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唐江西诗歌·晋代江西诗歌·陶渊明的生平

晋唐江西诗歌·晋代江西诗歌·陶渊明的生平晋唐江西诗歌·晋代江西诗歌·陶渊明的生平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符亮，号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并且其家世背景也非常特别。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曾以军功官至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时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远远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

首先，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晋书·陶侃传》云：

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父丹，吴扬武将军。侃早孤贫，为县吏……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时豫章国郎中令杨晫，侃州里也，为乡论所归。侃诣之，晫曰：“《易》称‘贞固足以干事’，陶士行是也。”与同乘见中书郎顾荣，荣甚奇之。吏部郎温雅谓晫曰：“奈何与小人共载?”晫曰：“此人非凡器也。”尚书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武库令黄庆进侃于广。人或非之，庆曰：“此子终当远到，复何疑也!”庆后为吏部令史，举侃补武冈令。与太守吕岳有嫌，弃官归，为郡小中正。史臣曰：……士行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拔萃陬落之间，比肩髦俊之列。[1]

其次，陶渊明的祖父、父亲虽做过太守一类官职，但到了陶渊明的时代，家境早已破败。有这样的家世背景，陶渊明在政治上的处境也是相当尴尬的：

潜少有高趣，尝着《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2]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五柳先生传》)

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自祭文》)

因此，陶渊明自少年时代就表现出思想的矛盾，他既雅好六经，有广济苍生的志向，又十分厌恶世俗，热爱自然，他常在诗文中自道：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八)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五)

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

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

迫于生计，陶渊明29岁始入仕，作过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召为江州主簿，亦未就任。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之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见此情形，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他写于隆安五年(401)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曾说：

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

这年冬天，因母孟氏去世，陶渊明便回浔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为楚。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表达了他矛盾的心情，一方面觉得机遇终于来临，希望能够有所作为，是“时来苟冥会，踠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留恋清贫但悠闲的田园生活，念念不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余势力，陶渊明开始担心在刘裕幕中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405)，陶渊明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余日，十一月就辞去官职，回柴桑归隐了。关于这段生活及辞去县令的原因，《宋书·隐逸传》记载：

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义熙末，征著作郎，不就……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3]

当然，《宋书》所云隐而不仕及诗文仅题甲子而不署年号是与晋宋易代有关，这些言论，是不够确切的。《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曾引思悦语云：

思悦考渊明之诗有以题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间，只九首耳，皆晋安帝时所作也。中有《乙巳岁为建威参军使节都经前溪作》，此年秋乃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即解印绶，赋《归去来兮辞》。后一十六年庚申，晋禅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萧德施《渊明传》曰：“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于渊明出处，得其实矣。宁容晋未禅宋前二十年，辄耻事二姓，所作诗但题甲子以自取异哉?矧诗中又无标晋年号者，其所题甲子，盖偶记一时之事耳。后人类而次之，亦非渊明之意也。[4]

陶渊明隐而不仕，原因不仅不在晋宋易代，其诗文有题甲子而不署年号者，亦与晋宋易代无关。他在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陶渊明彻底地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多么相背离，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辞去彭泽令，可以说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进行选择，做隐士时想出仕，做官僚时又想归隐，心情十分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山野、躬耕田园的生活，但他的心情仍然不平静，他说：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

陶渊明在诗里反复致意于隐居的快乐，一再表示隐居的决心：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

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

这固然是陶渊明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坚定地拒绝了：

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渊明尝往庐山，弘命渊明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之间邀之。渊明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迕也。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渊明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浔阳，日造渊明饮焉。每往必酣饮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弥日不得。弘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尝候之，值其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着之。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惠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后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时年六十三。[5]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

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病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与子俨等疏》)

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病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与子俨等疏》)

到了晚年，陶渊明贫病交加，宋文帝元嘉四年(427)，他在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其云：

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本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于今夕。羞以嘉蔬，荐以清酌。候颜已冥，聆音愈漠。呜呼哀哉!茫茫大块，悠悠高畏，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籽，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馀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爱之，惧彼无成，愒日惜时。存为世珍，殁亦见思。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捽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寒暑逾迈，亡既异存，外姻晨来，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萧萧墓门，奢耻宋臣，俭笑王孙，廓兮已灭，慨焉已遐，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这可以说是陶渊明给自己写的一支安魂曲，深邃、沉潜，又安详、通达、彻悟，乐命知天。这也是他的绝笔之作。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谥号曰靖节先生。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陶征士诔》，这篇诔文成为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

