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学·佛教·禅宗

宗教学·佛教·禅宗宗教学·佛教·禅宗

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因主张以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而得名。禅是一个译音的外来词，是梵语禅那的略称，意为 “静虑” 或 “坐禅”，原是印度佛教各派普遍采用的一种修习方式，僧徒一般都得坐禅。但印度只有禅学而没有禅宗，禅宗纯粹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在隋唐时期才正式形成宗派。不过，禅宗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自称“教外别传”，从释迦牟尼起，历代祖师都不立文字，而是以心传心。据说，昔日灵山会上，大梵天王献上金色波罗花，释迦即“拈花示众”，大家都不解其意，皆默然无语，只有大徒弟摩诃迦叶 “破颜微笑”。释迦说： “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这就是禅门著名的 “拈花微笑” 的故事，禅宗据此以迦叶为印度初祖。传至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在南朝梁武帝时，自南印度泛海来华。他先至金陵说法，传授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 的禅门心法，被禅宗誉为 “东土初祖”。由于南朝佛教注重义学，而不注重禅法，他便折苇化舟，渡江北上，入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世称 “壁观婆罗门”，少林寺也就成了禅宗的祖庭。达摩以后，慧可、僧璨、道信、弘忍依次相传，这一传法世系就是禅宗所谓的 “东土五祖”。东土五祖在传教说法的过程中，逐步将印度禅学与老庄的人生哲学结合起来，发展出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信仰及其修习方式，奠定了禅宗的理论基础与组织基础，完成了禅宗的初创。五祖弘忍时，法门大开，信徒日众。这位性情敦厚、与世无争的禅门大师曾多次拒绝唐朝皇帝的召请，继承发展了其师道信倡导的山林佛教的传统，聚徒定居，生产自给，把禅的修行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农禅并作的修习生活中透露出中国禅宗特有的老庄风度。他门下有两位高足，慧能与神秀，一在岭南传教，被称为南宗; 一在北方传教，被称为北宗。南北禅宗的共识是，人人都有佛性，而被世俗尘垢 (妄念、烦恼等) 所遮蔽，必须通过修行，去除尘垢，发现佛性，才能觉悟成佛。但在如何去除尘垢、如何修行的问题上，却存在分歧，并因此而成为势不两立的仇家。神秀的北宗禅又称 “渐教”，主要以《楞伽经》为依据，主张循序渐进的坐禅修习，在禅观中实行 “摄心”、“息心”，摒弃一切情欲以及对世界现象所持的生灭有无观念，达到与真如 (佛性) 相应的精神状态，即所谓 “渐悟”。慧能的南宗禅又称为 “顿教”，主要以 《金刚经》 为依据，主张 “识心见性，顿悟成佛”，即所谓 “顿悟”。“顿悟”是指刹那间自觉自己所具有的佛性，不用积累修行而突然达到佛的境界。“顿悟成佛” 给人们指出了一条简捷方便的成佛之路，具有十分深远的宗教意义。既然成佛只在一念之间，只是对 “自有本性” 的刹那间的直觉体悟，那么，传统佛教所主张的读经、念佛、坐禅等一系列外在的修习功夫，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而且，尘世与净土、此岸与彼岸的距离也大大缩短了，不但迎合了士大夫阶层的口味，也给下层百姓提供了信仰的方便，所以在与北宗争夺禅宗正统嫡传中，南宗最后占了上风。慧能被尊为禅宗六祖甚至禅宗的真正创始人，而慧能的弟子神会也被唐王朝钦定为七祖，北宗一系从此湮没无闻，南宗成为中国禅宗的唯一正宗，而且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

佛儒道三教文化的区别1第一、佛家讲“超世”,道家讲“出世”,儒家讲“入世”
