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教战守策》原文翻译注释与鉴赏

苏轼《教战守策》原文翻译注释与鉴赏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

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销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以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怨，然熟与夫一旦之危哉？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注〕

苏轼应“制科”时撰《进策》二十五篇，其中包括《策略》五篇、《策别》十七篇、《策断》三篇。《教战守策》为《策别》中《安万民》之五，原题无“策”字，据通行选本加。

先王：指夏、商、周三代之王。

田猎：围猎。据《周礼·夏官·大司马》记载，古时秋、冬农闲时节，招民练武。或与围猎同时进行。　④坐作：坐与起，行与止。为教练士卒的科目。　⑤盛节：崇高的美德。

顿弊：残破不锋利。顿，通“钝”。

卒：同“猝”，突然间。

开元、天宝：均唐玄宗年号。开元（７１３—７４１）、天宝（７４２—７５６），为唐朝盛世。

“四方之民”三句：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七，天宝十四载（７５５）十一月，安禄山反于范阳，“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

“今国家”句：宋仁宗庆历年间，曾每年向辽国缴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向西夏缴纳“银、绮、绢、茶二十万五千”（《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卷三十）。百万，是举其约数。

古都试之法：西汉韩延寿创立的制度，定期在郡府所在地练兵习武。

文章鉴赏

北宋嘉祐六年（１０６１），二十六岁的苏轼参加了“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司马光等人任考官，在秘阁考了六篇论文；随后宋仁宗又亲临崇政殿，御试制科策问，苏轼以如椽之笔，大胆针砭时弊，撰写了包括本文在内的一系列适合世用的政论文，由衷希望宋仁宗能够虚心采纳，“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苏轼《辩试馆职策问札子》）。

北宋中叶以后，辽和西夏成为宋朝西北边疆的严重威胁，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然而宋朝的国力薄弱，执政者的怯于外敌和唯图苟安，则又为历代所少见。对于日益深化的民族矛盾和边防危机，许多正视现实的文人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担忧。苏轼之父苏洵写出名作《六国论》，借论史讽喻现实，抨击朝廷的赂敌政策；又在《审敌》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屈己求和表面上是求得了“息民”，其实质却只能是“残民”。苏轼的《教战守策》，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赂敌息民的危害，并倡言教民习武、能战能守和加强战备。

本文起首就要言不繁，点明弊端。开头一句设问：“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触目惊心，引起对生存问题的关注。接着，不容置疑地断定：当世大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如不早作计议，终将不可救药。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计议，如何动作呢？苏轼没有急于坦陈自己的见解，而是笔锋一转，将话头引至先王时代，从先王的“天下虽平，不敢忘战”，说到后世的“去兵卷甲”，“不战而走”，直至感叹唐人安于佚乐，以至区区安禄山一出，所谓大唐盛世犹如摧枯拉朽一般，“而唐室固以微矣”。此中道理，显然不必细说。

广征史事、借古鉴今是苏轼素有的特长，本文则更以生动的说理、浅近的譬喻令仁宗动心，用身边的事实让人信服。他告诉众人，治国犹如养身，养尊处优的贵人何以疾病不断，风餐露宿的穷人又何以病不加身，关键在于是否经常亲历辛劳苦痛。“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苏轼认为，生活的磨难不仅能提高人体免疫能力，还可锻炼意志；相反，安逸不仅令人患病，还将使人畏战，无论于民于国，均极为不利。因此，所谓“扰民”的论调可以休矣，“息民”的结果只能是灾难。

随后，又从分析当前形势入手，论证战争的不可避免。“赂敌”也好，“息民”也罢，均于事无补。他尤其担忧的是：战争不可避免，人们却依然故我，耽于安乐，一旦让这些沉溺于安佚之中的人去迎战，后果可想而知。于是，大声疾呼：“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又一次点明本文主旨。

论说至此，“知安忘危”的弊端已经分析得相当透彻，于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开始正面阐说教民战守的具体方法及其益处。他提倡士大夫人人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希望老百姓个个练习阵法，激励斗志。最后又指出，全民皆兵还有一大收益，就是令军队感觉到无形压力，迫使宋军将士打消骄横的毛病和怨气，这也是当时的宋军缺乏战斗力的一大症结。

本文遵循了苏洵倡导的“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学主张（见苏轼《凫绎先生文集序》），也反映出青年苏轼辅君治国、报效朝廷的济世理想。他不仅立志洒血疆场，为国捐躯，也力求以笔帮助朝廷克服弊端，为维护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尽力。因此他能够在制科考试中敢议敢言，纵横开阖，对各种社会弊病大加挞伐。北宋李觏谓苏轼的二十五策“霆轰风飞，震伏天下”（《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五引），可见他的这些政论、说理文于当时影响之巨大。

苏轼曾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与二郎侄》）本文旨在说理，不像文学散文可以大肆渲染铺叙，但也已表现出苏轼文章中那种笔墨澜翻、飘沙走石的气势。

