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曙庭《三国志》的补注_集解和选本中国名著简介作者:崔曙庭
在裴注以后,为《三国志》补志补表补注的人很多,大部分都是清代学者。补志的如洪亮吉有《三国疆域志》,钱大昭、侯康有《三国艺文志》,陶元珍有《补三国食货志》,王欣夫有《补三国兵志》等。补表的如洪饴孙有《三国职官表》,黄大华有《三国三公宰辅表》,谢锺英有《三国大事年表》、《三国疆域表》等。至于补注的就更多,其中分量比较大的有赵一清的《三国志注补》六十五卷,梁章鉅的《三国志旁证》三十卷,潘眉的《三国志考证》八卷,杭世骏的《三国志补注》六卷等。
近人沔阳卢弼,仿王先谦所作《汉书补注》和《后汉书集解》的方法,遍搜以前各家注释、考证《三国志》的材料,经过别择去取,撰成《三国志集解》一书,可以说是目前最为详尽的一个注本。195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其排印出版。书中陈寿的本文用大字,裴注低一格用中字,卢弼的集解用夹行小字,眉目清楚,甚便读者。
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史学名著选》一书,其中就有《三国志选》,是由缪钺编注的。该书以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为底本,选取了十九篇重要文章,加以简要的注释,编为一册,是现在最流行的选本。
《三国志》作者?第二节 陈寿①
陈寿(232—297),字承祚,又名长寿②,巴西安阳(今四川南充)人。西晋时期杰出的史学家,史学名著《三国志》的作者。
才高而命蹇
陈寿出生在三国鼎立时期的蜀国,少年时期受学于同郡的经史大师谯周。谯周潜研古史,著述甚多,尤以专为《史记》纠谬的《古史考》有名于世。在谯周的薰陶和教育下,陈寿自幼精读《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古史,对史书的体裁和编纂方法有过深入的研究。幼时的努力为他以后所取得史学成就准备了条件。在谯周的学生中,陈寿是较为突出的一位,时人把他和文立、李虞、罗宪并列为谯门四大弟子。陈寿博闻强识,文思敏捷,能写一手很漂亮的文章,因此有人将他比作是孔门四科中的文学子游、子夏。
益州的学者重视对于地方史的编撰。从东汉以来,蜀郡的郑伯邑、刘彦信,汉中的陈申伯、祝元灵,广汉的王文表先后有巴、蜀《耆旧传》传世。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在谯周撰写的史书中有一部名为《三巴记》的地方志。陈寿受这一传统的影响,写史也是先从地方志做起。他不满意前辈的著作,认为他们只是局限巴蜀一隅,很多乡邦人物没有被网罗进去。于是,他撰写了《益部耆旧传》十篇①,将范围扩大到益州的全部,弥补了前人的不足。此外,他还写过《古国志》五十篇。非常可惜的是,陈寿的这两部书都先后亡佚了。
陈寿性格偏质直,不拘小节,对人不会曲意附和。谯周了解自己的学生,充分肯定他的才学,知道他将来一定能够因此成名。但也为陈寿的为人担忧,估计会有很多的不幸与挫折,甚至影响到一生的仕途。陈寿后来的遭遇果真为谯周所言中。陈寿成年后,先后在蜀汉政权内担任过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和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务。蜀汉末年,后主刘禅昏庸无能,宦官黄皓专制弄权,把持朝政。许多臣僚为巩固自己的禄位,都向黄皓阿谀献媚,只有陈寿鄙夷这种世风,不肯同流合污。黄皓十分嫉恨他,屡次借故进行谴黜。偏偏陈寿又不愿受世俗藩篱的约束,极易为人抓住把柄。在居父丧间,他因为有病,使用侍女侍奉丸药,结果触犯了礼教,受到舆论的贬责,遂沉废累年不被任用。