佛教主张“无生”，认为现实对人来说都是苦海。对现实人无能为力，所以要忍受和超脱----即“超世”。要忍受和超脱，就要放弃各种欲望，追求超脱生死轮回的"苦海"而进入涅磐（无苦的极乐世界）。佛教主张舍弃对现实物质的追求，注重精神的修持和对来世的向往。道教认为,个人修养的提升乃至成仙明道，根本在于个人的修炼，跟别人没有关系，主张远离人群到深山老林找块地方修炼。道教的修炼方法上也充分反映了道教的“出世”思想。道教运用内丹和外丹进行修炼。所谓内丹就是气功,外丹就是服用长生不老药。而修炼内丹和外丹都是个人的事,秘密的事,需要远离社会，所以,道教是主张"出世"的。
儒家是主张参与社会的,而且主张个人的自我完善是在参与社会的过程中才能实现。比如儒家的人生目标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是把人自身的发展与对家庭、社会的贡献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儒家是主张"入世"的。
2第二、佛家重心理,道家重生理,儒家重做人
佛教对“心”的诠释，有诸多层次的分析说明，更用许多的比喻来阐释我们的心，进而教导我们如何找心、安心、净心。“心理学”西文原意为“阐释心灵的学问”，后来引申为“研究人类自身问题的行为科学”。这种发展演变符合佛教对宇宙人生的阐释，所谓“心能生万法”。佛教从心的角度概括世界万物的一切，并对人的行为问题进行根本性的探讨与阐释，因此，佛教早已构建一套成熟的心理学知识体系。佛教的教义几乎都在谈心，在诸多经论中随处可见，其中以“唯识学”对人类精神的分析，最具现代心理学色彩。
道教主张以生为真实，追求延年养生、肉体成仙。道教认为，人的生命由元气构成，肉体是精神的住宅，要长生不死，必须形神并养，即有“内修”“外养”的工夫。
儒教是礼法，要求如何做人，每个人应该怎么做。儒教崇尚的是“存天理、灭人欲”，哪怕削足适履也要人来适应宗法社会的纲常，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佛家讲的是净，道家讲的是静，儒家讲的是敬。佛家讲的是养心，道家讲的是练气，儒家讲的是修身，真正求道者三者缺一不可。
3第三、佛道儒三教各自特征
佛教兼伦理和功利、理性和巫术而有之,透露出一种特有的生存智慧和处世机巧。道教保留了更多的原始宗教的成分,具有相当的巫术性质，更多的适应了当时底层民众的需要。儒教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伦理型或道德型宗教的特征。
道家在传承的过程中，逐步走向了一条比较隐逸的道路。道家不太喜欢做“普渡”的工作，也就是不太重视对全民的“普及义务教育”。道家传授弟子特别重视弟子的“根性”，也就是所谓“天资”。你的根性不行，你不是这块料，道家就不会收你做弟子。
佛家与道家的隐逸和比较“清高”的作风相反，特别喜欢普渡众生，讲究“三根普被”。也就好像我们现代的义务教育，佛教也喜欢普及他们义务教育。佛教主张“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主张“普渡众生”。佛教的这种群众化大众化作风，使得佛教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广为流传，发展传布比较快。
儒家主要是在读书人中进行教育。他们不像道家的隐逸，也不像佛家那么普渡众生，主要通过学校教育来传布教义和思想，所以儒家弟子往往是“书生”。
4第四、修行方法的差异
在修行的方法上，佛家的修行方法较为多样化，所谓“十万八千法门”，就是说佛家的。有种说法是道家的法门也是从佛家中来的，这个不去追究它，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佛家修行方法之多。人们经常看到的佛教徒口念“阿弥陀佛”就是一种修行方法，叫做“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是佛教界当今最为流行的法门。
道家的修行方法是重视修持心性，就是着重心性的磨练和自我把握。道家的修行多选择在深山清净之地，所以一般人往往难以看到道教徒。
儒家往往把读书本身作为一种修行方法。儒家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意思是你读书用工，方法得当，你就变得精气神十分旺盛，身体素质和人的气质都会得到巨大的优化，看起来会相貌堂堂，气宇不凡。

佛教和道教有什么区别，各信仰什么？佛教和道教有什么区别