苏轼善于借古鉴今，反复论证、剖析，颇具战国纵横家雄辩滔滔、笔势突兀的风格，文章极具说服力。本文援引史实，既说先王前贤成功的事例，又叙后世迂儒失败的教训，正反论证，两相对照，令读者自然意识到居安知危的迫切和重要。如此还嫌不够，他又举出“安史之乱”这样一个尽人皆知的史实，将盛唐的衰亡归结于世人的安逸，令人怦然心惊之余，不能不顺着他的思路继续伸展，联想到眼前的社会，延伸到自己的周围。

苏轼曾谈及写作体会：“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乃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自评文》）他的文章确能根据不同的描写对象或表达需要，呈现不同的形态。本文或论古，或证今，或说理，或譬喻，均浅显易懂，形象鲜明，极其自然，显示出苏轼独有的随心所欲的自然文风。尤其是以养身喻治国，通俗而亲切，难怪清人沈德潜赞叹：“乐天诗，东坡文，虽庸夫妇竖读之亦当首肯，此种是也。”（《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二）

本文逻辑顺序相当清晰，自始至终沿着“安逸是害，战守则强”这样一条主线推理论证，层层呼应，用语精辟。例如论证宋廷“赂敌”政策的必不可行，只用了三句话：“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既浅显，又真确，充分显示出苏轼敏锐的思辨能力和高超的驾驭文字的技艺。

苏轼《教战守策》原文及翻译,苏轼《教战守策》原文及翻译 苏轼

原文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

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销耗钝g，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以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 *** 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怨，然熟与夫一旦之危哉?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2]?

译文

现在人民的祸患究竟在哪里呢?在于只知道安乐却不知道危难，能享受安逸却不能劳累吃苦。这种祸患现在看不出来，但是将来会看出的。现在不给它想办法，那以后就有无法挽救的危险了。

从前先王知道军备是不可以放弃的，所以天下虽然太平，(也)不敢忘记战备。秋冬农闲的时候，召集人民打猎借此教练武事，教他们学习前进、后退、跪下、起立的方法，使他们的听觉和视觉习惯于钟鼓、旗帜(这些军队的号令)之间而不迷乱，使他们的心意适于攻打杀戮的情形而不致恐惧。因此即使有盗贼的事件发生，而人民也不会惊恐溃乱。

等到后代，采用迂腐的儒生建议，把解除军备当做君王的英明措施，天下既然安定了，就把装备武器收藏起来。几十年以后，装备武器都败坏了，人民一天一天地习惯于安乐生活;一旦忽然传来盗贼的警报，就彼此惶恐，传布谣言，不战就逃跑了。(唐)开元、天宝年间，天下难道不是很安定吗?就是因为那时人民习惯于太平生活的快乐，经常生活在酒食游戏里面，那坚强的意志和勇气逐渐减少以至于衰颓，(筋肉)萎缩僵化而振作不起来，因此小小的安禄山一旦乘机作乱，四方的人民就象鸟兽奔窜一样，求作囚犯和俘虏还来不及;国家分裂，而唐王朝当然因此而衰弱了。

我曾试着论述这个问题：天下的形势譬如人的整个身体。王公贵人用来保养身体的措施，难道不是很周全吗?而他们平日常常由于病多而苦恼。至于农夫平民，终年勤劳辛苦却未曾生病。这是什么原因呢?天气和季节的变化，这是产生疾病的原因。农夫平民，夏天最热的时候奋力耕作，冬天极冷的时候还在野外劳动，他们的筋骨经常冒着烈日严寒，肌肤被雨雪霜所浸渍，使得他们轻视霜露，不畏风雨，所以寒冬炎暑不能够给他们造成病害。现在王公贵人住在高大深邃的房屋里，出门就坐车子，刮风就如穿皮衣，下雨就打着伞，凡是用来预防疾患的工具无不应有尽有;畏惧风雨寒暑有些太严重了，保养自己的身体也有些太过分了，稍不注意，寒暑就侵入身体了。因此，会保养身体的人，使自己身体能够安逸又能劳动，慢步快走活动操作，使自己的四肢习惯于寒冬炎暑的变化;然后可以使身体强健有力，经历艰险而不受伤害。人民也是如此。现在太平的时间长了，天下的人骄气懒惰脆弱，就象妇女小孩不出内室的门一样。谈论起打仗的事情，就吓得缩着脖子大腿发抖;听说盗贼的名字，就掩住耳朵不愿意听。而且士大夫也不曾经说起战争，认为这是生事干扰人民的生活，露了苗头不可以让它再发展：这不也是畏惧太严重而保养得太过分了吗?