陶渊明的生平材料，还可详细参看《宋书·陶渊明传》、萧统《陶渊明传》、萧统《陶渊明集序》和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与子俨等疏》《自祭文》等。

注释

[1]房玄龄等：《晋书》卷六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2]沈约：《宋书·隐逸传》。[3]沈约：《宋书》卷九十三。[4]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9页。[5]萧统：《陶渊明传》，见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末，《四部丛刊》影印宋刊巾箱本。

陶渊明生平简介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   ），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

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

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渊明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令。十一月，程氏妹卒于武昌，渊明作《归去来兮辞》，解印辞官，正式开始了他的归隐生活，直至生命结束。此时的渊明，政治态度入于明确的时期，思想上也入于成熟的时期。

不同于之前的躬耕生活，这时的他是有意识的了：他这样做，而且也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以往的田园生活似乎是中小地主，此时却是劳力出的更多，也就是更接近于一般农民的生活。期间他创作了许多反映田园生活的诗文，如《归园田居》五首、《杂诗》十二首。

扩展资料陶渊明是中古时代的大思想家。他的文学思想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真的理解，既注重历史与生活的真实，更注重思想情感和襟怀抱负的真实，是较完美的艺术真实。同时，他对自然的理解也表现其文学思想的独特性。

他不言教化、不事雕凿,注重情感的自由抒发,注重诗文的自然天成,这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然而，无论是提倡艺术真实，还是推崇文学的自然，都是为了酣畅淋离地表现人生。这是陶渊明文学思想的灵魂。

陶渊明作品的语言平淡，但这平淡是把深厚的感情和丰富的思想用朴素平易的语言表达出来；表意易读懂,其内涵还需细细品味，但又富有情致和趣味。

参考资料-陶渊明

陶渊明20字简介？？？？陶渊明生平简介
陶渊明（约376～427），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友人私谥“靖节征士”，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出生于一个衰落的世家，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父亲早死，因家贫，曾做过几年的官，却因“质性自然”，不愿“以心为形役”、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而解绶去职，过起了躬耕自足的田园生活。自小体弱多病，曾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称自己“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然而“家贫,不能常得”；日子虽然过得很艰苦（见“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他却能安贫乐道，忘怀得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六十岁左右去世。深受后世文人骚客推崇，欧阳文忠公甚至认为“两晋无文章，惟《归去来兮》（即《归去来兮辞》）而已” ；在中国诗人享有很崇高的地位，朱光潜先生认为：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
陶渊明的时代是在典午大乱之后，正当刘裕篡晋的时候。他生在一个衰落的世家，是否是陶侃（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的后人固有问题，但至少是他的近房裔孙；祖父做过太守；他的父亲似乎早就在家居闲（据《命子》诗，安城太守之说似不确。他序他的先世都提到官职，而到其父时只有“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数语）。母亲是当时名士孟嘉的女儿。他还有一个庶母，弟敬远和程氏妹都是庶出。他的父亲和庶母都早死，生母似活得久些。弟妹也都早死，留有侄儿靠他抚养。原配夫人在他三十岁左右死去，续弦翟氏，帮他做农家操作。
陶渊明有五个儿子，似还有“弱女”，不同母；在中年遭了几次丧事，还遭了一次火，家庭负担很不轻，算是穷了一生。从早年就爱生病，一直病到老。他死时才五十余岁（旧传渊明享年六十三，吴汝纶定为五十一，梁启超定为五十六，古直定为五十二，从作品的内证看，五十一二之说较胜）。
当时一般社会情形很不景气，他住在江西浔阳柴桑，和一般衰乱时代的多数乡下读书人一样，主要靠种田过活，境况非常窘迫，人口又多，收入不能维持极简单的生活。迫于饥寒，只得放下犁头去求官。他的第一任官是京口镇军参军，那是他才二十三岁左右（晋隆安三年），两年后，奉使到江陵；同年冬天，母亲去世，他居了两年忧，到了二十八岁那年，又起来做建威参军，第二年三月奉使入都，八月补彭泽县令，冬十一月就因为不高兴束带见督邮，解印绶归田。
总计起来，陶渊明做官的时间前后不过六年，以后再也没有出来做官。 从二十九岁弃官，到他五十一岁死，二十余年中，他都在家乡种田，生活极苦，虽偶得朋友资助，还是有挨饿乞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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