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学(如何反思明代诗学盛唐的理论旗帜和诗歌创作实践)

明代诗学有明一代之诗，步趋唐辙，视元则伯仲，而比宋则逊矣。其大势可得而述也，明初诗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称“四杰”，以配初唐王、杨、卢、骆。四子之中，高季迪为独可称道，季迪诗五古、五律，则脱胎于汉魏六朝及初唐;七古、七律，则参以中唐;七绝并学晚唐。盖明诗步趋唐辙，季迪实为之倡，而摹拟之风，亦季迪为之始。《四库提要》论之曰：“高启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惟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特其摹拟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以是尚可贵耳。杨基诗沿元季秾纤之习，有类于艳词者。张羽以五、七言古诗称，近体则失之平熟。徐贲才气不及高、杨、张三子，而法度谨严，字句熨贴，长篇短什，并音尾温丽，于三家别为一格。此明初四杰之得失也。

四杰而外，刘基、袁凯亦以诗称。刘则独标骨干，规摹杜、韩。袁以《白燕》诗得名，时称“袁白燕”，李梦阳序则谓“《白燕诗》最下最传，其高者顾不传。”梦阳之言是也。凯古体欲学《文选》，近体欲学杜甫，惟未能至。综六家而论，高氏而外，刘氏尚堪比拟，余子抑又下之焉。此明初诗学也。

永乐而还，尚“台阁体”，其时李东阳以宰臣主持风气，比之宋初之杨、刘为不足观矣。于是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诗尚中唐，起而振之，时称“七子”。李、何而外，则徐祯卿、边贡、王廷相、王九思、康海也。七子之中又以李、何为可称道。梦阳为诗，古体必汉魏，近体必盛唐。句摹字拟，食古不化，得少陵之似而失其真，其为摹拟又下于高启。景明与梦阳同倡复古，然其与梦阳论诗诸书，各持异议，两不相下，大抵二人摹拟蹊径，所短略同，而梦阳则主于雄迈，景明则主于谐雅。同时薛蕙有句云：“俊逸终怜何大复，粗豪不解李空同。”此李、何之诗之所以各异也。景明论诗谓古诗之法，亡于谢灵运，而于七言古体，深崇四杰转韵之格。见所作《明月篇》中。钱牧斋辑《列朝诗》力诋之，而王渔洋《论诗绝句》云：“接迹风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从天。王杨卢骆当时体，莫逐刀圭误后贤。”颇不以景明为然，所以防浮艳涂饰之弊，皆所以救景明之失也。要之二子以风节见重于时，故天下翕然宗之。初不以其诗文为得海内学者之归往，斯则论二子诗者所当知已。

祯卿少喜刘禹锡、白居易之诗，后从李、何游，则趋汉魏，其论诗云：“古诗三百可以博其源，遗篇十九可以约其趣，乐府雄高可以励其节，《离骚》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后法经而植旨，绳古以崇辞，或未臻其奥，吾亦罕见其失也。”又云：“绳汉之武，其流也犹之于魏;宗晋之体，其弊也不可以悉。”其论殊当，惟其诗则又不能践乎其言。观其《鹦鹉编》、《焦桐集》、《花间集》、《野兴集》、《自惭集》等篇，多属艳冶，类于短词，有六朝晚唐之风。故曰其诗不践乎其言也。边贡之诗，陈卧子称其才情甚富，能于沉稳处见流丽，声价在昌谷(徐祯卿)之下，君采(薛蕙)之上。而胡应麟谓边贡诗兴象飘逸，语尤清圆，当在李、何之上。平心而论，卧子之言为当矣。廷相九思诗又下于边贡。康海之诗不及其文，王世茂称其五、七言古律多率意之作。又慕少陵，直摅胸臆，不丽于雅。综而论之，则七子之诗自李、何外，惟数祯卿，余不足论也。

