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叫做抑郁症
迄今,抑郁症的病因并不非常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生物、心理与社会环境诸多方面因素参与了抑郁症的发病过程。生物学因素主要涉及遗传、神经生化、神经内分泌、神经再生等方面;与抑郁症关系密切的心理学易患素质是病前性格特征,如抑郁气质。成年期遭遇应激性的生活事件,是导致出现具有临床意义的抑郁发作的重要触发条件。然而,以上这些因素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强调遗传与环境或应激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这种交互作用的出现时点在抑郁症发生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影响。
遗传学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亲属患病率比普通家庭高10~30倍,且血缘关系越近,患病率越高:父母、子女、兄姐妹为14%,叔伯姑姨舅、祖父母等为4.8%,堂兄妹、表兄妹为3.6%。单卵双胞胎为46%,双卵双胞胎为20%。由此可以看出,抑郁症与遗传关联密切。现已发现,染色体1p,1q,2q,4q,5q,8q,10p,10q,11p,11q,15q,18q,19p和Xq上共19个区域和重度抑郁症有显著连锁,其中10个区域为强连锁。一般来说,跟抑郁症相关的生理结构,其基因往往也跟抑郁症有关联。比如CRHR1、FKBP5等(与HPA轴有关)、BDNF(Val66Met)等(与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有关)等。
表观遗传学DNA甲基化是有丝分裂后细胞一个相对稳定的基因表达调控方式,可能在应激引起的异常方面参与基因表达的长期改变。人们已经发现,部分抑郁症相关因素与HPA轴相关基因、前额皮层p11启动子区、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启动子区等的甲基化有关;在参与HPA反应及抗抑郁治疗的启动子区,某些部位甲基化水平发生了改变。比如,慢性社会失败应激引起的抑郁样症状伴随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orticotropin-releasing factor,CRF)的上调,并引起CRF基因启动子区DNA甲基化的减少,这个效应可以被丙咪嗪逆转。组蛋白修饰中,组蛋白乙酰化和组蛋白甲基化都被发现参与了抑郁症的发病。一些关键性的发现包括:一、组蛋白乙酰化
慢性不可预计温和应激模型中,在小鼠伏隔核,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se,HDAC)2的过表达导致抑郁样行为增加,而过表达显性失活的HDAC2后则有抗抑郁作用;HDAC5的伏隔核水平减少则能导致抑郁样行为增加,使HDAC5表达增加,结果抑郁样行为减少。可见,HDAC2和HDAC5效果相反,分别介导促和抗抑郁反应。
临床发现,抑郁患者外周血HDAC2和5增加,HDAC6和8减少,双相情感障碍患者HDAC4增加。研究还发现,在难治性抑郁和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外周血中,乙酰化酶(sirtuins,SIRT)1,2,6均减少。
二、抑郁症病人的表现
单胺类神经递质多巴胺(DA)、去甲肾上腺素(NE)、5-羟色胺(5-HT)等单胺类神经递质具有广泛生物学活性,参与了许多中枢神经系统的生理反应,例如情绪反应,精神活动,体温调节,睡眠等。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学说中,比较公认的是单胺假说。20世纪50年代,“单胺代谢异常假说”被提出,它认为,(中枢神经系统)突触间隙单胺类递质浓度水平,或功能下降是抑郁症的生物学基础。增加单胺类递质的含量,是临床各种治疗抑郁症手段的共同途径。随着研究深入,人们发现:5-HT神经传递机能的减退不仅导致情绪障碍包括抑郁与焦虑的形成,它还可以通过影响其他神经递质的活动诱发抑郁症。比如,研究指出,5-HT功能低下是抑郁症的神经生物学标志,与抑郁症的患者各种症状密切相关。体内DA的产生不足,下丘脑NE浓度降低也与抑郁症发病密切相关。单胺假说的提出意义重大,临床使用的绝大多数抗抑郁药都是基于此假说,即几乎都靶向性增强5-HT和NE的系统功能。但临床上,它不能解释为何5-HT水平增加与药效产生的时间相隔近一个月,而且治疗的完全缓解率也较低(60%~70%)。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HPA)轴是重要的生理应激神经内分泌系统,具有负反馈调节机制。压力会激活HPA轴,提高循环糖皮质激素的水平。这原本可以在应激反应的急性反应期给人提供生理支持,但是反复地暴露于压力以及糖皮质激素水平持续升高会对包括脑部在内的很多器官造成损伤:
抑郁症与HPA轴的活性异常、糖皮质激素水平的升高以及负反馈调节机制的破坏有关。啮齿类动物持续地暴露于高浓度的糖皮质激素会导致突触数量的减少,功能减弱,引起前额皮质和海马区神经元的凋亡。
急性的压力会升高啮齿类动物细胞外的谷氨酸含量,兴奋性中毒引起神经元的凋亡。
糖皮质激素能通过表观遗传学机制调节分子转录的信号通路,包括调节糖皮质激素受体本身。压力和糖皮质激素直接影响负调节突触蛋白合成的因子表达。
HPA轴的功能缺陷在约50%的患者体内出现,抑郁症患者的HPA轴负反馈系统的功能紊乱后,对地塞米松治疗有非典型的反应,会产生更多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