道佛两教，一个是中土文化，一个是外来文化，但两者在中国哲学、宗教发展史上，却有着大致相同的兴衰经历。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道教亦在此时发生，二者又都经魏晋南北朝的蕴酿发育，到隋唐而繁荣并盛。此种情形，历来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尤其是两教之间的相互抗争、互不相让的关系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和探究。然而，在互不相让的另一面，是相互融摄，这是二者得以并存，进而繁荣共昌的主要原因，亦是道佛二教关系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
一、道教摄取了佛教的名相术语
道教在建构自己的辨思哲学时，大量地吸收了佛教的方法和范畴，然而这些范畴却是根据道教自身的需要进行改造的。隋唐的道教学者一方面发挥道教的兼容特性，深入纳佛；另一面他们的道教主体意识也很强，他们要因循其本，再博采他说。他们的主旨是，借佛教的名相术语阐扬老庄的思想，进而使老庄思想根据宗教发展的实际需要得以提升，达到安身立命的目的。
（一）佛性说。道教有“道性说”，佛教有“佛性说”。把宇宙本体作为某种抽象的本质来看，并非佛教的独创，早期道家把道确定为万物的最高规定性，已经具备了这种抽象力。然而，“道法自然”，道“出于自然”，当“自然而然”被理解为道的最基本特性并与人性论联系起来时，“道性”便应运而生，道性即指人性之“自然”。这在东汉时产生的《老子想尔注》中就明确地表述出来了：
“道性不为恶事，故能神，无所不作，道人当法之。”（“道常无为而不为”注） “道性於俗间都无所欲，王者亦当法之。”（“无名之朴，亦将不欲”注）“不为恶事”，“与俗间都无所欲”，就是要顺其自然而然道性，“道常无欲，乐清静，故令天下常正”（“无欲以静，天地自正”注）。道教发明了“道部”，却没有很好的发挥，被六朝时期蓬勃兴起的佛性说取而代之。佛教自竺道生倡“一阐提人皆有佛性”说以来，加上《大乘涅盘经》被翻译过来，佛性说逐渐成为佛学主流思想。其谓“佛性”，乃指“真如法性”，即抽象的宇宙本体。作为一种本体论学说，它是将印度诸法实相说结合魏晋玄学本体论而产生的。作为一种修道论，它关心终极的抽象宇宙本性与有生灭的具体的人物有何关系，真谛翻译的《佛性论》说：
“问曰：佛何因缘说于佛性？答曰：如来为除五种过失，生五功德，故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六朝到隋唐，道教大讲道性说，确实接受了佛性说影响。但道教并不在本体论意义上，而是在修养论方面接受了佛性说。魏晋六朝，道教奉行外丹学说，其中虽有修炼身心的内容，其主要目的只在于以清静不动之心神迎受永恒不朽的道，并没有明确地认定客观的道与主观的精神有着某种直接同一性，而佛性说却完成了这方面的论证。道教本来讲道体论，但为了说明道体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也提倡道性说。《常清静经》强调“真常得性”，《升玄经》主张“思维分别，得其真性”，《云笈七签·仙籍理论要语》主张“道性常一不异”。孟安排《道教义枢·道性义》更明白地表明了道性说与佛性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道性以清虚自然为体，一切含说，乃到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究竟诸法正性，不有不无，不因不果，不色不心，无得无失，能了此性，即成正道。自然真空即是道性。”
这不仅说是一切物类都具道性，也明确提出，人如能反躬自修，了却本性，就能通道成仙。王玄览《玄珠录》既讲“道体”，又讲“道性”
“诸法若起者，无一物而不起，无一物而不忘。忘自众生忘，道体何曾忘？道之真实性，非起亦非忘。”
道体是道之本然体，道性是道体潜在于人与物中的具体属性，故人能修性，就能体道。不过，道教的道性说不仅仅吸收了佛性说，也吸收了儒家的心性说。儒家讲尽心知性知天，基本立意是主张从一念之初的本心达知本性。庄子主张“致道者忘心”（《让王》），“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就是以冥化自然作为体道知道的途径。而这在时间上先于佛教天台大师湛然提出的“无情有性”说。同时，道教主张以常清静心识性体道，即是把常清静心作为常清静之道作同一体来看待的。在早期道家看来，常清静、自然而然乃是道的最根本特性；在道教看来，人心能常清静，自能识道性。道教在讲求道性说时，也讲求道体说，还讲心与身的一致，不象佛教天台那样舍身求性。