炎兴元年(263)魏兵攻入益州,后主刘禅投降。蜀亡之后,曹魏政府把刘禅连同大批臣僚迁到京师,三十一岁的陈寿也随之到达了中原地区。二年后,司马炎代魏,建立西晋王朝。陈寿受到乐于延誉后进的中书令张华的赏识,被举荐为孝廉、佐著作郎,不久出补平阳侯相。这期间,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委托他撰述诸葛亮故事。泰始十年(274),陈寿编《诸葛亮集》二十四篇,上奏朝廷。他的同学文立又把《益部耆老传》呈献给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十分赞赏陈寿的才能,提升他为著作郎,并兼领本郡中正的职务。
别具一格的史著
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从而结束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割据状况,中国重归统一。这一年,陈寿四十八岁。他着手整理三国的史实,不久便写成了魏、蜀、吴三书,总其名为《三国志》。这套书始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终于西晋太康元年(280)吴国灭亡。计《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
在《三国志》成书之前,记载这一时期历史的书籍大致有官修和私修的两种,前一种如王沈的《魏书》、韦昭的《吴书》;后一种如鱼豢的《魏略》等等。这些书籍都为陈寿撰写《魏书》、《吴书》提供了基本素材。但在写作《蜀书》时,陈寿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三国志·蜀后主传评》)。蜀汉的史实全靠陈寿自己动手搜集,好在他是蜀人,对故国的史实比较了解,又曾写过地方志和整理过诸葛亮的材料。所以经过努力,《蜀书》所收虽不及魏、吴两书丰足,但也毕竟独立成书了。
《三国志》的成就较大,其质量远远超出同时代其他人撰写的三国史,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四史,被人誉为古代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三国志》的成就,首先是陈寿为适应三国鼎立的历史特点,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书体例。自从司马迁建立以帝纪为纲的体系以来,后世的史家莫不因相祖述。像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孔衍的《魏尚书》、孙盛的《魏春秋》、郭颂的《魏晋春秋》,把叙述大一统历史的史书体裁生搬过来,只承认魏国为正统,视蜀、吴两国为偏安割据的“僭伪”,未能正确地反映出当时历史的本来面目。陈寿则把魏、蜀、吴三国的历史分写成三部书,视三方为互相独立的国家。由于生活在继魏之后统治中国的晋政权之下,他不得不采取以魏主为纪,以吴蜀两国之主为传的名目,“然皆编年纪事,以史家之例,实亦纪也”(《义门续书记·三国志》)。故清人朱彝尊指出:“(陈)寿独齐魏于吴、蜀,正其名曰三国,以明魏不得为正统。”
其次,《三国志》的成就是结构清晰,全书前后贯穿,事无重复。在全局安排上,陈寿颇费匠心,几乎所有的选题都紧密围绕着一个对三国历史的总看法处理的。他以曹操等人的几篇帝纪提挈这一时期的大事;分立三书以叙述三国鼎立的发端、发展和终结。他通过各个时期重要人物的传记,记述了黄巾起义后董卓和群雄的四起,官渡战后曹操的天下无敌,赤壁战后的三国并立,夷陵战后蜀吴两国的合作和南北对立;他还交待出魏明帝之后以幼主继位和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孙权晚年猜忌好杀埋伏下了东吴败亡的危机。陈寿作传,照顾的方面很广。凡是能代表三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的重要人物,无不网罗无遗。但在具体行文上,陈寿并不平均使用篇幅,而是根据重要程度不同,或立专传,或用附见。全书剪裁得当,表面上有似传记的汇编,实际上却服从于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