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抑郁症发病的下丘脑-垂体-甲状腺(hypothalamic-pituitary-thyroid)轴的功能减退学说由Whybrow于1981年提出,认为甲状腺功能与抑郁症有关。有的研究支持了该学说:抑郁症患者血浆甲状腺激素(T3、T4)显著降低,可降低发生抑郁症的阈值,为抑郁症易感。但该学说又被某些研究结果否定。 总之,这个方面的研究依然十分有限。
三、抑郁症的诊断与鉴别
抑郁症可以表现为单次或反复多次的抑郁发作,以下是抑郁发作的主要表现。
1.心境低落主要表现为显著而持久的情感低落,抑郁悲观。轻者闷闷不乐、无愉快感、兴趣减退,重者痛不欲生、悲观绝望、度日如年、生不如死。典型患者的抑郁心境有晨重夜轻的节律变化。在心境低落的基础上,患者会出现自我评价降低,产生无用感、无望感、无助感和无价值感,常伴有自责自罪,严重者出现罪恶妄想和疑病妄想,部分患者可出现幻觉。
2.思维迟缓患者思维联想速度缓慢,反应迟钝,思路闭塞,自觉“脑子好像是生了锈的机器”,“脑子像涂了一层糨糊一样”。临床上可见主动言语减少,语速明显减慢,声音低沉,对答困难,严重者交流无法顺利进行。
3.意志活动减退患者意志活动呈显著持久的抑制。临床表现行为缓慢,生活被动、疏懒,不想做事,不愿和周围人接触交往,常独坐一旁,或整日卧床,闭门独居、疏远亲友、回避社交。严重时连吃、喝等生理需要和个人卫生都不顾,蓬头垢面、不修边幅,甚至发展为不语、不动、不食,称为“抑郁性木僵”,但仔细精神检查,患者仍流露痛苦抑郁情绪。伴有焦虑的患者,可有坐立不安、手指抓握、搓手顿足或踱来踱去等症状。严重的患者常伴有消极自杀的观念或行为。调查显示,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其中63%有精神障碍,40%患有抑郁症。 [因抑郁症而自杀的不乏名人,包括梵高、海明威、三毛、张国荣、 徐行、李晓、罗宾·威廉姆斯、乔任梁等 。消极悲观的思想及自责自罪、缺乏自信心可萌发绝望的念头,认为“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一种解脱”,“自己活在世上是多余的人”,并会使自杀企图发展成自杀行为。这是抑郁症最危险的症状,应提高警惕。
4.认知功能损害研究认为抑郁症患者存在认知功能损害。主要表现为近事记忆力下降、注意力障碍、反应时间延长、警觉性增高、抽象思维能力差、学习困难、语言流畅性差、空间知觉、眼手协调及思维灵活性等能力减退。认知功能损害导致患者社会功能障碍,而且影响患者远期预后。
5.躯体症状主要有睡眠障碍、乏力、食欲减退、体重下降、便秘、身体任何部位的疼痛、性欲减退、阳痿、闭经等。躯体不适的体诉可涉及各脏器,如恶心、呕吐、心慌、胸闷、出汗等。自主神经功能失调的症状也较常见。病前躯体疾病的主诉通常加重。睡眠障碍主要表现为早醒,一般比平时早醒2~3小时,醒后不能再入睡,这对抑郁发作具有特征性意义。有的表现为入睡困难,睡眠不深;少数患者表现为睡眠过多。体重减轻与食欲减退不一定成比例,少数患者可出现食欲增强、体重增加。
四、如何科学治疗抑郁症
1.治疗目标抑郁发作的治疗要达到三个目标:①提高临床治愈率,最大限度减少病残率和自杀率,关键在于彻底消除临床症状;②提高生存质量,恢复社会功能;③预防复发。
2.治疗原则①个体化治疗;②剂量逐步递增,尽可能采用最小有效量,使不良反应减至最少,以提高服药依从性;③足量足疗程治疗;④尽可能单一用药,如疗效不佳可考虑转换治疗、增效治疗或联合治疗,但需要注意药物相互作用;⑤治疗前知情告知;⑥治疗期间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和不良反应并及时处理;⑦可联合心理治疗增加疗效;⑧积极治疗与抑郁共病的其他躯体疾病、物质依赖、焦虑障碍等。
3.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是中度以上抑郁发作的主要治疗措施。目前临床上一线的抗抑郁药主要包括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代表药物氟西汀、帕罗西汀、舍曲林、氟伏沙明、西酞普兰和艾司西酞普兰)、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SNRI,代表药物文拉法辛和度洛西汀)、去甲肾上腺素和特异性5-羟色胺能抗抑郁药(NaSSA,代表药物米氮平)等。传统的三环类、四环类抗抑郁药和单胺氧化酶抑制剂由于不良反应较大,应用明显减少。
4.心理治疗对有明显心理社会因素作用的抑郁发作患者,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常需合并心理治疗。常用的心理治疗方法包括支持性心理治疗、认知行为治疗、人际治疗、婚姻和家庭治疗、精神动力学治疗等,其中认知行为治疗对抑郁发作的疗效已经得到公认。
5.物理治疗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物理治疗手段——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治疗,主要适用于轻中度的抑郁发作。
预防有人对抑郁症患者追踪10年的研究发现,有75%~80%的患者多次复发,故抑郁症患者需要进行预防性治疗。发作3次以上应长期治疗,甚至终身服药。维持治疗药物的剂量多数学者认为应与治疗剂量相同,还应定期门诊随访观察。心理治疗和社会支持系统对预防本病复发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应尽可能解除或减轻患者过重的心理负担和压力,帮助患者解决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及问题,提高患者应对能力,并积极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以防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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