（二）因待、境智与本迹的论辨术。道教在发展自己的思辨哲学时，从佛教中借用了许多术语，如“智境”，王玄览说“道在境智中间，是道在有知无智中间。”（《玄珠录》）成玄英说：“道是虚通之理境，德是志忘之妙智，境能发智，智能克境，境智相会，故称道德。”（《道德真经开题义》）
“圣人空慧明白妙达玄理，智无不照，境无不通。”（顾欢《道德真经注疏》“能无知乎”疏）又如“本迹”，唐玄宗说：
“摄迹归本，谓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复存，与彼异名先进无差别，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滞于玄，本迹两忘，是名无住，无住则了出矣。”（《御制道德地经》“玄之又玄”注）再如“观照”、“定慧”，孟安排说；
“二观者，一者气观，二者神观。既举神气二名，具贯身心两义，身有色象，宜受气名以明定；心无难测，宜受神名以明空慧。故《本际经》云：气观神观，即是定慧。”（《道教义枢·二观义》）
唐代的道家、道教不仅借用佛教范畴，也运用道家、道教固有的术语展开论辨，如张志和关于“同乎时”、“异乎时”的论辨说：
“今有之忽无非昔无之未有，今无之忽有非昔有之未无者，异乎时也。若夫无彼无有连既往之无有而不殊无此有无，合将来有无而不异者，同乎时也。异乎时者代以为必然会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时者代以为不然会有必然之者也。”（《玄真子外篇》）又如杜光庭关于同异关系的论辨：
“道德不同不异而同，而异不异而异，用辩成差不同而同，体论惟一。……知不异而异无所可异，不同而同无所可同，无所可同无所不同，无所可异无所不异也。”（《释疏题名道德义》）
诸如此类的论辩颇绕口舌，在格调上不仅类似庄子、公孙龙的辩术，也足可与佛教的论辩相匹敌。唐代的许多道家奇书，如《化书》、《无能子》、《谗书》等，都具此特点。道教还发展了一些自己的新术语，如因待、互陈、体用双举，等等。
（三）双遣方法的动用。非有非无，不落两边的双遣方法是龙树《中论》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意谓执著于有是滞于有，遣有归无是滞于无，既非有，又非无，才是中道。运用在主客关系中，就是既遣他执，又遣我执，两边不落。这种方法在六朝、隋唐的佛教中有着广泛影响。道教在根据《老子》“玄之又玄”阐扬重玄哲学思想时。借用了这种方法。成玄英、李荣把佛学的非有非无称为“玄”，把非非有、非非无称为“重玄”。《天隐子》在阐发《庄子》“坐忘”观点时，也借用了双遣方法，外遣物境内遣心智，两边不落，心泯合于道，所谓“彼我两忘，了无所照”。
隋唐道家、道教学者在建树自己的形上学时，借用了佛教的术语与方法，发展了自己的术语，不仅有了辨思的外观，的确也有了辨思的高水准。但从严格意义主讲，道教虽然有了辨思的哲学，却仍然没有动用印度佛教的因明逻辑方式，尤其是没有采纳佛教的立破辨术，道家、道教原先的非逻辑特性并无根本改变，而且随着内丹学说的兴起发展，隋唐形成的辨思哲学没有沿着辨思的方向继续发展，而是服务并融铸在内丹学说中，进一步朝着“契思”与神秘主义方面发展了，其结果仍然是寓辨于不辨之中，这是道教在与佛教徒的论辩中总是“辩”不过佛教徒的一个基本原因。
三、佛教摄取了道教的思维方式
佛教在魏晋时期，曾以格义的方式大量地袭取了道家的概念、范畴，带有显明的玄学思想色彩。东晋以后，随着佛经大量被翻译过来，佛教则努力摆脱玄学的影响，尽可能地少用道家典籍的范畴、概念，同时攻斥道教袭取了佛学的范畴术语。到隋唐，佛教宗派林立，不仅气象博大，也显得根柢深厚。从表象上看，佛教于道家、道教无所取焉，其实不然。除唯识宗属于原本的印度佛教之外，其它几派皆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成的，它们用以标其思想宗奉的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混合再生品，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必然。