《三国志》通体简约爽洁,无繁冗芜杂的弊病。这种简洁不仅表现为文字上的精炼,而且表现为取材的审慎。如当时关于曹操先世及早年的传说很多,《魏书·武帝纪》一概不取。汉魏禅代之际的表奏册诏,仅《三国志注》就载有二十余篇,而陈寿只选取了一篇不足二百字的册命,即将这一重要的史实表述清楚了。他写《诸葛亮传》更是审慎斟酌。如《魏略》和《九州春秋》记述刘备与诸葛亮的最初相识,都是讲诸葛亮自己去见刘备的。而陈寿则根据诸葛亮《出师表》的自述,采用刘备三顾茅庐的记载。另外,他还舍弃了许多经不住推敲的材料,如七擒七纵孟获、阳平关设空城计等等。陈寿不录《后出师表》,不只是因为它出自吴人张俨的《默记》,主要还是文章所叙的史实与思想都和诸葛亮其人的风格不大合拍。
陈寿不仅叙事简要、取材精审,而且议论也有见地。纪传后面的评,集中反映了他的意见。如他评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其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评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评关羽、张飞“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这些评论,褒贬适当,值得肯定。
有关《三国志》的是是非非
后人对《三国志》的批评,主要集中于陈寿在某些地方使用曲笔和有所回护。唐人刘知几和清人赵翼分别在《史通·直笔》和《廿二史札记》卷六中,列举事例证明《三国志》有为魏晋两朝当权者隐恶溢美的地方。确实,曹操领冀州牧、为丞相、为魏公、为魏王,在陈寿的笔下似乎都不是他本人的强行所为,而是汉献帝的感恩报德。以后的司马懿为丞相,司马师加黄钺,司马昭封晋公,司马炎受禅即帝位,也像是出于魏朝皇帝的赏功酬谢。魏君曹芳被废,本是司马师的秘密行为,太后事先毫无所知,《魏略》对此记述十分详尽。但帝纪反载太后之令,极言曹芳不孝当废;魏君曹髦惨遭司马昭毒手,陈寿但书其“卒”,绝口不谈被杀之迹。曹爽从小以谨慎稳重为魏明帝所信赖,在反对司马氏的政变中不幸失败,成了晋朝否定的人物。陈寿作传时,对曹爽的阴暗面也写得多了一些。当然,陈寿的这种笔法是可以理解的。他身为晋臣,处境很难,不敢不为晋讳。陈寿的性格固然刚直,但屡受挫折,且又目睹了许多不与晋朝合作的名士的悲惨下场,这使得他不能不对直笔如弦的后果有所考虑。陈寿对统治者比较敏感的某些史实委婉其辞,很明显是企图避免司马氏政权的迫害。同样是有成就的史家,陈寿与不畏强暴、勇于暴露黑暗政治的司马迁相比,则大为逊色了。但是,陈寿并不甘心,还是想尽办法,在字里行间努力透露出一些历史的真象,体现了一位史家的道德和良心。
《三国志》虽然存在曲笔和回护的弱点,但陈寿的史德并不像《晋书·陈寿传》记载的那样差。关于陈寿索米不得遂不为丁仪兄弟立传以及因父受刑而极力贬低诸葛亮的两件事,纯属毫 无根据的流言。后世学者对此历来持怀疑态度,清人王鸣盛、赵 翼极力为陈寿辨诬,基本已经证明陈寿修史从不以私人恩怨而施褒贬,两种流言不足为信。
陈寿是正宗的封建史家,《三国志》表达了他的历史观点和政治态度。他相信天人感应和皇权神授。在《武帝纪》中他提出,曹操破袁绍五十年前出现的黄星,是曹魏代汉的天象预兆。以后曹丕称帝时,黄龙见于谯县,同样是天意的反映。陈寿写刘备称帝,所列举的符瑞图谶多达十几项。对孙权称帝也不厌其烦地记录了吴中的童谣。晋魏禅代,他认为是魏家“天禄永终,历数在晋”,同样符合天命。陈寿推崇周群、杜琼、谯周几位方士化的学者,通过他们的传记宣扬皇权神授的观点。如他把谯周所说的“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受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的说法同蜀亡联系起来,认为这是谯周预言的应验,陈寿完全继承了老师的历史观。除了天命论外,他还强调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如他认为诸葛亮的奇策对三国鼎立起着重要作用。当人力与天命发生矛盾时,陈寿主张天命是无敌的,所谓“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诸葛亮传》)。这些方面,都是《三国志》的糟粕。