再说天下本来就有意想不到的祸患。愚昧的人看到四面八方太平无事，就认为变故无从发生，这也是不对的。现在国家用来奉送给西夏、契丹的财物，每年的财物，每年以百万来计算。奉送的财物是有限的，而索求财物的人是无满足的，这种形势必然导致战争。战争，是必然的趋势，不从我方开始，便从敌方开始，不发生在西方，便发生在北方;所不知道的，只是战争的发生有早有迟有远有近，总之，战争是不可能避免的。国家如果免不了用兵，而用兵不凭着逐步训练，却使人民从安乐太平的环境中，一下子投身军队走向生死决斗的战场，那他们的祸患必定有不可估计的危险。所以说，天下的人民只知道安乐而不知道危险，能够安逸而不能劳累吃苦，这是臣所认为的最大的祸患。 臣想使士大夫崇尚军事的勇敢，讲述演习兵法，对在官府服役的平民，教他们学会列队布阵的法度，对那些负责缉捕盗贼的差役，教授给他们扑击刺杀的方法。每年年底就 *** 在府城里，象古代考试武艺的办法，评定胜负，有赏有罚;等实行的时间长了，就又按照军法部署办事。然而议论的人(持不同意见人)一定认为无故调动人民，又用军法困扰，那百姓将会不安定;可是臣认为这才是安定人民的好办法。国家果真不能去掉战争，总有那么一天将驱使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平时召集百姓进行训练，虽然有些小的恐慌，可是跟突然让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上战场的危险相比，又怎么样呢?

现在国家驻扎在地方上的军队，骄横又有怨言，欺压百姓，向他们的上司邀功，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天下懂得作战的只有他自己罢了。假如使一般百姓都对军事熟习，他们知道还有对手存在，那么一定能够打破他们的坏主意又压下他们的骄气。利和害的界限，难道不是很明白吗?

[ 注释]

1.豢:(huàn)安养

2.刈:(yì)

3.钝g:(mào)迟钝，昏聩

4.微:衰弱

5.平居:平日，平素

6.渍:浸泡

7狎:亲近

8毒:危害

9.重屋:重檐的高屋

10.袭裘:加穿皮衣

11.御盖:用伞。盖，伞

12.狃:习惯

13.出身:投入，献身

14.行阵:军队

15.节:节度

16.挠:扰乱，阻挠

17.陵压:欺压

18.明:明白

[评析]

本文的议论就是从常见的事实中翻新出奇，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意料之外的结论，文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有较强的力度和感染力。

此篇不见于原本古文观止。校以四部丛刊影宋版《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七。

《古代兵法散文·宋辽金元兵法·教战守策》原文鉴赏 《古代兵法散文·宋辽金元兵法·教战守策》原文鉴赏

[原文]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消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 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盖尝试论之： 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 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 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阖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 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 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 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 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 *** 将不安; 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 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恐，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己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鉴赏]

《教战守策》是苏轼在应制科举考试时，所进的一篇策论。苏轼(公元1037年—公元1101年)，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之子。嘉佑进士。曾任待部员外郎，翰林学士，礼部尚书。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北宋中叶以后辽和西夏成为宋朝西北边境的严重威胁，随时可能发动侵扰。但宋朝统治集团对内不修武备，对外妥协投降。苏轼分析形势，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提出了教民习武、能战能守、以备外患的主张，见解精辟，表现了苏轼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对维护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具有进步意义。全文始终围绕“教战守”这个中心，援引史实，浅近设喻，正反论证，使文章姿态翩跹，引人入胜。

第一段，开门见山，明确指出知安忘危，逸而不劳是当今大患。并说明如不迅速采取措施，则后果将不可设想，从而使人感到触目惊心，发人深省。

第二段，借古鉴今，援引史实，正反论证，使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互相对照，使人知道居安思危的重要性。文中以先王致民备战讲武，应盗贼之变不慑不惊，与后世用迂儒之议去兵卷甲，而遇盗贼之惊不战，从而形成强烈对比，有力地论证了平时加强战备的重要性。然后再进一步援引一个既具体又熟悉的史实——安史之乱来说明道理。暗示仁宗，前车之辙，不可不鉴。

第三段，浅近设喻，以养身喻治国，说明居安思危的重要性。作者以农夫小民顶风冒雪反而获得免疫力与王侯贵人生活于安逸温饱之境而常患疾病作对比论证，得出只有四肢习惯冷热的变化，然后可以使身体强健，即使爬山涉水都无妨的道理，自然亲切。接着作者进一步指出现在天下太平日久，老百姓“骄惰脆弱”，士大夫也不谈军备，这就是“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贴切在理。

第四段，分析形势，指出当今国家受到西夏和辽的威胁，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分析简明扼要，论断令人信服。接下来再谈使民耽于安乐无事，则必有不测之患，很有逻辑力量。于是作者再次重申“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是“当今之大患”的论点，以示论题具有现实意义。

第五、六段，正面陈述“教战守”的主张。提出要使士大夫、民间招募的乡兵、民间抽调的防盗人员都须有所尚、有所学，并要有赏罚，要持久。作者不仅论题提得有的放矢，而且不满足于一般的议论，还进一步出谋划策，从而提高了这篇策论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作者最后指出，发动百姓备战可以消除军队中的奸谋和骄傲，有利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又一次切中了时弊，完善了此文，使这篇策论自始至终“见析悬镜，机沛涌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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