仅仅从范畴徵引上难以看得出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但从思想内涵及其思维方式来看，则可清楚地了解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东西。对此。梁启超曾说：“惟有一义宜珍重声明者，则佛教输入非久，已寝成中国的佛教，若天台、华严、禅宗等，纯为中国的而非印度所有，若三论、法相、律、密诸宗，虽传自印度，然亦各糁以中国的特色，此种消化的建设的运动，前后经教百年而始成熟。”（《饮冰室专集之五十八·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
（一）“出世”中的“在世”。原本的印度佛教乃是一种高蹈出世精神的宗教，把“不得参预世事，结好贵人”的佛陀遗训作为代代相因的传统，因之，出世就是要断绝一切俗缘，不得对现世有纤毫的回眸，不认六亲，不敬王侯。然而，当佛教传入中国并要立根中土时，它就不能不作出让步，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已有调和中土与西土、方内与方外矛盾的意愿。在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反复冲撞中，佛教家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不依国主，法事难立。”而在宗教教义上公开认同的，便是在中土产生的经典《大乘起信论》。《起信论》的最基本思想是：“一心二门论”，“一心”即“众生心”，“二门”即“真如门”，“生灭门”。《起信论·立义分》说：
“摩诃衍者，总说有二种。云何为二？二者法，二者义。所言法者，谓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坷衍义。”
“显示正义者，依一心法，有两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二门皆各总摄一切法。”
此“众生心”即不是单指佛性，真如，也非单指个体之心，生灭现象，而是佛性与人心、本体与现象（用）、圣与凡、净与染、绝待与相待、出世与在世等的和合。在这种和合精神原则下，佛教徒既可追寻超越的、形而上的终极境界，也可“随顺”对世间表示出普遍的关怀。《大乘起信论》自隋初流布开来，对隋唐诸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台、华严、禅宗等立宗分派多从中禀承一端，如天台的“性具”论，华严的“理事圆融”论、“功德本具”与“随缘不变”论，禅宗“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的体用论，都普遍地带有和合世俗的特点。
佛学与儒学，一个是极端的出世学问，一个是极端的入世的学问，《起信论》在调和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时，显然撷取了儒学叩共两端而竭焉的中庸观点，但作为一种出世宗教学说与入世的官方正统学说，相距甚远。佛教与道教的关系不同，一来两者都是出世的宗教，二来两者又都在国主面前争宠，在民间争夺地盘，因而既要互相攻斥，又要互相效仿。道教虽然也常为出世与入世问题困扰，却先天地带有世俗的特点，老庄“无为”与“离世异俗”的学说根本不曾放弃“无不为”，不曾放弃此岸世界，道教的早期经典《想尔注》、《河上公章句》及《太平经》都蕴含了“道不遗人”的精神内质。《起信论》作为中国化的佛教的产物，自然极方便合理地从道家、道教那里袭取了这种精神内质，而且，在相互争高低的过程中，也竞相表现出现世的关注情怀。
（二）相对主义的方法论。华严宗宗奉《华严经》，然而经杜顺、智俨、法藏等阐扬出来的华严思想与本经也有大的异趣，华严诸师在发挥理事无碍观点时，接受了法相从印度译过来的《庄严经论》、《佛地经论》的影响，〔①〕又接受了《大乘起信论》的影响，还接受了庄子思想影响，是中印佛学在新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隋唐诸宗派中，除法相宗之外，就是华严宗最讲究辨术，它是把印度的方法拿来论辩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如体用，理事等。理事圆融的观点依据物无自性，依他缘生的观点，所谓：“依他中虽复因缘似有显现，然此似有，必无自性，以诸缘生，皆无自性故。”（《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四）从物无自性中，引出事事无碍，理事无碍，从而一多相即，远近相即，大小相即，如法藏所说：