同《史记》、《汉书》相比较,《三国志》在体例上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它没有志和表。后世的学者多把原因解释为陈寿手头资料不足所致。
尽管《三国志》存在着缺陷与不足,但从整体上看,仍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所以此书一成,凡是见过稿本的人都赞不绝口,称赞陈寿善于叙事,有良史之才。张华更把陈寿比作是司马迁和班固,并表示愿意把修晋史的任务交给他来作。当时,夏侯湛正在撰写《魏书》,见到陈寿的书后,觉得自己的工作已没有意义,便毁掉了自己的书稿。由于《三国志》是陈寿私人的撰述,所以当时它没有能引起朝廷的重视。直到陈寿死后,朝廷才命人到他家抄写。书稿抄好后被藏在内阁保存了起来。《三国志》并非人人喜欢,权臣荀勖读到陈寿的书后,心情十分不快。原来他在魏时是由曹爽征辟出来作官的,陈寿的《魏书》对曹爽有所诋毁,故有失他的意旨。再加上荀勖与张华有矛盾,张华喜欢陈寿,自然也成了陈寿的罪过。荀勖不愿陈寿在内廷为官,借故把他排挤到长广去作太守。陈寿以母亲年老有病,迟迟不肯去长广上任。经过镇南大将军杜预的推荐,朝廷改任陈寿为御史治书。不久,遇到母亲去世,他遵照遗嘱葬母于洛阳,这在当时也是违礼的行为。结果,陈寿不以母丧归葬入蜀,又引起舆论大哗。清议谴责他有悖伦常,遂再受废辱。数年之后,他被重新录用,起为太子中庶子,终因年老病重,尚未就职,便病故了。这一年是晋惠帝元康七年(297),陈寿六十五岁。陈寿一生仕途蹉跌,很不得志。所以《华阳国志·陈寿传》说他“位望不充其才,时人冤之”。
陈寿去世后一百余年,南朝人裴松之为补救《三国志》文字过于简略和没有表志的缺陷,特地为之作注。裴注字数和陈书字数相当,遂使《三国志》一书得到完善。除裴注外,后人研究《三国志》的著作还有杭世骏的《三国志补注》六卷,赵一清的《三国志补注》六十五卷,钱大昭的《三国志辨析》三卷,潘眉的《三国志考证》八卷,梁章钜的《三国志旁证》三十卷,钱仪吉的《三国志证闻》三卷等。属于补志的书有洪亮吉的《三国疆域志》,谢钟英的《三国疆域志补注》,侯康的《三国艺文志》,陶元珍的《补三国食货志》,王欣夫的《补三国兵志》。补表的有洪贻孙的《三国职官表》,黄大华的《三国三公宰辅表》,谢钟英的《三国大事年表》,吴增仅的《三国郡县表》等。民国时期,湖北人卢弼集合各家学者的成就,加之自己的校勘工作,作成《三国志集解》一书。卢书既注陈寿原文,又注裴注,引征繁富,颇益后学。
在北宋以前,魏、蜀、吴三书是各自成书的。《旧唐书·经籍志》以《魏书》为正史,归《蜀书》、《吴书》入编年,分类极不科学,然其可证三书,当是时仍是互相独立的三部。北宋雕板刻书,始合三书为一种。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咸平六年(1003)的国子监刻本。
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陈寿的著作还有《魏名臣奏事》四十卷,今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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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陈寿传》,下引此传者,不再作注。
② 《隋书·经籍志二》载《魏名臣奏事》四十卷为陈寿著,而《经籍四》又载其为陈长寿撰。《华阳国志》载《益部耆旧传》为陈寿撰,《隋志》载著者为陈长寿。由此可证,陈寿又名陈长寿。
① 《隋书·经籍志》载十四卷。
贤妻桓少君文言文翻译 《后汉书》是一部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记载了从光武帝刘秀起至汉献帝的195年历史。以下是我为大家分享的贤妻桓少君文言文翻译,欢迎借鉴!
