。靠着和病人的良好关系，医生处理微小的病痛及安慰病人恶劣的情况，但在发生流行病时，一开始发生在城市和动物的驯养，然后在全世界流行，医生的作用不大。
希波克拉底被看作是现代医学之父，而他的跟随者首先描述许多疾病及医学状况。他被赋予荣誉因为他首先描述了杵状膨大（手指与脚趾的末端扩大，指甲闪闪发亮且不正常弯曲的情形），是慢性化脓肺病、肺癌和发绀的心脏病的重要症状。因为这个原因，畸形的手指有时候被称为“希波克拉底的手指”。希波克拉底也是第一位在预后描述“希波克拉底的脸”的医生。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戏剧）中在描述法斯塔夫之死时著名地间接提到对“希波克拉底的脸”的描述。
希波克拉底将疾病分类成急性、慢性、地方性及流行性并使用了术语例如恶化、复发、消退、病情急转、突发、巅峰和康复。另一个希波克拉底的主要贡献可以在症状学、物理的发现、外科治疗和胸积脓症的预后的描述中找到。希波克拉底是第一位备有文件证明的胸外科医生，而他的发现仍然正确。
盖伦进行了许多大胆创新的手术，包括脑和眼的手术，在那之后的大约两千年没有人尝试进行过脑和眼的手术。后来在中世纪的欧洲，盖伦在解剖学的文章成为中世纪医生的大学课程的支柱，然而他们在医学的发展停滞不前。然而在16世纪30年代，比利时的解剖学家和医生安德烈亚斯·维塞利亚斯进行了一项将许多盖伦用希腊文书写的文章翻译成拉丁文的计划。维塞利亚斯最著名的作品——《人体结构》极大地受到盖伦的文章的影响。盖伦和阿维森纳的作品尤其是包含了他们两人的学说的《医学正典》被翻译成拉丁文。《医学正典》维持为欧洲医学教育最具权威的书直到16世纪。
罗马人发明了许多外科器械，包括第一个特别给女人的器械，而且在外科上使用了钳子、手术刀、烧灼剂、剪刀、缝针、探针和扩张器。罗马人也是白内障手术的先驱者。
中世纪的医学逐步发展的科学和宗教的混合物。在早期的中世纪，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准的医学知识主要基于仅存的保存在修道院或其它地方的希腊和罗马的文章。关于疾病的治疗和起源的概念并不是完全是世俗的，而也基于宗教的看法。因素例如命运、罪恶和星的影响被认为和物理因素相当。
欧利修巴斯是拜占庭帝国最伟大的医学知识编纂者。一些他和其他拜占庭帝国的医生的作品被翻译成拉丁文，甚至到了启蒙时代和理性的时代，被翻译成英文和法文。最后一位伟大的拜占庭帝国的医生是居住在14世纪早期的君士坦丁堡的Actuarius。
医学显然不是博雅教育的七大范畴之一，因此被看成是手工艺甚于科学。然而，医学、法律学和神学分别是欧洲12世纪的第一所大学的学院。 Rogerius Salernitanus的《外科的实施》，为现代外科手册奠定了基础。现代神经学的发展开始于16世纪的描述了脑部构造和其他的维塞利亚斯。他对它的功能缺乏概念，并认为它主要被放置在脑室。 伊斯兰教的文明着重在医学因为伊斯兰教徒医生对医学的各领域（包括解剖学、眼科学、药理学、药学、生理学、外科学和制药的科学（Pharmaceutical Sciences））有着重大的贡献。阿拉伯人进一步发展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医学的实施。胡纳因伊本伊沙克和他的助理将希腊医生盖伦的作品翻译成阿拉伯文。此作品尤其是盖仑所坚持的合理和系统的医学方法为伊斯兰教的医学设置了模板。伊斯兰教医学迅速传遍整个阿拉伯帝国。伊斯兰教徒医生设置了最早的医院。欧洲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受到中东的影响而建立了医院。
Al-Kindi在他所编纂的De Gradibus展示了数学在医学上的应用，尤其是在药理学。这包括了数学上的发展去测定药物的强度和一个能让医生预先知道病人的病的最重要的那几天的系统。腊泽斯辑录了许多依据他自己经验的临床个案和提供了很有用的关于许多疾病的记录。他的《医学全书》介绍了麻疹和天花，并在欧洲非常有影响力。在他的《对于盖伦的疑惑》中，腊泽斯是第一个运用实验方法证明盖伦的体液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的错误。
Abu al-Qasim 被看成是现代外科学之父。他编纂了《医学的方法》。那是一本30卷的医学百科全书。伊斯兰教徒和欧洲人的医学院都有教授这本书直到17世纪。他用了许多外科器械，包括那些特别给女人的器械、肠线、钳子、结扎线、外科针、手术刀、刮匙、牵引器、外科匙、探针、外科钩、扩张器、锯和石膏。
阿维森纳被认为是现代医学之父和历史上其中一个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医学学者。他编纂的《医学正典》（1020年）和《治疗之书》（11世纪）维持了作为伊斯兰教徒和欧洲人的标准课本直到17世纪。阿维森纳的贡献包括在研究生理学中介绍了系统的实验和测量、通过接触传染的传染病的发现、隔离的介绍以限制通过接触传染的疾病的传播、试验中的药物和临床实验的介绍、首次关于细菌和病毒的介绍、从胸膜炎中区分出纵隔、结核能通过接触传染的特性、通过水和土壤传播的疾病、首次对皮肤疾病的详细描述、性病、性反常、神经病、用冰来治疗发热和从药理学中区分出医学。从药理学中区分出医学对于制药的科学的发展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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