“且如见高广之时，是自心观作大，非别有大；今见圆尘小之时，亦是自心观作小，非别有小。”（《华严经义海百门》）
这与庄子《齐物论》小大之辩如出一辙。《庄子》从相对主义观点出发，认定一切事物的一切性质只有相对性、暂时性，皆属观察、认知的角度不同而造成的，“固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大小”（《秋水》）。也就说万物自身没有确定的规定性。华严宗接受了《庄子》思想是毫无疑问的。
（三）整体性原则与“悟”的思维方式。禅宗的兴起，乃是一次佛教的革新，意味着佛教完全中国化的完成。从菩提达摩“藉教悟宗”，至慧能“不立文字”，神会“呵佛骂祖”，再到“德山棒”、“临济喝”，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思想路线，即从印度佛教的繁琐逻辑证论与主客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主客体的绝对同一，如铃木大拙所说的那样：“禅宗与依靠逻辑与分析的哲学体系全然不同，甚至可说它是建立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基础上逻辑哲学的立物。”〔②〕禅宗之所以诽毁逻辑，是因为：在禅宗看来，逻辑的方式不仅使主客二元对立，而且也将真理肢解了。真理（佛性）是统一的整体，需用一种非逻辑的超常的、整体的悟通形式才能认知。所以禅宗突出“识心见性”，认定主体之心与客体之性本来同一，能识得整体之心即能见得整体之性，所谓：“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何不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坛经》）而要做到这一点，靠逻辑的理性的方式是永远也达不到的，此岸与彼岸虽都只存于心性，却要靠一个“悟”，而悟则顿悟顿见，即整体性的一次性把握。所谓“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同上），即是说，真如法性是一个整体，只能整体地体认，人有利钝差别，须行渐修，但渐修并不是把整体的真理分次认知，而是经过渐修，提高，开导其智识，令其开悟，一次完成。“棒喝”的目的也正在于此。道教一向持天地人的“三一”模式，主张天人一体，道气一贯，道教修炼的目的在于泯合主客，感通道体。在老子、庄子那里，最高和本体——道乃是不可分的整体，无论老子讲“道者同于道”，进是庄子强调“正容以悟”，都是要求以整体的心态把握完整的道体。这与禅宗有着显明的一致性。为了达到悟的境界，庄子主张“吾丧我”，禅宗要求“无念无相无住”，这也有着相承关系。此外，禅宗为了表明佛性与人心的直接同一性并非外在力量使其然，也借用道家的“自然”观念，如神会说：“僧家自然者，众生本性也。”“一切万法皆因佛性故，所以一切万法皆属自然。”（《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可以这么说，禅宗借助于类似道家的整体性原则，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了主客体的绝对同一。
然而，即使禅宗吸取了道家思维方式，也仍不失其佛教本色，这从以下三点可以明白看出：第一、禅宗和整体性悟通方式包含着印度佛学精于辨思的特点，它通过辨而达到不辨。庄子哲学虽寓辨于不辨，但庄子是要放弃辨术的。第二、禅宗在泯合主客时，强调以心合性，身是“臭皮囊”，不能与心同于佛。庄子主张坐忘、丧我，则是要以身心合一的方式契合道体。第三，禅宗的“悟”是本心与佛性的一种直接同一，道教的“悟”虽也是道体本心的同一，却包含着“感通”的特点。至认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作为“纯粹之中国佛教”〔③〕，其中自也不难找出与道家、道教的思想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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