原文
勃海鲍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装送资贿甚盛。宣不悦,谓妻曰:“少君生富骄,习美饰,而吾实贫贱,不敢当礼。”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约,故使贱妾侍执巾栉。既奉承君子,唯命是从。”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归侍御服饰,更著短布裳,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拜姑礼毕,提瓮出汲,修行妇道,乡邦称之。
译文
中国渤海郡鲍宣的妻子,是桓氏的女儿,字少君。鲍宣曾经跟随少君的父亲学习,少君的父亲为他的清贫刻苦而惊奇,因此把女儿嫁给了他。(少君出嫁时)嫁妆陪送得非常丰厚,鲍宣不高兴,就对妻子说:“你生在富贵人家,习惯穿着漂亮的衣服和装饰,可是我实在贫穷低贱,不敢聘娶。”妻子说:“我父亲因为您修养品德,克勤克俭,所以让我嫁给您,既然侍奉了您,(我)听从您的命令。”鲍宣笑着说:“(你)能这样,这是我的心意了。”少君就全数退回了那些侍从婢女服装首饰,改穿(平民的)短衣裳(汉代贵族的衣服不是深衣,就是长衫),与鲍宣一起拉着小车回到家乡。(她)拜见婆母礼节完毕后,就提着水瓮出去打水,按妇道去做,乡里的人对她非常称赞。
注释
勃海:西汉时地名。
就:跟随
奇:对……感到惊奇
清苦:能过艰苦的生活
栉:梳子
以:因为
妻:嫁
悉:全,都
装送:嫁妆
资贿:资财
装送资贿甚深:陪嫁的礼物很丰盛。
说:通“悦”
生福骄:生长在赋予骄奢的环境之中。
当礼:聘娶
守约:约束,即克勤克俭
侍执节栉:拿着节栉侍奉。指嫁给鲍宣。
御:侍从
姑:婆婆
汲:打水
称:称赞
修行:按……去做
作者简介
范晔(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字蔚宗,南朝宋史学家,顺阳(今河南淅川南)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其中《杨震暮夜却金》已编入小学教材,《强项令》选入中学教材
后汉书介绍
《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是记传体史书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包括帝后纪10卷,列传80卷。记载了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其间20余年的史事。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人。他是世家大族的庶子,少年时代即表现出过人的才华,但也深深体味了世态炎凉。在刘宋政权中,他虽担任过很多官职,但一直受到权贵们的打击排挤。他一生愤世嫉俗,具有突出的.异端性格。他曾写作《和香方序》,影射攻击当朝权贵,因此受到权贵嫉恨。48岁时,他牵连进刘义康谋反案,被朝廷处死。他还著有《汉书缵》《百官阶次》等书,现已不存。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载王符《潜夫论》5篇,仲长统《昌言》3篇,都是探讨东汉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于传未写了一篇长约600字的总论,对王符等人的言论作出评判,由他们的得失之议,引向更高层次的历史变化之论。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论史的人大都对光武帝建国后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满,范晔则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指出这正是刘秀的深谋远虑。他说光武帝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吏事委之吏职,既避免了像西汉初年那样的分裂动乱、诛杀功臣之弊,又为一般士人广开入仕之途,满足了封建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举。此论深合秦汉政治实际,颇具史家识见。其它如《宦官列传》的序、论,言东汉“衅起宦夫”的原因和“阉尹倾国”的过程,《党锢列传》序,言两汉风俗之变,都合情入理,切中时弊。
《后汉书》对统治阶级的丑恶行为及封建政治的黑暗有所揭露和批判。在《逸民传》中,他借汉阴老农之口,指责汉桓帝“劳入自纵,逸游无度”。在《张纲传》中借张纲之口言“豺狼当路,安问狐狸”,一语勾勒出当时政治的黑暗。书中还往往将统治阶级的暴虐与农民的受苦受难联系起来记述,对农民阶级的痛苦遭遇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同情。