其时李、何之风最盛，惟薛蕙独以清削婉约介乎其间，高叙嗣摆脱窠臼，自抒性情，乃迥与梦阳异调。杨慎含吐六朝，独立门户，于李、何之外，自成一队，此亦有足称者。嘉靖而后，王慎中、唐顺之并起，力抑李、何，然所争者古文，其于论诗，亦同尊初唐、盛唐，无大异同也。至王世贞、李攀龙起，乃复张李、何余烈。与徐中行、宗臣、吴国伦、梁有誉、谢榛，又并称“后七子”。世贞论诗必推盛唐，以为自中唐而下不足学。曰“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无迹。而今之哓哓窃元和、长庆之余似而祖述之，气则漓矣，意纤然露矣，歌之无声也，目之无色也，按之无力也。”(见《徐汝思诗集序》)其推尊盛唐如此。以其诗论，则乐府古体卓然成家，为可称矣。攀龙诗摹古太甚，锻炼未纯，所拟乐府或更易古人数字以为己作。惟七言近体则高华矜贵，是其所长。至其论诗谓天宝而下，俱无足观，当时与世贞互相倡和。而徐中行辈乃联翩而起，持论一致，其失也沿袭雷同，是则后七子不如前七子矣。摹拟之风，至斯既极。于是一变而为公安三袁(袁宗道、宏道、中道，而宏道最著)。宗道论诗，于唐好白乐天，于宋好苏轼，名其斋曰“白苏”。至宏道益矫以清新轻俊，学者从之，目为“公安体”。然戏谑嘲笑，间杂俚语，空疏者便之。宏道之论诗文也，于王、李则极力攻击，尝曰“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何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曷尝字字学汉魏欤? ”(见《小修诗序》)是故失也浅俚。自是以后，王、李之风渐息，而钟惺、谭元春之说大炽。钟、谭又矫三袁之弊，变而为幽深孤峭。元春评选唐人之诗为《唐诗归》，又评选隋以前诗为《古诗归》，称为“竟陵体”。然两人学不甚富，识解多僻，通人讥之，是故其失也僻涩。迨其后则嘉定四先生出焉，“四先生”者，唐时升、程嘉燧、娄坚、李流芳也。四子之诗，自谓矫之以真。娄坚尝谓“近世之论，非拘拘求面目之相肖，即苟为新异，抉摘字句为悟解，如是焉已。凡为诗若文，贵在能识真耳。苟能真，则无古无今，有正有奇，道一而已矣”。是则于李、何、王、李、公安、竟陵，皆所深讥者，然而其失也纤佻。明之诗至是而益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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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反思明代诗学盛唐的理论旗帜和诗歌创作实践如何反思明代诗学盛唐的理论旗帜和诗歌创作实践？
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在明中期文坛掀起了一股波澜，其中激进与保守交错，创新与蹈袭相杂，显示了这股文学思潮自身的复杂性。
（一）对当时文学创作的积极影响：
1、在复古旗帜下，为文学创作寻得了一席独立之地；特别是前七子崛起之初，文士中有轻视诗文而热衷于治经穷理的倾向，一些“文学土”甚至遭到排挤打击。李梦阳等前七子在文坛高举复古大旗，与他们重视文学的独立地位、积极探索文学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联系。
2、增进了学界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对旧的文学价值观念和创作实践发起了一定的冲击。如后七子提出重“辞”而轻“理”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以重形式的手段来摆脱文学受道德说教束缚的要求。这些都体现了对文学自身价值的一种新的理解，以及敢于同传统文学观念发生离异的勇气，赋予了文学复古活动以深刻性和挑战性。
（二）对当时文学创作的消极影响：创作主张与创作实践脱离，求真写实的观念并未在他们的作品中充分体现出来。文学创作陷入模拟的窠臼而不能自拔。
（三）对后世文学创作理论的影响：给后世文坛创作也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后世不少文学流派都从其中找到了自己的理论资源。前后七子一些文学变革的主张在某种意义上也开启了后世文学新精神。晚明文人文学主张上某些内在的联系。

简述明代诗歌的发展1、第一时期

为明初洪武、建文年间。明初诗人虽然有的已表现出模拟唐人的趋势，但基本上还能“各抒心得”，做到“隽旨名篇，自在流出”。其中成就较大者是一些经历过元末社会大动乱的诗人，刘基、高启最为著名。

2、第二时期

为永乐至天顺年间。此时出现了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歌。

3、第三时期

为成化至正德年间。其时台阁体诗歌已为广大诗人所不满，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攻之于前，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反之于后。

4、第四时期

为嘉靖、隆庆年间。嘉靖初，前七子复古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模拟倾向日趋严重

5、第五时期

为万历、天启年间。其时学舌七子者，已形成“剽窃成风，万口一响”（袁宏道《叙姜陆二公同适稿》）的诗歌创作危机。

6、第六时期

为崇祯及南明诸王年间。这期间诗歌的主要成就，表现在既是政治结社又是文学团体的复社、几社里的几位诗人身上。

扩展资料：

明代诗歌的特点：

1、创作流派多

形成的诗歌创作流派较多。除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流派前七子、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之外，历朝还有许多地域性的小流派。这种现象显然与明代文士喜结诗社的风气有关。

2、提出诗歌理论主张

面对正统诗文的衰微，明代诗人提出了不少诗歌创作方面的理论主张。

3、广度和深度

明代诗歌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既不如唐诗，又逊于宋诗。这里固然有八股取士，等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诗人创作指导思想上存在偏颇。前后七子的模拟成风，公安派的诗意浅露，竟陵派的诗境狭小，都是诗人不能深刻认识生活的重要性而结出的苦果。

-明代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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