范晔非常重视节义。他对东汉士子在同外戚、宦官腐朽势力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操作了大力颂扬,也对全节守志,不入流俗的高士表示赞赏。他通过陈蕃的事迹说明:“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险阨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絜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通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后汉书·陈蕃传论》)对于那些隐者,则写他们“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后汉书·逸民传序》)李固、陈蕃等党人与逸民相比,或以入世为义,或以遁世为义,他们节义的内容是不相同的。但是在死亡的威胁和诱惑下,屹然无所动摇,始终表现出对邪恶与权势倔强高抗的风范,在节义的精神上,他们却是一致的。范晔热情讴歌他们抗节不屈的精神,对于当时只知保全禄位的世族来说,是个不小的讽刺。对于中华民族高尚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的形成,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范晔有无神论思想。他反对当时盛行的佛教,曾想著《无鬼论》来反驳佛教转世说。临死之前,他还向政敌宣称:“天下决无佛鬼。”在《后汉书·西城传论》中,他批评佛教教义“好大不经,奇谲先已”,指出智者不应相信精灵起灭,因报相寻的说教。对于天人感应,图谶符命等神学迷信,他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当时流行着光武时的中兴28将就是天上的28星宿的说法。范晔指出: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28将只是能顺时立功的志能之土而已。他慨叹东汉帝王迷信图谶,把学术引上了歧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词谨免,贾逵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后汉书·贾逵传论》)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烦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他的妙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为再现东汉历史面貌,范晔在著述体例上下了一番功夫。他特立《皇后纪》以反映东汉时期皇统屡绝,权归女主的政治状况。他在书中新立了一些类传。从不同角度反映东汉的政治、学术、文化和社会风气。《宦者》与《党锢》两传记宦官与党人两股势力的对立与消长。《文苑传》记词章之士。《独行传》记特立卓行之人。《逸民传》记隐居不仕的高士。《方术传》记科学技术和谶纬神学。《列女传》记才行优秀的妇女。这些类传的增设,不仅使东汉200年间的历史得到比较完整的反映,也进一步扩大了纪传体史书记述史事的范围。
《后汉书》的文字优美流畅、热情奔放,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成就。书中的论赞是范哗用力最多之处,一般都具有精湛思想理论、深刻历史见解与高超文学技巧相结合的特点。范晔自己对此也很自负,他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出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他特别欣赏自己在史论之后所加的赞语:“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狱中与诸甥侄书》)细阅全书,可知他这些话大体是不错的。
在范晔之前,曾有数人写过记述东汉历史的著作。范晔《后汉书》因为有诸多优点,所以它行世以后,其他各书就相继亡佚了。范晔本打算写一部由纪、志、传三部分组成的百卷《后汉书》,以踵续班固的《汉书》,可惜志的部分还未来得及撰写,他就遭到了杀身之祸。南朝梁人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时,取晋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补入范书。因此,现在通行的《后汉书》是范晔所撰纪、传及司马彪所撰志的集合品。
司马彪率绍统,是西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他专精学习,博览群书,不事交游。公元306年死去,时年60余。所著《续汉书》,纪志传凡80篇。其书是以谯周所删削的《后汉史》为蓝本,又补入安帝、顺帝以下之缺而成,在诸家后汉史中是较好的一部。现在除志被并入范晔《后汉书》外,其余部分大都亡佚。《续汉书》的八志有《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其中《郡国志》记录东汉以来地理情况,《百官志》记录东汉官制,它们对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舆服志》是新创志目,记载车仗、服饰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八志中这三则的价值更突出一些。遗憾的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关系都相当大的《刑法》、《食货》、《沟恤》、《艺文》四志《续汉书》中都付诸阙如,影响了八志的总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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